在满人最初辽东发迹的过程中，明军使用的西洋“红衣大炮”一直是满人骑兵的心腹大患。当明军在城池上架起西洋大炮，战无不克的满人骑兵基本束手无策。世纪二三十年代，满人军队打的败仗基本都和明军用大炮有关。努尔哈赤自己就是在1626年的宁远战役中被大炮所伤，几个月后就死了。皇太极在即位后第一年，就兴兵为父报仇，但都败在宁远和锦州的大炮之下。不过这也让皇太极认识到了大炮的威力，开始致力于发展满人的炮兵部队。在1620年代后期，明满双方都意识到了西洋大炮在战争中起到的关键作用。1626年宁远大捷以后，明廷甚至派礼部官员给立功的红衣大炮做了祭祀典礼，望其能够继续发挥作用，以保大明江山。袁崇焕也在宁远大捷后给朝廷奏事时总结道，对付满人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凭坚城以用大炮”。同样，满人在大凌河之战中使用大炮获得胜利后，也确定行军打仗，大炮必不可缺。

但在1620年代末期，明朝还没有技术仿制欧式的“红衣大炮”，而主要依赖从澳门的葡萄牙人那里进口，以及依靠他们训练军队，提高大炮的命中精度。1625年，已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的明朝大臣徐光启派了两个门人到澳门去谈购炮之事。当时在澳门的葡商以及传教士都认为大炮贸易是天赐良机，可以借此加强和大明的关系。所以澳门的商人和传教士对大炮一事都很上心。1629年，耶稣会神父陆若汉（Joáo Rodrigues，1561-1634）带领30位葡萄牙炮手和40尊大炮从澳门出发去往北京。321630年1月，队伍在抵达距离北京约60公里的小城涿州时，正好遇到了满人南侵围城。他们一行便在城上架起了大炮迎敌。据记载，满人骑兵仅仅是听到如雷般的炮声，还没有开始真正攻城，就撤退了。有了这个战绩，自然整支队伍到北京后受到了相当高的礼遇，而且北京还给团队中每个人开出了很高的薪俸。当时只有带队的陆若汉因为自己的神父身份拒绝了明廷的俸禄。明军的前线将领得知这批带着大炮的洋人队伍来京以后，都纷纷上书朝廷要这些洋人和洋炮。在这一背景下，明廷在5月又派陆若汉带人到澳门磋商进一步购买大炮和雇佣葡萄牙炮手的事宜。月，陆若汉带着100名葡萄牙炮手和12门炮从澳门启程赶赴北京。可惜的是，当时明廷内部廷议不能平息，一些大臣反对雇佣西洋人。整个队伍到达南昌以后，朝廷又命整支队伍返回澳门候旨。-

在满人那边，皇太极命佟养性负责办理所有大炮事宜。1631年2月8日，在佟养性监督下，满人制造出了第一批大炮。其中最大的一尊取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佟养性的名字连带一帮负责造炮工匠的名字都刻在这尊大炮的炮身上。七个月以后，佟养性就用这批大炮在大凌河之战中立下了首功。乾隆年间，清朝官修历史总结“红衣大炮”的章节，写道：

其年，征明，久围大凌河，而功成以用“大将军”力也，自后，师行必携之。

大炮生产出来的那一年就在艰难的大凌河一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就是后来满人出征都会携带大炮的原因。

官修历史中没有记载满人的造炮技术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在1630年代，明朝这边是没有技术制造出欧式大炮的，主要依赖进口。当年修史的人大概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只能用春秋笔法留下疑问，没有给出答案：

先是连鸟枪尚未造，造炮自此始。

鸟枪都造不出的满人，突然技术大进，造出了大炮。这个技术的跨越，史官只能感叹，没办法解释。清史学者牟润孙猜测，满人可能直接从西洋人那里得到了技术，因为负责造炮的佟养性在投奔满人之前是在北京做买卖的商人，那时他接触到了西洋人。尽管牟润孙没有能给出证据来支持这一猜测，但似乎这是唯一能够解释为什么满人突然能够超越明朝，自己把欧式大炮造出来的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最晚至1633年，满人军队中就有葡萄牙的炮手了。这一年，孔有德带领一支明朝部队投奔了皇太极。这支部队是当时明朝最精锐的炮兵部队，由受洗了天主教的孙元化一手创建。孙氏自己就是明朝最有名的造炮专家。在1632年冬，耶稣会神父陆若汉和他带进中国的葡萄牙炮手们就和这支部队一起驻扎在登州。他们经历了孔有德带领部队叛变的全过程。在孔有德部队围困了登州以后，陆若汉半夜借着大雪的掩护，跳下城墙，突围出去，通知了北京朝廷孔有德部队叛变的消息。葡萄牙士兵有12人在和叛军交战时战死。最后叛军占领登州，剩下13名葡萄牙士兵跟着叛军一起投降了满人。

孔有德叛军选择走海路投降满人，这样他们可以把大炮弹药等辎重一起带上。当皇太极知道这支精锐部队来降之时，大喜过望，亲自骑马出城十里迎接。据估计，这支部队有27门当时最先进的欧式大炮（而当时整个满人部队只有12门），以及12000士兵外加经过葡萄牙炮手训练出来的明炮兵精锐。由于这支部队的特别战斗能力，皇太极破例没有将其编人到任何八旗中去，而是让其保留独立建制，成为一支劲旅。4611633年8月，在投降皇太极三个月以后，这支部队就在攻打旅顺的战役中大放异彩。旅顺是当时辽东的一个战略要地，城墙坚固，装备也很完善。尽管如此，旅顺还是经不住孔有德部队大炮的持续攻击。历史记载，旅顺在孔有德炮兵连续七天炮击后，被满人士兵破城拿下。后来的战争中，孔有德部队都是满人南下的先锋，他们用大炮为满人骑兵拿下一个个战略要地扫清了道路。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支部队不仅大大提升了整个满人军队的炮兵实力，而且还让满人见识了西洋大炮和西洋人训练出来的炮兵技术。

1631年大凌河一役后，皇太极不仅认识到了大炮的作用，同时也认识到了汉人在军队中的特殊作用，因为制造和使用大炮这一新式武器都离不开汉人。在满人社会中，以及在明朝北方的所有游牧民族中，军功都是衡量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当汉人使用的西洋大炮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以后，汉人在军事上的实力也大大提升了，发挥了满人、蒙古人都无法替代的作用。在这个背景下，皇太极在大凌河胜利后，开始把汉人归结到一起，组建独立于满旗和蒙古旗以外的汉军旗编制。成立汉军旗也便是正式确认了大炮部队成为满人军队的特别兵种。这样1620年代以来形成的明朝炮兵与满人骑兵之间的军事平衡就被打破了。满人在其骑兵基础上建制了炮兵，军事的天平就开始向满人军队一侧倾斜了。对于这一点，史家陈寅恪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称这是“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

至少，满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大炮，使清朝疆域内汉人士兵成为满人部队的重要部分，同时提升了汉人整体的社会地位。乾隆朝官修的《皇清开国方略》中就坦承红衣大炮的使用是成立汉军旗的主因。同样也是这个原因，负责制造大炮的佟养性成为了第一支汉军旗的固山。当时皇太极在任命的时候，指出佟养性负责管理所有跟汉人有关的事务。同时皇太极还预感到，从各旗中抽调出汉人来集中管理，成立新的旗，肯定会损害到一些王公们的利益，所以还专门强调在有汉人相关的问题上必须要服从佟养性的安排。对于集中在一起单独成旗的汉人来说，新成立的汉军旗无疑大大提高了汉人在满人社会中的地位。

第一支汉军旗成立于1631年，1637年发展成两旗，1639年变成四旗，最后1642年发展成了八旗。每一次汉军旗的扩展都和满人缴获大量火器和汉人俘虏有关。1637年3月，满人终于在占领朝鲜后，拿下了皮岛。皮岛，现称椵岛，属于朝鲜。地理上看，该岛离朝鲜更近。1620年代以来，毛文龙率军驻扎在皮岛，一直是满人南下时后方的一块心病。该岛士兵以使用欧式红衣大炮闻名于世。该岛的炮兵是葡萄牙人训练出来的。1631年皇太极御驾亲征皮岛之时，守岛的炮兵就是在葡萄牙人带领下击退了满人的进攻。1637年的登岛之战是鳌拜的成名之战，他带领一队敢死队突破了守军防线，成功拿下了三个月都没有攻下的皮岛。登岛后，按照惯例，作为不投降的惩罚，满人屠杀了全部守军。所以皮岛之战的胜利，基本没有增加多少汉人俘虏，满人主要得到的是皮岛上面大量的火器和弹药（满人军队在岛上缴获了约10门红衣大炮，而当时满人已有约38门）。在1637年9月，也就是攻占皮岛后半年，汉军旗从一旗发展成了两旗。

1638年秋，皇太极开始从两个方向进攻明朝。1639年，满人军队占领山东大部分地区，在济南缴获大量火器和弹药。山东人口密集，当时占领区有超过50万的人口。为了管理大量新缴获的火器以及汉人，八旗的汉军增加到四旗。1642年，在取得松锦之战胜利后，满人又获得了大量的火器和汉人，汉军旗进一步扩展到了八旗。这样汉军八旗就和满八旗以及蒙古八旗形成了相等的建制规模。至此，满人军队据称拥有了一百门红衣大炮，而明朝只剩下10门红衣大炮可用来拱卫京师。对于满人炮兵实力的迅速增加，辽东巡抚黎玉田在1643年3月上奏北京朝廷，分析双方的军事力量：

我之所以制酋者，向惟火器为先，盖因我有而酋无，故足以取胜。后来，酋虽有而我独多，犹足以侥幸也。今据回乡称说，酋于锦州造西洋大炮一百位，我之所有曾不及十分之一。设不幸，卒如回乡所言，酋以大炮百位排设而击，即铁壁铜墙恐亦难保也。

这一前线的报告对于双方军力消长的分析，就是立足于火器对比之上的。应该说双方都深知大炮对于整个战况的影响，这份报告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善于骑射的满人从1630年代以后一直重视炮兵的发展。

八旗汉军旗的成立和大炮使用之间的联系还体现在汉军旗的满语名字上。在满语中，汉军旗叫Ujen cooha，在一些汉文中直接音译写成“乌珍超哈”。在满语中，汉人叫nikan，写成汉字音译是“尼堪”。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汉军旗不叫“nikan cooha”（尼堪超哈），而是用“Ujen”（本意是“重的”）这个满语词？57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有简要论述：

至满洲语所以称“汉军”为“乌珍超哈”而不称为“尼堪超哈”者，推其原故，盖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之仿制西洋火炮，并用降将管领使用，所以有此名号。

关于“乌珍超哈”和大炮的联系，皇太极在成立第一支汉军旗时做的安排就揭示了其中的奥秘，

集诸贝勒大臣-其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四十位，及应用挽车牛骡，皆令总兵官佟养性管理。

用牛车和骡车拉着的大炮，对于满人骑兵来说，肯定是“重”装备。当皇太极下令把这些重型器械收归到一处，统一交给汉军旗管理以后，各支满蒙旗都如释重负，这样他们便可以更好地发挥他们快速奔袭的骑兵特色。

就像是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分工一样，汉军旗的成立其实是满人军队根据战争需要而进行的一次部队的军事分工。1633年，皇太极把满人权贵聚集到一起，研究攻打朝鲜和大明的方略。豪格就提出应该让满蒙骑兵从北京的北面南下，穿过大漠，闪击北京。同时让汉军从北京的东北方向携带大炮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地进攻。豪格的这个建议，就很明显地表明满人军队在创立汉军旗的时候，对汉军旗携带大炮的战术特点有清晰的认识。

另外，满人使用“重”（Ujen）而不是用“汉”这个民族概念来命名“汉军”，还有可能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民族矛盾。因为当时在八旗的“汉军”中有很多使用汉语，但不是民族意义上的“汉人”，最有名的就是契丹人的后代，有些书中称为辽人，他们在东北的满人领地内属于汉化程度很高的一个族群。另外佟养性之后的第二位汉军旗统领石廷柱，就肯定不是汉人（有可能是契丹人的后代，也有说是满人）。据《清史稿》记载，他家从他父亲一辈才开始使用汉族的“石”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