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的传教士并不知道百年后欧洲在科学技术方面会有大的突破。当时在他们眼中，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领先的。所以当时的中西交流完全是双向的。欧洲没有而中国有的，他们发现有价值，就传回欧洲。比如前文讲到的瓷器烧制技术。同时，欧洲有而中国没有的，传教士根据他们传教的需要，就传到中国。比如传教士把欧洲的玻璃烧制技术传到了中国。欧洲量产的玻璃在明末传入中国时，中国人最初以为是宝石，价格高得离奇。后来法国传教士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技术，还带来几位欧洲工匠，帮康熙在北京建起了玻璃厂。康熙从南方招来学徒，很快北京出产的玻璃制品就可以媲美欧洲，1720年康熙赠送给彼得大帝的国礼中就有北京产的玻璃制品。当时的技术传播交流是双向的，互通有无。

当时人的思想中有中外之别，但没有很强的中西之分。特别是对实用的东西，有的更多的是有用与没用的区别。就拿中西都有的医学来说，康熙和传教士看待医学只有有效与无效的区分或者说适合与不适合的区分，并没有现代人有的中西医区分。康熙见识过西药有效后，便引进了西药和西医，在他宫里常年储备着多种有用的西药。这些储备并不能说明康熙特别看重西医，只是说明他务实。历史中喜欢谈论康熙当年被传教士治好了中医都治不好的病，这其实和记录有关，因为张诚等法国传教士详细记录了他们治好康熙病的故事。但张诚常年被失眠困扰，最后被中医治好了，他就一笔带过。当然也没有哪个中医大夫会得意地记录下自己治好失眠的医案。后来的人读到当时中西医交流的高光时刻，好像就是西医治好了中医治不了的病，让康熙很惊讶。康熙自己和周围的人被中医治好的情况有很多，只是当时人对此习以为常，并没有觉得这些是值得记录的事。细读康熙和传教士的交往历史就会发现，康熙多次安排医生为传教士治病，可以说每一个传教士都接受过中医治疗。

来华传教士众多，在很多问题上难免观点不同。但就中医和中药来说，传教士是一致的赞美惊叹，都是怀着敬意把中医中药介绍回西方。欧洲来的人，能在中国找到好的中医看病，都是很高兴的。教皇使节来华，路上肠胃出了毛病，进京都是抬入京城的，后来觐见康熙时，坐一会儿就很累，身体虚弱，随团的西医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后来教皇使节请求康熙的医生给他看病，康熙的中医给他开了一个以槟榔为主的方子，把他的肠胃病治好了（方子见图4.4）。

最后离京的时候，教皇使节已经完全康复，他多次上书康熙表示感谢。还有一次，宫里一位西洋画家，大约是画画时间太久，肩痛难忍，康熙派医生过去，医生报告说最好的治疗方法是用针灸，但是画家很害怕针灸，问康熙该怎么处理。“传教士安多病了，康熙的御医去看诊，给出的诊断是“中气不足，脾胃虚损，四肢厥冷，大便溏稀”等等，开出的是以“附子、干姜、白术”等组成的理中汤（是附子理中汤加减）。本来这个病症配搭这个药方是中医的标准治法，但有意思的是，御医还加了一句“其病情重大”，可以再用一些“圣药德里雅噶”。这个德里雅噶是Theriac的音译，这是古希腊开始就有的西药，主要是解毒之用，一直流行到19世纪。传教士入华后，把德里雅噶介绍给康熙，并帮助制作出来，存在宫里。康熙的御医应该用过这个药，所以才会给安多开出理中汤和德里雅噶并用的药方。”康熙内廷中备有许多传教士介绍过来的药，这些药当时被称为“圣药”，即皇帝才有的药。这些“圣药”不仅宫里人知道，康熙私人圈子里的人也都知道。下面一段是康熙在江南的包衣奴才李煦去扬州探望病中的曹寅后，向康熙汇报了曹寅的病情，并求“圣药”治病的奏折：

臣李煦跪奏：江宁织造臣曹寅于六月十六日自江宁来至扬州书局料理刻工，于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卧病数日，转而成疟，虽服药调理，日渐虚弱。臣随于十五日亲至扬州看视。曹寅向臣言：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但我儿子年小，今若打发他求主子去，目下我身边又无看视之人。求你替我启奏，如同我自己一样。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实蒙天恩再造等语。

臣今在扬看其调理，但病势甚重，臣不敢不据实奏闻，伏乞睿鉴。

这里曹寅求的“圣药”就是治疗疟疾的金鸡纳树皮。从下面康熙的回复中，可以看出康熙当年被治好后，还仔细研究过传统中医治疗疟疾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金鸡纳这种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朱批：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泻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拿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8

康熙的四个“万嘱”也体现了他对曹寅的关心。在这之前，康熙就知道曹寅常吃人参，所以认为曹寅这次病恶化是补药吃错了的缘故。康熙的药还是去晚了，曹寅在药送到前去世了。从康熙与他亲近奴才的通信中，可看出康熙从实际出发，各种药物并用来治病的实例。在当时人眼中，“圣药”是皇帝那里才有的特效药，没有人在乎这药到底是中国的还是西洋的。

大部分传教士入华后，都被中国这片土地以及这里的人和文化所吸引，一生都没有再回过欧洲，并安葬在了中国。后来在乾隆朝出名的画家郎世宁，其实也是康熙朝入华的。康熙朝传教士愿意入华，跟传教士在华的地位分不开。他们是内务府的人，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所以在地方上，他们也能得到各种照顾。这些客观条件，不仅方便了他们传教，也促使这些传教士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并介绍回欧洲。历史写作和阅读容易时空穿越，但理解历史需要站在当时的时空中来理解。在当时的时空中，并没有近代以来产生的所谓西方意味着先进和进步这样的观念。当时的中西交流就是相隔很远的两个不同文明区域在互通有无、互有启发地平等交流。

小结

大清的权力分布就是个金字塔，皇帝处于最顶端。当传教士能够接近处于塔尖的皇帝和王公大臣，他们就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接近高层，接近满人权贵，从而为传教打开方便之门，是清初传教士的策略。他们希望以有限的人手撬动大清这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最大程度把他们的福音传到中国。南怀仁为如何实现这个基本目标指明了方向：就是要像包衣奴才一样与皇帝和满人权贵建立关系。这改变了汤若望和之前明代入华传教士希望通过在朝廷做大臣来接触皇帝的策略。南怀仁的策略调整反映了他对大清权力结构的深刻了解。大清的权力系统有两个：一个是从明代那里继承下来的基于君臣关系的朝廷系统；另外一个是满人的内部系统，其中康熙和他的部下讲的是主奴关系。

主奴关系及其衍生出来的派系是理解清初政治的核心。朝廷各部，人员流动及升迁任用，表面上看讲的是资历，但真正在后面起关键作用的是人员的派系。而这个派系和八旗里面基于主奴关系产生出来的派系有关。传教士是看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后来的传教士到北京以后，都专注于进入内务府，私下为皇帝服务，争取像满人奴才一样获得皇帝的信任。

维系清初皇亲国戚私人圈子的纽带是信任。这和官僚系统不一样。官僚系统通过科举吸收新人，其核心是才能。在私人圈子中，“信任”的来源有二：一是来自各种世袭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血缘、姻亲以及主奴三种世袭关系；第二个来源是保荐。圈中的人把外面的人推荐到圈子中来，这个推荐人其实是用他在圈中已获得的信任来担保新人，（见下图）

传教士能在鳌拜时期就进入康熙的内部圈子，信任来自于主奴关系。有了信任，传教士才能被纳人圈子中，开始了和康熙的往来。在往来过程中，双方关系变近，传教士就有了特权。这些特权包括可以私下见到康熙，有专门和康熙联系的通讯渠道，以及在地方上获得优待，等等。有了这些特权，也便于传教士完成康熙分配的任务。在完成一个个任务的过程中又加强了双方的往来和信任。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这三个要素的循环在清初以来的私人关系网中随处可见，而整个过程中最核心的就是信任。只要信任没有因为某件大事被破坏，那么双方关系就会持续。所幸的是，传教士在康熙一朝都没有辜负康熙对他们的信任，包括后来教皇派使节到中国来的时候。

康熙把传教士纳入自己私人圈子，其实也方便他对传教士的管理和任用。从皇帝的权力运作方面来讲，大清从明代那里继承下来的朝廷制度有很多条条框框。康熙作为皇帝，也必须尊重这些朝廷规矩，不能不理会大臣们的意见。容教诏书通过的全过程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传教士就在写给欧洲信中解释过：“当皇帝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大臣们根据国法来回答，人们既不能责备他们，也不能对他们进行任何非难。”71所以，最后康熙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派索额图去私下活动疏通。由于有朝廷的规章制度在，后来康熙和传教士都在有意识地避免把问题送到朝廷的官僚体系下去解决。对于康熙来说，绕开朝廷的方法就是把问题变成家事，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让内务府来处理。内务府就是康熙的内府，里面的事就是他的家事，自然里面的一切都是康熙一个人说了算，这样他就完全不需要考虑朝廷那边的各种成规。康熙如何把“国事”操办成“家事”，这就是后面两章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