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狱审判前后持续了八个月，传召了各方面的证人。所谓的中西文化之争，儒家和天主教之争，这些都是现代书写历史的人关注的问题，在当年的审讯中完全没有出现，因为这些都不是满人关心的话题。历狱之初，北京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安文思和利类思确实都被召到朝廷，就天主教传播相关问题接受审问。但审理的核心不是天主教教义，而是查天主教是否有谋反行为。当然后来没有发现有谋反举动，审问就停止了。后来整个案子审理的方向都集中在顺治夭折皇子的墓葬问题上。

案件之初，杨光先和汤若望以及钦天监里的汉官都滔滔不绝，各谈自己的理论。里面涉及的古代天文和测算知识，大概满朝文武没有人能听懂，更没有人能判断到底他们谁对谁错。试举一小段他们的技术辩论：

讯汤若望：据尔前供，冬至之太阳不躔寅宫，而躔丑宫之箕三度，云云。据杨光先供称，冬至太阳躔寅宫箕三度，云云。此事怎讲？

汤若望供称：寅宫位于丑宫之西，以新法言之，众星天自西往东行，而箕三度之分秒，古时位于寅宫，今已入丑宫。今之冬至太阳，已位于箕三度之分秒，故曰位于丑宫。杨光先言众星天不自西往东而行，箕三度之分秒亦在寅宫，故曰今之冬至大阳在寅宫，而不在丑宫。等语。

杨光先供称：箕三度在寅宫，箕四、五、六、七、八度，斗初、一、二、三度，亦皆在寅宫，当行至斗四度，始过丑宫。今之冬至大阳行箕三度，而西洋人不知宫度不移之理，故而每岁视冬至为可移动者，并移一分五十秒，列入丑宫初度初分。若按彼之法，万万年之冬至太阳皆躔丑宫初度初分矣。实非如此。等语。

看不懂上面文字是很正常的，因为当时的礼部高官也看不懂。这只是一小段，据笔者粗略统计，这样的辩论大概有两万字。礼部尚书和他的官员看完后，只能上书说：“天文精微，且又至关重大，臣等难以悬拟。”然后建议朝廷通知各省大员，到各地寻访高人，送到北京来判定汤若望和杨光先的供词。他们还特地提到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边远地区也要访求。后来康亲王杰书和一班满人权贵，代表议政王大臣看完双方的长篇大论后，也是差不多的结论：“天道精微，孰是孰非，难以悬议。”刚开始的调查，其实没有给汤若望和钦天监带来大的麻烦，毕竟古代算命风水理论众多，很多都能自圆其说。总结起来，在理论层面的审问中，汤若望应对自如，庭审并没有给他带来问题。

给汤若望以及钦天监真正带来致命打击的是安葬中很具体的风水问题。杨光先指出汤若望和钦天监把埋葬荣亲王的时间和墓地下葬的地方都算错了。荣亲王就是董鄂妃所生，三个月就夭折的皇子（1658年2月25日去世）。尽管只活了三个月，顺治还是给这位皇子封了荣亲王，下葬也是按着“王”的标准。诡异的是，荣亲王下葬后两年，年仅二十二岁的董鄂妃就在宫中病逝（1660年9月23日）；而顺治也在半年后突然染天花驾崩了，死时仅二十三岁。皇贵妃和皇帝年纪轻轻接连去世，朝廷上下都觉得很蹊跷。而杨光先用测算理论，指出这一切都是因为汤若望和钦天监把荣亲王葬期、墓地方位风水选错导致的。杨光先在审讯中，给出了他对荣亲王的八字命理推导：

凡阴阳二宅，以其人之本命为主，山向岁月俱要生扶本命，最忌克命。选择造命之理，要生扶之四柱，忌克泄之四柱。······〔长篇阴阳五行的具体分析略〕使荣亲王之葬，年犯三杀，月犯生杀，日犯党杀，时犯伏吟，四柱无一吉者，不知其凭何书何理而选之也！

死后墓地称为阴宅，人生前所居为阳宅。杨光先首先总论“阴阳二宅”选取应该与人本来出生时的生辰八字匹配。人一出生，生辰就定了，年、月、日、时四个部分，算命中称为“四柱”。每一柱根据万年历又可转换成天干地支的两个汉字（比如庚子、辛丑这样的两个字），这样四柱总共就八个字。所以算生辰的又称“四柱八字”。天干地支的八个字各有阴阳五行属性，而五行属性的“木火土金水”互有相生相克的关系。五行相邻两字，前一个“生”后一个，同时“克”后面间隔的一个。比如木“生”后面的火，是相生的关系，同时木“克”间隔一个的土，二者就是相克的关系。另外“火”在被生的时候用掉了“木”，这在算命中称为火“泻”木。同样的属性，比如“木”和“木”在一起称为相“扶”，取相互扶持的意思。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自然界的一切都有五行属性。如此，人的八字五行就可以和自然界的一切相联系起来，进行推算。当然具体推算中什么是吉什么是凶，就是测算人的本事了。杨光先在这个引用中就给出了他的判断逻辑，他认为在选阴阳二宅的时候，山的朝向、下葬时间五行，都要“生”或者“扶”该人的八字五行，忌讳“克”这人的八字五行。在这个总论之下，杨光先又洋洋洒洒地具体分析了荣亲王的八字命局。最后结论是荣亲王下葬的时间方位等都是错的，犯了大忌。对于杨光先的八字分析，汤若望称他“仅知天文历法”，测算、地理、风水这些都是下属送上来，他只是例行公事，盖了印而已。

道理上，虽说被测算的人是身份非同一般的荣亲王，但是这位皇子毕竟是一个三个月就夭折的婴儿，所以很多下葬环节钦天监确实没有仔细推敲。根据口供看，埋葬时的1658年是戊戌年，钦天监官员的口供显示，其实他们也知道杨光先所讲到戊戌年在丧葬方面的一些禁忌，而且他们还向顺治皇帝派来负责丧葬事宜的佟吉提到过。但是否相信这些传说中的风水禁忌，很多时候是看主管人自己的理解。代表顺治出面的佟吉有可能自己不怎么相信，也可能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好向顺治交差。无论什么原因，佟吉的回答是“小王无碍”，也就是说小王丧葬不用忌讳这些。”从众多参与办理丧葬事宜的人提供的口供来看，出去选葬址及操作下葬的人，都以尽快完事，不要节外生枝的态度在办理。所以整个丧葬过程就算不说是敷衍，但说没有人真正上心在办是不为过的。

这样的办理过程自然经不起杨光先来细推。而且审讯中，由于都过了六年，很多细节也记不得了，互相又在推诿，举一列口供：

杜如预供称：小的奉差在外，不曾共同选择日期。等语。

杨宏量供称：不曾有人前来传唤小的，小的不曾共同选择。等语。

汤若望供称：杜如预、杨宏量共同选择属实。等语。

这只是一个例子。钦天监算日子和选墓地的是两组人，如果把汤若望单独算，那钦天监就涉及三组不同利益的人。算日子和选墓地的人，当年就对一些细节有不同意见。他们两组人在一些五行分析上意见不一致本来也属正常。长期以来，遇到意见相左的情况，两组商量一下，统一意见就完事了。没料到这次遇到杨光先这样的高手来追究。而且整个审理的大环境对钦天监极为不利，因为现实就是荣亲王下葬不到三年，董鄂妃和顺治就接连去世。这相当于已经坐实了钦天监风水选取有错。所以杨光先提出下葬问题以后，整个审讯的基调不是调查之前的下葬风水到底有没有错，而是在调查错误出在哪里，是谁的责任。大概汤若望也知道这个问题没有辩驳的希望，所以代表他回答的南怀仁神父（当时汤若望神父中风了，说话吃力，朝廷允许他和南怀仁用德语交流，再由南怀仁答辩）完全没有谈理论，一开始就是在划清界限，说汤若望不懂风水，选日期和选墓地他都没有实际参与。

埋葬风水选取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埋葬人的八字五行分析，二是埋葬地方和埋葬时间的五行分析。从钦天监官员给出的口供看，他们对杨光先分析的荣亲王八字中的五行属性、五行强弱这些没有异议。双方辩论的焦点是1658年埋葬那一年和那个月的五行以及墓地的方位五行到底应该怎么算属性。概括起来，杨光先认为那一年五行属水，而钦天监说那一年属火。

而就是这五行属火的分析口供给整个钦天监带来了灭顶之灾。杨光先在看了钦天监给出的口供后，指出如果是属火的话，这个说法只可能出自一本叫《灭蛮经》的历法书。按杨光先解释，《灭蛮经》是有意把五行日历搞乱，然后再把这本书传播到蛮夷之地去混淆视听用的。作为“蛮夷”之一的满人，得知这个解释以后，整个审问的性质就完全变了。钦天监的错误一下从技术失误上升到了反清谋反的高度。用审问者的话来说：“今用《灭蛮经》选择，以壬水为火，埋葬荣亲王，险恶用心。”51

从传统算命风水理论来看，当年钦天监给出的结果是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公正地说这应该都是技术上的失误。但在审讯中，钦天监的人为了自圆其说，就把一些年份的五行按照符合他们测算结果的方向作解释。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些技术细节上的解释，会被杨光先抓住把柄，上升到谋反的程度。

当杨光先说那年属水的时候，给出了依据，并指出在哪些书上能验证他的说法。同时他质问钦天监说的属火是依据哪本书，钦天监回答不出。而当杨光先说唯一有记录这年属火的书是《灭蛮经》时，钦天监的人也没有找到反驳理由。

满人高层为了确认杨光先的说法，专门派人到浙江、福建等地，寻访了一些当时公认的算命方面的高人，这些人都确认了杨光先的五行分析是正确的。同时这些人也听说过《灭蛮经》，印证了杨光先的说法。其中一位还说《灭蛮经》是中国人所编写，而传至外藩，“使彼用而断根绝后”。这就使整个案子急转直下，刑部看完卷宗后，给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建议是所有钦天监参与占算的人都以“大逆之罪”论处，而刑部引用的刑律中“大逆之罪”的处罚是“不分首从，俱行凌迟处死”。刑部认为汤若望是当时掌印之官，也难辞其咎，也要凌迟处死。后来，和硕康亲王杰书主持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议后，认可了刑部的谋反认定，同意将参与占算的人全部凌迟处死。

前面已经提到过，由于北京在该案审判定罪后发生了大地震，很多人相信这个案子有冤情。在孝庄皇太后出面干涉后，汤若望被赦免了。不过还是在赦免的批文中写到，汤若望作为掌印之官，“本当”处死，只是念其“效力多年”，免了死罪。但汤若望属下汉官的死刑还是执行了，只是没有凌迟。

案情之外，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就是此案议政王大臣会议审理了八个月才结案。对比之下，三年以后鳌拜被抓，同样是和硕康亲王杰书主持审理，议政王大臣会议用了八天就判了鳌拜三十条大罪。为什么汤若望这个案子会拖那么久？这是因为有满人高层势力在暗中保护传教士，也就是利类思和安文思神父背后的佟家势力，以及豪格的正蓝旗。佟家是康熙母亲的娘家，一直是满人中的大家族，康熙即位以后，佟家作为外戚，势力更超从前，朝廷各个部门都有佟家的人。

前章已经讲过，汤若望与安文思、利类思虽然同属耶稣会，但由于各种私人矛盾，双方一直不和，在北京各有各的教堂，各传各的教，几乎没有往来。历狱一案开始以后，汤若望由于已经中风，所有辩护相关的重任落到了当时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神父身上。南怀仁和汤若望不同，他跟安文思和利类思有良好的私交。由于杨光先在历狱开始时还连带打击整个天主教，这样安文思和利类思就走到了南怀仁身边，一起对抗杨光先。安文思和利类思背后的佟家势力，也在杨光先攻击天主教的时候被牵扯进来。当时在江南长期资助天主教的佟国器被召回北京，接受审问。佟国器是封疆大吏，之前在江南几个省都做过巡抚。从审讯记录来看，佟家势力很明显干涉了审讯，佟国器在承认给教堂捐过一点小钱后，很快就被放了出来，审讯也不继续纠缠他和天主教的关系了。刑部满人尚书尼满也暗中为汤若望开脱，把罪过推到汉官身上。后来显亲王富绶专门密奏，说汤若望其实是“专司天文”的，因而选择错误不应该罚他。显亲王富绶是豪格的儿子。尽管密奏上只有富绶一个人的名字，但这说明汤若望和传教士并不是在孤军奋战，他后面是有一个满人权贵群体在相助着。

正因为有满人权贵暗中帮助，传教士在整个历狱后，才有可能全身而退。刚开始的时候，杨光先的参劾中还提到天主教是外来的邪教，有谋反的举动。当时满人人京仅二十年，各地反清复明的活动还此起彼伏。谋反的指控在当时是很敏感也很现实的问题。因而各地的传教士被召到了北京，接受审问。大家都很惶恐，不知道最后审问的结果会是什么。他们都很担心半个世纪前（1620年代）日本禁止天主教的历史会重演。传教士最初是被礼部审问的，后来礼部给出的建议是禁止天主教，没收教堂。但满人主导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并没有发现这些传教士有谋反行为，因而对于天主教和传教士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惩处。后来汤若望获罪，完全是因为他钦天监监正的身份：判决和他的职务相关，和他传教士的身份以及天主教都没有关系。在汤若望的死罪赦免以后，北京的另外三个传教士也被允许留下来，汤若望就由他们照顾。之前传言要没收、拆毁北京的教堂，后来也允准全部保留、维护。被召到北京的传教士，本来是要安排送到澳门。但人到广州后，就得到了当时两广总督的接待，他们也就留在了广州。

历狱本来只是康熙早年辅政大臣时期一件普通的宫廷案例。从清官方记载来看，这个案子并不是什么大案。但它的特别之处是在朝廷以外还留下许多记载。早在参劾汤若望之前五年，杨光先就开始写文章反对天主教和西洋人。他写的文章都是檄文性质的，言辞激烈，总体思路就是天主教是邪教，有违中华传统。其中比较有名的两篇是1659年写的《辟邪论》和后来的《请诛邪教状》。在1664年参劾汤若望的同时，杨光先还把他写的反天主教、反西洋人的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不得已》出版。面对杨光先的挑战，传教士除了用中文写文章回应以外，还将事件经过细节记录下来，发回欧洲。杨光先和传教士一攻一守的文字往来，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公开的素材。世纪后，无论是讲西方入侵、帝国主义，还是中西文明冲突，后世史家都能在这个案子中找到材料。这也是这个案子在中西交往史方面的书籍中经常出现的原因。反而是案子的满文庭审记录，最近几年才陆续出版公开。从庭审记录看，汤若望被定罪并非因为他是洋人，也并非因为他是天主教神父，而是因为他是钦天监监正，是这个朝廷机构的一把手。作为朝廷官员，他在这个案子中受到牵连，这是典型的朝廷争斗，不涉及“中西文明冲突”这些后世才关心的历史大问题。

在鳌拜等辅政大臣当权的朝堂政治中，汤若望被视为汉官势力中的重要一员，而且有特殊能力，被视为类似满人巫师一样的存在。打击汤若望其实就是满人当时打击朝廷汉官势力中的一环。1664年杨光先开始参劾汤若望之时，正是鳌拜等辅政大臣掌朝的第四年。这几年中，打击汉官势力，恢复满人传统，加强满人统治是辅政大臣一直在干的事。尽管看上去，汤若望是被主攻的对象，实际上，辅政大臣的目标是钦天监中的所有汉官。因而在最后的判罚中，虽然汤若望的死罪被赦免，辅政大臣还是处斩了汉官。案子结束后，杨光先被授命负责钦天监的技术部分，而从刑部抽调了一个既不懂天文也不懂占算的马沽到钦天监做监正。马沽能坐上这个位置，唯一的理由大约是他那地道的满人身份。这样马沽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管理钦天监的满人。杨光先参劾汤若望的案子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中国人在参劾一个西洋人，但本质是当时朝堂上的满汉之争。

尽管历狱本身跟天主教传播没有多大关系，但它的确影响了后来传教士在华传播天主教的方针策略。在历狱之前，北京有两座教堂，一座是汤若望的教堂，一座是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位神父的东堂。1665年，汤若望被赶出他的教堂，教堂被朝廷征用，杨光先作为钦天监官员入住。中风的汤若望被迫迁往东堂居住，并在一年后去世（1666年）。这样后来的天主教在康熙时代的传播是从利类思、安文思以及南怀仁一起驻扎的东堂开始的。

历狱给了传教士们一个深刻的教训：算命风水这些领域触碰不得。尽管短期之内可能吸引信众，对传教有利，但算命风水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所以最好避而远之。康熙亲政以后，委派南怀仁掌管钦天监。南怀仁就吸取教训，坚决只做天文观测，不触碰测算部分。

同时，历狱还让当时的传教士们充分认识到，大清已是满人的天下了。自从明中后期入华以来，传教士一直认为士大夫是促成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关键，因而他们一直在努力融入士大夫圈子。但经过历狱，他们发现跟汉人士大夫的关系在关键时刻不仅没有多大用处，还有可能招来祸事。于是他们开始转向，将满人权贵圈层作为主要的接近目标。后来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驻扎北京的，满语学习也都排在了汉语学习之前。从此以后，传教士和汉人士大夫的往来大大减少。很多史书中都注意到了这一转变，但大都认为这是文人士大夫在清朝以后渐渐对传教士的西方学问失去了兴趣。其实不然，不是文人士子口味变了，而是传教士不再热衷于结交文人士子了，毕竟传教士是来华传教的，不是来推介西学的。

传教士对权势等各种利害关系看得很清楚。历狱结束后，他们不计前嫌，抓住一切机会结交满人权贵。辅政大臣之一的苏克萨哈当初是支持杨光先的，但安文思神父利用自己的知识，帮苏克萨哈家打井，还帮他制作了方便取水的工具，就这样在历狱结束不到一年时间，已成为了他家的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