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效果上看，杨光先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写的批判汤若望的文章，在传统士人圈子中，并没有引起反响。但他却被满人上层注意到了。后来杨光先向礼部上了参劾汤若望的奏本，礼部把奏本转递给了当时大清的最高权力部门议政王大臣会议。朱维铮先生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细节，就是礼部当天就把杨的奏本转到了议政王大臣会议那边。当时杨是一介平民，正常情况来说，他的奏本上到礼部，礼部都未必会接收，就算接收了，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会有人处理。而杨的奏本竟然当天就被转到议政王大臣会议那边，朱维铮分析这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杨递这个奏本是满人上层提前安排好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满人的祖制，主要由八旗各旗的旗主，以及军队中的满蒙高官组成。在清初，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个机构是凌驾于整个朝廷之上的，是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处理军务大事。很明显，如果没有提前安排，议政王大臣会议根本不可能处理杨光先这种朝廷内文人参劾的奏本。

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使用满语。尽管没有具体数据，但里面的成员应该大多都不懂汉语。杨光先的奏本递上去以后，满人开始了长达八个月的调查审问。现存所有关于此案的卷宗都是满语写成的。尽管很多证人是汉人，最初的审问对话应该也是用汉语进行的，但记录下来后都翻译成了满语。比如，为了裁决杨光先和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到底谁说的算命理论正确，就得传唤社会上的算命高手，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人谈到算命理论，阴阳五行的内容很明显是用汉语讲的，而且涉及很深入的推演测算内容，这些都翻译成了满语。这些命理风水内容都很艰涩，长篇大论，很难想象平时骑马打仗的议政王大臣们会有兴致和耐心搞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这其实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议政王大臣会有兴趣来管这件事？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康熙中期以后，就渐渐丧失了主导地位，因为它影响了皇帝的权力。但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存在的几十年中，它主要处理的是军国要事，尤其是军事上的。这个历法案子是它唯一一次过问这种文人参劾，而且是非紧急的案子。

在南怀仁神父用拉丁文写回欧洲的记录中就提到，确实有很多满蒙将领对这个案子完全没有兴趣，根本听不下去里面的内容。每当这个案子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直接离席了。其实要理解为什么有些满人权贵会对这个案子感兴趣，就必须理解杨光先参劾的目标-汤若望和他领导的钦天监，以及他们在朝廷中的特殊职能。首先要明确的是，钦天监不是一个简单观测天象的天文站，它其实是为朝廷提供算命风水这些玄学建议的一个机构。也就是说，这个机构的测算建议会影响到朝廷以及皇帝很多现实中的决定。

笼统来说，钦天监的职能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观测部分，二是解释部分。观测部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科学的部分，客观地观测天象变化。汤若望靠他从欧洲带来的天文学知识，已经在朝廷和社会中证明了他是观测方面的权威。但是，真正让钦天监成为朝廷一个有话语权机构的是它的解释部分。也就是如何解释观测到的天象，并将之与现实中的人和发生的事联系起来。这个解释部分就是中国传统测算、占卜、风水理论发挥作用的地方。

现在无法确知到底汤若望是否真的相信中国的各种占算方法，以及他是否学过中国测算。不过，可以明确的是汤若望知道占算的解释在朝堂上有很大分量，也知道占算会在社会中引起很大反响。有一个当时有名的例子。满人进京以后，多尔衮不想沿用明代的皇宫，想另外修建一处皇宫。当时满朝文武没人能劝阻多尔衮，最后是汤若望出来上奏。在奏疏中，汤若望先说明代建的皇宫如何选址精妙，讲了一堆风水理论，大意就是明代皇宫上合天文，下顺地利，然后结论话锋一转说：“今新建基址，乃龙脉之余气。”就是新址风水选位上不行。说完风水不好，汤若望接着讲占卜，结论是：“兹若建城，恐蹈前占，未可轻举。”最后结尾还加了一句：“事关重大，臣不敢缄默。”汤若望这样把风水、占卜的招数都使出来后，多尔衮也招架不住了，把汤若望召进宫，让他当面细讲。多尔衮听完后也只好说：“你说的是，主意定了，不作了，该你说的。”33就这样，一代枭雄多尔衮精心筹划的新皇宫建设计划就终止了。汤若望这份上奏不是密陈，是从公开的朝廷渠道一步步递上去的，也就是说，是当时朝堂大臣都知道的。汤若望在这样的大事上都说得上话，这也是他在汉人士大夫圈子中很有分量的原因。汤若望使用中国的占算理论在当时也不是秘密，都是公开的。不仅当时的国人知道，罗马教皇那边也知道。因为许多神父都反对汤若望在中国做占算，认为有悖天主教教义。他们把汤若望告到了罗马教廷，不过后来罗马内部辩论过后，默许了汤若望的占算行为。

汤若望作为钦天监监正，给顺治皇帝上了不少的奏疏，下面这一份就是汤若望结合天象观测和中式占卜来劝谏顺治皇帝的。

汤若望占：

顺治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乙巳辰时观见日生右珥。占曰：日有珥，人主有喜。一曰日珥有风。日有珥，人君有重宫妇人阴事。日朝珥，国主有耽乐之事，其不可行。女人惑之，不则有忧。臣汤若望。

汤若望这份奏疏是从报告观测到日珥开始的。日珥是自然现象，起码对于有欧洲天文学知识的汤若望来说，日珥不是什么稀奇的天象，是经常发生的。但汤若望明显借助观察到的日珥在劝谏顺治。后面写的“占曰”，是引用的《观象玩占》中的批语。《观象玩占》传说是唐代李淳风写的，是传统星象占卜中的经典。汤若望通过经典中的批文，劝谏顺治不要沉溺女色。顺治二十三岁就死了，但他的感情生活非常波折，先后立过三次皇后。顺治虽有不少妃子，但大部分都是政治联姻。前文提到过，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来自蒙古，为了加强蒙古势力，就把六名她蒙古本部的女子嫁给顺治。董鄂妃大概是唯一顺治自己遇见并喜欢上的女子。根据汤若望记载，董鄂氏本来是已经结了婚的，进宫来服侍孝庄皇太后时被顺治看上。因为这事，孝庄废止了命妇人宫的制度。后来董鄂氏的丈夫去世，顺治就把董鄂氏娶进了宫。满人有游牧民族传统，娶丧夫之妇，甚至娶兄弟或侄子的遗孀，并不是什么禁忌，后来很多讲究其实是满人汉化以后形成的。汤若望还记载，顺治和董鄂妃原来的丈夫还有过面对面的冲突，冲突中，顺治还打过那人一个耳光。其中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通过汤若望的记录，可以看到他确实关注过，或者说担心过当时年仅十六岁的顺治在女色问题上处理失当。而从上面的奏议可以看到，汤若望利用他作为钦天监监正的职位，通过天象、占卜或者说是玄学中的神秘力量在向皇帝进谏。而且汤还不止一次利用日珥说事。这条奏议中的日珥是女人，还有一次，他把日珥说成西藏来的喇嘛。

汤若望不仅在宫中使用测算，在社会上也利用算命来传教。北京的另外两位传教士安文思和利类思就对这一点很有意见，认为算命完全背离了天主教。这两人写了很多书信到罗马去状告汤若望。根据安文思所言，汤若望的测算包括看罗盘、看手相以及解梦。至于汤若望用的是西方罗盘术还是中国的方法，现在已不可考。对去找他算命的人来说，这应该无所谓，不管什么方法，能算准就好。但是对于当时很多以算命谋生的人来说，汤若望用罗盘算命，看起来就跟当时流行的紫微斗数算命方法很相似。杨光先就是当时北京紫微斗数的权威。

安文思还向罗马告状说，汤若望算命在当时的社会上影响很大。这大概没有冤枉汤若望。五世达赖喇嘛1652年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曾在北京短暂停留。他在后来留下的回忆自传中，提到了汤若望的占卜术了得。达赖入京是从蒙古过来，一路大雪多次阻断行程。当时满蒙高层都在期盼达赖的到来，想知道他到底还有多久能到，而汤若望竟然提前算准了他到京的日子，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之前汤若望精准算出日食时间，就已经让北京高层见识了他的能耐，现在又算准了达赖的到达日期，更是大大提升了他的名望。要是读过些中国古代占卜算命的书，就会知道算归期、算到达日期，统称算应期，这在通讯不发达年代，是占卜中最常见的显示技术的测算。达赖一路不顺，由于天气缘故，他自己其实都不知道究竟何时能到北京。因而在到达北京后，听说有人居然算准了他的到达日期，达赖自己都很惊讶，对此印象深刻。后来他在自传中特地记录了这件逸事，不过在他的记忆中，一直以为汤若望是来自天竺印度的占星高人。

在满蒙统治传统中，能预知未来的是巫师、萨满教通灵师这样的人，这些人在关键时刻给出的建议、说的话，在政治上是很有分量的。汤若望作为钦天监监正，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技术官员，一个边缘人物，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在满蒙大臣眼中更接近他们认知中的巫师。顺治朝廷中，汉人官员和满蒙官员，由于政治传统和观念不同，有很多分歧。汤若望介人他们的争斗，站在汉人官员一边，让满蒙官员很头痛。举一个小的例子。由于藏传佛教是当时满蒙世界里最流行的宗教，满蒙大臣希望顺治皇帝能够到北京郊外去迎接达赖喇嘛，以示对达赖的特殊尊崇。顺治自己也相信佛教，所以已经答应亲自出京迎接达赖，并且都已经通知了在路上的达赖一行。但汉族大臣反对，认为哪有皇帝出城迎接和尚的道理。在满蒙大臣和汉臣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汤若望上了一份天文报告，说金星最近很亮，有时都和太阳亮度相仿了；同时还报告，有流星落入紫微宫（十二天宫之一，被认为是天上代表皇宫的星宫）。汤若望报告天象的第二天，洪承畴领衔的汉官上奏：“窃思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指金星）敢于争明；紫微宫者，人君之位，流星敢于突人。上天垂象，诚宜警惕。”洪承畴的意思是如果出城，顺治会有危险。在这样夹带着天象的劝说下，顺治只好同意不去迎接。满蒙官员也不敢在“上天垂象”前继续辩驳。顺治后来派了一个满人亲信代表他去迎接，并向达赖喇嘛表示了歉意。从汤若望和汉官一起打的这套组合拳中，明显能看到，在朝廷争论中，汤若望要是从天象方面加入他的解释，偏向汉官，那么满蒙官员就很难有胜算。尽管在我们后人眼中，汤若望是欧洲来的天主教神父，但是在当时的朝堂中，朝廷官员并不这样看待汤若望。汤若望会说汉语、写汉语，观测后引据的经典也全是汉人的书。在朝堂政治中，对于满蒙官员来说，汤若望不折不扣是汉官的代表。

明白了汤若望和他的占算在朝廷中的特殊功能，才能理解为什么满蒙高层看到杨光先参劾汤若望，立刻接受了他的参劾并着手开始调查。“杨光先是懂占算的技术性人才，只有他这样的人才有可能从专业方向上挑战汤若望以及钦天监。从后来案子的审理来看，杨光先也确实发现了汤若望和钦天监的技术性错误。在审问的档案中可以看到，杨光先不仅能多次指出汤若望的错处，还能直接说出相关问题应该在哪本书里面查找印证。

在历狱中，杨光先从算命的技术角度指出钦天监在埋葬夭折皇子的时辰以及墓地方位上，都选错了。这些错误成为后来定罪的依据。有趣的是，同样的事由，汤若望带着钦天监官员在六年前（1658年）还参劾过礼部，说礼部没有按照钦天监算出的时辰埋葬皇子，而是自作主张晚了两个时辰下葬。钦天监隶属于礼部，汤若望参劾礼部就是直接参劾上级主管部门。这位夭折的皇子在顺治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因为这是他最喜欢的董鄂妃所生。因而当时顺治对礼部的处罚很重。礼部的满人主管和六位满人官员被革职，其中两位还是死罪。当时礼部里的满人并没有人懂这些风水测算，因而完全没有办法和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争辩，导致最后损失惨重。这次参劾礼部也让汤若望得罪了一部分满人权贵，汤若望在发给欧洲的信函中就提到了这一点。所以当1664年杨光先站出来，从测算的专业角度攻击汤若望时，满人官员如获至宝。他们终于找到了能在占算上直接挑战汤若望和钦天监的技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