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年四月初八（1727年5月24日），雍正收到了广东发来的消息，新来的葡萄牙使团已经离开广东赶来北京了。这一天正好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日，雍正在朝会上公开评论了天主教和佛教：

今日为佛诞之期，恰遇西洋国使臣上表称贺，两事适然相值，尔等在廷诸臣奏事之暇，偶将朕意宣谕尔等知之。······朕意西洋立教之初，其人为本国所敬信或者尊之如天。倘若立教之时，居然自称为天主，此理之所无者也。释氏原以清净无为为本，以明心见性为功，所以自修自全之道，莫善于此。

雍正在朝会上公开对着群臣臧否宗教，是很少见的，特别是他评点的内容和时政又没有什么关系。雍正大概也知道这有点不合常规，所以还专门解释了一下，他只是在大臣们“奏事之暇”，抽时间说几句。很明显，雍正这段话说明他对天主教中像“天主”这样最基本的概念都是不认同的。尽管他措词委婉，“此理之所无者也”，但明白人都能听出，雍正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天主教。同时，雍正也讲出了他心中最好的宗教，那就是释氏的佛教。在朝堂上，面对朝臣，这样公开的一贬一褒，雍正的态度不能再明确了。

其实，早在三年以前，雍正元年都还没过完，他就废除了康熙的容教诏令，禁止传教士在中国地方上继续传教。传教士只能留在京城为朝廷做天文观测这样的技术性工作。当然，北京的传教士也没闲着。从雍正禁教起，他们就在北京找各种关系，希望说服雍正取消禁令。雍正也明白这个在路上的葡萄牙使团，大概又是来求情的。在葡萄牙使团来华前两年，雍正已经拒绝过教皇派来的使团。所以雍正在收到葡萄牙公文以后，就在朝堂上公开评价了天主教，并让官员们把他的意思带给葡萄牙使团。

北京传教士烦恼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宗教这样被皇帝公开羞辱，最让他们沮丧的是他们看不到一点儿希望。康熙去世后，他们在北京的状况江河日下，一步步被排挤出了北京的权贵圈。雍正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他自己府上的和信任的人，换去管理内务府。传教士作为康熙内务府的一部分，与康熙其他近身奴才遭遇基本一样，都被逐出了宫，不再属于内务府。据马国贤神父回忆录所记，雍正元年管理内务府的是康熙的十七皇子，他把神父们召集到一起，通知他们以后就不再归内务府管，也不算内务府的人了。不归内务府管也就是被剥夺了内务府身份，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以后他们得不到皇帝的专门召见，不能入宫了。皇十七子还专门强调了这一点。能入宫面圣是了不起的特权。这个传教士享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特权，就这样被取消了。最让传教士们失望的是，雍正皇帝连表现机会都没有给过他们，就直接把他们赶出了内务府。没有了内务府的身份，他们就只是一群懂天象观测的术士，地位一下子就跟市场上掐八字算卦的没多大区别了。

从被赶出内务府，到雍正全面禁止天主教，中间大概相隔了九个月时间。这期间，传教士已从朝野上下对他们态度的转变中，预感到了禁教的前景。被逐出内务府对传教士来说是釜底抽薪，一下断了他们在大清朝野存在的根本，朝野上下也都明白这其中的意味。传教士很真切地感受到了各方面势力对他们态度的变化。很快，许多权贵都开始回避他们，不和他们来往了。

雍正继位的时候已经四十五岁，思想、性格都已经完全成熟。对于传教士来说，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影响、改变雍正。这一点，跟当年七岁继位的康熙不一样。传教士那时接触到的康熙，正处在学习阶段。他们成功地用他们的知识来引导康熙，让康熙对西洋知识、器物都发生了兴趣。可惜的是传教士的一切在雍正那里都没有吸引力。雍正二十岁开始就喜欢和喇嘛、和尚、道士往来。在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传教士也没有特别花过功夫去接近雍正，双方尽管没有矛盾，但也没有特别的关系。前章讲到，传教士在康熙朝受到的厚待得益于他们和康熙之间的关系，那么雍正朝他们受到的冷遇，也是他们和雍正关系的体现。传教士和康熙各个皇子建立关系的黄金时段是康熙晚年废掉太子以后，也就是康熙的最后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为什么传教士会错过雍正，没有和他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康熙晚年的储位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