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早年，在南怀仁、利类思和安文思三位传教士中，南怀仁看起来似乎是中心人物，实际上三人是互相协作，作为一个团队在共同应对朝堂政治。为了验证历法的对错，朝廷组织了高官一起来观测天文。在观测那天，三位神父同时出现。安文思除了神父角色以外还是个匠人，观测所需的仪器都是他制作的。前一天，安文思还连夜赶制出一个日晷来方便观测日影。 1669年，三人还一起上了两份奏疏，希望能为1665年的历狱翻案。上疏中，利类思名字排在最前面，其次是安文思，最后是南怀仁。这个署名顺序，其实也反映了三人在团队中的自我定位。利类思最年长，而且来华最久，理应靠前，而南怀仁年纪小而且来华晚，所以排最后。他们的第一份奏疏是鳌拜被擒一两个月之后（1669年7月或8月）递上去的。尽管这份奏疏的实际目的是要讨回1665年被没收的教堂，但在提要求之前，奏疏写了一大段文字要求恢复佟国器的名誉。

佟国器是佟氏家族经营江南的代表人物，历任江南各省督抚。而他受1665年历狱影响，被迫回京，接受关于他和传教士关系的审讯。现存历狱档案中，还有对他的审讯记录。佟国器在江南和传教士交好，当时是天下共知的事。他为传教士修教堂，给他们的书写序言，都是公开进行的。大概是佟氏在北京的势力大，审讯佟国器的人没有为难他，接受了他的解释：佟国器说他和传教士没有什么往来，只是早年为传教士修教堂捐了二十两银子罢了。”清初的案子，人为操控空间大，众所周知的事都有操作可能。对于这一点，陈寅恪考证过柳如是贿赂南方官员帮助钱谦益摆脱谋反罪的过程。传教士记载中说佟国器能脱罪是靠佟家的关系，尽管没有提到细节，应该也不是臆测。总之佟国器最后并没有受到处罚。

因而当利类思在奏疏开篇大谈佟国器受牵连，要为佟家伸张正义，就是借此来显示他们传教士属于佟氏派系。传教士的另一份联名奏疏是请求康熙恩准让流放到广州的传教士返回他们以前传教的地方。康熙把这两份奏疏都转给了礼部处理，礼部也都批准了里面的请求。

传教士在康熙早年朝廷上的各种动作引出了一个本书开篇提到的问题：洋人传教士凭什么能接触到康熙，有什么资格在朝廷上参劾奏议？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第一章提到的传教士在八旗里的归属问题。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四川被豪格大军擒获以后，成为正蓝旗下的奴隶，后来他们的奴籍挂到了正蓝旗旗主豪格那里，豪格成为他们的主子。豪格回京被抓冤死狱中以后，二人的奴隶身份又转到了正蓝旗汉军都统佟图赖那里。佟图赖善待两位神父，把二人当成包衣奴才，让他们吃住在自己家有一年半时间。也是在这段时间，二人跟佟图赖的两个儿子佟国维、佟国纲（康熙的两个舅舅）有了很密切的关系。总结而言，以满人的政治派系来说，二人是正蓝旗佟家门下包衣奴才，而佟家又是康熙母亲的娘家。作为康熙母亲娘家外戚包衣奴才的这一特殊身份，是传教士得到康熙以及周围人信任的基础，也是他们参与到康熙朝廷纷争的基础。

其次，汤若望神父为后来的传教士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年仅二十三岁的顺治皇帝在感染天花后，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在驾崩前两天，汤若望觐见了顺治皇帝，并推举了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汤若望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玄烨已经得过天花，并恢复过来，这样可以保证其不会再感染，也就能保证皇位传续。至于这个理由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顺治的最后决定，不得而知。清朝正史以及《康熙实录》对顺治选定康熙只有一个童话般的交代。就是顺治曾问六岁的玄烨有什么志向，玄烨说要学习父皇。按正史说法，这一句话打动了顺治。清官方正史想传达的信息是，顺治其实早就有意传位于玄烨。不过熟悉满人早期历史的都知道，满人本没有提前立皇嗣的传统，正常来说，年仅二十三岁的顺治生前应该并没有仔细考虑过皇嗣的问题，很可能是在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后，驾崩前几天才开始匆忙决定皇嗣选立。

立嗣是大事。在满汉政治传统中也都是很敏感的事。每个皇子背后都有一个派系，牵涉很广。对于利益并非密切相关的官员，参与到立嗣中其实是一场政治赌博。支持谁、推选谁就是把注下到了那位皇子身上。在顺治驾崩之际，汤若望早已是政治上的老手，他完全明白建言皇嗣选立是一场政治赌博，也明白所附带的风险，所以他推举玄烨为嗣肯定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从汤若望传教角度看，母家出自佟家的玄烨确实是对传教士最好的选择。在利类思和安文思奴籍早年转到佟家的时候，汤若望就在写给欧洲的信中说，这是二人奴籍转移的最佳选择，而且还提到自己与佟家有很好的关系。“3所以汤若望才会放手一搏把注押到了玄烨和佟家上面。汤若望建言选立玄烨应该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事，并不是什么秘密。明末清初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在给汤若望祝寿的文中就赞道：“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这一句就是在公开赞美汤若望建言选立康熙一事。“后来康熙与传教士交往甚密，并没有引起当时人的非议，因为大家都认可一个最基本的政治规律：登位的皇帝会最信任那些登位前就支持他的人。无论汤若望是有意还是无意把注押在玄烨那里，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赌对了。

传教士和佟家的主奴关系，以及汤若望在康熙登位前后的表现，为传教士获得了宫廷政治中最珍贵也是最难得到的东西-信任。这个信任是传教士后来能接触到康熙，以及后来能侍奉在康熙左右的基础。按中国传统政治的术语来说，这就是能“上达天听”。能够把想法直接说给皇帝，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了不得的特权。举一个例子，南怀仁在1673年9月直接求康熙帮忙，说他有件“很小的事”办不下来。他在六个月前按照朝廷程序，上奏礼部，希望能批准一位在扬州的传教士到西安的一处教堂去，因为西安教堂原来的神父过世了。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南怀仁折腾了半年都没有得到答复。结果康熙一介入，礼部第三天就回复南怀仁，批准了他的请求。

1669年历法案件之后，安文思和利类思也渐渐远离了朝堂，因为他们一直坚持传教士远离政治的信条。南怀仁留下来做了康熙的老师，同时在钦天监任职。尽管南怀仁多次在写给欧洲的信中流露出想要远离政治，只做一个神父的志愿，但他权衡再三，认为侍奉康熙左右对整个传教事业更有利。对于他在朝廷任职，欧洲教会还是有非议的，他解释说，能够近距离接触到皇帝对传教事业来说是天赐良机。他在信中还写道，他经常坐在康熙身边，一边喝着太监送过来的奶茶（估计是酥油茶，原文是“混有牛奶的茶”），一边手把手教康熙学习数学和几何。“他反问质疑他的人，要是他不入宫，怎么把欧洲的东西介绍给中国的皇帝？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