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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第二个入华使团康熙的红票 作者:孙立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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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年12月17日,也就是俄罗斯使团入京差不多一个月后,康熙得知教皇特使嘉乐(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一行离北京只有差不多七天的行程了。康熙把北京所有传教士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通气会。康熙知道艰难的谈判即将开始,他必须在嘉乐到来之前,给所有他身边的传教士统一思想,在北京这边建立统一战线。这时距离上次1706年康熙与教皇来使多罗会晤已经过去十四年了。在这十四年中,康熙私下和北京传教士多次谈到过中国礼仪的问题,他也知道这些传教士各有各的观点。他身边的德里格神父和马国贤神父就是著名的支持教皇禁约的传教士。康熙知道他们的观点,但并不妨碍他和二人的交往。前面提到过,尽管康熙知道德里格神父赞成教皇的命令,但并没有为难过他,还把他介绍给皇子。德里格和皇四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有很好的私交。 教皇特使没有来的时候,康熙对这些传教士的各持己见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深究的。因为在康熙看来,禁止中国礼仪也好,允许也好,是他们教内之事。但眼看教皇特使马上就要入京了,康熙不得不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和观点。康熙在会上,向传教士指出了三点:首先他明确表示他对中国礼仪问题的观点没有变,跟十四年前一样,认为天主教教义和儒家的礼仪是相通的,所以天主教应该允许中国传统风俗礼仪活动;其次,他要求所有传教士跟教皇特使嘉乐表态他们是遵守利玛窦规矩的;第三,如果传教士们在之后的谈判中有什么疑问和想法,要先向他报告,不允许私下发表意见。康熙临时提出这三点要求,其实正好说明康熙这些年并没有表示出很强的姿态来强调利玛窦规矩。所以他才觉得有必要在与教皇使节会面前,特别亮明他的态度。 七天之后,也就是12月24日,嘉乐一行到达距离京城大约五十公里的窦店。康熙派他的奴才去见了嘉乐,询问嘉乐一行的真实目的,让他们如实禀报。嘉乐刚进入中国时,禀报说他们是来感谢康熙这么多年优容传教士的。康熙当然知道这并非事实,所以派人再去问。康熙还让他的奴才告知嘉乐,现在彼得大帝的使团就在北京,要是你一个教皇使团到了北京,遮遮掩掩连出使目的都不实说,传到俄罗斯使团那里不好听。这其实是康熙的惯用招数。康熙知道天主教的教皇这边,一般不愿意落下什么口实到东正教的俄罗斯那边。听说俄罗斯人也在京城,嘉乐也觉得隐瞒他的出使目的有点上不了台面。他本来准备把有争议的问题留到和康熙会面的时候谈,现在他在康熙奴才的催问下,交代了他出使的两个目的:一是恳请康熙允许他号令所有在华的天主教神父;二是希望康熙能够同意在华天主教徒遵守教皇对中国礼仪的禁约。 康熙看了嘉乐的呈报之后,首先取消了原定于27日的会见,同时命令嘉乐一行不得进入北京城。然后,康熙嘲讽地回复说两个请求他都准了,条件是嘉乐把他的神父们都带回欧洲去遵守教皇的禁约。同时,康熙补充道,要是有技术的传教士愿意留在大清继续效力,那么他们可以私下遵守教皇的各种规矩。康熙虽然没有直接挑明,但道理上是要嘉乐明白,教皇的权力仅限于传教士,这里的其他臣民还是他康熙说了算。嘉乐随后又向康熙提交了教皇让他带来的各种正式信件,以及教皇禁约的全文。日,康熙再次回复说,他可以安排所有的在华传教士和嘉乐在北京会见,然后嘉乐可以把他们一起带回欧洲去。嘉乐看到康熙的这个回复很慌乱。因为他不远万里出使大清,到了北京城外,却迎来了最差的结果:一方面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到,同时又毁掉了天主教在华上百年来打下的基业,使所有传教士被逐出中国。 在嘉乐新的回复中,就没有和康熙谈正事了,而是和康熙谈人情,希望康熙念在他万水千山,一路舟车劳顿的分儿上,开恩让他先休息一段时间,不要赶他离开。长途跋涉是实情,同时这也是嘉乐争取时间的策略。”康熙看到这个回奏,也没有继续逼嘉乐,而是谈了一下他对中国礼仪之争的看法。康熙指出整个争论是他们天主教内部派系之争。为了支持耶稣会神父,康熙指出教皇在处理整个教内纷争时有失公允。因为上一回的来使多罗就是传信部派出的成员,现在嘉乐又是这个会派出的,康熙反问嘉乐,教皇这样安排,“公道何在?”康熙行文看似是抱怨,实则在为耶稣会神父出头,鸣不平。这一通抱怨是在还没有开始具体谈判礼仪问题之前,就给嘉乐扣上了不能公平处理纷争的帽子。这样,嘉乐还没有开始谈,就已经被康熙怀疑其公正性了。 嘉乐看完康熙对争论的理解以后,开始反过来探康熙的底,希望知道康熙到底对教皇禁约中哪些条款有异议。嘉乐给康熙的回奏中,请求康熙明示到底哪些条款可行,哪些不可行。嘉乐明言,如果康熙指出不满意的条款,在他职权范围内能修改的,就按康熙说的修改。如果条款是他无权修改的,他会把康熙的意见带回欧洲,让教皇决定。同时,嘉乐提到恳请康熙理解他作为使节的角色和责任。 康熙毕竟是南征北战的君主。他收到嘉乐的回复后,马上很自信地让属下传话给嘉乐:“尔教王必交与尔两样表章条约,命尔到中国见景呈奏。”80康熙从嘉乐回奏的口吻中一眼看出,他那里准备了多个方案,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调整方案。这也就是康熙所谓的“见景呈奏”。康熙在嘉乐表示可以变通,也就是有谈判空间以后,就不具体参与谈判了,而是让北京传教士去和嘉乐谈细节。同时,康熙准备打感情牌,让嘉乐感受到他的善意。两天以后,也就是12月31日,他在畅春园接见了嘉乐。在这次会面中,康熙和嘉乐没有谈论有争议的问题,整个会谈气氛很融洽。1721年1月的前两周,康熙和嘉乐主要是在互赠礼物。康熙说北京天冷,送了一件貂皮袄子给嘉乐,同时他还让御膳房给嘉乐派吃喝,这是满人君主传统中把对方当贵客,表示亲近和关心的一个表达方式。 可惜的是北京传教士并不能和嘉乐在礼仪问题上达成共识。北京传教士内部其实都没有共识。传信部派到中国的德里格和马国贤神父认为教皇禁约可以在中国施行,嘉乐不需要做任何修改。但北京耶稣会神父不同意教皇禁约,认为在华没法执行。让康熙没有想到的是,他选择作壁上观和不干涉被有些北京传教士认为是默许了教皇禁约。德里格和马国贤在私下竟然恭贺嘉乐,说他完成了教皇的任务。康熙发现北京传教士内部都无法统一意见后,在1月17日通知嘉乐,让嘉乐不要听任何一方观点了,以后以他说的为准。而且康熙发现,传教士作为翻译各怀私心,把自己的意思加到了翻译中。康熙告诉嘉乐说: 尔前日在朕前亲见,众西洋人言语参差不成规矩。朕之旨意,通事之人不能尽传于尔。尔回奏之言,又加私意上奏,言语不同,事体不能明白。 在这样的情况下,嘉乐再次呈上教皇禁约的全文,希望康熙直接指出哪些条款是可以在中国施行的,哪些是不可以的。嘉乐再次强调,他能做主的,就按康熙的意思改;不能改的,他把意思带回教皇那里,再行定夺。康熙当然明白这是嘉乐在探他的底线。如果康熙给出了逐条批复,那么嘉乐就知道到底具体应该怎么修改了。康熙没有逐条批注,只是在禁约后用红色御笔写了一段批注,全面地否定了禁约。(图6.1) 该批注的最后一句,最有名,后来的学者引用很多。康熙写道: 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后来的史家以这句话作为铁证,认为康熙有意禁止天主教。但看过康熙前前后后数十年不厌其烦的各种安排,都会知道,这句话是谈判中的常规技巧。康熙深知他作为皇帝的权力在哪里,也知道教皇那边的软肋。还没有见到嘉乐时,康熙已经威胁过嘉乐一轮,告诉他,你如果要坚持禁约就把传教士都带回去。现在威胁的话直接变成了禁止天主教。康熙的措辞也很有意思,禁止的理由是:“免得多事”。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在1月18日这天让他的奴才把禁约批文递给嘉乐的同时,还附了一道御旨,上面写着以后就用文字方式沟通,不要再见面。同时,康熙再次提到俄罗斯使团,表示如果不能达成共识,他会像上次一样再印红票,把各种道理印出来,让俄罗斯人带到欧洲去。如果康熙真如其批文所说,想要禁教,“免得多事”,他就没有必要再附上这样一道御旨,威胁要印刷红票,通过俄罗斯把道理讲到欧洲去。这完全不是怕“多事”该有的样子。康熙为什么要这样?原因很简单,因为康熙先前已经断定嘉乐来的时候有备选方案,对他来说,最好的结果是直接看到嘉乐的底牌,到底教皇能够让步多少,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再来和嘉乐谈。康熙对禁约的批注以及附带的御旨只有这一个目的。 嘉乐在葡萄牙里斯本等待去中国船的时候,教皇确实派人给嘉乐送去了备选方案。这一点康熙应该事先不知道,不过他还是猜到了。 不出康熙所料,嘉乐收到康熙的批注和谕旨以后,很焦虑。第二天,他呈上了禁约的解说方案,写道“嘉乐来时,教王还付于臣条约解说一张”,请康熙过目。嘉乐给出的解说,就是对礼仪问题中一些活动给出了通融,总共有八条。八条如下: 第一,中国基督徒在家中被允许使用上面仅仅刻着亡者名字的牌位,在这个牌位旁边必须附有一个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的恰切说明。立这块灵牌必须没有任何迷信的暗示,必须避免一切恶表。 第二,不是迷信的,也不会被怀疑为迷信的礼敬亡者的民间礼仪,可以得到准许。 第三,对孔子的民间性礼拜是准许的,也准许用牌位敬拜他,牌位上必须没有迷信的刻字,并且需要伴随着对天主教信仰的声明。同样,在修订过的牌位前准许点燃蜡烛、焚香和供设食品。 第四,允许在葬礼上使用蜡烛和香,但需张贴必要的声明。 第五,在修订好的牌位面前,以及棺木面前允许叩拜和匍伏敬拜。 第六,桌子上可以准备美味珍肴、水果、肉和其他按风俗习惯供给的食品,在灵柩前面或周围可以放置修订过的牌位。也必须作必要的声明,没有任何迷信的色彩。所有这些都是向亡者表示孝爱和尊敬。 第七,可以准许在中国新年和其他节期向着修订过的牌位叩头。 第八,在修订过的牌位前可以燃烛和焚香。在墓前也可以供设食品,只要采取上面提到过的预防措施即可。 康熙收到这八条通融条款以后,很满意。这变相同意了中国天主教徒参与很多之前被禁止参与的传统活动,要求是参与者自己发一个声明。尽管康熙还是让嘉乐把他关于中国礼仪的评论带回给教皇,但他马上全盘接受了通融条款。康熙早就看出天主教这个内部争议是扯不清楚的,同时也看出这八条通融条款确实做出了很大让步,教皇已经给足了他面子。他借着这个通融条款下了台阶,结束了这场争论,应该说对各方面都是最好的结果。 尽管在嘉乐拿出通融条款之前,康熙在谈判中的文字,以及给教皇禁约下的批注,处处透着他的威严和愤怒。但有意思的是,他收到嘉乐通融条款三天后,态度又变得和蔼可亲,气全都消了。他把所有北京传教士和嘉乐召集到一起,对嘉乐说: 今节(春节)近,尔于明岁再定回去日期。今事体具已明白;朕之旨意,尔亦全晓。尔系使臣,辩论道理之时,朕必直言无隐。尔既不复争辩,朕仍前优待。朕原视中外为一家,不分彼此。尔可少息一二日,京城内天主堂,随尔便居住,以副朕怀柔至意。 康熙是在1721年1月21日向嘉乐说的这段话。从中可以看出,康熙已经完全不生气了,除了让嘉乐随便在京城教堂居住以外,还特别解释了为什么此前他的态度强硬,因为那是“辩论道理”,必须“直言无隐”。康熙大概觉得他之前话说得太重,把嘉乐给吓着了,所以有必要解释一下。 还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在给嘉乐禁约批注,威胁要禁教的那一天,康照还命令隆科多去抓捕惜销潜人北京的利国安前之视官,主要责任是来督促北京耶稣会神父遵守教皇禁约的。他偷销语入北京,游说北京的耶稣会神父。康熙其实早就知道他的行踪,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在他决定亲自出面和嘉乐谈判时,就下令把利国安抓起来。隆科多当天在北京一座教堂的墓地抓到了利国安。廉熙让隆科多把利国安带到嘉乐面前,当着嘉乐的面审问他为什么偷偷摸摸藏在墓地里面。 我们可以站在嘉乐的角度来思考当时的情况。在收到康熙威胁禁止天主教的当天,又看到了隆科多带着军队搜捕罗马耶稣会派到中国的巡视员。嘉乐当时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还有一点要注意,嘉乐本质上是个神父,他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一生除了这次出使中国,都是在教堂里做神父。当康熙用上各种政治手段,嘉乐是完全没有招架能力的。这也是为什么他第二天就把带来的通融条款全部交上去了。从康熙命令隆科多缉拿利国安的时间选择上来看,康熙当时是在打组合拳,一方面文字上施压,一方面行动上施压。当然康熙本来也只是吓唬一下嘉乐,抓捕利国安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收到嘉乐的通融条款后两天,就把利国安给放了。 1721年1月28日是这一年的春节。嘉乐在北京过了春节,还参加了很多聚会。他也见到了当时在京的俄罗斯使团。整个1721年2月,嘉乐可以说都是在节日的气氛中吃喝玩乐度过的,收取各方礼物,同时也送出各种礼物。月11日,嘉乐还参加了康熙举行的元宵节宴席,一直吃喝到晚上。月18日,康熙把送给教皇和葡萄牙国王的礼物,交给了嘉乐。葡萄牙国王为了中国礼仪之争的事,几次派人到罗马规劝教皇。这些康熙是知道的,所以他专门准备了赠送葡萄牙国王的礼物。月1日,康熙给嘉乐举行了高级别的告别仪式。”这些谈判后的各个细节都显示,康熙对嘉乐的表现和谈判的结果是满意的。 嘉乐离开北京后,先到达广州,最后于1721年6月登船离开。嘉乐离开以后,康熙一直到1722年12月20日去世,还在继续盼望更多西洋人的到来。嘉乐走后不久,康熙让两广官员留意物色有技术的西洋人。1721年8月,广东巡抚就上报了来华西洋船,以及船上有技术的洋人。-同时,康熙也没有忘记他派出去的使臣,最后装在棺材里运回来的艾若瑟。康熙从内务府里派人到广东,为艾若瑟修墓地。内务府为艾若瑟购买了37亩土地(超过三个足球场大小),其中10亩用来修墓地,27亩用来耕作,所得之钱用来维护墓地。从墓地购买的规模能看出康熙对艾若瑟很重视。墓地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有英国人来拜访过这个墓地,记录了当时周围的环境,并全文抄录了墓碑上的文字。从碑文上可以知道,康熙给的艾若瑟名头是“钦差”。” 墓志铭记录了艾若瑟的生平,主要强调他作为钦差,排除万难,一心回到中国复命的事迹。全篇写法大概学的是《汉书·苏武传》。从墓碑上的日期来看,墓地完工于1722年12月11号,也就是康熙去世前九天。同时,墓碑上的文字也说明康熙没有再追究艾若瑟滞留欧洲的原因,而是接受了教皇的说法:艾若瑟是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及时回来。墓碑的残件现存于广州博物馆(图6.2,图6.3)。 小结 康熙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中国礼仪之争是罗马教会内部的争论,大清内部民族、宗教林立,康熙当然知道各种宗教内部的教义和规矩与传统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冲突。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道教都有教规、戒律与儒家传统准则相违背。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在教皇的思维中,信仰是一个双向选择,信徒如果愿意遵从儒家的规则,那么他可以选择不信天主教。反过来,如果他们选择了相信天主教,就应该遵守天主教的教规。这一点是教皇给康熙写的信中最核心的一个观点。教皇反问“我们听说对其他宗教的信徒你们并不要求什么,也不过问他们是否遵守中国的礼仪习俗”,潜台词就是,您何必为难我们呢?这些道理康熙其实都明白,他参与天主教内部的争论并不是要坚持什么理论,而只是为了支持耶稣会神父,因为他们是他内务府的人,相当于自己的包衣奴才。按照满人传统,主子维护奴才,是不讲道理的。 康熙最初没有想到这个礼仪问题会带来这么多麻烦。嘉乐拿出妥协的八条通融条款后,康熙借坡下驴,立刻就接受了,结束了这场漫长的争论。其实当时耶稣会神父对条款还不满意,但康熙这次没有继续听他们的了。根据马国贤神父记载,康熙对嘉乐说,他以后保证不会再介入他们宗教的内部事务了。”所幸的是,最后双方对结果都满意。1721年春节,双方都在欢乐的气氛中度过了。嘉乐离开时,康熙和嘉乐都对未来双方进一步沟通交流充满了希望。历史也确实是这样在演进。嘉乐走后一年,康熙收到了罗马新继位的教皇英诺森十三世(Innocent XIII)登基后专门发给康熙的通报。 那么为什么以前的历史,大多认为教皇的两个使团是失败的呢?这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欧美历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站在欧洲人的角度,两次出使都没有达到他们要达到的结果,而是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在欧洲研究者眼中,妥协就是失败。1940年代,最早研究两次出使的学者安东尼奥·西斯托·罗索(Antonio Sisto Rosso),欧洲史料、汉文史料都看到了,也知道最后康熙和嘉乐达成了一致,可还是坚持嘉乐的第二次使团是继多罗使团后的“再次失败”,因为嘉乐没能够让教皇禁约完全在中国施行。”5这个欧洲中心论应该也是欧洲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论调。起码嘉乐回到欧洲时,教皇对结果是满意的,葡萄牙、法国等国家也都是满意的。在葡萄牙的帮助下,嘉乐还把教廷一直觉得有亏欠的多罗的遗体从澳门带回罗马安葬。嘉乐回去不久,也得到了教皇的嘉奖。所以欧洲中心论其实是后来的产物。当时,起码面对康熙,欧洲没觉得自己是中心。 第二个原因是对历史材料的误读。因为大清一方没有接待教皇使团的官方记载。1930年代发现的原始材料是没有背景的历史档案。如果对历史脉络没有完整了解,就只能看到字面意思。比如,本章提到关于康熙威胁要禁止天主教的话,这种在谈判中说的重话、狠话,不能只看表面意思,应该具体判断。 另外,康熙当时能从容应对世界各地来的使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有能力绕开整个朝廷制度。他1720年接待的彼得大帝使团和教皇使团在正史中都没有记载。为了谈判需要,康熙通过内务府把接待教皇使团的关键过程都记录下来。记录的方式类似于今天的会议摘要。康熙派传教士找到俄罗斯使团,让他们帮忙把会议记录带回了欧洲。“这份记录在民国时期整理故宫档案时由陈垣在康熙的书房懋勤殿中发现。尽管有这份记录,但是似乎大清的历代史官都没有看到过。雍正、乾隆朝编撰的各种官方史书都不知道教皇在康熙年间就派了两个使团到中国,而是一直以为教皇的第一个使团是雍正年间才入华的。” 最后,有一点值得强调,尽管中国礼仪争论看似是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辩论场主要在欧洲。康熙多少给出了他的看法,算是参与到争论中,但他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扩大。所以当时大清的儒学大师和高官基本没有参与争论。“中国礼仪之争”准确来说是欧洲教廷内部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说天主教的“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完全没有影响这一说法有点绝对的话,那么说礼仪之争影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轨迹肯定就言重了。后来还有说礼仪之争引起了后来的雍正禁教,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那么到底为什么雍正登位就要禁教呢?且看下章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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