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秋（1723年10月），闽浙总督满保上了个折子，细数天主教在福建的问题，建议全国禁教。这个折子从内容上看，并没有多少新意，还是老生常谈，总体就是说天主教教义与传统观念有诸多冲突，不适合在中国传播等等。折子建议除有技术的北京传教士继续在朝廷留用以外，地方各省都应该禁止传教士出入传教。

这封奏折很简短，两三句说了地方上的问题，就转入了禁教的话题。北京传教士得知后，迅速派人了解事件的原委，了解什么原因导致福建官员突然要求禁教。传教士探询一番以后，发现并不是什么大事。当时福建有两位西班牙新来的传教士，没有遵循男女有别的原则，在福安允许男女同时出现在教堂的宗教仪式里面。为什么闽浙总督满保要把这件地方上不算大的事件捅到朝廷里去？传教士并没有找到原因。传教士只打探到满保先是与雍正沟通过，得到雍正的批复以后，才又用公开的朝廷渠道，以地方疆臣的身份上了折子给朝廷。现存的满语奏折确实印证了传教士的说法，是雍正指挥满保把事情闹到朝廷系统里面去的。

打探中，传教士还了解到福建地方上对修女问题有意见。当时福建有遗弃女婴的习俗，传教士因此收容了不少女婴。收容的女婴长大后，传教士把他们培养成修女。当时福建以及浙江很多地方男女比例失衡，由于男子娶不到老婆，这些地方还存在卖妻、典妻的习俗。福建乡绅看到修女，认为这是天主教蛊惑妇女入教，影响了当地的传宗接代。他们并不了解这些修女大部分是由弃婴长大而来。

而福建地方官场上有禁教的说法起源于福安一个秀才皈依了天主教。这让福安知县不安，上报了闽浙总督满保，说传教士在当地兴建教堂，蛊惑人心。福安知县知道康熙是容留传教士的，也知道传教士手里有印票。但福安知县认为此印票是通融传教士在华居住之用，不是允许传教士私建教堂用的。福安知县提到，大清明文规定和尚道士不得私建庙宇，而传教士理当不能私建教堂。福安知县巡查，整个福安县有多处新修教堂。一个小小县城，就有15座之多（满保后来上的折子中提到了这一点）。满保让知县利用当地宗族势力，小心处理，限制天主教的发展。

北京神父在写回欧洲的信件中，坦承男女区分不严格，共同参加宗教活动确实是中国的大忌，很容易惹出麻烦。但他们觉得很冤枉，因为新来福建的传教士，北京的神父其实都不了解。而且传教士认为这个男女区分就算是问题，也只是一个小地方上的问题，全国其他地方都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对于福建当时的状况，波士顿大学的梅欧金教授在他研究福建天主教的专著中有过考证，认为当时禁教的折子是北京朝廷政治的需要，并不是福建当地问题的反映。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雍正颁布了禁教条约以后，反而福建各地并没有严格执行，许多地方教会依然长期存在。这也印证了当时耶稣会神父的说法，当时福建并没有什么跟天主教相关的大事发生。

雍正收到福建的折子后，把折子转送到了礼部，让礼部部议。礼部给出的最后结论是赞同折子所请，同意禁止天主教。雍正元年的最后一个月（1724年1月），雍正发出谕旨禁教。整个过程从满保上奏，到最后禁教，事情发展得很快，总共不到三个月。北京传教士从知道折子开始，就在动用他们多年在北京建立的关系网，四处活动。他们先是找到钦天监里和满保是世交的满人主管，请他写信给满保。同时，广州传教士又多次登门拜见两广总督，请他出面帮传教士说情。两广总督开始本不想掺和这件事，但抹不开和传教士来往多年的面子，最后还是写信请满保三思。满保对各方求情的人，回复都差不多，大意就是事情已经捅到北京，后面事态发展他已无力把控。这样婉言回绝了各方，欣然事外了。

之后，北京传教士把活动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北京。他们毕竟扎根北京几十年，在北京官场也是有根基的。他们很快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到了各种细节。1723年12月29日，巴多明神父从宫里一个内线那里得知，皇帝的意思是保留北京的教堂和传教士，但是禁止地方各省教堂和天主教传播。巴多明得知雍正这个处理意见的时候，整个案子还没有交到礼部商议。这个信息很重要，这让传教士明白禁教就是皇帝的意思，调子已经定好了，礼部部议也就是走个过场而已。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巴多明又找到他以前在内务府里面一个老熟人，从那里得知折子送到礼部的时间。

尽管传教士知道禁教是雍正的意思，但还是决定要在礼部那边做最后的努力。他们先是花重金贿赂了一个礼部的小职员，让他帮忙找出当年康熙容教的谕旨，原封不动地抄写出几份来。他们希望康熙朝的这份谕旨能派上用场。他们先后通过各种关系，找到礼部中多人。其中，康熙的皇十二子、礼部满人尚书以及另外两位官员都同意帮他们仔细过问案情。1724年1月3日，礼部部议了满保的折子。会中，一位官职低、平时不起眼的官员给出了处理意见，同意满保所请。答应帮助传教士的几位，相继在会中发问：为什么整件事都没有参考过康熙容教的谕旨？几个官员要求那位下级官员重新思考，下一次部议中再给出新的意见。奇怪的是，那位下级官员竟然一字不改，把前一天的处理意见再次拿到了第二天的部议上来，而且强调他不会做更改。按照传教士的记录，礼部官员从这位官员不同寻常的强势中，察觉到了他背后有人，而且很可能就是皇帝。所以这位平时不起眼的官员才会在这个跟他私人利益没有关系的问题上公然顶撞部门内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礼部官员都很识相，默默地同意了那位低阶官员给出的议案。倒是传教士没有打点过的理学名臣、当时任汉人礼部尚书的张伯行，以及另外一名与传教士有交往的礼部官员，拒绝在议案上签字。不过二人因为此事受到很大压力，几天后还是同意了议案。

这个时候，传教士看礼部方面爱莫能助，也确认了禁教就是雍正的意思。由于他们已经被赶出了内务府，早已不可能像以前见康熙那样，去直接求见雍正。他们就去找了雍正朝唯一可能帮到他们的人，那就是康熙的皇十三子。传教士以前和康熙的各位皇子都有交往，知道各位王爷的喜好。他们知道皇十三子喜欢书画，而且特别喜欢传教士郎世宁。郎世宁在康熙晚年才到北京，在传教士中属于晚辈，出面应酬的事一般还轮不到他。这次两位神父特地带着他一起去求见皇十三子。

雍正登位第一年，最忙碌的臣子大概就是皇十三子。传教士第一次上十三王爷府，皇十三子正要出发入宫，但还是匆忙中跟他们说了几句。这也可见传教士确实在康熙朝积累了过硬的关系。当时想要求见皇十三子的达官贵人太多了，很多都排不上号。皇十三子一见到他们就说，知道你们是为什么事情来的，告诉他们这事已经转到他和皇十六子这里处理了，他还没有具体了解过整件事，让传教士第二天到朝廷那边去见他。当时传教士感觉皇十三子的口气和善，似乎看到了希望。

第二天传教士去朝廷那边等了一天，都没有见到皇十三子。那时年羹尧正在西北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战事吃紧，皇十三子当天公务繁忙，让传教士明天到他府上去商谈。传教士第二天一直等到晚上六点才终于见到了皇十三子。皇十三子过问了这件事，已经知道禁教是雍正的意思。于是一来就跟他们说事情很棘手，大意是他也帮不上忙了。

第二天传教士们写了一份陈情书交给皇十三子。送陈请书的太监出来告诉他们皇十三子和皇十六子看了他们的上书。晚上他们等到了皇十三子，皇十三子说他认为陈情书措辞不恰当，整篇文字是在和皇帝争辩的架势，这样只会起到反作用。同时说如果他们实在要把这陈情书交到皇帝那里，要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就不要再来找他了。

听完皇十三子的话，传教士感觉情况严重，也就没有提交他们的陈情书。皇十三子同时还告诉他们，跟皇帝上书要以谢恩和祈求的方式来写，这样才会有结果。还没有等到传教士再次写陈情书，雍正禁教的谕旨就下达了，而且很快就知会了地方。

传教士面对这样的局面已经无计可施。几个月后，他们又再次去找皇十三子，告诉皇十三子各省传教士在禁教后遇到的具体困难，希望皇十三子能帮他们疏通。按照雍正禁教的安排，各省传教士要被驱逐去澳门。但当时澳门被葡萄牙控制，许多非葡萄牙籍的传教士到那里反而更难找到回国的船。所以传教士希望朝廷能允许他们去广州，那里各国来的船都有。同时许多地方上的传教士年事已高，外加在当地都住了几十年，突然要离开，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善后。皇十三子听完这些具体困难，认为雍正会同意他们的请求，然后教他们应该如何上书雍正来提这些问题。皇十三子告诉传教士，禁教之事，木已成舟，新上折子就不要再对禁教之事做争辩。同时，皇十三子教传教士折子前半部分强调传教士入华百年来奉公守法，然后祈求皇上开恩，宽限一些时日。最后皇十三子交代他们把折子送到内阁，让大学士帮忙转呈皇上。同时皇十三子告诉他们如果那边不能把折子递上去，再来找他，他用他的渠道帮忙送呈皇上。

上面皇十三子的指点是传教士写回欧洲的信中提到的。由于传教士这封折子是通过内阁提交上去的，因而该折子得以保留在宫廷档案中。折子全文如下：

西洋人戴进贤等谨奏，为吁恩垂鉴事切。臣等自利玛窦航海东来，历今几二百年。幸荷圣朝优容无外，故士致入归，守法焚修，原非左道。兹因福建之事，部议波及，一概驱往澳门。远臣奉命惟谨，敢不凛遵。

惟是澳门非洋船常到之地，若得容住广东，或有情愿回国者，尚可觅便搭船；今俱不容托足，则无路可归。澳门虽住洋商，而各省远臣，不同一国者甚多，难以倚靠。可怜欲住不能，欲归不得，此诚日暮途穷之苦也。

近接广东来信，抚臣奉文之后〔指朝廷禁教条文〕，出示行牌，严加催逼，限六月内驱往澳门，不许迟过七月。因思臣等荷蒙圣恩，留京备用，每年家信往来，亦所不免。倘广东无人接应，将来何以资生。我皇上仁恩溥博，薄海内外咸荷覆帱〔受到恩惠意〕，似此老迈孤踪，栖身无地，不得不冒渎严威，惟望圣恩宽厚，俯赐矜全，行令广东，免其驱逐。嗣后各省送往之西洋人，愿赴澳门者，听往澳门；愿住广东者，容住广东。如此则臣等感激涕零，受恩靡尽矣。再各省现有衰老病废难行之人，可否暂容？此又出自皇上格外隆恩，非臣等所敢擅请也。臣等不胜呼号待命之至。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特赐俞允施行。

很明显，折子就是皇十三子提的思路：开篇说传教士一直遵纪守法，接着讲困难，最后祈求皇上开恩。传教士虽然很多懂中文，但这篇折子，遣词造句很可能是找过汉人帮忙润饰修改而成，比他们其他的中文折子高出一个水平。最后“臣等不胜呼号待命之至”“伏乞皇上睿鉴”，把他们趴在地上求皇上开恩的即视感都烘托出来了，深得文臣奏议精髓，神情并茂地把皇十三子交代的“祈求皇上”的意思写了出来。

这个折子大概也真是感动了雍正。根据传教士记载，雍正接到奏折后立马就给了批复。当时去送折子的三位传教士还在跟大臣寒喧，尚未离开。官员接到送出来的雍正回复以后，看了一眼，马上就把批复递给了传教士。巴多明神父看完回复后，马上用满文说了一句官场逢迎的套话。巴多明到底说了什么话，传教士的记录没有写明。他们只记录了传批复的仆人，一听到巴多明的满文回复，马上就跑回去禀报雍正。而雍正听完后，立马就召见了三位传教士。这次召见对传教士来说意义非凡。自从康熙去世，他们被赶出内务府以后，就没有机会见到皇上。这次会见，是自福建上禁教折子以来，快一年时间里第一次有机会见到皇上。这跟他们在康熙年间随时能见到皇帝完全是两重天。

传教士记载，雍正大约接见了他们十五分钟，雍正说什么，传教士都点头称是，没有任何争辩，只是一再谢恩。感谢雍正同意让传教士去广州。雍正说完以后，也对传教士的反应表示满意，还赏了每人一件小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