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为什么要禁教？这是天主教历史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雍正登位后第一年就禁教，而这时全国上下并没有什么跟天主教相关的大事发生。福安县反映的案子，指控教堂内男女混杂，当时的大臣和后来的学者都知道那不过是禁教的托辞罢了。每年无论寺庙还是道观，出现这种小范围的问题可以说数不胜数，地方官连朝廷都不会上报，就把事情处理了。既然当年没有什么大事，后世学者自然把目光放远，把禁教联系到之前发生的大事上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提到雍正禁教，原因都联系到了康熙时期的礼仪之争和康熙会见教皇特使这样的“大事”，甚至还有的把禁教与20世纪以来流行的中西文明冲突理论联系到一起。以前的说法，总结起来就是雍正禁教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康熙时就有了苗头，雍正元年禁教只是表明雍正做了康熙准备做还没有做的事。历史学家宏观看待问题，把事件放到历史长河中去思考，这种思考方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这样的宏观思考，忽视了雍正这个个性鲜明的皇帝自身的作用。稍微了解清史的都知道，雍正是个有主见的皇帝，他做决策有他自己的决断思路和逻辑。在禁教问题上，雍正才是真正的主角。

清初皇帝手中的权力跟明朝皇帝完全不一样。康雍乾三个皇帝不仅手上都有实权，而且他们每个人也都追求对国家的管控。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很生动地讲述了明朝皇帝被朝廷制度限制，不能放开手脚切实地管理国家，以至于万历皇帝二十多年都不上朝，让朝廷各部自行运作管理。尽管大清继承了明制，但是大清皇帝有人关前就形成的满人权力运作网络。皇帝如果遇到在朝廷那边不能按心意解决的问题，可以直接绕过朝廷处理，最直观的就是康熙雍正都绕开朝廷，有自己的秘密通信系统。皇帝可以直接通过主奴关系，秘密地和地方上的满人联系，绕开朝廷管道来办他们想办的事。比如前章讲到的康熙两次接待教皇使团，全部过程没有经过任何朝廷部门，从广东一路到北京，康熙自己的内务府就一手处理了。朝廷的史官，无论是《康熙起居注》还是后来的《康熙实录》，一条康熙接待两个教皇使团的记载都没有，就是这个原因。有些事需要朝廷部门配合的，皇帝秘密联系了他在地方的官员后，再让官员把事情递交到朝廷里处理，这样里应外合，事情很容易就按照皇帝的想法来办理。前面讲到的闽浙总督满保的折子就是这个情况。满保本来只是私下向雍正汇报了一些地方上天主教的情况。雍正表扬了满保“卿所言甚是”以后，御批最后一句让满保“如此缮本具奏”，29就是让他换成正式官文样式重新把事情公开上奏到朝廷里面去。后来朝廷礼部的部议其实就是走个过场。以前历史中也注意到雍正逐渐把权力集中到他自己的手里，称之为加强“中央集权”，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个人集权”。明代也是中央集权，但那是把权力集中在朝廷中央，而不是皇帝个人。清朝康雍二帝利用满人的渠道把权力集中到了个人，所以在看待康熙雍正朝的事件时，得把他们个人意志放在首位。

历史中的细节也印证了禁教是雍正自己要禁教，根本没有什么历史趋势以及大的历史事件迫使雍正禁教。在知道福建递上来的折子后，康熙的十二子、十三子、十六子在传教士找到他们后的第一反应都是他们可以帮忙。但他们最后没有帮上忙，就是因为知道那是皇帝个人的意思。但他们的第一反应都真切地说明当时并没有什么大事，几个皇子都没有感受到有什么原因需要禁教。这几个皇子都是雍正的人，反应尚且如此。其他跟传教士交好的，如皇三子、九子、十子，这时都已被流放。当时跟雍正关系最近，也是雍正朝权力最大的皇十三子，就当着传教士和皇十六子的面说过，他一看到满保的奏折就觉得不妥，认为不能拿一个小地方事件，做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政策。而且礼部中的满人和汉人尚书在第一次会议中，同时都反对这个折子所请。虽然他们二人最后都妥协了，但他们最初的反应也说明当时社会没有什么大家公认的“潮流”“趋势”在支持禁教。这些历史参与者的第一反应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