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和传教士之间并没有因为信仰问题有过矛盾或者争论。在康熙的引荐下，传教士和他的皇子们都有往来，雍正也不例外。但雍正和传教士处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状态，双方没有深交。笼统而言，天主教是一神教，本质上传教士不能兼容其他的宗教。传教士能和儒家文人保持良好关系，因为儒家实际上不是一个宗教。传教士入华以后没有与和尚融洽相处的例子。这一点和中国传统中和尚道士能够互相交流不一样。而且在传教士的文字中，还经常看到对和尚的奚落和嘲讽。

天主教不能容纳接受其他宗教这一基本点，注定了传教士不可能和皇子时的雍正建立亲密关系。毕竟雍正的府上常年香烟缭绕，和尚喇嘛不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雍和宫后来成了寺庙，现在香火依然很旺。而且康熙在世之时，并没有特别迹象显示学佛的皇四子可能继位，这样传教士也就没有特殊的理由要进一步去接触皇四子。要是雍正不继位的话，他就是康熙十多个皇子中的一位，传教士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去接近他。总而言之，在雍正登位以前，他研习佛法这一点，提前注定了传教士和雍正之间的距离，二者不可能有比较亲近的关系。在康熙晚年长达十多年的储位斗争中，传教士没有在雍正这边下过功夫。雍正登位以后，也就不把传教士当自己人。重组内务府的时候，把传教士赶出宫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有一个历史细节值得注意，就是跟雍正唯一有私人关系的传教士德里格在康雍两朝的不同际遇。德里格在康熙宫廷里做音乐。教皇第二位使节在北京时，德里格私下告知使节康熙可以允准教皇的禁约，这让康熙震怒，以“德里格乃无知光棍之类小人”开头整整写了一页纸朱批来批德里格的种种不是。康熙后来把德里格软禁在北京的一个教堂里面。德里格不是耶稣会的神父，他是罗马传信部派往中国的。尽管他和耶稣会神父都在康熙手下做事，但双方关系很差，经常敌对。公正地说，德里格在音乐方面是有大才的，他在紫禁城内写出的弦乐协奏曲，今天世界各国音乐家都还在演奏，曲风恬淡清新，兼具中西特色。康熙爱才，尽管私下对德里格有不满，还是一直把他留在宫中组建西式乐团。俄罗斯彼得大帝使团入华，听完康熙的乐团演奏后大为吃惊，没想到在紫禁城内还有一支如此高水准的西式乐团。

对德里格个人来说，他在康熙晚年最大的收获是做过雍正的音乐老师，而且一直和雍正保有私交。因为有这个私交，雍正一上台就把德里格从软禁中释放了，而且还任用他来负责接待雍正朝所有来华西洋使团。也是在雍正上台这一年，德里格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在北京建立一座属于自己的教堂，这样他终于能从耶稣会神父的教堂里独立出来。他建立的教堂在北京称为西堂，在现在西直门内大街上。德里格的例子就最直观地说明了和皇帝登位前的私交对传教士来说是何等地重要。

雍正信佛决定了他如何看待传教士和他们的用处。雍正和康熙不一样，他对传教士讲的数学、天文等欧洲学术都没有兴趣，因而在他眼里，传教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一点是他和康熙在看待传教士问题上的根本区别。

应该说雍正刚上台的时候，还是有意以一个皇帝的姿态，大度地容纳天主教的。传教士穆经远代表葡萄牙国王给雍正送了很多礼物恭贺他登基，雍正全部收下了，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在康熙内务府里混迹了几十年的传教士，不可避免地被牵涉到雍正早年的权力斗争中。1723年4月，雍正登基不到五个月，发现穆经远和皇九子关系很深，就把他和皇九子一起发配西宁。同时他警告在北京的传教士不要多管闲事，把自己的事管好就行。

北京传教士似乎并没有把雍正的警告放在心上。当然也有可能是传教士和雍正对不要“管闲事”的理解不一样。雍正元年，北京传教士继续和雍正要打击的苏努一家走得很近。苏努是努尔哈赤四世孙，与雍正同辈，累世军功，有贝勒封号。在康熙朝，苏努一家一直支持皇八子登基。苏努本人没有信教，但是其有四个儿子以及数十名家丁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后陆续受洗，都是当时有名的天主教徒。因此传教士一直和苏努家有来往。这种来往本来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雍正上台后，在关于苏努家的奏报中经常发现传教士的身影，这就成了大事。”在发配皇九子到西宁时，除了穆经远以外，还发配了苏努的两个儿子。雍正一直派人监视皇九子等人的言行。但让监视人都感到意外的是，穆经远竟然在1723冬（当年的圣诞节）公然给苏努两个儿子受洗，让他们正式成为了教徒。这些都被眼线汇报给了雍正。后来，让雍正更气愤的是，他发现皇九子为了躲避监视，竟然把西洋文字做成密码在和北京联系。而这西洋文字无疑是穆经远教的。用西洋密码联系一事在多个清官方历史中都有记载。最近有学者在清宫档案中发现了这些用西洋密码写成的私信，还做了总结。

同时，在北京，传教士私下还和苏努家有来往。这些来往雍正和他内部圈子的人都知道。当时雍正圈子中的隆科多就看在眼里，很为传教士着急。隆科多是佟国维的儿子，是佟家在雍正朝早期的核心人物。前面已经讲过，传教士和佟家有几代的关系。所以隆科多冒着危险，在宫里碰到传教士巴多明的时候，告诉他皇帝知道他们和苏努家的关系，让他们传教士赶快远离苏努一家。”不过，传教士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他们看来，他们和苏努家的来往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而且作为传教士，他们很难抛弃追随他们信仰的信徒。

雍正初年的朝廷政治远比传教士想象中要复杂。巴多明还记录了一个细节。隆科多在跟他说话的时候，突然看到迎面另一个大臣向他们走过来，便马上停止了谈话。这个细节就是当时朝廷政治的直观写照。隆科多是雍正朝头几年最重要的实权派。即便以他这样的地位，跟传教士说话的时候都要处处提防，小心谨慎。当时，雍正正在清除异己，许多朝臣和皇亲国戚都因为派系问题受到牵连，就是位高权重如隆科多都要处处小心。但传教士似乎没有察觉到当时危机四伏，还在继续和苏努一家来往。

禁教和皇位之争有关联，这并不是后见之明的分析，当时跟雍正关系最好的传教士德里格，在他1725年（禁教后第二年）发回欧洲的一封信中就写道：

各省驱逐传教士与礼仪问题完全无关。禁教始于福建，正如我去年写的那样，皇帝批准了。（有人说他是始作俑者，但我不能确定）。终究他还是批准了。说他是始作俑者（尽管我不这么认为）源于欧洲人可能站在他的兄弟那边。也就是说如果他的哪个兄弟要起事，地方上的欧洲人可以提供很多帮助。

德里格尽管也是传教士，但他和当时北京所有的耶稣会传教士都有矛盾，他的观点可以看作是独立于耶稣会神父以外的第三方观点。他对禁教问题的分析有两点：一是他认为禁教跟康熙时的礼仪问题完全无关；二是禁教跟雍正和他兄弟之间的斗争相关，而且这个观点在当时就是流行的说法。

那么到底雍正禁教有多少政治因素在内？这很难知晓。因为就算雍正因为政治问题要处理传教士，他也不会直接说出来，让这事留在历史记录里。看看年羹尧案，当时抓年羹尧的时候，给出的原因是年羹尧的奏折用词不当。后来审讯又给年羹尧列出了一系列罪名，但当时人和后来人都明白那些公布出来的罪名不过都是托辞。真正的原因一直是个谜，现在的学者都还有争论。传教士涉及政治这一点，到底多大程度影响了雍正的禁教决策，很难有明确的界定。但有影响是一定的，否则隆科多也没有必要冒着风险提醒巴多明神父。后来，雍正坚持要杀掉穆经远神父也说明他一定是比较深入地卷入了派系斗争。雍正知道杀传教士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但他思虑再三后，还是赶在葡萄牙为穆经远神父求情的使团到来前，把穆经远给杀了。穆经远是葡萄牙王室派出来的神父，他在康熙晚年一直是耶稣会里的领军人物。他成为鸦片战争前唯一一个因为政治问题被杀的传教士。但细看现存的穆经远审讯记录，他根本没有犯任何真正的罪，有的只是对皇九子的忠心。当他因为皇九子案被审问时，他坦然面对，没有否认和皇九子的关系，他在审讯开头这样说：“我在允禟处行走，又跟随他在西大同，前后有七八年了，允禟对我好是人所共知的。”5i穆经远的罪其实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跟错了主子。雍正初年，康熙的皇子们站错了队的，尚且不能自保，更何况一个传教士。

小结

其实北京的满人权贵和传教士都知道，当时无论是禁教还是容教都不是什么大事，掀不起什么风浪。就是在康熙的最后二十年中，把在中国各个教派的传教士加在一起，最多的时候也就140人左右。根据人口统计，清初大概有两亿人，所以这个数字放在当时中国，就是沧海一粟，无足轻重。相较之下，当时有记录的和尚就有11万，尼姑有9000。这几个数字放在一起，140人的传教士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按雍正的话说，传教士“人众不过二十”。对这样一个小群体，无论是容留还是禁止，可以说完全听凭皇帝的个人意愿。

历史的各种细节也证明了当时朝廷上下根本没有共同认可的原因来禁止天主教。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后世所谓的历史趋势、潮流来决定当时禁教。禁教就是雍正的个人意思。对这一点，当时的王公大臣都看得很清楚。禁教风波期间（1723年10月到1724年1月），当时朝廷真正的大事是年羹尧出兵西北镇压罗卜藏丹津叛乱（1723年8月到1724年春）。叛乱中，有西藏喇嘛直接拿起武器，跳上马背和清军正面对抗。对于这些喇嘛叛军，雍正几次命令前线的年羹尧“勿拆毁庐舍祠宇，勿扰害庙内番僧”。雍正的这些举动，完全有违清朝军队对不投降者格杀勿论的老传统。朝廷上下都不理解，甚至普遍怀疑是雍正内务府里的和尚在干扰朝政。后来雍正不得不在朝会上表明，他只是在闲暇时与和尚一起谈经说法，他们并没有干预国事。不过，雍正想要保护喇嘛和寺庙是他的个人意愿，而清朝军队的士兵却没有雍正对佛教的那份情感。他们还是按照清朝军队的老传统，在打胜仗以后把所有喇嘛都杀了，同时也捣毁了寺庙。有记载显示，清朝军队一次就杀了6000喇嘛。雍正要求禁止天主教和他要保护喇嘛寺庙基本是同一时期的事，放在一起就很明显可以看到，雍正的个人倾向在他决策中起到的作用。

对于传教士来说，雍正烧香拜佛，念经打坐，本来和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康熙驾崩和雍正登位，立马使得雍正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命运关联起来。可惜的是，雍正信佛和他的个人爱好，是传教士没有可能改变的部分。他们唯一能祈祷的是雍正能够可怜他们，把他们当成世间各种大宗小教中的一种，不要为难他们。所以传教士数次强调他们是遵纪守法的宗教，入华两百年从未给朝廷添过乱，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希望雍正像对待其他守法宗教一样，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

但是，传教士忘记了一点。雍正初年，举国上下，没有任何宗教团体像传教士那样深深植根在北京的满人权贵圈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卷人了皇家的家庭恩怨之中。所以，从某个角度说，传教士的命运其实是和当时的皇位之争紧密相连的。如果康熙以后继位的不是雍正，传教士在华的轨迹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按照传教士的理解，这是上帝的安排。按中国的通俗说法，这就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