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晚年的储位之争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感棘手的问题。涉及的人都是自己的儿子和亲人，手心手背都是肉，康熙很难恰到好处地处理。满人的传统，大多是不立太子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去世的时候，都没有立太子。但也正是因为没有立太子，二人死后满人内部都有剑拔弩张的争位戏码上演。立太子是汉人朝廷的传统，也是皇位和平有序传递的一个措施。1675年，康熙听了汉人臣子的意见，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册立了当时才两岁的皇二子为太子。太子长大后，中年的康熙也确实体会到了立太子的好处。康熙几次塞外远征和南巡，都是太子坐镇北京，管理朝廷日常运作，让康熙可以放心远走。但问题是，康熙走后，太子在北京朝廷中体验着当皇帝的感觉，康熙回来，他又回到太子的角色上去。太子等待皇位的时间是漫长的，在当了三十三年的太子以后，还是在1708年被废了。康熙在颁布的废太子诏中，从太子“秉性乖戾”说起，给出了一大堆太子不好的理由。不过，最本质的问题应该还是康熙察觉到了太子想登位，他自己感受到了威胁。但是废黜太子并不是解决皇储问题的办法。康熙很快发现这一举动反而激化了皇储问题中隐藏的各种矛盾。太子位空缺让他众多儿子看到了机会，一个个蠢蠢欲动，同时整个朝廷的各派势力也通过支持不同的皇子在暗中角力。康熙的大皇子甚至对康熙说，如果杀废太子下不了手，他可以出手。康熙一直敬重的舅舅佟国维推荐立皇八子为太子，康熙不同意，也让舅舅不要掺和这事。佟国维则直言康熙要让自己闭嘴的话，除非把自己给杀了。遇到这种家务事，舅舅又这样讲话，康熙应该是很烦恼的。历史记载中他和舅舅佟国维的争论只是只言片语，但从后来康熙的反应看，二人应该不是简单的几句争吵而已。康熙幼年就丧父丧母，他小时候，母亲家里的两个舅舅佟国纲、佟国维一直作为侍卫守在他身旁。他们之间是有深切亲情的。传教士记录中，康熙无论朝堂上还是私下里，都是亲切地直呼二人为“舅舅”。而佟国纲又在跟随康熙追击噶尔丹时战死疆场，佟国维就是康熙晚年最亲的长辈了。按正常情况，佟国维1719年去世，康熙会赐给他这个舅舅很高规格的葬礼。但实际上，康熙连谥号都没有给他。最后佟国维能有谥号，全靠他的儿子隆科多辅佐雍正有功。雍正上台第一年为了拉拢隆科多，就先给佟国维补上了谥号。这说明康熙晚年和他的舅舅为储位问题应该产生过很大的分歧。

康熙废黜太子不久，便发现太子身上的许多问题其实是大皇子从中搞鬼的缘故。这让康熙对废太子的决定有些后悔。权衡各种利弊之后，康熙又在一年后，也就是1709年复立了太子，希望以此结束皇储的纷争。太子尽管恢复了，康熙对太子的猜疑还是没法去除。康熙本来有南巡的雅兴，1699年、1703年、1705年、1707年数次南下，但经过1708年、1709年废太子后又复立太子，康熙至死都再没有长时间远离北京南下巡游。1712年，康熙再次废太子，公开的理由还是跟第一次废太子时差不多，就是太子品行等各方面都不配做一个君主。废太子一直被软禁，直到雍正登基后的第二年去世。康熙废太子以后，拒绝了所有立太子的建议，这也就开启了历史中被津津乐道的九子夺嫡时期。

北京传教士既是康熙宫内人事起伏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1675年，当两岁的太子刚刚被立以后，传教士就开始了长远计划，努力接近太子和他的势力圈。这个圈子的核心是索额图，是太子母亲的叔父。传教士一直和索额图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很多传教士的书信中都提到过索额图，称他为“索三”，因为他是索尼家的第三子。索额图和传教士的往来在铲除鳌拜之前就开始了。传教士能得到康熙颁布的容教诏令，就是索额图帮传教士打通了礼部的各个关节。有了索额图的这层关系，传教士在太子还未成年之时就在太子的核心圈子中了。从北京传教士发回欧洲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太子赞誉有加，而且认为他能延续康熙的容教政策。1706年，教皇特使多罗参加了康熙的辞别会后，还去了太子那边。多罗对太子的印象很好，认为太子会继续容留天主教。“对传教士来说，1712年太子再次被废也是他们的重大损失，这意味着他们三十多年来在太子身上付出的心血付之东流了。他们需要重新猜测谁会是新的皇帝，并和可能的人选建立关系。

康熙一朝，传教士前后来去已历三代。他们跟所有的皇子都有交集。康熙学习了西方知识以后，让传教士把许多西学科目首先翻译成了满文，教他的儿子和皇族子弟。在康熙晚年争位的儿子中，大概可以分为四派：

第一派是废太子一派，以前的太子党还在寄希望废太子能有再被复立的一天。

第二派是以皇三子为中心的一派。皇三子以学问大闻名，康熙把跟学问相关的项目都交给皇三子去办。比如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就是皇三子在主持。还有跟西学相关的天文、数学等项目也是他在负责。皇三子自己就是有学识的，他带着一帮满人子弟，通过他们自己的天文观测数据，竟然发现了传教士所讲天文学中的漏洞。在1716年前后，皇三子、十五子、十六子一起上书康熙，报告根据他们从1714年开始持续三年对夜晚的观测，发现传教士讲的天文理论有问题，有误差。对于皇子们发现的问题，传教士是承认的，只是说他们给的数据是目前最好的数据。有新来的传教士，康熙也是派皇三子去测试来者是否有真学问。在欧洲大学讲授数学的耶稣会传教士戴进贤来到北京，康熙就是派皇三子去测试的。

皇三子在以前争位历史中被提到的不多，但是皇三子在当时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存在。研究雍正皇帝的学者黄培就提出，康熙最中意的皇子是皇三子，因为根据已知康熙晚年的满汉奏折来看，康熙联系最频繁、交办事务最多的皇子就是皇三子。”后来雍正登位以后，第一年就把皇三子放逐去为康熙守陵，这也反映出雍正对皇三子的忌惮。康熙是否有心传位于皇三子，已无从考证。这里要强调的是，研读历史必须要站到当时人的环境中去体会。当时所有的人，包括传教士，都不知道康熙会传位给谁，他们只能猜测。那么他们猜测的凭据是什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康熙把重要的任务交给哪个皇子，平时和哪个皇子走得近，往来的多。从这一点看，皇三子确实和康熙来往频繁。从现存的满文奏折上看，就特别明显。皇三子管着大大小小很多事，经常出现在奏折中。

争位中第三派势力是各种史书、小说、电影、电视都经常提到的皇八子一系。这一派还包括皇九子、皇十子和皇十四子。在1708年废太子以后，皇八子确实有很高的呼声。八旗中支持皇八子的权贵众多，他在皇子内部也呼声很高。康熙的舅舅佟国维就支持皇八子。后来朝臣发现康熙铁了心不会传位皇八子，又把目光集中在这一派中的皇十四子。各种野史中盛传康熙有意传位给皇十四子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康熙在晚年把最重要的西北军务交给了皇十四子。康熙一生最在意的就是平定西北，消灭还没有归顺的蒙古部落。皇十四子有勇有谋，在处理青海、西藏等问题上让康熙很满意。只是皇十四子在西北的历史功绩后来在历史中被雍正抹去了。

康熙晚年，皇子内部就认为康熙让皇十四子领兵去西北，就说明他有意把皇位给皇十四子，同时也用这个任务来最后考察皇十四子。对于这一点，当时人应该都知道。传教士穆经远被抓以后的审讯记录里面提到这事。穆经远承认他确实听到过皇子之间说康熙让皇十四子领兵就是中意他的表现。

同时，约翰·贝尔在他的记录中提到，他当时在北京听说，皇位是要传给皇十四子，同时也说皇十四子正在处理当时最麻烦的西北军务问题。约翰·贝尔所在的彼得大帝使团是1721年3月离开北京的，也就是在康熙去世前大概一年半时间。他这条记录应该算是一个跟大清内部没有任何利益关联的人留下的一条珍贵的历史记录。”争夺皇位的历史情形复杂，这里只能讲到一个脉络。就本书关注的传教士来说，他们也跟众多朝臣一样，把宝押在了这一派上。

第四派就是最后登位的雍正一派。雍正一派中还有皇十三子，这也是历史中常常提到的人物。在上面四派中，传教士可以说跟前面三派都有很好的关系。唯独在皇四子雍正这里，传教士基本没有下过功夫。为什么在废太子以后漫长的十年中他们会恰好错过雍正？要真正理解这个问题，必须站在传教士的角度思考。站在传教士角度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明白他们是历史中的人物，无法知道历史后来的演进，不知道最后皇四子会登位。他们所有的决定，都是基于他们当时所观所感，做出他们认为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