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在朝中有人，同时又有内务府关照，这是地方官都知道的。这为传教士在各地的活动提供了方便。当时传教士以及欧洲商人走遍了世界各地以后，都认为中华文明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和欧洲文明媲美的地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的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同时他们也在全方位地学习、考察中国的方方面面。来华的很多传教士，自身就是一流的学者。汤若望和南怀仁都是科学素养极高的全能型传教士。后来来华的传教士中更是有很多精英。特别是法国派来的传教士，这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重视有关。比如第一批来华的五位耶稣会传教士白晋、张诚、洪若翰、李明和刘应。其中的洪若翰神父，他在法国就是与法国科学院院士一起做研究的。在入华航行路上，他就在观测星空，船航行到赤道，他记录下了南半球能看到的星空。从他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他知道哪些信息有价值，哪些是欧洲科学观察急需验证的部分。张诚在欧洲是神父，同时还在大学里面教数学。这五位神父在出发之前，法国科学院还给他们专门开了各种科学讲座，让他们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众多学科中都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这样到中国，如果遇到相关发现，才有能力做记录。

白晋神父其实在数学、天文、技术等方面都是行家，但是他到中国后迅速被浩瀚的中国古代典籍吸引。入华后，从一字不识开始学习汉语，到博览中国古书，最后深陷在《易经》研究中不能自拔。康熙对此还发过脾气，认为白晋不务正业，耽误了他给安排的工作。康熙在平定三藩和准噶尔以后，开始丈量国土，绘制全国地图。这种工程自然是传教士主导，但这个项目太大，需要大量人手。长城外的区域，测量绘制地图，不免风餐露宿，是件苦差事。康熙知道白晋当时忙着研究《易经》，但无奈人手不够，还是派他去测绘长城部分。结果出去没多久，康熙身边的包衣奴才就报告说，白晋坠马摔伤了，在回京的路上。康熙听完很生气，马上意识到这是白晋在找借口返回京城。康熙还察觉到，打报告的包衣奴才在帮白晋打圆场，便反问道，要真是坠马，就该在坠马的地方养伤，养好了继续勘测。这坠马后就回京是什么意思？53

被《易经》吸引的还有法国耶稣会傅圣泽神父。傅圣泽神父是1699年人华的，他最初在福建、江西一带传教。傅圣泽深爱中国古代经典，其中最让他痴迷的是老子的《道德经》和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他钻研《易经》的角度很独特，认为《易经》中的卦象和《圣经·旧约》中的一些图像是相通的。他的学问大，在中国传教士内部都是公认的。后来有传教士向康熙推荐傅圣泽，康熙便把他召到了北京。但傅圣泽对出入宫廷没有兴趣，大约认为这会影响他的研究。他几次给康熙的回复都是他水平有限，有很多不懂。但实际他到北京后，一直专心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忙着在当时北京琉璃厂附近的旧书市场淘中国古书。他在中国待了二十年。在1720年返回欧洲时，他购买了一千余册中国经典运回欧洲去。回欧洲后不久，便被教皇任命为主教。傅圣泽本来就是富家子弟出身，去中国前他在哲学、神学和数学方面的造诣已经在法国有名气了。现在他又到中国学了二十年的中国经典，又把这些经典带回欧洲翻译，对当时的欧洲学者来说，大约相当于我们理解中“唐僧取得真经归来”的感觉。法国当时的大师如伏尔泰和卢梭都数次找到傅圣泽当面请教中国方面的问题，以及他对很多哲学问题的见解。傅圣泽把中国古代主要的经典都带回了法国，开启了法国的汉学研究进程，以至于后来两百年，法国在汉学研究领域都是欧洲的翘楚。

当时中国在世界上最著名的物品无疑是瓷器。在江西传教的法国传教士殷弘绪（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1664-1741）详细记录了景德镇烧瓷工艺，1712和1720年他写了两份报告发回欧洲。除了自己的观察外，他还从当地人那里得到许多烧制瓷器的关键步骤信息。他的报告发回欧洲后，很快被翻译成各种欧洲语言。英国和德国当时新建的陶瓷作坊，都得益于殷弘绪神父的报告。当时景德镇的师傅对景德镇工艺很有信心，不担心技术外传，他们跟殷弘绪神父讲，就是景德镇的熟练工人，换到福建去烧瓷，烧出来的成品都要差一截。当时的解释是，景德镇陶瓷的核心是当地的土。这个原材料其他地方没有。殷弘绪还介绍说，由于火候控制的原因，整窑瓷器全部报废的事经常发生。他说每一个发财的老板背后，都有“百名破产者”。这也跟欧洲人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产的瓷器会那么贵，是当时的奢侈品。殷弘绪神父在报告中还特别惊叹于景德镇的治安，称当地有三千座瓷窑，人口稠密，而且每天往来商船不断，但神奇的是当地只有一位朝廷官员。治安靠商户选出来的地保负责照看。作为一个走过世界很多地方的欧洲人，他称景德镇的“治安制度很令人钦佩”55。殷弘绪神父当时能在饶州和景德镇往来自由，得益于各级官府的保护。他在当地的教堂经常还会有官员来拜访。景德镇由于进出口瓷器，洋人的商船常到江西来。康熙1706年废太子后，经常心慌心悸，在北京传教士介绍下，他喝了少量西洋葡萄酒后症状有所改善。为此他晓谕江西巡抚，在来往西洋人那里收集葡萄酒。而在饶州（景德镇是当时饶州府下面的一个镇）传教的殷弘绪自然也就得到江西巡抚的特别关照。

康熙在传教士的推荐下使用了一些西医的疗法，同时康熙也派中医大夫给传教士治病。传教士在中国见识过中医的疗效，包括针灸。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教，医疗都是他们的强项，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通过治病来接触和感化信徒。但中国是个例外，尽管西医在某些病的治疗上有特色，但是对于大部分的病他们承认是不如中医的。这也是为什么传教士是用天文历算而不是医学来进入中国的原因。人都有生老病死，传教士也不例外。从第一批传教士明代入华开始，他们很快就发现中医在很多病的防治上都有独特思路和疗效。最早系统介绍中医和中药的传教士是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邓玉函万历年间入华，是明清时期所有来华传教士中在欧洲科学界地位最高的一位。他年轻时是现代代数创始人韦达的助手，后来是伽利略的学生。他早年游学欧洲，在欧洲科学界有一流的关系网。后来他要加人教会，伽利略很生气，跟他断绝了往来。到中国后，他被安排去做天文测算。当时中国教会需要准确预测日食来显示西方科技的发达，邓玉函就发信回欧洲询问天文测算问题。而为他答疑的，是大名鼎鼎的开普勒。后来传教士能够很精确地进行日食预测，用的就是开普勒的方法。邓玉函在欧洲的本业是植物学和医学。到了中国，遇上中医和中药，可以说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不过可惜的是，在入华十年后（1630年），他在一次中药实验中，不幸中毒身亡了。他对中药、把脉、针灸都有研究。来华的传教士都希望破解中医治病的原理，他们认为中医最神奇的是发现人的脉搏和身体内部运作的关联。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医学第二号传奇人物盖伦（Aelius Galenus，约129-216。一号人物是现代西医人行誓言的作者希波克拉底）就通过把脉诊病，开创了西方的脉学。追随南明朝廷的波兰传教士卜弥格认识到中国的脉诊是三维的，医生把脉有按压，以此来感觉脉搏的轻重强弱快慢。他把明代成书的《图注脉诀辨真》（一部图文结合便于学习晋代王叔和《脉经》的书）翻译成了拉丁文，后来一位荷兰医生把他的翻译收入到一本医学方面的综合书籍里。这本书在欧洲多个国家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后来的传教士也一直在添补脉学相关的内容。追随南明朝廷后来又被孔有德招降的谢务禄神父、第一批来华法国传教士中的李明以及1655年荷兰的入华使团，都对脉学有过进一步观察和报告。后来西方哮喘研究的奠基人约翰·弗洛耶（John Floyer）就在中国《脉经》的基础上，写了一部脉学研究著作。

传教士走遍世界各地，发现当地的特产，就会介绍回欧洲。比如前文说到，传教士在南美看到当地人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和发烧，就把这个树皮传回了欧洲，同时也带到了中国。1693年他们就是用金鸡纳树皮治好了康熙。传教士还把巧克力饮料从南美带回欧洲，后来也带给了康熙，康熙还很喜欢。他们到了中国，当然也会把中国的特产介绍回欧洲。中医在使用自然界动植物上，当时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这就注定了当时传教士在植物、动物方面有写不完的内容。明代早期传教士就写过很多书介绍中国的动植物及其使用方法。殷弘绪神父就感叹中医对各种植物的研究太深入了，他根本没有时间完全翻阅，只能挑一些欧洲常见的植物看看，然后介绍回欧洲。

康熙年间的传教士凭借内务府的关系，获知并向西方介绍了一些名贵的中药。比如现在价格很贵的虫草。法国传教士巴多明记录说虫草贵得不可思议，要四两银子才能买一两。而当时朝廷钦天监监正一年的俸禄是一百两银子。也就是说一个朝廷大员的年俸也只能买二十五两虫草（跟当下作比，2023年的虫草均价为15万-20万元／公斤）。可见虫草清初就很贵。巴多明神父说他没有见过虫草的生长环境，只知道它生长在川藏地区。他讲到虫草和人参都有滋补的功能，区别是人参有些人服用会引起出血。这和现代讲的人参药性强，虫草温补的特性是一致的。而且巴多明神父称他能得到虫草，是因为他和川陕总督（他没有明写是谁，可能是岳钟琪）有私交。川陕总督进京给皇上带了很多虫草，也送了一些给他。巴多明说他当时正好身体虚弱，食用虫草后有显著疗效。当时别人给他介绍的食补方法是用虫草炖鸭子。这道食补方子今天依然很流行。

巴多明还讲到了当时欧洲大量从中国进口大黄。大黄是泻药，可以治便秘，这点当时欧洲也发现了。巴多明认为欧洲生服大黄的方法比较原始，在治病的同时会引起疼痛。巴多明仔细学习记录了中国烹制大黄的过程，再介绍给欧洲。经过中国方式加工后的大黄，再加上蜂蜜，巴多明说使用效果好，而且还没有副作用。

巴多明还提到了阿胶，他不仅知道阿胶是用驴皮制作的，还知道制作上等阿胶的阿井。按巴多明的解释，阿井里面的水，和一般的水确实有区别，这并不是迷信。北宋《梦溪笔谈》以及明代《本草纲目》里面也特别提到过制作阿胶的井里的水有特别之处。巴多明说，那口井很珍贵，平时官府在井上贴有封条。巴多明同时提到由于上等阿胶产量有限，当时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卖假阿胶。他说他不能确定阿胶是否真有很多疗效，但他可以确认阿胶确实在治疗肺病上有疗效，因为有几位传教士都亲身验证过。巴多明也是因为宫里的关系，才能接触到上等正宗阿胶。他吃过、用过、研究过，说自己闻一闻就能鉴别出阿胶的真假。

巴多明有很高的语言天赋，他1698年入华后，很快就学会了满汉双语的听说读写，而且都很地道。他很快就成为经常在康熙身边的传教士，并且和朝廷众多官员都有交往。包括雍正朝的宠臣皇十三子、年羹尧和隆科多。他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一直混迹在北京的权贵圈里。后面章节中还有他的故事。

像巴多明、殷弘绪这样介绍中国方方面面给欧洲的传教士还有很多。康熙年间，有上百个传教士来到中国。每一个人华的传教士在欧洲都有他的故乡和他入华前所属的教区，那些地方的教友一直在经济上、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这些传教士，因而这些传教士也有责任向他们在欧洲的故人汇报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得。这也是为什么有大量传教士介绍中国的文字保留在欧洲的原因。同时入华传教士的学养很高，他们很注重宗教以外知识的学习，这样他们在很多领域都有观察，写出来的东西也很有价值。北京在康熙年间有三座天主教教堂，这是入华传教士的中心。这三座教堂都有专门的图书室，有专门空间存放教外图书。那里还存放着欧洲寄过来的书，包括当时欧洲的科学发现，同时还有在北京购买的汉文书和满文书。在康熙末年，有朝鲜使团参观过北京的教堂，他们声称教堂里藏书超过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