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文韬武略，南征北战，是世界历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君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康熙都完全可以按照他的想法决定传教士、天主教以及礼仪等众多问题。他完全有权力这样做，根本不需要和欧洲任何一方啰唆。但在与罗马的沟通上，康熙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耐心。就连到京的俄罗斯使团也看出了这个问题，很惊讶为什么康熙大帝会有耐心跟天主教争辩这些理论问题。俄罗斯彼得大帝派使团1720年11月9日入京，比教皇使团早二十五天。两个使团到北京后都互相知道，康熙还一起接见过双方使团。双方也都用北京的传教士在做翻译，两边使团成员私下也有往来。俄罗斯的随团医生约翰·贝尔（John Bell）是苏格兰人，在他的旅行游记中就记录了康熙参与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而且还评价道：

从任何角度来审视，一个异教的皇帝有兴趣参与到天主教内部的纷争中去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约翰·贝尔解释说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是天主教内部的耶稣会和多明我会两边的争论。他作为基督教新教徒都没有兴趣了解，因而很惊讶康熙会有兴趣掺和进去。西方研究康熙的权威、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在1990年代一次关于“中国礼仪之争”问题的研讨会上，也对康熙参与到争论里面表示很疑惑。史景迁这样评价道：

简单来讲，康熙完全可以把所有中国礼仪相关的争论都当成无稽之谈，那么这样我们也就不会在这里（开这个会）了。或者，他就坚持他自己的想法，无论想法是什么，他都可以坚持。他有权力这样做。他完全可以把一些传教士赶出中国。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参与、争论、劝解，有时候还要发火。他真的很投入地在参与。

史景迁认为康熙的参与不同寻常，他完全可以简单粗暴地处理这个问题，但他没有。那为什么康熙会耐着性子参与到这场耗时耗力的争论中去呢？

流行的说法是康熙是要捍卫中国文化，要从道理上说服西方。前人有这样的看法也不奇怪，因为一直以来，北京耶稣会神父就有意要把康熙塑造成文化捍卫者的形象。他们希望这样罗马教廷可以看在康熙皇帝的权威上有所让步。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中，耶稣会神父把康熙描绘成文化捍卫者，完全吻合欧洲对东方开明皇帝的想象。他们自己心中的伟大皇帝就应该这样。因此，耶稣会神父对康熙这样的人设塑造在欧洲很成功。康熙身边的乐师、遣史会派到中国的德里格神父（Teodorico Pedrini，1671-1746）就反复说过康熙不像耶稣会神父说的那样，他是可以接受不同意见的君主，而且完全有可能接受教皇对中国礼仪的禁约。在德里格之前，多罗根据自己和康熙的接触也说过相同的话，认为康熙是有可能接受禁约的。多罗认为，之所以康熙不能接受，是耶稣会神父从中作梗，误导康熙。多罗写过信直接点明这一点。“但是，历史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书写的。无论是多罗还是德里格，他们留下的资料、信件，在后人看来，都有很多偏见，不够客观。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文字完全没法和耶稣会神父留下的记录做比较。耶稣会神父对事件做的记录，都是丝丝入扣，各种材料互相印证，让人无从反驳。“2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基本都相信耶稣会神父们的记录的原因。

但一些新出现的汉文、满文奏折，说明康熙确实如德里格、多罗所言，是有可能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接受不同意见的。1715年，德里格给康熙上过一封汉文密折，折子开头就希望康熙保密，不要把折子内容透露给他身边的奴才，因为那些奴才都是站在耶稣会神父一边的。“3德里格的折子的核心是向康熙说明为什么那么多年都没有他两个使团的消息。按德里格的说法，是耶稣会神父有意屏蔽了欧洲过来的消息。德里格在这封折子中向康熙讲了教皇禁约的大概内容，同时告诉康熙欧洲所有天主教修会都表示遵守教皇禁约，而且特别点出在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都已经明确表示了要遵守教皇禁约。德里格告诉康熙，中国地方上的耶稣会神父早就收到了罗马发来的教皇禁约，但是以纪理安为首的北京耶稣会神父阻止教皇禁约在中国流传。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在华西洋人都知道了新传来的禁约，而没人禀报给康熙的原因。为了说明耶稣会神父的霸道，德里格还提到了西洋人罗若德。 1712年罗若德在澳门上交给广东巡抚一封教皇寄给多罗的信件，那时多罗已经去世，他就转给大清朝廷。德里格说，在澳门的耶稣会神父知道罗若德把信给广东巡抚后的当天晚上，就逼着罗若德登上了一艘离开澳门的船。

尽管德里格的奏折中很多事的真假无法查证，但他所说的罗若德一事是有据可查的。1712年10月11日，广东巡抚满丕上了一封满文折子，转交了罗若德的信。满丕在折子中还说，他收到罗若德的信后，专门去找广州的神父们鉴定过，广州的神父说信确实是教皇发出的。

除了封锁欧洲的消息以外，德里格还说耶稣会神父打着康熙的名义警告欧洲不要乱发消息入华。其中一封邮寄到欧洲的信，耶稣会神父是让康熙身边的奴才赵昌签字的，让欧洲不要把有关禁约的内容发到中国来。赵昌其实在欧洲的教廷那边已经小有名气，因为一直是他在替康熙打理所有跟西洋人有关的事务。当然，可以想象，康熙对德里格反映的事情应该是半信半疑的。一方面，德里格所言部分地解开了康熙长期的疑惑，为什么他的使节出发近十年，一点信息都没有发回来。另一方面，康熙也知道德里格和耶稣会神父是有矛盾的。康熙看完德里格的折子，并没有大的举动，只是吩咐把折子转给他的两个儿子看。

最能反映康熙真实想法的是他私下的谈话。康熙虽然表面上坚持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互通，不矛盾，因而天主教应该允许中国礼仪相关的活动。但私下康熙很清楚天主教教义和中国传统儒家有很多不相通之处。他表面上坚持的观点，并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不过是为了在天主教世界继续中国礼仪活动而硬着头皮坚持的。1711年6月，康熙还在翘首等待他的出访使节回复的时候，耶稣会神父白晋把他新写的《易经》注解拿给康熙过目。康熙看后很着急，下旨让他身边的奴才把所有在京的耶稣会神父叫到一起，告诉他们：

览白晋所写一文，其中引语多为繁杂。日后若有颜珰、刘应一类人物出来，则必款款皆难解释。若不从今日起有所谨慎，朕亦无法解释或说明。所有西洋人应当共同商议为妥，决不可轻忽。

颜珰就是反对天主教徒继续参与中国礼仪活动的核心人物，康熙和他的会面上一章已经讲到过。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是法国耶稣会神父，他是法国国王选派，当年和白晋、张诚一起最早入华的五位法国传教士之一。康熙接见过他，也知道他。刘应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学习了中文以后，强烈反对天主教徒参与传统中国礼仪活动。他是持反对意见中很有名的一位，也是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一位。所以康熙这里特别提到了他。

《易经》尽管是儒家六经之一，可以看作是哲学书，但说到底，这是一本传统占卜的经典。特别是里面的卦象卦图，这些和天主教教义是有根本冲突的。康熙很明白这一点，因此很着急，告诉北京传教士，要是你们写的这些《易经》的书落到了颜珰、刘应手中，这还怎么解释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不矛盾？所以康熙对传教士说，如果你们这样写书，“朕亦无法解释或说明”。康熙说这句话，并不是他过于小心，而是他已经有过切身体会，要论述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互通是不容易的。当年他和多罗会见的时候，多罗举出儒家主张为父报仇，而天主教不允许的例子，康熙就已经觉得不容易辩驳了。康熙明白，要是对方再把《易经》中的东西翻出来，那就更没有办法继续了。这也是康熙为什么要把北京全部传教士召集到一起，亲口警告他们的原因，而且还叮嘱他们“不可轻忽”。

尽管这段满文谕旨说的是让传教士小心，但这最直接地反映了康熙的真实想法。康熙知道也明白中西不调和之处有很多。从历史的角度看，康熙是一位很务实的君主，他一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坚持。作为一个国土同时横跨中亚、东亚的君主，他当然清楚各个文化有不同之处。佛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哪一个宗教都和儒家传统学说有冲突矛盾的地方。康熙也不会天真地以为儒家和天主教教义是相通的。所以耶稣会神父笔下那个要捍卫文化传统的君主只是他们理想中的康熙，真实的康熙是一位现实的、没有文化偏执的皇帝。

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原因使康熙能不厌其烦，耐着性子和欧洲保持联系呢？这正反映了康熙是个世故圆滑的皇帝。因为那时的康熙急需欧洲人和他们的技术。这种需求在当时是很现实的，无法以其他方式替代。耶稣会神父在康熙年轻时给他介绍了欧洲的文化技术，康熙知道的越多，对欧洲文化技术的兴趣就越浓，需求也越大。康熙在1700年以后，不止一次通知南方口岸的官员，注意发现欧洲过来的有真本事的洋人。后来，遇到有技术的西洋人，广东的官员自己就摸索出了一套方法，来鉴定这些人是否有真本事。擅长绘画的马国贤神父和擅长音律的德里格神父，都是广东官员先面试过一轮后，再奏报给康熙的。德里格神父还记录了他第一次见到康熙，康熙面试他音乐知识的场景：

他（康熙）把翻译叫到宝座附近，再把我叫过去，就开始“考试”了。他先问我是否带来跟音乐相关的新东西。我回答说我有自己创作的新曲子。然后，他又问我创作中是否用了一些新方法，问我是否使用哆、来、咪、发、唆、拉音符来谱曲。我回答说我使用了。他问我是否会在“拉”之后添加“西”（这是法国教授音乐的方式），或者说有没有不用“西”这个音符的其他方法。他说的这个其他方法指的是意大利方法，在“来”这个音中有上升突变，在“拉”中有下降突变。我回答说使用哪个方法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我用意大利的方式举例讲解了其中的变化。他问我是否会用哆、来、咪、发、唆、拉音符唱曲。我说我嗓子不好，唱起来不好听。尽管如此，他还是让我试一试。他开始唱起来，我跟着他唱，他很满意。然后他问我是否知道缩短的音符，像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三十二分音符。翻译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们只好用手来比划。我其实已经明白了问题，但还是等他们解释。然后我回答说，我不仅知道这些音符，而且还知道它们的用处，知道没有它们很难写出好的曲子。他问我是否知道升音符（sharp）和降音符（flat），在这里我没有等翻译，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看着皇帝，问他是不是这些······然后我开始用升调来唱出音符。他高兴地说：“是，是，好，好，好。”47

德里格和马国贤二人其实是由软禁在澳门的多罗推荐给康熙的，但康熙明显不在乎这些传教士的派系，只要有真才实学，他都求贤若渴。在后来的相处中，康熙并不喜欢德里格的个性，但康熙还是优容了他。

德里格1711年入京后再没有回欧洲（马国贤1723年回去了），活到乾隆年间。他在中国谱的曲子流传至今，网上可以找到欣赏。

在有些领域，康熙和他儿子已经学得很深入了，他们在等欧洲的学术突破。比如1717年，得知在欧洲大学做过数学教授的戴进贤神父（Ignatius Kgler，1680-1746）到达了北京，康熙让他的三儿子去试探对方是否有真才实学，同时让三皇子特别问问欧洲有没有找出新的简洁的数学方法来获取平方根和立方根。懂数学的人都知道，平方根和立方根求解是有一定难度的。特别是立方根求解，涉及跟虚数相关的问题，欧洲在18世纪中期以后才完全解决。康熙有这样的数学兴趣，就注定了他需要和欧洲保持良好的关系。

如果说学术兴趣是抽象的，那么康熙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家项目则是实打实急需有技术的西洋人。1710年前后，在张诚、徐日升等老一辈传教士相继去世后，康熙在进行中的一些大项目急需西洋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勘测疆域，绘制地图。康熙由于缺人手，不得不把白晋派到一线去勘测。当时白晋醉心于《易经》研究，不愿意去。他到西安以后不久，康熙收到奏报，说白晋从马上摔下，需要回京调养。康熙对此朱批第一句就是“白晋原先即不愿去”，他看出这是白晋逃避工作的借口，接着写道：“理当痊愈之日即以自力追上去。”意指他要真是坠马，就应该等病好了自己追上勘测的队伍。然而白晋竟然回京了。康熙不仅生白晋的气，连转奏的奴才赫世亨也一起骂了，因为他的说辞感觉是在帮白晋掩饰，康熙写道：“尔如此含混转奏，理应即行革职。从康熙对白晋坠马一事发火来看，1710年前后，康熙确实缺人手。但做西方式的勘测，画地图，只能用西洋人。康熙越到晚年，与西方各方面接触越多，也越需要更多的西洋人。1718年，康熙吩咐两广总督：“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着速送至京中。”1721年，康熙去世前一年过寿时，当时在北京的葡萄牙耶稣会穆经远神父（1681-1726）建议葡萄牙国王选送西餐厨师给康熙作为寿礼。穆经远说他自己的厨师被康熙征调到御膳房去了。

康熙从接见多罗以后，无论是派遣使节还是期待使节回归，处处都显示他有很强的意愿与欧洲进一步联系。他发给欧洲的红票更是说明了这一点。教皇在收到康熙红票以前，已经在欧洲公布了他禁止中国礼仪的谕令，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堆理由。而对比来看，康熙的红票全篇没有一句话在阐述他的想法和观点，他只写了一个内容，就是昭告欧洲：我派了两批使节到欧洲，人都没有回来。这样的公开信发到欧洲，很明显，目的就是要求回复，要求继续谈。理解到这一点，以及看到康熙在接待第二个教皇使团前的漫长等待，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康熙在和教皇使节谈判中的各种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