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仁除了教授康熙具体的知识以外，还深深影响了康熙对世界的认识，从而影响了大清后来一百多年北方和西北方向的战略部署。南怀仁给康熙普及了欧亚地理知识，特别是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上的角色。康熙平定三藩后，首要目标是平定西北和北面还没有归顺的蒙古部落。解决蒙古问题，就要处理和俄罗斯的关系。南怀仁告诉康熙，当时俄罗斯正在西线与奥斯曼土耳其作战，让康熙明白俄罗斯也无意在东线与清朝为敌。这为康熙最后制定与俄罗斯和谈来解决蒙古问题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关键信息。

1676年俄罗斯大使斯帕法里（Nikolai Gavrilovich Spathari，1636-1708）率领一百五十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入华，在北京停留了四个月时间，南怀仁是翻译。斯帕法里这次还带来了两封明朝皇帝发给俄罗斯的信。一封是以永乐皇帝名号发的，一封是以万历皇帝名号发的。这两封信用中文写成，但俄罗斯朝野上下没人懂中文，所以斯帕法里把信带到北京，希望把信翻译成拉丁文。俄罗斯使团有带信到北京来寻求翻译的想法，就是他们知道康熙的朝廷里有传教士。同时斯帕法里还提议以后双方的正式交流语言为俄文、满文和拉丁文。俄国发出的函件为俄文和拉丁文，而清朝的回复用满文和拉丁文。康熙让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最后同意了。拉丁文应该是16-18世纪环球航行以后，全球化中各国参与世界交流共同使用的语言。清朝正好有传教士在，也就很自然地融入这个世界体系中了。据统计，从1676年起到1730年，传教士为清廷共翻译了110封拉丁文的公函。

斯帕法里是学者，他早年在希腊接受教育，精通包括阿拉伯语在内的九种语言。他和南怀仁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他们用拉丁文长谈了很多次。南怀仁向斯帕法里透露了很多清朝内部运作的信息，以及他的理解。同时斯帕法里也给南怀仁讲了很多他对俄罗斯政局的看法。

斯帕法里使团除了在通信语言上与清朝达成了一致，其他谈判问题都没有结果，因为清朝坚持要求俄罗斯以藩邦附属国地位与其谈判，这让斯帕法里觉得完全不可理解，当然也没有同意。清朝礼部坚持使团行跪拜叩头的礼节，斯帕法里也表示难以接受。

康熙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早就明白西方国家交流中的平等观念。但大臣坚持既定的传统规矩，他作为皇帝也不能干预。皇帝和大臣在朝廷制度下是互相制约与平衡的关系，大臣按照皇帝制定或说认定的规章制度办事，那么皇帝就必须要尊重大臣按章行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称明朝皇帝是体制运作中的一个部件（instrument），就是这个意思。“清朝皇帝在继承明代的朝廷制度以后，也经常感到制度对他们个人权力的限制。而康熙和后来的雍正面对这种限制，想到的办法不是改革朝廷制度来加强皇权，而是绕开朝廷制度来私下办理。这是本书后面会涉及的内容。比如康熙后来接待一些外国使团，就直接绕开了礼部和理藩院这些朝廷部门，而安排他的内务府来承办，以此来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

尽管清朝和俄罗斯使团没有达成什么具体协议，南怀仁还是在和斯帕法里的交流中，验证了他心中的一个想法，就是从欧洲经由俄罗斯陆路来华的路线是可能实现的。当时全球航线已经形成，但是航道主要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几国垄断。天主教传教士尽管名义上都是教皇派出的，但是每个传教士在欧洲各属于不同国家，因而欧洲各国传教士入华前，还要得到当时几个海上称霸国家的支持。像荷兰已经是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在欧洲就有分歧，加上欧洲各国的政治关系又在不停变化，对一些有志来华的传教士来说，走海路有许多麻烦。当时的海路航行风险也很大，有不少花很大精力培养出来的来华传教士因为各种原因死在了路上。顺治时代，罗马就派出过传教士探索陆地线路，传教士白乃心（Johann Grueber，1623-1680）在汤若望的经济支持下，走西宁、拉萨，翻越喜马拉雅山，通过尼泊尔加德满都到印度，开辟陆地线路。尽管白乃心最后回到了罗马，还把中国西藏、尼泊尔的故事讲给了欧洲，但是北印度有一段不让西洋人通过，他只能走海路，也就是说他没能找到一条传教士可以通行的陆地线路到中国。他最后向罗马汇报的结果是这条线路太苦，沿途各种势力盘踞，不确定性与海路不相上下。所以南怀仁把希望放在了俄罗斯线路上。他认为如果得到俄罗斯的允准，可以很大程度上方便欧洲传教士入华，而且陆路的安全性也更好。

南怀仁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教皇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康熙的支持。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也认为南怀仁的想法是可行的，他派了两队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中国，一组人走的陆路，一组人走的海路。走海路一组到达了中国，这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讲到。走陆路的一组在1687年1月到达莫斯科。因为在两年前的1685年，莫斯科收到大清发来的边界谈判文件（文件有拉丁文翻译），俄罗斯对谈判条款很不满意，同时认为耶稣会传教士帮助清朝谈判，而且还帮助清朝制造大炮和俄罗斯作战，这些都是背叛西方的举动。于是俄罗斯直接把耶稣会告到了罗马，要教皇给个说法。在这个背景下，俄罗斯没有给两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颁发通行的文件。这一组人没能继续他们的行程。他们带给康熙的信件也没送到中国，这封信现在还保存在法国。红票中提到的四位传教士中的薄贤士就是第一批探索陆路通道的法国传教士之一。虽然陆路没能走通，最后他还是从海路到达了中国。

当时从欧洲进入俄罗斯最关键的一个国家是波兰。1680年代的波兰国王约翰三世（King of Poland，John III）是欧洲的风云人物，他与奥地利组成的联军在1683年维也纳之战中战胜了锐不可当的土耳其军队。约翰三世也是热衷文化的君主，他的私人图书馆在当时欧洲都是很有名的。按中国说法，约翰三世是文治武功俱佳的君主。欧洲现存的很多油画中还有约翰三世的画像，都是英明神武的姿态。由于约翰三世和俄罗斯有各种协议，当时欧洲教会都把打开俄罗斯路线的希望寄托在约翰三世身上。南怀仁1685年发了一封信到德国耶稣会分部，请他们把信转交给约翰三世。在这封转交的信中，就附有康熙祝贺约翰三世取得维也纳之战胜利的贺词。贺词原件已经不存，据记录是康熙毛笔手书。约翰三世和南怀仁的通信还有一部分存世。在其中一封给南怀仁的信中，约翰三世附了一张自己的肖像画，让南怀仁转交给康熙，表示对康熙恭贺他胜利的感谢。约翰三世对南怀仁和康熙请求开辟俄罗斯路线的建议很上心。1686年，在波兰和俄罗斯签订的一份协议中，约翰三世要求在条约中加入“教会人员可以通过莫斯科领土前往中国”的条款，但俄罗斯拒绝了这一条。俄罗斯谈判方称，条约中已有持波兰国王发放文件人员可以在俄罗斯通行的条款。也就是说，波兰国王要支持传教士到中国，通过发放文件就可以帮他们通过俄罗斯。后来真有一批波兰耶稣会传教士报名，希望通过这个条款借道俄罗斯到中国，不过俄罗斯方面以人华线路不安全为由，把到来的波兰传教士都劝返了，归根结底，俄罗斯还是不希望打开这条通路。

路易十四和约翰三世积极呼应南怀仁，希望和大清康熙皇帝建立关系，除了国家利益考量以外，还因为这两位都是热衷学术并且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的君主。约翰三世的华沙宫殿中，有专门的中国馆，还有中国的花瓶。开辟陆地线路，当时有许多学者加入讨论可行性以及可能的路线。著名的德国学者莱布尼茨就和波兰国王私人图书馆馆长有很多讨论路线的通信。其中几封信中，二人还在探讨为什么俄罗斯不让传教士借道去中国。二人猜测，俄罗斯是怕欧洲国家开辟了陆地线路后，打破俄罗斯对东北亚贸易的垄断。对当时欧洲的学者来说，东北亚以及西伯利亚很多地区都是未知区域，他们都很有兴趣了解那里的人和事。

南怀仁和康熙除了写信以外，对建立陆地线路也有切实的行动。在南怀仁建议下，康熙派出当时在钦天监内给南怀仁做助手的意大利闵明我神父作为他的特使去往欧洲。作为康熙特使，闵明我神父有两个任务：一是从欧洲方向联系俄罗斯，他当时带着兵部发给俄罗斯的信函；二是看有没有可能打开陆路通道。闵明我神父1686年冬离开中国，到达罗马汇报完中国教会的情况后，就寻求罗马教廷的帮助以打开陆路通道。他还动用各种私人关系，希望能说服1682年登基的彼得大帝。他在罗马和莱布尼茨见过面，拜托莱布尼茨帮忙联系劝说和他有私交的彼得大帝。

清朝还请1686来朝的荷兰使节充当调停人，让他返回欧洲后，通过荷兰的渠道帮助清朝与俄罗斯交流，希望尽快与俄罗斯达成边界共识。荷兰带给俄罗斯的信是以大清兵部名义发出的。

康熙有这种大国互动的世界格局，就是在南怀仁的帮助下逐渐形成的。其实在1680年代，清朝和俄罗斯在东北还不断有军事冲突，如比较有名的雅克萨之战。但在南怀仁的指点下，康熙明白那些冲突对中俄两方来说都不是核心利益所在，两国完全有可能达成一致。所以我们看到，在1680年代，清朝廷官方在不停说硬话，还在派军队，而康熙又同时在寻找各种渠道和俄罗斯谈判。1686年以后，康熙和彼得大帝双方都有很强意愿签订条约，这样二人好放手来干自己心中真正的大事。1686年俄罗斯加入了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组建的神圣联盟（Holy League），共同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同时俄罗斯在这一时期还在克里米亚打仗（1687、1689年）。另外俄罗斯跟瑞典还处于敌对之中。同时，清朝西北面的噶尔丹汗日趋强大，1686年开始吞并蒙古其他部落，康熙几次发出警告，噶尔丹都没有理会。康熙知道这一时期噶尔丹的许多战争都得到俄罗斯支持。对于康熙来说，跟俄罗斯签订条约，他才好放手来对付噶尔丹。清朝和俄罗斯在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就是这一时期双边关系发展的结果。而这个条约从开始谋划，到最后签订，康熙都是站在近代国家平等观念下在思考。思考的过程也接近现代国家谈判思维，考虑的是利益取舍，没有在一些虚无的礼仪称谓问题上费心思。康熙在思维方式和战略眼光上都远超其朝廷里的大臣。这一切应该说都和南怀仁的培养以及他给康熙提供的信息分不开。

南怀仁对康熙的价值，从他死后的恩荣上也可看出端倪。康熙赐给南怀仁“勤敏”的谥号。对于谥号，大清的规矩是必须一生勤恳，没有大的污点才能获得。而且正常情况下，只有一品大员会有谥号。不是一品的，需要皇帝钦赐。南怀仁没有做过一品大员，所以他的谥号是康熙钦赐的。对比之下，康熙早年的宠臣索额图和明珠，都因为后来这样那样的问题，没有获得谥号。能得到钦赐的谥号，在康熙一朝是很难得的恩宠。而且谥号是有品次的。表明品次的是谥号的首字。南怀仁谥号的首字是“勤”字，而当时最有名的拥有“勤”字谥号的是佟图赖，也就是康熙的外公。佟图赖是八旗正蓝旗汉军都统，带领军队从东北一路打到广西，为满人夺取天下立了大功，最后获得的谥号是“勤襄”。南怀仁最后的谥号可以和佟图赖并立于“勤”字档，在康熙一朝来说是极高的评价。最后南怀仁的墓碑上还是汉满双语并立，使用满语说明康熙把南怀仁当成自己人。南怀仁在1688年去世，中俄双方都认可1689年最后的条约能够签订，南怀仁当居首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