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允许我对您做个采访吗？”

“当然可以，但请短一点。”

“您知道自己是这个奖项设立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吗？”

“真的吗？”

“我刚和一位组织者聊过。我感觉他们都挺激动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这是项殊荣……我很高兴。”

“所有人看上去都很高兴。您喝的是什么？”

“龙舌兰酒。”

“我喝的是伏特加。伏特加是种奇特的饮品，不是吗？我们女人很少喝它，我是说纯伏特加。”

“我不知道女人一般喝什么。”

“啊，是吗？总之，无所谓了，女人喝的东西一向都是秘密。我说的是她们真正在喝的东西，永远会喝的东西。不过咱们不聊这个。今晚月色很好，您不这么认为吗？从这里可以望见最偏远的村镇和最遥远的星辰。”

“这是种光学效应，小姐。你要是认真盯着看的话，会发现那些大窗户正以一种非常神奇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模糊。咱们到外面露台上去吧。我觉得咱们正待在森林中央，大概只能看到树枝。”

“也就是说那些星星都是纸做的喽。那城镇的灯光呢？”

“磷光。”

“您可真是聪明。好了，请谈谈您的作品吧。谈谈您自己，再谈谈您的作品。”

“我有点紧张，你知道吗？大家都在那边不停地唱歌跳舞，我不知道……”

“您不喜欢聚会吗？”

“我觉得所有人都已经醉了。”

“他们都是之前几届竞赛的获奖者和决选作家。”

“上帝啊。”

“大家都在庆祝新一届竞赛结束。这很……自然。”

扬的脑子里闪过了某些幽灵以及某些幽灵般的日子。我认为那是一瞬间的事情，一声喘息，而现在扬已经冒着大汗躺在了地上，嘴里直喊疼。还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手势和僵硬的动作，他好像是想让我明白天花板上有什么东西。什么？我说话的同时，他的食指还在以一种极缓慢的速度上下摆动。啊，臭狗屎，扬说道，疼死我了，是老鼠，是些擅长登山的老鼠，妈的，然后他又说，啊啊啊。而我则扶着他的胳膊，或者说是把他按住，就在那时我注意到他不仅汗如雨下，而且下的还都是冷雨。我明白自己应该出门找医生，但直觉告诉我他不想一个人待着，又也许是因为我害怕出门。（那天晚上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漫漫长夜。）事实上，从某种特定视角来看的话，我认为扬并不在乎我的去留，但是他不想看医生。所以我对他说，你别死，你就像是《白痴》里的那位公爵，要是咱们有镜子的话，我肯定会给你拿过来，但既然咱们没有，那么相信我，试着放松下来，你可别死。于是，在流了至少有挪威海那么多的汗水之后，他说我们这间屋子的房顶上全都是基因变异的老鼠。你没听到它们的动静吗？他颤抖着说道。我的手放在他的额头上，我回答说，听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幢八层楼的顶层阁楼里听到老鼠的窸窣声。啊，扬说道。可怜的公寓，他说。他的身体又瘦又长，我不由暗下决心今后要多在意一下他的饮食。后来他似乎睡着了，眼睛半闭着，脸冲着墙。我点了根烟。透过我们屋子里唯一的一扇窗户可以看到早晨的最初几道光线已经显现。楼下的街道依然一片漆黑，也没什么人，但车子已经如常出现了。突然，我听到背后传来了扬的鼾声。我看了看他，他睡着了，半裸着躺在没铺床单的床垫上，他的额头上贴着一缕黄发，他的头发慢慢干了。我倚在墙上，任由自己滑坐到角落里。一架飞机从窗框处飞过，红灯，绿灯，蓝灯，黄灯，像是彩虹下的蛋。我闭上眼，回想着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想着那一幕幕悲伤的场景，它们似乎可见亦可触。后来我脱了衣服，到自己的床垫上躺下，我试着去想象扬做的噩梦，就在睡着之前，我突然灵光一闪，想到那天晚上扬肯定感觉到了很多东西，但不包括恐惧。

“咱们聊聊您的获奖作品吧。”

“好的，其实也没什么好聊的。你想让我说说它讲了个什么故事吗？”

“我很乐意。”

“故事发生在圣塔芭芭拉，一个位于智利南部、靠近安第斯山的村子。那是个可怕的村子，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和墨西哥的这些美丽的小村子完全不一样。不过有个特别之处让它显得高贵了起来：村里所有的房子都是用木头搭建的。我必须承认我没去过那里，但在我的想像中它是这样的：街道路面没铺砖，建筑物表面都是或深或浅的栗色，没什么小路，或者就像西部片里那样，屋前有粗糙的木制坡道，可以在雨季防止泥沙入屋。故事就始于这个噩梦般的村子圣塔芭芭拉。具体来讲，发生在马铃薯研究院或者说土豆研究院，那是栋如谷仓般的三层建筑，房顶上还立着铁制的风向标，它可能是加尔瓦里诺街上最荒凉的建筑了，实际上却是未知大学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系部之一。”

“这真吸引人，继续，继续。”

“一楼只有两个房间。第一间屋子很大，之前人们甚至会在里面存放拖拉机；另一间则非常小，而且位于角落。那个大房间里放着些桌子、椅子、档案柜，甚至还有睡袋和垫子。墙上钉着海报和不同种类块茎的图画。小的那间屋子里则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地板、屋顶和木头墙壁，但和用来搭建这整栋建筑的那些旧木头不同，这里的木头都是新的，裁切打磨得很好，颜色几乎可以说是乌黑发亮。你不会听得无聊吧？”

“不会，继续，继续。我这也算是在休息了。您可不知道今早我在墨西哥城做的那些采访有多么费劲。我们这些记者活得就像奴隶一样。”

“好吧。沿着没有扶手的楼梯走上去就到了二楼，那里又有两个房间，面积都一样。其中一间里面有好几把椅子，样式各不相同，还有张写字桌，一块大黑板和其他一些物件，这些东西让人隐约感到，或者应该说模糊地感觉到，这里是间教室。另一个房间里就只放了些老旧生锈的农具，不过通往三楼的楼梯也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在三楼可以看到一组无线电收发设备，还有一堆展开铺在地上的地图、一台FM调频收音机、一套半专业的录音设备，以及一系列日产扩音器，等等。我说‘等等’是因为还有些东西我没提到，因为它们无关紧要，或者说我会在后面慢慢讲到，到时候您就能知道所有细节了。”

“亲爱的朋友，您这悬念可真够折磨人的。”

“咱们就省掉那些荒唐的景物描写吧。且说在三楼，在那间巨大又冷清的顶楼房间里，能找到所有现代或近乎现代的通信工具。那组供教学使用的无线电收发设备是研究院从前拥有的许多现代设备中仅存的一套了，其他设备都被迫出售了，因为未知大学压根儿对这里不管不顾，再加上这边的负责人也得填饱肚子。这所研究院完全处于无序状态，据说从几个月前开始就没人再费心擦擦洗洗了。那个房间有两扇窗户，就房间的面积来看，窗户的数量是太少了，每扇窗户都装有木制百叶帘。从朝东的那扇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群山。而从另一扇望出去看到的则是无尽的森林，还能看到一条路的起点或终点。”

“真是闲适的景色。”

“闲适的景色或可怕的景色，就看你怎么看了。”

“嗯……”

“研究院周围一圈都是花园。以前那里通常停着木轮马车或卡车。现在除了负责人的那辆越野自行车之外，那儿连一辆车都没有了。负责人六十多岁，热爱健康的生活，所以才买了辆自行车。花园边竖着木栅栏，上面还缠着铁丝网，只有两个入口。正门又大又重，外面挂着块发黄的金属牌子，上面用黑色的字写着：马铃薯研究院—饮食研究3。再往下还有行小字，写的是街名和门牌号：加尔瓦里诺800。另一扇门在花园后方，普通访客习惯走那扇门。它很小，不面向街道，门前是片空地，然后是森林，还有那条路。”

“那条路是从阁楼上可以望见的那条吗？”

“没错，路的尾巴。”

“能住在阁楼里可真好啊，虽说面积不大。”

“我在那种房间里住过数不清的日子，真的不推荐你住。”

“我说的不是房间，而是阁楼。”

“都是一回事。景色是一样的。和绞刑架上的视野差不多，但确实能看得很远。日出和日落都看得到。”

我认为那是个理想的场景，画面啊，想法啊，都可以围绕它展开：一个身高一米七六的年轻人，穿着牛仔裤和蓝衬衫，顶着太阳站在美洲最长的大道边。

也就是说我们终于来到了墨西哥，从高楼间隙中透过来、射到我们身上的是我们梦想过无数次的墨西哥城的阳光。我点了根烟，寻找我们的窗户。我们住的是栋灰绿色的房子，三天前，扬一看到我们的住处就说那像是德意志国防军[德意志国防军（Wehrmacht），1935—1945年间纳粹德国的军事力量，军种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武装党卫队在有些时期也从属于国防军。]军服的颜色。公寓的许多阳台上都摆着花，再往上能看到屋顶阁楼的窗户，它比有的花盆还要小。我试图喊扬到窗边来，让他看看我们的未来。然后呢？然后就走人，告诉他我要走了，扬，我会带些鳄梨回来吃的（还有牛奶，尽管扬憎恨牛奶），还会带回来好消息，超级男孩，完美平衡，超棒的工作会接踵而来，我会成为诗歌版面的明星记者，我的电话会响个不停。

此时我的心脏开始以奇异的方式怦怦乱跳。我想：我是公路和人行道间的一尊雕像。我没有喊叫。我开始前进。几秒钟后，我还没走出我们那栋大楼投下的阴影，又或者说没走出笼罩着我们那栋大楼的阴影，此时我的形象映在圣伯恩斯商店的玻璃上，奇怪的精神复制品，一个穿着破旧蓝色衬衫的年轻人，头发长长的，正奇怪地倾斜着身子，如同要在珠宝和罪行前跪倒一般（可到底是什么珠宝，什么罪行呢？我立刻就忘了这些东西），怀里抱着面包和鳄梨，此后它将永远被人们称作牛油果，还有一升拉拉牌牛奶，眼睛眯成一条缝，就像突然看到了一片杳无人烟的地方，那不是我的眼睛，是迷失在窗户玻璃黑洞中的一双眼睛。

我缓缓转过头。我是知道的。扬正从窗户探出身子来望我。我在空中挥了挥手。扬喊了些不知所云的话，还把半个身子都探了出来。我吓了一跳。扬为了回应我，先是来回晃着脑袋，然后又转着圈地摇，而且越摇越快。我很害怕他会掉下来。路过的行人看到我呆立在原地，于是也目光上移，他们刚好看到扬伸出一条腿来，做出踢打云朵的动作。他是我朋友，我对他们说道，我们刚到这里没几天，他正在给我加油鼓劲呢，我马上就要去找工作了。啊，真好啊，真是个好朋友，有的人这样说道，然后微笑着继续赶路去了。

我想，在这样一个包容的城市里，我们肯定能过上好日子。当时我离命运之神的安排是多么近，又是多么远啊！我记忆中那些最初的墨西哥式的微笑是多么清澈，又是多么让人感伤啊！

“我梦到了一个俄罗斯男人……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我梦到了一个金发女郎……傍晚……你懂的，似乎是在洛杉矶的郊外，但是没过多久那里就不再是洛杉矶了，变成了墨西哥城，金发女郎则走在透明的塑料隧道里……她的眼神充满哀怨……不过这是我昨天在公交车上做的梦。”

“我梦里的那个俄罗斯男人倒是很高兴。我感觉他马上就要登上宇宙飞船了。”

“这么说他是尤里·加加林。”

“我再给你添点龙舌兰酒？”

“好的，伙计，来一点儿吧。”

“最开始我也以为那是尤里·加加林，但你肯定想象不到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在梦里被吓得汗毛直竖。”

“可是你睡得不错。我写作到很晚，我看你睡得挺好。”

“好吧，那个俄罗斯人钻进宇航服里，当时他是背对着我的。换好衣服他就走了。我想跟着他，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根本迈不开步子。这时俄罗斯人转过身来，向我挥手道别……你知道怎么着？你猜他是谁？”

“我不知道……”

“一只海豚……宇航服里是只海豚……我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特想哭……”

“可你连鼾声都没发出来。”

“太可怕了……现在我不怕了，不过梦里那个场景可真是骇人，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了我的嗓子眼儿。不是死亡，你明白吗？更像是喝醉了的感觉。”

“一只来自列宁格勒的海豚。”

“我觉得这是个启示……你昨晚没睡觉？”

“没有，我写了一整晚。”

“你不冷吗？”

“冷得很。妈的，我还以为在这里永远都不会挨冻呢。”

“天快亮了。”

我俩的头刚好可以挤进窗框里。扬说他想到了鲍里斯，他说那话时就好像是在说着什么无足轻重的事情。

太阳说：我升起来啦，你们要习惯这一切，每隔三天我就会露一次脸。

“啊呀，瞧瞧这日出。”扬说这话时眼睛睁得大大的，拳头攥得很紧。

我开始在《国家报》的文化副刊工作了。副刊的主编罗德里格斯是个年老的安达卢西亚诗人，曾是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米格尔·埃尔南德斯（Miguel Hernández，1910—1942），西班牙著名诗人、剧作家。]的朋友，他允许我在每期副刊上都发表文章，也就是说一周一次，每月四次。赚来的钱足够支撑我们生活八九天。至于剩下的二十一天，我就靠给一份历史杂志撰稿来补足，那份杂志的主编是个阿根廷人，和罗德里格斯一样老，但是皮肤更加光洁紧实，我从没见过保养得那么好的人，由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人们给他起了个“洋娃娃”的绰号。要是还缺钱的话，就得靠我的父母以及扬的父母来帮衬了。大概就是这样吧：30%的生活费从《国家报》赚，另外30%我们各自的父母给，再有40%是靠给《历史与世界》撰稿得来，“洋娃娃”的那份期刊就叫这个名字。我习惯用两天左右的时间把给《国家报》写的那四篇文章完成，都是些诗集的书评，有时也给小说写书评，也有很少的几次给散文写。罗德里格斯每周六上午把书交给我，那也是所有或几乎所有与副刊有合作的人挤在小办公室里开会的时间，大家在那里递交工作成果，领走报酬，有的人会提出一些想法，那些想法往往糟糕透顶，罗德里格斯通常不会接受，因为他不想让副刊变成个笑话。大伙每周六聚在一起最主要的目的是和朋友聊聊天，说说敌人的坏话。所有人都是诗人，所有人都喝酒，所有人都比我年纪大。聚会不是很有趣，但我从没缺席过。罗德里格斯一宣布散会我们就会到咖啡馆去，我们会在那里继续聊天，直到诗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只剩我独自一人坐在原地，双腿交叉，透过大落地窗欣赏永无止境的美景、墨西哥城的男男女女、专注工作的警察，太阳则藏在屋顶后面，像是在监视着这个星球。和“洋娃娃”的合作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首先，出于日益增长的羞耻心，我拒绝在任何一份稿子上署真名。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洋娃娃”时，他先是痛苦地眨了眨眼睛，然后立刻接受了。你想署什么名呢，伙计？他嘀咕道。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了他答案：安东尼奥·佩雷斯。好啊，好啊，“洋娃娃”说道，你是个有文学野心的人。不，我发誓我没有，我撒谎道。不管有没有我都会要求你写出高质量的稿子，他说道。然后，每次提到这个时他都会显得有些难过，就着这些话题编些漂亮的故事出来。我的第一篇文章写的是迪林杰[约翰·赫伯特·迪林杰（John Herbert Dillinger，1903—1934），大萧条时期活跃于美国中西部的一名银行抢匪和黑帮成员。其震惊世人的犯罪事迹已成为美国经典的都会传奇。]，第二篇写的是那不勒斯的克莫拉[克莫拉（Camorra），类似黑手党的秘密组织，起源于那不勒斯地区，是意大利最古老的犯罪团体之一。]。（安东尼奥·佩雷斯竟然成段引用了康拉德一则短篇小说中的文字！）后来我还写了“情人节大屠杀”[指1929年2月14日在美国芝加哥市发生的一起黑帮争斗事件。]，瓦拉瓦拉市女投毒者的人生，林德伯格之子绑架案[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绑架案之一。1932年，美国飞行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仅二十个月大的长子被绑架并遭杀害。凶手认定与案件背后隐情至今仍有争论。]等。《历史与世界》杂志社位于林达维斯塔区的一幢老建筑内，每次我去送写好的文章时，从来就没碰到过除“洋娃娃”之外的任何人。我们的对话也很简短，我交文章，他给我新的工作，还会给我些参考资料，例如他在故乡布宜诺斯艾利斯主编的一份刊物的影印件，还有在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出版的类似刊物的影印件，我有时会从那些资料里提取信息，还有的时候甚至会大段抄袭。“洋娃娃”经常向我问起扬的父母，他很久之前就认识他们了，然后他会长叹一声。史瑞拉家的公子最近怎么样？挺好。他做什么工作？他没工作，他还在上学。啊。就这样。扬自然已经不再上学了，我们骗他的父母说他还在上学，这会让他们更安心一些。事实上，扬压根儿就没怎么走出过阁楼。他整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做着些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事情。他当然也出过门，只不过是从房间走去厕所，或从房间走去淋浴间，厕所和淋浴间都是我们和阁楼里的其他租客共用的。他有时也会下楼，绕着起义者大道走一圈，顶多走上两个街区，通常走得很慢，像是在打探什么似的，走不了多久他就会返回住处。我时常会感到孤独，我需要认识更多人。在《国家报》体育版工作的一位诗人给我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他对我说：去参加哲学和文学系举办的诗歌讲堂。我对他说我不相信诗歌讲堂能真的教什么好东西。他对我说道：你在那儿能遇到年轻人，和你年纪相仿的人，而不是那些一门心思想着找个地方领工资的失败者或醉汉酒鬼。我笑了。现在这家伙马上就要哭了，我想道。他说道：女诗人，那里有女诗人啊，小老弟，你可得把握住机会。啊。

诗歌讲堂的主讲人是桂冠诗人赫雷米亚斯·莫雷诺，举办地点是在三楼文学系，那间屋子很小，有人用红色喷漆在墙上喷了几个字：阿尔希拉·索斯特·斯卡弗[阿尔希拉·索斯特·斯卡弗（Alcira Soust Scaffo，1924—1997），乌拉圭女诗人，在墨西哥定居二十余年。1968年曾参与抵抗军队占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学生运动。她也是作者另一部作品《护身符》的主人公奥克里西奥的原型。]曾至此处。字喷在离地三十厘米高的地方，清晰却又卑微，来客如果不低头的话根本就看不到它。第一眼看上去，那个涂鸦平淡无奇，可要是连续几分钟重复读它的话，你就会感觉其中蕴含着呐喊般的力量，甚至让人有些难以忍受。我问自己写下这句话的人是谁，看颜色不是新近写的了，那些好动的清洁工没有把它擦掉，看来是天意，可是这位在离地数十厘米的位置安营扎寨的阿尔希拉到底是何许人也？

赫雷米亚斯似乎是想让我更加迷茫一些，他突然问我怎么会想来这儿的。我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便对他解释说是《国家报》的棒球专家科林建议我来他的诗歌讲堂的。我当时用了建议或意见之类的说法，我差一点就要在那说法前面加上“精彩的”或“卓绝的”之类的形容词了，但是他奇怪的表情阻止了我。只用了几秒钟时间，我就让所有人都讨厌我了。

“我完全不清楚那位先生是什么人。”

“矮矮的，皮肤有点黑，鹰钩鼻。”我结结巴巴地答道。

“毫无头绪。”

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我认为是那个涂鸦，那些像是具有磁力般的红色字迹，让我立刻在脑子里联想到了贫穷与善良，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何，不过正是这个想法压制住了我跑出去的冲动。我不记得赫雷米亚斯·莫雷诺是什么时候请我坐下的了，也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严厉抨击我的祖国的了。参加活动的人们把椅子围成圈，只留出了门的位置。那些诗歌学徒中没有女生，我有种深深的挫败感，而且在环视过他们的面容之后，我发现没有一个人看上去是善茬。

谁先来读？一个瘦瘦的男生早就把他写的诗复印了三份，分发了下去。我没拿到，但我伸长脖子，瞅到了坐在我旁边的学生手中的纸上写着的那首诗的标题。《柳树》，男生说道，嘿嘿，有点形而上学的意思。那就继续吧。我越听越糊涂，我像失眠时数羊那样数了数，他一共念了二十句诗，也可能是三十句。又或者像是在作者屁股上踹了十五脚。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是一阵“嗯嗯”的声音，还有几声咳嗽，也有人在偷笑，有人发出“啊啊”声。我的感觉是，一个胖男生说道，你是想戏弄我们。要注意节奏，我想。不，不，永远都不能连用两个副动词。为什么有这么多个“和”呢？为了显得更有力量，让柳树显得更有力量。真是群狗屎大学生，我心想。我只承认我受到了马里亚诺·佩雷斯的影响，有些惊慌的作者说道。（后来我才知道那位马里亚诺·佩雷斯是赫雷米亚斯的同行，另一个诗歌讲堂的主讲人，那是官方的诗歌讲堂，系里组织的。）好了，行了，够了，赫雷米亚斯带着怒意说道。好吧，我还是觉得写得不咋地，胖男生说道，你肯定有更好的作品。我觉得这首诗有些模仿弗罗斯特[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美国诗人，诗作内容多贴近新英格兰地区的自然景物和风土人情，并融入对宇宙人生的思索。]的痕迹，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加入了讨论。赫雷米亚斯就要发作了。可是你只读过弗罗斯特的选集，笨蛋。好了，再读一读那句，就是写柳树哭泣的那句。T.S.艾略特？博尼法斯·努尼奥[博尼法斯·努尼奥（Bonifaz Nuño，1923—2013），墨西哥诗人、古典文学研究者。]？马里亚诺？拜托，咱们别再把马里亚诺扯到这桩罪过中来了。诗句排列的方式，眼镜男说道，很有趣。赫雷米亚斯夺过他身边的一份复印件。倒过来看的话，诗句被刻意排列成了柳树的样子。我猜这是空间设计，是在模仿让-克拉伦斯·兰伯特[让-克拉伦斯·兰伯特（Jean-Clarence Lambert，1930—　），法国诗人、艺术评论家。]吗？我发誓只是个巧合。也许是因为你读得不好。赫雷米亚斯真是个没有耐心的和事佬。谁想再读一遍？就你吧，赫雷米亚斯，你读得最好。好吧，咳咳，咱们再来试试。柳树还记得地平线吗？啊，是的——他露出了鳄鱼的微笑——确实有马里亚诺的影子，毫无疑问。因为马里亚诺是我的老师。能看出来，好吧，你看，把前二十句删掉，留下结尾，结尾很有力量，现在谁还想读读自己写的？

小伙子们看了看手里的纸，没能下定决心。赫雷米亚斯像专业的心理分析师那样看了看表。我听到走廊上传来了喊叫声、说话声、学生们的道别声、摔门声，直到另一位诗人站了起来，他的嘴巴张得还没吐烟圈的嘴型大，也像前一位一样，他在读诗前先分发了三份复印件。

朗读完，所有人都点了点头，显得很满意。啊呀，马尔克斯，你进步很大啊，赫雷米亚斯说道，但是要注意别总是提到“爱”，马尔克斯，听起来像是贺拉斯的诗。我感觉这位马尔克斯大概正处在热恋期。嘿嘿嘿。大家在赞许的同时也有些羡慕马尔克斯的好运气。是首好诗，对，先生。受夸赞者心怀感激，掏出之前揣在口袋里的骆驼牌香烟，给大家递了过去。我小心翼翼地点燃了烟，笑了，因为所有人都笑了。我想，这样的讲堂就像是为内向无聊的人准备的小型迪厅，尽管很快我就得到了机会证实这种想法，但其实它是大错特错的。就只有这一首吗，马尔克斯？对，我就只用打字机打出了这一首。诸位真的喜欢吗？是首好诗，前所未有，讽刺性强，强劲有力，赫雷米亚斯做了总结。马尔克斯的脸色不断变化，夹杂着骄傲和孤独感，就像是碗奇怪的杂色汤。

我当时在想些什么呢？我在想吃的，在想窝在阁楼里的扬，在想通宵运营的墨西哥公交车，在想鲍里斯，在想悲伤地坐在这间不祥的屋子里的自己。但是我没有离开，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因为门突然被打开了，走进来一个奇怪的小伙子，他穿着满是油渍的牛仔裤和一双黑色皮靴，他说了句大家好，但依然站着，背对着我，诗人们不耐烦地挪动椅子，而赫雷米亚斯回了句，晚上好，何塞。这样的回答显然是有意为之，虽然表面平静，但是赫雷米亚斯眼神和眉毛的动作已经表明了他的不悦。那个小伙子的头发很黑，留到了肩膀处，裤子后兜里插着本书，就像是飞船的反应堆。我觉得他是个神风特攻队队员，或者其他类型的奇怪飞行员。不过我觉得他可能也有其他很多别的身份，例如穿梭在这座城市中的越来越多的文学讲堂旅者，不过显然在那些讲堂里他也会显得格格不入。他不在意诗人们正在交换的讽刺眼神，反倒是觉得大家赶忙给他腾位置的举动很是有趣——我和一个之前一直在沉思的学生中间也腾出了个位置——哪怕当大家七嘴八舌向他发问时，他也显得很平静：出交通事故了吗？带诗歌来了吗？出城了吗？有没有读过那本新书……

他微微一笑，回答说没有。他说他没有出城，没有出事故，没带来诗歌——更没把它们复印三份——但那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记性很好。

“我来给诸位背一首吧，伙计们。我给这首诗起的名字是《爱神与死神》。”

这个墨西哥小伙斜靠在一把椅子上，眼望屋顶，开始背诵起来。

“研究院的负责人是个精力充沛的家伙。他在研究院的二楼过夜，到村子里的一户人家吃饭。每次出门他都会骑上那辆自行车。晚上他就在煤气炉上随便做点吃的，一旁的收音机还会播放民谣。吃完饭后他习惯喝杯茶，抽支烟。这些都做完后他才会在麦克风前开始工作。他的直播节目不是很有趣，都是些关于如何让马铃薯产量翻两倍或三倍的指导建议，还有如何用一百种不同方法烹饪马铃薯，例如马铃薯汤啊，马铃薯酱啊，当然还有如何储存马铃薯五年甚至十年，等等。他的语速很和缓，语气有些严肃，尽管缺乏激情，但是完美的男声能让听众们感到信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他的节目。应该不会太多。那片地区没有听众摸底调查。不过如果有人认真听的话，肯定早晚能察觉到他的声音不仅缺乏激情、有点懒洋洋的，甚至是非常冰冷的。节目结束后他会再吸支烟，然后在类似日志的本子上记录下当天的观测结果。之后他会打开录音机，磁带开始静静地转动，他坐着睡去，或者说让人觉得他是在睡觉。”

“磁带是在外放还是在录音？”

“我不知道。我只能说那个男人只是在假装睡觉，其实是在听声音。那幢如谷仓般的建筑整晚都在吱嘎作响，每次受到强风的拍击，它都会发出轻微又奇特的呻吟声，那个男人一直仔细听着所有这些声音，直到他感到无聊为止。有时他会梦到鲍里斯。”

“他不是听一整晚吗？”

“不是，他会觉得无聊，然后就去睡觉。当然了，磁带还会继续转动。负责人大概早晨八点钟会醒来，那时候他才去按停止键，然后倒带。对，研究院的生活并不那么有趣。风景很美，空气也很有益健康，但是生活很无趣，而且负责人还要花很多时间去做那些作用存疑的工作。在他的诸多工作里，我们不妨挑出其中的三项：在晚上讲授关于马铃薯的知识，静静地录音，使用那组无线电收发设备。这最后一项工作甚至比前两项更加无趣。简单地说，就是在各个波段里搜索一条从未收到的信息。但是，他有无限的耐心，每天每隔八小时他就发出这样一条信息：HWK，能听到吗？HWK，能听到吗？这里是马铃薯研究院，HWK，这里是马铃薯研究院，这里是马铃薯研究院……”

“没人应答。”

“没有。负责人在寻找某人，但却无人应答。也有几次他听到了点遥远的声音，可能是其他的无线电收发设备发出的，都是些只言片语。而多数时候他只能听到电流声。挺有意思的，不是吗？”

“好吧……”

“非常有意思。这个可怜的负责人操着地道的智利口音。想象一下他用如笛声般的嗓音自言自语道：HWK，能听到吗？HWK，能听到吗？哈哈哈……真够沉得住气的……”

“在讲更重要的事情之前，我想是时候跟您谈谈瓦乔费欧博士了。他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也不能不提，谈谈他是件锦上添花的事。他就像横梁上的油漆一般。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他就像是一线光，对我们的努力而言就像是袖珍版的何塞利托……”

“您似乎有些激动？您这么年轻，也还记得何塞利托？”

“记得，不过您也别太在意。最好还是问问我，研究院的档案柜中都放了些什么。”

“请吧，请讲讲吧。”

“里面放的都是关于马铃薯的课程材料，负责人要么通过电台传授了相关知识，要么就是在还有学生去研究院上课时曾把它们分发给学生。材料全都没有标注日期，也没有署名，只是所教授课程的内容，按学期归档，要上满三年。从这些材料来看，这位老负责人还要给一些以马铃薯相关事务为生的专家授课。”

“我不喜欢土豆，吃多了容易发胖。”

“问问我研究院里有哪些藏书。”

“请讲吧。”

“如果不算课本和练习册，也不算所有那些和马铃薯有关的书籍的话，那就只剩下一本了，佩德罗·瓦乔费欧写的《荒谬拉美史》。这位作者最早学的是经济学，后来成了兽医学博士，两个学位都是在比奥比奥省的洛斯安赫莱斯大学得的。那是本有五百页的大厚书，里面还配有大量作者本人画的插图，那本书讲述了无数奇闻轶事，其中一半都不是在拉丁美洲发生的。”

“这作者的名字我听着有点耳熟。”

“我得告诉您，瓦乔费欧是一个富有的大庄园主家族的继承人之一，可是后来没能继承家族财产，最后在南部一家妓院里发生的斗殴中被人打死了。”

“啊，到处都是暴力，还有大男子主义。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分子总是一碰跟性有关的事物就招致厄运呢？”

“您错了。瓦乔费欧去那里只是为了获得一条信息。他的联络人没有现身，这个可怜人又在那儿多坐了一会儿和皮条客聊天，还喝了点美味的酸葡萄酒。他只是运气不好。”

“好吧。那么那个负责人肯定是瓦乔费欧的朋友喽。”

“不，是崇拜者。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负责人看作瓦乔费欧作品的深入研究者。他认为《荒谬拉美史》中的东拉西扯和审慎思索实际上恰恰是全书的关键所在。不过咱们还是让瓦乔费欧博士安息吧。因为您之后肯定会发现那本书里到处都是关键信息。我给您讲这些是因为故去作者的灵魂就隐藏在那本书中，书里还隐藏着其他许多在研究院里游荡的鬼魂。要注意，那是研究院里唯一一本非专业研究用书。它甚至算得上是研究院的守护神之一。就这样吧。马铃薯研究院就是这么回事。那里就是鲍里斯上学的地方。”

“我要再来杯伏特加。”

“顺便帮我捎一杯龙舌兰酒吧，或者其他酒也行。”

“没问题。您现在看上去更开心了。”

《爱神与死神》的作者名叫何塞·阿尔科。当晚我们就交上了朋友。讲堂里的小伙子们邀请我去喝咖啡，何塞·阿尔科也一起来了。我坐在其中一位诗人的车里，而他则骑着一辆黑色的本田摩托跟在后面——有时会和我们并排，也有时会超过我们。这让我有些吃惊，在那个时期，摩托车在诗歌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但却没有几个诗人会真的去骑摩托，更不用说在真实的街道上飞驰了，而且从我坐的车子望出去，他的驾驶技术可谓炉火纯青。他不是那种面无表情的骑手，而是不停地挥舞手臂和我们打招呼，还叫来叫去的，他似乎不仅能看清夜色中的风景，我发誓，他肯定还能看到墨西哥城老城区里游荡的鬼魂，他们有的躲在树后，有的飘在破败的小径上，若隐若现。晚些时候，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他和我还在继续吃吃喝喝，那时他对我说其实他的摩托已经坏了，而这却让他打心眼儿里高兴，因为他真正喜欢的是步行。在我们离开酒吧前我什么都没问他。那辆摩托确实已经发动不起来了，于是我们决定把它留在看着最顺眼的一栋房子旁边。实际上，是他给我指了几栋房屋，问我是否喜欢其中某栋的外表，那些房子并非他随机挑选的，他乞求我说实话，不要随便选。我选了第四栋。特蕾莎就住在那里，他笑着说道。那条街道，何塞·阿尔科，摩托车，我本人，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奇怪的整体，我们的影子，黑得过分，长长地延伸到了一棵叶子几乎都已掉光的老栎树下，时不时会从远处传来几句歌声。我高兴地嘟囔道：特蕾莎是谁？

“一个朋友。”

“咱们去找她，告诉她咱们把车子留在这里了。”

“不，”何塞·阿尔科说道，“她明天睡醒后自然就会发现的。”

“那就给她打个电话。”

“不要，太晚了，咱们走吧。”

很容易就能明白他恋爱了，那辆被留在屋前的摩托就像是某种献祭。我什么也没说，我们继续慢慢走着。我选择了他在这个街区认识的唯一一个人所住的房屋，这让我感到异常满足。我们所在的科约阿坎区和我住的阁楼之间隔着无数街区，所以我们有大把可以用来攀谈的时间。何塞·阿尔科其实并不是个很健谈的人，或者说他算是半个健谈的人，他总是含含糊糊地嘟囔些我听不懂的东西，他会假设你完全理解他在说些什么，他不擅长解释，就好像绝望和幸福是一回事，是同一个领域的东西，而他的语言学校和他的祖国也是同理。就这样，通过那次漫步以及之后的几次漫步，我逐渐拼凑出了他的生活样貌。我俩同龄，都是二十一岁。他学的是社会学和语言文学，但哪个都没学完。他是因病退学的，但是这方面他不愿多谈。他住了四个月的院。一天早上，一个医生对他说他本应在十五天前就死掉的。何塞·阿尔科对我说他当时用胳膊肘撑起身子，又用右手打了医生一拳，那是他第一次打人。回到学校后，他的同学们已经上大二了，他们对他说了些让他很失望的话，他们以为这段时间他都在山里，成了穷人组织的游击队中的一员。他忍耐了两天，后来就再没回到系里去了。那段时期他是和母亲及弟弟古斯塔维托一起生活的，古斯塔维托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大男孩，他们住在卫星城中的一所别墅里。关于他的母亲我得晚些时候再说。关于古斯塔维托我能说的也不多，我认为他想学法律，也可能已经当了律师，尽管何塞曾不止一次试图说服他，让他相信自己是重量级拳击界的希望，是要为“拇指”拉莫斯[曼努埃尔·拉莫斯（Manuel Ramos，1942—1999），墨西哥著名拳击手。]复仇的人，墨西哥，尤其是卫星城，都希望他能战胜——而且是出其不意地战胜——特比托黑市和本多西托区的那些家伙。他的弟弟只是和善地笑着，始终保持着只有超过九十公斤的成年人才有的耐心，任他去说。我觉得何塞·阿尔科要比表面看上去更爱他的家人。（他的父亲从未出现在他的讲述中。）后来他又在哲学系注册了，然后几乎每天都会到学校去。他和许多人一样喜欢去电影俱乐部和为那时的英雄人物们举办的派对。他在一家出版社找了份排版校对员的工作，再就不去上课了。这次，大学和他算是彻底缘尽了。他十九岁或者差不多二十岁时就离开了母亲的住处，混迹在墨西哥城了，他整天盘算着要干些非同寻常的事情，细致地幻想着一个个场景，可是很快就感到虚脱难过了，只得猛地把摩托车停在随便什么地方，还得握紧把手，这样才不至于摔落下来。认识他以后，我见识到了圣胡安-德莱特兰站附近的流氓聚集点，加里波第广场附近的居民区，我们在那里赊账售卖带瓜达卢佩圣母像的小灯，还见识了佩拉维略区的地下住房，罗梅罗卢比奥站附近的那些满是灰尘的房屋，秘密大道上的地下摄影作坊，特佩雅山后方的客栈，我们是在太阳升起并照亮墨西哥城一侧后，骑摩托出发前往的，喜悦又疯狂，在那些为我们上玉米肉汤的女士的眼里，我们肯定也显得喜悦又疯狂。他就像是青蛙国王，而我是老鼠大使，我们的友谊和生意一直顺风顺水。我们也和扬一起在我们的阁楼里待过许多个夜晚，从第一次见面起他就和扬成了好朋友。有时他来得很晚，大概凌晨三四点才来，用一声极长的尖叫吓醒我们，那叫声就像狼一样，扬会立刻从他的床垫上跳起来，从窗户探出身子，说道：是何塞·阿尔科。还有些时候，他到来时我们都还醒着，在读书或是写东西，他会带一瓶龙舌兰酒和三块火腿玉米饼上来，还会带来几张波萨达[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José Guadalupe Posada，1852—1913），墨西哥版画家、雕刻家。他的作品因讽刺性和社会参与性影响了众多拉美艺术家。]和雷梅迪奥斯·瓦罗[雷梅迪奥斯·瓦罗（Remedios Varo，1908—1963），出生于西班牙的墨西哥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画作卡片，因为扬喜欢收藏那些东西，当然有时也会带来诗集和小杂志，还会给我们讲关于云朵的事情，说云之眼只盯向墨西哥城。你别吓我，我说道。扬笑了，他很喜欢何塞·阿尔科的到访。他就那么往地上一躺，问我最近在给“洋娃娃”写什么文章，然后再跟扬聊聊科幻的事情。食品纸包着的玉米饼很大，里面什么都有：豆子、番茄、生菜、酱、牛油果、辣椒和两片甜火腿。那一小瓶龙舌兰酒很快就喝完了，饼倒还没吃完，我们习惯再喝点茶来收尾，再把收音机打开，音量调小，我们互相读诗，扬读的是达尼埃尔·比加[达尼埃尔·比加（Daniel Biga，1940—　），法国诗人、垮掉派代表作家。]和马克·绍洛坚科[马克·绍洛坚科（Marc Cholodenko，1950—　），法国诗人、小说家、编剧。]被翻译过来的句子，何塞·阿尔科会在多年之后认识他们本人，但那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六点半或七点的时候他会告别离开，他一阶一阶地走下楼梯，骑上本田摩托，消失在起义者大道上。我俩则躺回到各自的床垫上，开始睡觉，有时我会梦到何塞·阿尔科骑着摩托在一条结冰的道路上打滑，他压根儿就不去看遍布在道路上的冰柱，可是却冻得直打哆嗦，直到突然之间，在同样惨白寒冷的天空上，出现了一道深红色的闪电，房屋和道路分裂开来，一阵泥飓风卷过，我的朋友就无影无踪了。通常来说，等到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头会非常疼。

“昨天我梦到了特娅·冯·哈堡……我是被吓醒的……不过后来我想会梦到她是因为不久前刚读过一本小说……那本小说并不奇怪，但是我感觉作者似乎隐藏了些什么……做过那个梦后我终于明白了……”

“哪本小说？”

“吉恩·沃尔夫[吉恩·沃尔夫（Gene Wolfe，1931—2019），美国科幻及奇幻文学作家。]的《影子》。”

“……”

“我给你讲讲？”

“好啊，等我准备早餐的时候。”

“刚才你睡觉时我喝了杯茶。”

“我头疼。你还想再喝杯茶吗？”

“想。”

“你讲吧，虽然我背对着你，但是我正在听呢。”

“故事讲的是一艘航行了很久的宇宙飞船想要找到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最后找到了一个，但是已经航行了太久，人们苦恼的事情都变了，所有人的年纪都变大了，不过你得清楚，在旅途开始时大家都还很年轻……他们的信仰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教会、秘密社团、巫师俱乐部……飞船也进入了耗损严重的阶段，有的电脑已经不运转了，有的灯也已经坏了，但是没人愿意费心维修它们，还有损坏的寝舱……后来，在找到新星球后，任务结束了，他们本应带着那个消息回地球，但却没人愿意回去了……旅途将会蚕食掉他们剩下的生命，而且哪怕回去了，他们将要面对的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因为地球上已经过了好几个世纪了，你懂的，他们几乎是以光速前进的……那时的地球只会是个人口过剩、饥饿问题严重的星球……甚至有人认为地球上可能已经没有生命存在了……主人公乔安也是这么想的……乔安是个很保守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热爱那艘飞船的人……身高中规中矩……身高是和身份等级有密切联系的，例如飞船的女舰长个子就很高，而那些没有官阶的机组成员就长得很矮……乔安是个上校，他一辈子也没交太多朋友，只想着完成任务，和几乎所有人一样，他也是个很严谨的人，甚至有些无聊……直到他们来到那颗陌生的星球……那时乔安发现他的影子变得更深了……像外太空一样深邃的黑色……你能想象得出，那不像是他的影子，更像是隐蔽起来的另一个人，只是在模仿他影子的动作……他是从哪儿出来的呢？从那颗星球？从外太空？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不过这也并没有多么重要……后来就能看到，影子的能力很强，但却和乔安一样保守……与此同时，教会在筹划发起暴动……有一群人试图说服乔安加入他们，他们对他说他是被选定的人之一，还说他们共同的使命就是在那颗星球上创造些新的东西出来……有的人看起来很疯狂，另一些人看起来很危险……乔安什么也没答应……于是影子把他传送到了那颗星球上……那里有无垠的丛林、无垠的荒漠、无垠的沙滩……乔安只穿着短裤和拖鞋，像个提洛尔人，在植物间行走……他感觉到影子在推他的右脚，于是迈开右脚，然后是左脚，轻轻地，等待着……绝对的黑暗……但是影子在引导着他，就好像他还是个孩子……他回来后，起义爆发了……绝对的混乱……乔安十分谨慎，脱掉了制服……突然他遇见了赫尔姆斯，女舰长的心头好，也是起义军的领袖之一，赫尔姆斯想杀掉他，但是影子冲了上去，把赫尔姆斯闷死了……乔安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迈开大步走向桥梁，女舰长和其他官员都在那里，他们从电脑屏幕上看到赫尔姆斯和其他叛乱者架了尊激光炮……乔安说服他们相信他们已经输了，当务之急是逃到那颗星球上去……但是他自己却在最后时刻留了下来……他回到舰桥里，切断了电脑上显示的虚假画面，向叛军发去最后通牒……放下武器的人会被宽恕，如若不然就会被处死……乔安很懂得制造幻想、操纵人心的那套把戏……而且他还有警察和海军陆战队的支持——他们都是在冬眠状态下进行此次航行的——他知道自己已经稳操胜券了……在通牒的最后他表示自己已经是新任舰长了……然后他选择了另一条航线，放弃了那颗星球……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梦到了特娅·冯·哈堡，于是我意识到那艘飞船是属于纳粹千年帝国的……所有船员都是德国人……全都对熵着迷……许多事情很奇怪，很不寻常……有一个女孩，就是和乔安睡觉次数最多的那个，在毒品的刺激下回忆起了一些让她痛苦的往事，她哭着说自己叫若安……那个女孩真正的名字叫格丽特，所以乔安觉得可能她妈妈在她小时候叫她若安……都是些不再时髦的很有年代感的名字了……心理学家也不会对它们感兴趣的……”

“可能那个女孩想说她也叫乔安。”

“可能吧。事实上乔安是个操蛋的机会主义者。”

“他为什么不留在那颗星球上呢？”

“我不知道。远离那颗星球，却又不是为了返回地球，这看上去就像是选择了死亡，不是吗？也可能影子说服了他，让他觉得不应该殖民那颗星球。不管怎么说，女舰长和其他一群人还是留在那里了。你看，你应该读读那本小说，写得很好……我现在觉得纳粹万字符是来自梦境，跟吉恩·沃尔夫没什么关系……可是谁知道呢……”

“所以你梦到了特娅·冯·哈堡……”

“对，她是个金发女孩。”

“可是你曾经见过她的照片吗？”

“没有。”

“你怎么知道你梦里的女孩就是特娅·冯·哈堡呢？”

“我不知道，我猜的。就像是玛琳·黛德丽[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1901—1992），德裔美国演员、歌手。其冷艳的气质深受希特勒的喜爱。1936年，戈培尔曾力邀她回国，希望她成为纳粹德国艺术界的标志性人物，但遭到拒绝。]演唱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荡》，你明白吗？让人感觉很奇怪，毛骨悚然，但是又十分亲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总之就是十分亲切。”

“也就是说纳粹控制了地球，然后派出宇宙飞船去寻找新的星球。”

“对。特娅·冯·哈堡就是这么写的。”

“然后他们遇到了影子。那不是一篇德国故事吗？”

“是影子的故事，或是丢失影子的故事？好吧，我也搞不清楚。”

“所有这些都是特娅·冯·哈堡告诉你的？”

“乔安认为有生物居住的星球，或者说适宜生物居住的星球，在整个宇宙中都是很特殊的存在……他还曾提到古德里安[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1888—1954），“二战”时期的著名德军将领。在他的推动下，德国建立起一支极具作战效率的装甲部队，于“二战”初期以闪电战的新方式屡屡击败敌军。]的坦克大军横扫了莫斯科……”

“鲍里斯·勒热纳？”

“是的。那个声音打断了早餐，它就像是久候终至的炸弹一样，尽管迟早会来，但它引起惊讶和恐惧的能力却丝毫没有减弱。负责人吓了一跳，脸色苍白，茶杯掉到了地上。然后他试图起身，可是他坐的小凳子却绊住了他的脚。他被绊倒在地，眼神中充满渴望，他爬到正静静转动的磁带旁边。等待。他咬了咬嘴唇，确认刚才传来的声音并非幻觉。最后，像是对他的坚持的褒奖，尽管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什么褒奖，他又听到了扩音器中传来的声音，那个遥远的声音在不断重复一个名字，他立刻接通了机器。骑兵中尉鲍里斯·勒热纳。然后他听到一阵笑声。被扩音器放大的声音在研究院的三楼扩散开来，传到二楼，又传到一楼，最后消失在院子里，在那里，有个小女孩正悄悄移动。她叫卡门，大概七岁左右。她的胳膊下夹着几根从研究院废物堆里‘偷来’的管子。她最开始是想逃走的，但是那阵声音稳住了她，她想跑，可又不敢动……”

“这就完了？”

“您还期望有什么？”

“那个声音就只说了‘我是鲍里斯·勒热纳中尉’？”

“骑兵中尉。”

“就这？”

“还有一阵笑声。是一个小伙子的爽朗笑声，但是带着股讽刺劲儿。请允许我笑一会儿，他说道，现在好了，我是骑兵中尉鲍里斯·勒热纳，课程将在几分钟后开始，这对我而言还是件新鲜事，要是在这过程中出现什么错误，还请见谅，制服很漂亮，这我同意，可是外面太冷了，课程现在开始，我的军团驻扎在一片土豆田旁边。”

“那来自阴间的声音肯定把负责人吓了一跳。”

“也不一定。”

“那个女孩还待在院子里吗？”

“小姑娘压抑不住好奇心，把门推开一条缝，偷窥里面发生的事情。当然了，一楼没有人，所以她没太费劲就爬上了楼梯。”

“与此同时，鲍里斯·勒热纳正凝视着一片土豆田。”

“或说马铃薯田，都是一回事。勒热纳凝视马铃薯田的时候，负责人忙着变换接头、开启录音机、在小本子上做记录、调试音量等。都是些徒劳无用的工作，只能证明这位老负责人心中的恐惧，因为就像中尉说的那样，课程已经开始了。另一边，那个女孩已经上到三楼，她从楼梯的一处孔洞中惊讶地窥视着那些场景。天空开始风云变幻，不久之后呈现出一片灰白相间的景象，还夹杂着许多不规则的几何图案。不过在穿越马铃薯田之前，抬头观察天空并陷入沉思的人就只有那位骑兵中尉。小女孩完全被那些从未见过的机器吸引了。负责人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些连接点。勒热纳深吸一口气，然后迈开他穿着军靴的双脚踏上了黑色的土地，走向支在马铃薯田另一侧的帐篷。军营里一片混乱。路过医务点的时候他看到了最先死掉的几个人，于是他不再吹口哨了。一个班长给他指了指长官们的帐篷。朝那些帐篷走去的时候，他留意到军人们正在整理营地。他们的动作十分缓慢，所以很难判断是在安营扎寨还是准备拔营撤退。终于见到长官们之后，勒热纳询问自己该做些什么。您是什么人？将军声若洪钟。小女孩在楼梯上猛地缩起身子。负责人咽了口唾沫。勒热纳回答道：我是鲍里斯·勒热纳中尉，是从土豆田的另一侧来的，我的将军，我刚刚才到。来得很是时候，将军说了一句，然后立刻忘掉了他。谈话很快就变成了没人能懂的叫喊。勒热纳记住了荣誉、祖国、羞耻、伟大、秩序等词，然后才离开帐篷。小女孩笑了。负责人晃了晃脑袋，好像是在说，这很合理，我都懂了。随着时间流逝，军营里逐渐升起一股挫败和恐惧的情绪。勒热纳又穿过了马铃薯田，继续等待。天黑前，军营里响起一阵让人紧张的嗡嗡声。和勒热纳在一起的几个士兵喊道：我们现在掉进一个大口袋里了，德国人会狠狠地搞我们的。勒热纳笑了，说道：好吧，咱们的课程开始得迟了，但现在就开始。太好了，太好了，好呀啊呀啊呀，负责人喊道。小女孩后退了几步，因为她突然发现天已经黑了。一小时后炮火声就响了起来。”

那个时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说出好几个原因来）墨西哥城会出现那样多的文学讲堂，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何塞·阿尔科对此有自己的理解。可能是开国元勋们从另一个世界指引人们搞出来的现象，或者是教育部门的某个办公室出于攀比心搞出来的，又或者是其他事物肉眼可见的表征，又或者是飓风发出的信号，我的这位朋友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道。不管怎么说，数字是不会撒谎的：根据《我的优雅花园》杂志——年老的诗人、政治家、米却肯人乌瓦尔多·桑切斯是它的主编、出版人和主要读者——的统计，只算墨西哥城，当年出版的各色诗歌杂志就达到了惊人的125种之多，这个纪录在当时被认为是难以超越的；诗歌杂志数量自那时起开始直线下降，但很快又上升了，从去年的32种直接升到了今年的661种，这种增殖状况，堂乌瓦尔多补充道，还远未结束，只是在当前的月份……到年底时，诗歌杂志的种数将达到惊人的1000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90%都会消失，或者改换名字，又或者改变选题方向。这怎么可能呢？堂乌瓦尔多自问道，在这样一个文盲率以每年0.5%的速度增长的城市里，诗歌杂志的数量怎么可能不断上升呢？同时，根据《民生文化周报》的统计，文学讲堂的数量去年是54，而今年已经超过了2000。当然了，这些数字从未出现在发行量大的报纸上。事实上，《民生文化周报》（就像刊物名字指出的那样，这是份每周印刷一次的单页小报，只有在国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社工作的人才会看，还随刊分发三升牛奶）对墨西哥城中文学讲堂数量的统计数字是让人生疑的。我和何塞·阿尔科试图一起查清此事，或者说，他想查清此事，而我则陪他一起查，我坐在他那辆本田摩托车不牢靠的后座上，顺道熟悉这座城市。《我的优雅花园》的那位诗人主编住在米斯科克区列奥纳多·达·芬奇街上的一处房屋里。他很开心地接待了我们，他问我对刚刚在我的祖国发生的操蛋事情有些什么看法，他还斩钉截铁地说永远都不能信任那些军人，再然后他送给了我们零散的几期《我的优雅花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份杂志已经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了，共出了十八期，编辑得有好有坏，但是没有任何一期超过十五页，从那些杂志的内容看，堂乌瓦尔多可能已经跟墨西哥的所有作家都吵过架了）。就在他要到厨房寻一瓶杜松子酒和家庭装可口可乐的时候，他大吼一声，要我们把准备好的诗歌交给他。何塞·阿尔科微微一笑，掏出一首写好的诗，放到了桌子上。您的呢？堂乌瓦尔多说道。我回头给您寄一首。我撒了谎。（离开他家后，我责备了我的朋友，说他不挑地方随便发表自己的诗作。）第三杯酒下肚后，我们问他661种杂志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我们非常希望，何塞·阿尔科说道，您能把所有那些杂志的名字和杂志社地址告诉我们。堂乌瓦尔多眯着眼睛盯着他。天黑了，屋里没开灯。这个问题冒犯到我了，年轻人，那位老人说道，显而易见，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至少他们对那个名字已经听着耳熟了。他们听着耳熟？我嘟囔道。那些新杂志的主编们，让那些杂志流通起来的负责人们，他们肯定一听到我的杂志的名字就觉得耳熟，从很多方面来看，它都是具有先锋性的，当然了，由于您刚刚才来到这个国家，您不知道这些也情有可原。伙计，当然了，这一点非常清楚，何塞·阿尔科说道，但是您在文章里突出强调了很大幅度的增长，很难想象，所有那些新杂志的编辑们都熟悉《我的优雅花园》，您不这么认为吗？堂乌瓦尔多缓缓点了点头，然后打开书桌上的一个抽屉，拿出一份绿页杂志，薄薄一本，上面印刷的文字给人一种要跳出纸面的感觉。年轻人，您说得也有一定道理。他紧接着向我们解释说，他在今年收到了180份诗歌杂志，其中25份是去年就有的，那155份新刊中就包括我们此时手上拿着的这本，而他就是从这本杂志中获知其他480种杂志存在的消息的，再加上《我的优雅花园》，一共661种。我相信这份杂志提供的信息，因为我很熟悉卡瓦哈尔博士。卡瓦哈尔博士？就是这份杂志的主编，小伙子们。我们手上的这份杂志叫《墨西哥及其文学》，只有五页。封面和内页一样都是绿色的，封面上用大大的印刷体写着杂志的名字（是用奥利韦蒂·莱泰拉25型打字机打的，扬后来为我们确认了这一信息），就在靠上的中间位置，而且还画了两条线来进行强调。再往下一点的括号里，这次只画了一条着重线，写着：墨西哥城诗歌手册。再往下，这次没有着重线了，写着主编的名字：伊雷内奥·卡瓦哈尔博士。我们抬起头来，发现堂乌瓦尔多露出了心满意足的微笑。街道上的灯光从房间唯一的一扇窗户照射进来，照到他的脸上，他就像是个石雕的魔鬼。博士是诗人吗？何塞·阿尔科第一次把犹豫的情绪表现了出来，迅速弥漫的黑暗几乎吞没了他的声音。《我的优雅花园》的主编大笑一声：还从来都没人敢把卡瓦哈尔博士称作诗人呢，婊子养的，倒是有人这么称呼过他，此外还有废物、上帝的羔羊、叛徒隐士，尽管他的阅读量比咱们三个人加起来还大，小伙子们。我不无警觉地发现随着夜幕逐渐降临，乌瓦尔多·桑切斯越来越像狼外婆了，与之对应，我们则理应化身成两个小红帽。我翻过一页，内页有一些精简的介绍性文字，紧接着就是诗歌杂志的名字和杂志社地址了，尽管只有个别刊物信息齐全。封底上写着“待注册”三个字，没什么意义。我突然想到也感觉到这本小杂志在灼烧我的手指肚。能开下灯吗，老师？何塞·阿尔科的声音最后又响了起来。堂乌瓦尔多似乎有些烦躁。他说了些我听不明白的话，然后慢慢站了起来。灯光尽管微弱，可已经足够我们看清这个房间了，遍地都是散落的纸张和书本，它们似乎正在交战。我发现在一张小桌子上摆放着一尊印第安战士半身像，墙上贴着黑白或彩色的杂志图片，它们正尝试与墙纸和平共处。您方便告诉我们卡瓦哈尔博士的住址吗？老人点了点头。好的，何塞·阿尔科说道，我希望我们可以带走这本杂志。如您所愿，堂乌瓦尔多答道。我们准备离开时，我看到堂乌瓦尔多的写字桌上放着张皱皱巴巴的老照片：一群骑马的军人，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人都望着照相机镜头，远处停着两辆1920年代款的福特汽车，它们在尘土中若隐若现，就好像只是两个幻影。

他给我们打开门时，雨已经开始下了。小伙子们，这座狗屎一样的城市最近可以说是异常活跃啊，我想您二位肯定也注意到这点了。没错，何塞·阿尔科答道，我们注意到了。这是为什么呢？老人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没能继续跟随何塞·阿尔科踏上旅程，因此当他再次在我们的阁楼出现时，无论是扬还是我本人都乞求他给我们讲讲他的调查进展。我们朋友讲述的故事有些让人失望，也有些扑朔迷离，姑且待我复述出来：有一位诗人，他是《飞翔的北方》杂志的赞助人，也在伊雷内奥·卡瓦哈尔博士的那份报告中榜上有名，同时还是在国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社工作的公务员，具体职务不太清楚——我不记得是看门人、坐办公室的还是打字员了——他是何塞·阿尔科到那时为止唯一找到的信息源。他通过此人得知《民生文化周报》很少在国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社的管理人员中间发放，相反你可以在由该组织管辖的遍布墨西哥城各个区域的廉价超市的售货柜上找到它。说在每家廉价超市的售货柜上都能找到它有些夸大，因为我的朋友很快就弄明白了：有的超市从来就没进过那份周报，而在其他一些超市，负责人可能会在杂乱的纸堆中翻找出五六个月前的周报。何塞·阿尔科总共搞到了四份《民生文化周报》，包括之前就有的那份在内。《飞翔的北方》的那位诗人相信编辑和出版《民生文化周报》的肯定是文化部的某个人，不过遗憾的是，他在文化部一个人也不认识。根据印刷和纸张的质量来看，很明显《民生文化周报》肯定获得了资金支持。至于它为何是在超市里流通则无关紧要，那个假想中的文化部办公室的工作方式肯定也跟其他那些办公室的工作方式一样。不过何塞·阿尔科的那位朋友也强调说，可能那个办公室压根儿就不存在。因此，想找到解释的尝试只会是徒劳，倒不如归因于偶然。那场对话结束的时候，他还邀请我们把未发表的作品投稿给《飞翔的北方》。后来何塞·阿尔科骑着他的本田摩托车逛了十家或十五家廉价超市，最后才收集了四份《民生文化周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何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我们把已经读过的那份放在一旁，剩下三份的主题分别是：（1）城市之旅；（2）墨西哥城中的墨西哥女诗人与外国女诗人（这期的内容简直不可思议，姑且不提那些女诗人的作品，就连她们的名字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3）墨西哥城中的涂鸦——隐形的艺术还是没落的艺术？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找到的所有线索了。何塞·阿尔科认为，不管怎么说——就他此时的想法来看——应当去结识一下给这份杂志写文章的人或人们，尽管他们从来都不在文章上署名。那都会是些什么人呢？也许是真正的先锋诗人，又也许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国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社里可是发生过更奇怪的事呢。当然了，我们还应该去跟卡瓦哈尔博士聊聊。

“也许他就是写稿子的人。”我推测道。

“有这个可能，但我看应该不是。”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搞到第一份《民生文化周报》的，就是讲诗歌讲堂的那份，尽管……你看，比较来看的话，讲女诗人和涂鸦的那两份要更好一些。”扬说道。

“这中间的来龙去脉可有趣极了，”何塞·阿尔科说道，“是埃斯特蕾伊塔给我的，回头看看怎么让你们认识一下她。”

“埃斯特蕾伊塔？”

“哈瓦那之魂。”何塞·阿尔科说道。

“在炮火与无序之中，勒热纳设法和一个上校以及一个巴黎新兵逃了出来。您怎么看这一切呢，上校？勒热纳提问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奔跑。上校不想又或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中尉又向来自巴黎的新兵问了同样的问题。一坨狗屎，我们的长官们要为此负全责，我们被出卖了，新兵说道。闭上嘴，赶紧跑，上校下了命令。最后，三人在一座小山丘上停了下来，从那里可以看到坦克军和在德军后方开始形成的囚犯队伍的行进路线。上校有些筋疲力尽了，他掏出根烟，点着了，吞吐了两次烟雾，最后用燃着的烟头指着新兵说道：你应该为刚才的话感到羞愧，我保证会让你因违抗命令和缺乏尊重的罪名接受审判。新兵耸了耸肩。我保证，上校说道，会让我们的人或德国人把你枪毙的，谁来行刑都无所谓了。您怎么看这一切呢，您要如何应对呢？勒热纳问新兵道。新兵想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掏出枪指向上校的胸口，开枪。勒热纳又把第一个问题重复了一遍。新兵说他也毫无头绪，这种局面不会迅速结束。上校的身体在阴暗的草丛上抽动着。勒热纳弯下腰，问上校如何才能最好地抵御敌人的进攻。秩序，面色苍白的上校回答道。然后他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再然后他就死了。囚犯队伍开始移动了。新兵掏空了上校的衣服口袋，拿走了香烟、钱和手表，然后走下小山丘，走进了囚犯的队伍里。勒热纳坐在地上。上校的尸体旁边有一张他妻子的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莫妮克和微风。圣西尔。’他盯着照片看了很久。那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后来他觉得累了，于是就躺了下去，就那样躺着，望着天空中涌动的群星。研究院负责人那时突然想到瓦乔费欧在他的《荒谬拉美史》里写到过类似的场景。”

“那个小女孩呢？”

“那个小女孩已经悄悄沿着楼梯下楼了，她走出那栋建筑，回到家里，还吃掉了桌上留的一盘菜豆，她脱了鞋，和妈妈一起上了床。负责人吃了个煎蛋，喝了杯茶，躺在床垫上，那上面还放着两条羊驼毛毯。鲍里斯·勒热纳中尉望了会儿星星，也睡着了。”

“梦到飓风了吗？”

“可能吧。第二天早上勒热纳做了很多事情：他和甘末林将军[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ustave Gamelin，1872—1958），法国将军，“二战”开始后任法国陆军总司令兼英国远征军指挥，是投降政策的拥护者之一，对1940年法国被德军占领负有责任。]、吉罗将军[亨利·吉罗（Henro Homoré Giravd，1879—1949），法国陆军上将，“二战”期间主要在法国北方指挥作战。1940年被德军俘虏，逃脱后前往北非，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主要领导之一。]、戴高乐将军、魏刚将军[马克西姆·魏刚（Maxime Weygand，1867—1965），法国陆军上将，曾短暂担任维希法国的国防部部长。]、布朗夏尔将军[乔治·布朗夏尔（Georges Blanchard，1877—1954），法国将军，“二战”时任法国第一集团军指挥。]以及陆军元帅戈特子爵[第六代戈特子爵约翰·维里克（John Vereker，1886—1946），英国陆军将领，1940年被派往法国执行敦刻尔克撤退行动。]合影，欣赏阿拉斯或伊珀尔的风景，在里尔、日韦和色当的街道上，在默兹河的岸边以及敦刻尔克的沙丘上行走。与此相反，负责人还是和平常一样起床，他快速而简单地吃了早餐，然后就开始工作了。小女孩发着烧醒来。她梦到了核爆炸，我认为那是美国军方在洛杉矶装载的两枚中子弹。飓风刮到了比奥比奥河边，核弹爆炸后，飓风也开始发威了，就像电影大片一样，飓风的中心位置有家叫庞贝的工厂，工厂是制造摩托车的。贝纳利摩托。不久之后从工厂里冲出来一辆摩托，然后一辆接着一辆地涌了出来，这是来自智利南部的共青团摩托战队，他们决心消灭美国人，又或者被美国人消灭。而后，负责人开始察觉到课程所需的所有材料都快送到圣塔芭芭拉了，或者至少已经在路上了。小女孩的妈妈用在醋里浸过的土豆片来给她降温。鲍里斯·勒热纳爬上停在阿布维尔市铁路边的法国坦克拍照。”

嗯嗯嗯，何塞·阿尔科说道，他的手里拿着根火柴，这就是那头公牛的签名了，就像个带嘴巴的三角形。我又划了一根火柴。这操蛋的灯怎么会坏了呢。两天前就坏了，你瞧，这就是我给你说的那玩意儿。我靠近了一点，黏黏的地面上升起一股屎尿味。这就是？对，何塞·阿尔科说道。他又划了根火柴。好吧，但是什么也看不出来，所以说那是个山洞？你再靠近点，我一次划两根火柴，你也划两根，然后再看。在四根火柴的帮助下我看到了线条勾勒出的山洞轮廓，有几根线条很粗，其他的在白色细地砖上几乎看不清楚。事实上，与其说是山洞，不如说那更像是用斧头砍过的甜甜圈。甜甜圈的里面依稀可见两个人的轮廓或阴影，还有只正在拉屎的狗和一团蘑菇云。怎么样，现在看明白没有？我点了点头。很清楚了，是吧？很可怕，我回答道。那只狗有三条尾巴，你看出来了吗？对，当然了，那是因为它正在摇尾巴啊。那两个人在干什么呢？我不知道，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拉着手的，但是现在我又不确定了，而且你再好好看看，我觉得那不是人的身体，更像是两团影子。柏拉图洞穴之影？啊呀，我可没说得那么高深，不过从蘑菇云的大小来判断，那也更像是影子。或者是他们正在盯着我们看，而我们看到的则是他们映在洞穴底部的影子。不对，他们是背对我们的，他们是望向洞穴口的，因为在极远处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团蘑菇云。可能是吧，那么狗呢？为什么宠物会在洞穴里面拉屎呢？嘿嘿，奇怪的细节，不是吗？啊，不对，我认为它是被吓出屎来的，可怜的任丁丁[任丁丁（Rin-Tin-Tin），拍摄了二十七部好莱坞电影的明星德牧犬。]。害怕的话它就不会摇尾巴了，我小时候养过狗，我很确定狗害怕的时候不会摇尾巴，你知道吗？我从没养过狗，这么说来你应该是我认识的人里第一个承认自己养过狗的。快得了吧。嘘嘘嘘，小心点，有人来了。我关上了卫生间的门。过了一会儿就听到门外传来打火机的噼啪响声和液体落入小便池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那人关门走了。火柴在我手指间燃尽了，我这才发现拇指和食指的指肚都被熏黑了。何塞·阿尔科又划了根火柴。这签名真是特别，他冷静地说道，一个带嘴巴的三角形，嘴唇还挺厚——他几乎是半喊叫着说出这句话——肯定是借鉴了滚石乐队的标志，只不过还带着点狂野的立体派风格。好了好了，已经看过了，我说道，咱们走吧。你看仔细没？我不知道，我说道，这地方搞得我想吐。我在想是不是搞这些图案的那人把灯弄坏的，何塞·阿尔科说道。从里面出来后，咖啡馆的亮光照得我们有些头晕，我们只好加快了步伐。这情况无可避免，我们避开众多桌子的动作就像是在跳舞，最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座位上，大家的拿铁咖啡还摆在桌子上。

何塞·阿尔科把这些走访——意外的相遇和无意义的远足——笼统地称作调查。总的来看，这些行动无非是想查证《民生文化周报》和卡瓦哈尔博士的那份杂志中记录的情况，然后在调查中逐渐发现新的线索。很快，我们走访了各种各样的诗歌讲堂，还搞到了许多杂志，那些杂志每期的发行量大概都不会超过十册。我们还睁大眼睛不放过任何涂鸦——隐形的艺术还是没落的艺术？——这也是《民生文化周报》提醒我们的。毫无疑问，运气站在了我们这边，很快我们的许多线索就指向了同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哈瓦那咖啡馆，何塞·阿尔科在那里找到了带嘴巴的三角形涂鸦或者说正在笑的三角形涂鸦，在调查开始前的几天里，我的朋友就曾去过那个地方，尽管当时他还不像后来这么有毅力。在哈瓦那咖啡馆，一个普通的午后，在和一群朋友交谈的时候，埃斯特蕾伊塔让他请她喝杯咖啡，然后送了他一期《民生文化周报》。只送给了他，再没送给别人。几天后，他在布卡莱利大道附近四处找她，但是没能找到，不过在咖啡馆卫生间里发现了涂画的洞穴。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我们寻找埃斯特蕾伊塔的同时，哈瓦那咖啡馆也变成了我们的大本营，后来那里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在晚上十一点过后的聚集地。我们发现布卡莱利大道，尤其是从哈瓦那咖啡馆往中国钟去的那片街区，不仅有圣殿的特质，这是我们凭直觉感觉到的，而且还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餐饮要求：一名前亚特兰特足球队队员在街角支了个玉米饼摊位；位于另一个街角的哈瓦那咖啡馆则出售这片街区最经济美味的辣汤烩玉米饼；在它们中间还有家特别便宜的比萨店，那里没有座位，只能站着吃，是和墨西哥姑娘结婚的美国男人开的，所有人都叫他杰瑞·刘易斯，尽管他长得和那个演员[指美国喜剧演员杰瑞·刘易斯（Jerry Lewis，1926—2017）。]一点儿也不像；在街道的另一边还有个卖塔可卷饼和辣汤烩玉米饼的摊位，摊主是一对皮肤黝黑的姐妹，她们第一次见我时就说我有金色头发，我对她们说可是我不是金发啊，而她们说怎么不是呢，然后我坚持说我不是金发，我们就这样争执着，一直到何塞·阿尔科来了才解决了争议——你当然长着金发啊；还有个卖煮嫩玉米的人，指不定出现在街道两旁的什么位置，玉米煮得很烂，还配着黄油或蛋黄酱或奶油，再撒上奶酪粉或辣椒粉，摊主是个独眼龙娘娘腔，他一直强调布卡莱利电影院是品尝他的玉米的最佳地点。布卡莱利电影院毫无疑问是这片街区最耀眼的去处，它就像是位仁慈又和善的国王，愿意接纳一切无处安睡者，它是黑暗的迪士尼乐园，有时甚至是唯一庇护我们的教堂。

直到我们遇见埃斯特蕾伊塔。

何塞·阿尔科给我指了指一张桌子。她在那儿，直挺挺地坐着，她旁边还坐着两个姑娘。左边那位就是特蕾莎，我的朋友略带苦涩地说道。另一个呢？啊，那是安赫莉卡·托伦特，咱们到另一边去吧。你在说什么啊？我跳了起来。埃斯特蕾伊塔就在那儿啊，咱们这段时间发疯似的在找她，现在难道要白白放走她？别犯傻了！何塞·阿尔科没有回答。我一边猛烈摇晃他，一边用余光透过玻璃观察那三个女人。埃斯特蕾伊塔已经很老了，她的长脸上满是皱纹。她没脱外套。她正在喝着什么东西，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时不时地交替望向两位同伴。而另外两人则在交谈、大笑，可能是有对比的缘故，她们两人显得格外年轻，还格外有活力，咖啡馆黄色的灯光照在她们身上，像是给她们蒙了层纱，又像是穹顶一样把她们罩了起来。太有活力了，太漂亮了，我想道。

最后，我几乎是拖着何塞·阿尔科走进咖啡馆的。

埃斯特蕾伊塔似乎没发现我们走到了桌边。不过特蕾莎和安赫莉卡·托伦特则不同，她们不得不突然变换话题，这好像让她们有些不快。何塞·阿尔科显然有些拘谨（我这才发现我的这位朋友在他喜欢的姑娘面前是多么羞涩！），但他还是带着打断她们谈话的歉意把我介绍给了她们。大家好，我说道。何塞·阿尔科咳嗽了几声，问了下时间。我忙赶在他跑走前拉了两把椅子过来，硬是拉着他坐了下来。

“这么说你就是特蕾莎啦，”何塞·阿尔科的眼神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绝望，“之前有一天我们把摩托车留在你家门口了，你看到它了吗？”

“看到了。”又一个大发现，尽管特蕾莎正处在十九或二十岁青春似火的年纪，却表现得异常冰冷。

安赫莉卡·托伦特看上去更加外向、和善。

“你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呀？”她说道。

“我？……从智利……”

两个姑娘都笑了。埃斯特蕾伊塔脸上的笑容也更加明显了。我也笑了。哈哈。对，我是智利人。

安赫莉卡·托伦特十七岁，已经获得过面向年轻诗人评奖的“埃洛伊莎·拉米雷斯奖”了。（埃洛伊莎·拉米雷斯是大约十五年前去世的，当时她马上就要成年了，她在墨西哥城留下了大量文字和一对悲伤的父母，他们遵从她的想法，每年拿出可观的奖金来为最佳诗集颁奖，诗集的作者必须是不满二十或二十一岁或差不多年纪的诗人。）安赫莉卡·托伦特的魅力如电流，如强酸。她说话时的样子就像是立在能俯瞰一切的浪尖之上，而且丝毫不在意之后的疾速与坠落。她确实非常美丽，有时甚至显得过于美丽了。我不知道她的那种笑容是不是她那个年纪的姑娘特有的，不过总而言之，那是种哪怕她甩了你你也会永远印刻在记忆中的笑容。那是她的专属签名，她的火漆封缄，她的锋利武器。她笑得开怀，笑得奔放，笑得幸福，听到她的笑声，看到她的表情，任谁都忍不住要做悸动的梦，要变得偏执疯狂，要目无一切地冲向那块红布，哪怕最终鲜血淋漓、遍体鳞伤也在所不惜。

特蕾莎则不同，不仅看上去更加严肃，而且一直都是那副样子。作为女诗人的特蕾莎也和安赫莉卡不一样，和其他那些我很快将会结识的女诗人也不一样，她是个打字员，与此同时还在上第二学期的医学课。她没和父母住在一起。她已经开始在个别杂志上崭露头角了——个别但不错的杂志——如果要出一本墨西哥年轻诗人诗选的话，肯定要把她的作品收录进去。抛开表面现象来看，她和何塞·阿尔科的关系有些不正常。我永远都不知道，也没去问过，他俩是不是一起睡过觉。可能睡过，也可能没睡过。我觉得这并不重要。大家都知道特蕾莎后来很憎恨何塞·阿尔科，我由此推想，她应该是爱过他。还有个关于她的情况是必须提到的：她从不往外借书，如果你冒失地借给她一本书——这种事何塞·阿尔科至少干过上千次——你就要做好永远都不会再看到它的准备，或者哪怕能看到，也是在她那带纹路的亮木书柜上，那个柜子很漂亮，也很精致。

坐在两位姑娘中间的埃斯特蕾伊塔就像是咖啡碟中的一粒沙子。

“我们一直在找你，埃斯特蕾伊塔。”何塞·阿尔科说道。

埃斯特蕾伊塔做了个深呼吸，然后说了句啊。她的目光从我朋友身边穿过，望向更远处，然后又深呼吸了一次，她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依然没有忘记微笑。

“我们找你是因为你那天给我的那份报纸。”

“啊……”

“你还记得吗？《民生文化周报》，讲诗歌讲堂的那期，埃斯特蕾伊塔……”

“啊，啊……”埃斯特蕾伊塔望向远处的另一个目标，在她的大衣里缩了缩身子。

“你还记得吗？那里面有份诗歌讲堂目录，在墨西哥城里办的诗歌讲堂。”

“你在说什么呢？”安赫莉卡说道。

“一份很奇怪的出版物，也许是一起阴谋。”我说道。

“对，对……”埃斯特蕾伊塔说道，“你喜欢吗？”

“很喜欢。”

“啊，太好了……”

“我想知道你从哪儿搞到它的……谁给你的……”

埃斯特蕾伊塔笑了。她的嘴里连一颗牙都没了。

“啊，那是个奇特又美丽的故事……”

“讲讲吧。”何塞·阿尔科和特蕾莎说道。

可是老妇人面露难色，她那双亮绿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桌子表面。我们等待着。当时正是休息时间，哈瓦那咖啡馆里十分嘈杂，人声如埃斯特蕾伊塔的大衣般包裹住了我们。很美。安赫莉卡·托伦特是我们当中行动力最强的，她展现了这一特点。

“你还想再来杯拿铁吗？”

“好……”

很少有人知道埃斯特蕾伊塔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她总是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就像独立天使纪念碑[Ángel de la Independencia，墨西哥城的著名地标，1910年为庆祝墨西哥独立一百周年而建。整体为圆柱形，碑顶是一座展翅欲飞的镀金胜利女神铜像，她右手托着象征自由和平的橄榄枝桂冠，左手拿着一节锁链，象征殖民统治的枷锁被彻底斩断。]和《自由引导人民》[La Libertad guiando al Pueblo，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而创作的一幅油画。]的破旧复制品。没人知道她住在哪儿——尽管与此相关的猜想有很多——也没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叫什么。如果有人问她的话，她有时会说她叫卡门，有时又叫阿黛拉，还有时候叫艾薇塔，但她也说过自己叫埃斯特蕾娅，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自杀身亡的西班牙老男人给她起的别名，但据她本人所言是她的真名。哈瓦那咖啡馆里的人都认为她是诗人，尽管就我所知，没人真的读过她写的诗。她说从她发表最后一首十四行诗算来，她已经又在无数条墨河中徜徉过了，甚至称之为墨海也不为过。她有一个儿子。当地的几个对艺术不甚了解的老记者坚称她的儿子曾是个出色的画家。实际上，人们亲眼所见的埃斯特蕾伊塔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一桌接一桌地推销她儿子画作的复制品。有人说吸毒葬送了他的艺术生涯，最让人难过的是他到现在还跟母亲生活在一起。那些画作很迷幻，有些利奥诺拉·卡林顿[利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1917—2011），英国出生的墨西哥裔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影子，蜘蛛网、多重月亮、长着大胡子的女人、侏儒，总之都是些不好的东西。一共有大约二十幅画，可能更少，复制品倒是有上千份，因为可以确定的是埃斯特蕾伊塔一直在卖那些复制品，从来就没断货过。是谁决定印刷这么多复制品的呢？是她儿子本人吗？从纸张的情况来看印刷时间至少已经过去十五年了。埃斯特蕾伊塔把那些复制品看作一种恩赐，也许确实如此，靠售卖它们，她既养活了自己，又养活了她那年过四十的儿子，他吃母亲藏在宽敞的大衣口袋里的甜面包，而她则喜欢喝拿铁咖啡，大杯的，超大杯的，为了不沾湿手指，她还会使用一根超长的勺子来进行搅拌，咖啡是她的能量之源。

“小心烫嘴。”安赫莉卡说道。

埃斯特蕾伊塔啜了口咖啡，回味了一下，然后往里加了三杯量的糖。

“啊，太好喝了。”她说道。

“你喜欢喝这么甜的咖啡啊？”安赫莉卡说道。

“对……”

“埃斯特蕾伊塔，你会告诉我们你是从哪儿搞到那份报纸的吧？”

“会的，会的……”

“哪里？”

“一个超市……”

何塞·阿尔科睁大眼睛，笑了。

“当然了，”他说道，“我怎么这么蠢啊。”

“我去买一条公主裙……”

“……”

“还有酸奶……”

“……”

“他们就送给我了，免费……”

“非常感谢，埃斯特蕾伊塔。”我的朋友说道。

“你们还有什么安排吗？”安赫莉卡·托伦特在半小时后说道，那时我们已经做完了那些在她看来没什么意义的事情。

“没有。”我说道。

“我家里会办场聚会，你们愿意来吗？”

“十分乐意。”我说道。

“咱们来聊聊您的那部旷世巨著吧，但是要严肃地聊。”

“我的著作，正如您所说，开始于马铃薯研究院或土豆研究院的三楼，这家研究院坐落于古老的圣塔芭芭拉城里，旁边就是安第斯山。它讲的是胡安·贡萨雷斯的儿子鲍里斯的故事，他是未知大学的学生助教。一个非常普通的小伙子。”

“等一下。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干扰这次访谈。您没留意到有什么奇怪的噪音吗？”

“可能是那些喝醉了的人的喊叫声吧。我从没想过知识分子、声名远播的文化人（愿上帝在他们头上拉屎）竟然也会这么吵闹，甚至连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也在像狗熊一样打呼噜。”

“可他们正在庆祝您的成就，年轻的朋友。”

“您瞧瞧那边那个老头，他正在咬他老婆的屁股呢。”

“那不是他老婆。无所谓了。他一辈子都在找寻完美的词藻和宁静的氛围。与此不同的是，此刻他感受到了恐惧，但同时又很幸福。他之所以感到幸福都是因为您，因为您和您的那些美妙诗句。”

“我感觉在这文学共和国的狂欢日里唯一克制的人就是我自己。亲爱的记者，连您也喝了够多的伏特加了。很明显，我能出现在这里靠的并非是那些‘美妙的’诗句。”

“总之，咱们还是回到您的大作上吧。后来那个小女孩怎么样了？她还发烧吗？”

“不烧了。现在村子里在举行节日活动，小女孩正头戴花冠在街道上溜达。人们聚集在武器广场上，然后开始沿着村子里的各条街道行进。他们边走边唱。人数不多，我已经对您说过这个村子不大，那首歌也没有歌词，人们只是在啊嗷啊嗷咿呀咿呀地哼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印第安人的那种哭哭啼啼的声音。”

“他们肯定会在某个时刻从土豆研究院门前经过。”

“没错。负责人透过窗户观察着他们。行进队伍一直走到加尔瓦里诺街的尽头才停下来，他们又拐上了瓦尔迪维亚街，然后就消失不见了。然后街道中央就只剩下那个小女孩了，这次那位负责人终于留意到了她的存在。当然了，天空也突然黑了下来。”

“小女孩会觉得那是女巫住的房子吗？”

“不会。她太小了，还不懂那些。相反，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走进了研究院。负责人从窗户上看到小女孩的影子消失在了院子里，然后听到从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这位老人放松了下来。啊，他想道，啊，啊，啊。女朋友。未婚妻。那双能够带着爱意望向鲍里斯的眼睛。那个正在爬楼梯的纯洁女孩以为没人看到她。然后，当然了，他又开始摆弄起电线和磁带。还有时间，还不到广播节目的时候。位于加尔瓦里诺街800号的这幢建筑的电费是整个圣塔芭芭拉城里最高的。很可能某一天厄运就会因为这一细节而降临到他的头上。我认为丹·米特廖内[丹·米特廖内（Dan Mitrione，1920—1970），美国官员，审讯、刑讯逼供专家，后在乌拉圭被图帕马罗运动组织抓捕并处决。]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教会警察如何通过电表数字甄别左翼人士了。所有那些用电过多或过少的房屋，那些用水过多或过少的房屋，里面都有可能藏着左翼人士。另一方面，游行队伍在绕着村子走了一圈后又回到广场上，然后逐渐散开。街道再次陷入沉寂。负责人很感激这种沉寂，他可以忍受工作被打断，也可以忍受充满好奇心的小姑娘，却忍受不了欢闹与喧嚣，那会让他想起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的悲惨生活，进而忧伤难过。但我们也不必过分夸大这些情况。因为负责人也会喝醉酒，也会跳舞。他的节日是面向未来的。他不明白枯燥乏味是什么感觉。辣土豆饼的食谱就是他的专属财产。这没什么不好的，你不这么认为吗？”

“生活，我是指他的生活，年轻的朋友，似乎有点太……可悲了。”

“事实是，我的整个青年时期都是在脏乱无序的电影院和图书馆里度过的。更糟糕的是，我的女朋友总是会离我而去。”

“现在好了。您拥有了美好的未来。”

“您这么说是因为我得了奖？”

“是因为这个奖所包含的意义。”

“啊，亲爱的或天真的记者。首先，您把这个隐没在不知道是哪片丛林中央的大厅和立于山巅的水晶宫搞混了。其次，您还认为艺术的未来是光辉灿烂的。您没有发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个捕鼠夹。真见鬼，您认为我是谁啊？席德·维瑟斯[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1957—1979），英国著名朋克摇滚乐队性手枪的贝斯手。]？”

等我去回忆的时候才发现，在安赫莉卡·托伦特家发生的事情都只是一种背景画面，是门铃声响起的前奏，有人来了，所有人都挤在罗拉·托伦特的房间里。我去开，来了来了，开门。

不过有的事情我记忆犹新，目光和唱片（我指的是闪光的黑色唱片本身，而非音乐），以及让我印象最深的无疑是比安赫莉卡大两岁的罗拉·托伦特，她的皮肤要比她的妹妹黑得多，骨架也更大，无法用苗条这种词来形容她，她的笑容属于典型的另一种墨西哥，它偶尔在某个黎明显露真身，一半是疯狂的求生欲望，另一半是献祭的石台。我可以坦然承认自己在一个小时前爱上了安赫莉卡，也可以大方证实那份爱在午夜零点时已经逐渐褪去了，直至在酒精和香烟的作用下烟消云散，别碰马拉美，混蛋，去你妈的。那份伟大的柏拉图式的爱恋之所以会迅速出现然后消亡，很可能与罗拉·托伦特密切相关。我不是说——尽管人们天性喜新厌旧——随着聚会的进行我的爱从那个姑娘身上转移到了她的姐姐那里，而是说，首先（让我们诚实一点吧），安赫莉卡压根儿不接招，其次，由于我是唯一一个不认识所有在场之人的人，所以我做得更多的是观察（尽管，很不幸，我也得开口说话），因此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我发现那两姐妹之间存在着某种镜像结构，那些镜面先把她们的形象扭曲，然后再以信息的形式发送出来，所以有时候其中一位接收到的形象是安静的、无害的，而另一位接收到的则只是颗躺在床下的小玻璃球，尽管大多数时候那些镜面反射出来的都是杀伤力十足的激光。聚会上最耀眼的明星无疑是安赫莉卡，最强大的阴影则是罗拉。这一切，再加上安赫莉卡掌控全局时的那种自信（但尤其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她对我表现出的冷漠态度），把我推到了舞台之外，使我满足于做一个观察者。除此之外，安赫莉卡并不缺乏追求者，不过我得承认罗拉的追求者也不少，尽管她的追求者们（严格说来只有一个，但却是个不错的小伙）完全不像追求她妹妹的那群人一样擅长甜言蜜语。在熟悉贺拉斯和维吉尔的尼加拉瓜小伙佩佩·科里纳看来，两姐妹最大的差别是安赫莉卡还是处女，而罗拉已经不是了，至少有一百或两百人知道这一情况。我先是狠狠地瞪他，有些事是不应该说出来的，然后我又问他这么私密的事情怎么会有两百人知道。都是靠我这种大嘴巴的宣传，尼加拉瓜人这样答道。虽然这种想法让我有些不适，但我还是推测佩佩·科里纳已经和罗拉·托伦特睡过了。非同寻常的一对儿，我想道，矮个子的保守男，目光短浅，强壮的女性，还很独立。我点了根烟，假装满不在乎。我感觉自己勃起了。于是我钻进洗手间，把烟抽完了。在某个时刻我望向镜中的自己，然后低声笑了起来。从洗手间出去的时候我差点儿和罗拉·托伦特撞个满怀。她有点喝醉了。她的眼睛深邃又明亮。她微笑着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明白，然后她就关上了洗手间的门。我知道我们已经算是朋友了。

因为高兴，我几乎是跳着——毫不夸张——回到厅里的。何塞·阿尔科在干什么呢？一群性格内向、长得不好看、舞也跳得烂的人正围着他，听他讲故事：当今的秘鲁诗坛、零点团体[零点团体（Hora Zero），1970年代活跃于秘鲁的前卫诗歌团体。]、马丁·阿丹[马丁·阿丹（Martín Adán，1908—1985），秘鲁诗人，诗作以哲学反思和隐喻性见长。]的银刀、奥根托·德阿玛特[奥根托·德阿玛特（Oquendo de Amat，1905—1936），秘鲁前卫派诗人。]，都是些当时墨西哥的年轻诗人一无所知的东西，当然他也讲别的——真真假假，就像人生一样——例如说他骑着本田摩托在墨西哥西部的公路和小径上飞驰，一直骑到雄鹰峰巅，也就是巴尔多梅罗·利略[巴尔多梅罗·利略（Baldomero Lillo，1867—1923），智利自然主义作家。]称为“炙热马铃薯之中心”的地方，然后再以一百二十或一百三十千米的时速从他口中的那些崎岖山路上疾驰而下。

那天晚上的故事里始终没出现墨西哥城的影子，连跟墨西哥城有关的事物也没出现，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塞·阿尔科讲起他来到了一片冷清的沙滩，在那里遇见了一只小狗。那里没有渔民，没有房屋，什么都没有，那里只停着他的摩托，只有何塞·阿尔科，只有那只小狗。除此以外，剩下的就是天堂了。我的朋友在沙滩上写下“我的妈妈养育我”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文字。他喝了几罐变质的牛奶，还吃了点金枪鱼罐头。小狗一直陪着他。一天下午突然出现了一条船。何塞·阿尔科把摩托骑上了陡峭的海岸（在他的讲述中，如果你的心灵澄纯的话，你就可以骑着那辆黑色本田摩托去任何地方），当然还带着那条小狗。船上的人看到了他，和他打招呼。何塞·阿尔科也向他们打招呼。我们是绿色和平组织的人，船上的人向他喊道。啊，何塞·阿尔科低声说了一句。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谁？你是怎么把摩托骑上去的？这附近有路吗？船上的人提出的这一堆问题都没有得到回应。船长说他马上下船。何塞·阿尔科和船长在沙滩上会面了。在他们握手时那条小狗咬了这个搞生态保护的家伙。快滚，船员全都下船来保护他们的船长，他们先是去踢那条狗，后来连何塞·阿尔科也踢了。五人大战一人一狗。再后来他们又为他治疗，给他和狗上了药，还连声抱歉，他们建议他收养那条受了伤的爱叫的小狗。船员们在天黑前又回到了船上，走了。饱受摧残的何塞·阿尔科倚在棕榈树上目送他们远去，狗趴在他的脚边，摩托离他五步远。船长、男船员们和女船员们在海平面上冲他招手。狗吠了几声，我的朋友也咒骂了几句，但就在那时，就在船即将在他的视野里消失的时候，他跳上了摩托，全速骑到了海岸最高点。狗在后面一瘸一拐地跟着他，他从那里还能望见远去的船只。

特蕾莎：“让我相信这个还不如让我去死。”

安赫莉卡：“你后来又做了什么？”

佩佩·科里纳（点了根大麻烟，然后又把它递给了安赫莉卡）：“兄弟，我唯一知道的搞生态保护的水手就是亚哈船长[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中的主人公。]，他是个真正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家伙。”

雷吉娜·卡斯特罗（三十岁的女诗人，还没有作品出版，负责给她那些年轻的同行提供避孕药，一个平庸却活得很体面的诗人）：“告诉我后来那条小狗怎么样了？”

罗拉：“绿色和平组织是什么玩意儿？”

埃克托·戈麦斯（罗拉·托伦特的追求者之一，二十七岁，哈瓦那咖啡馆的老客，小学教师）：“一个和平运动组织，罗拉……实话告诉你吧，贝贝，我很难相信你给我们讲的这些。”

何塞·阿尔科：“别叫我贝贝。”

特蕾莎（冲着埃克托·戈麦斯微微一笑，因为后者给她递去一杯伏特加）：“这绝对都是编出来的，因为何塞一点儿也不喜欢沙滩，他不可能会在没人的地方连续待三天。”

何塞·阿尔科：“可我确实在那儿。”

两个哲学系的学生：“我们相信您，诗人。”

雷吉娜·卡斯特罗：“那条狗呢？你把它收养了吗？”

何塞·阿尔科：“没有，它还在那儿。”

佩佩·科里纳：“或者约拿也可以算一个，如果我们能叫他船员的话。生态保护者，我觉得可以，那个年代所有人都能算是生态保护者，但是船员……”

安赫莉卡：“它没跟着你？这太奇怪了。”

安东尼奥·门多萨（无产阶级诗人，二十岁，在政府机构做校对员）：“这是因为何塞家容不下那条狗。”

安赫莉卡（亲密地望着安东尼奥）：“什么？”

安东尼奥·门多萨：“何塞的家里养不了更多的狗了。”

罗拉：“我不知道他家里已经有条狗了。”

安赫莉卡：“谁是狗，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门多萨：“我，我有时当狗。”

何塞·阿尔科：“你在说什么胡话啊？”

安东尼奥·门多萨：“有时他也会当狗。”

佩佩·科里纳：“嗯嗯嗯，他绝对是喝高了。（他笑了。）都是些小孩子。除非你是在开玩笑，伙计，不过这玩笑完全不好笑，还很蠢。”

埃克托·戈麦斯（对着罗拉）：“咱们出去透透气怎么样？”

佩佩·科里纳（在埃克托和罗拉走后）：“咱们所有人都该出去透透气……”

安东尼奥·门多萨（突然放松了下来）：“他们到花园里打炮去了。”

特蕾莎：“你能闭上嘴吗，蠢货？”

安东尼奥·门多萨：“你嫉妒了？”

特蕾莎：“我？你放屁……”

两个哲学系的学生：“我们这两瓶酒还没开呢……太棒了，太棒了……”

安赫莉卡：“不许再喝酒了！”

安东尼奥·门多萨（一只手搭在她的腰上）：“喂，安赫莉卡……”

安赫莉卡：“别碰我姐姐！”

安东尼奥·门多萨：“我可从来没有……”

雷吉娜·卡斯特罗（没提高音量，却已威严十足）：“你快闭嘴吧，给我坐下。我本来想给你们念首诗，可你们现在这个样子……”

特蕾莎：“啊，没事，念吧。”

佩佩·科里纳：“大师，我洗耳恭听。”

两个哲学系的学生（给在场的每个人都倒了酒）：“等我们都准备好再开始啊。”

埃斯特蕾伊塔（从厨房门后探出头来）：“啊，诗歌，太棒了……”

我再也受不了了，于是趁着没人注意溜到了阳台。那首诗听上去会长度惊人，因为它讲的是雷吉娜·卡斯特罗在圣路易斯波托西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出场的还有她的家人、玩偶、教会学校、课间休息、支持卡兰萨[指在1914年至1920年任墨西哥总统的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1859—1920）。]的外公、摇椅、连衣裙、衣箱、地下室、雷吉娜和她姐姐的嘴唇、鞋跟、洛佩斯·维拉尔德[洛佩斯·维拉尔德（López Velarde，1888—1921），墨西哥诗人，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重要代表。]的诗句。与屋内的情况不同，室外的夜色很透亮，其他公寓的灯光暗示着在我们头上十米的地方也有聚会，而在我们脚下五米的房间里则有场平静的交谈，也许在十五米开外，和我们肋骨一样高的地方，一对老夫妇正在听古典音乐。我感到很幸福，我猜当时时间还不是很晚，不过哪怕所有的灯光全部熄灭，只剩下我和我手中的烟留在那神奇的阳台上，那种美的享受和短暂又可怕的平静感也绝不会消散。月亮似乎正骑在现实头顶吱嘎作响。隔着厚重的建筑，我还能听到马路上的车流声从背后传来。有时候，如果我保持安静，连手中的烟也不动一下的话，我还可以听到灯光一闪一闪的噼啪声，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嗡嗡声，其中还夹杂着驶下大学大道的车辆发出的声音。三层楼下就是铺满碎石的院子和花园，它们被几条黑土小路连接起来，周围是高大的树木和花坛。从阳台俯瞰下去，花园就像是一个倒下的大写字母B，就像这样：B。在它的内部，在其中一个半圆里面，有一处倾斜的小广场，有点像中国人的眼睛，里面放着三条长椅、两架秋千、一个跷跷板，还有一块大大的石头，可能是个雕塑。花园后方有条如蛇般扭曲的黑线，可能是条沟渠，再往后半米是堵墙，把它和另外那个半圆隔开了。就在那里，在那条被灌木和墙壁遮掩起来的沟渠里，有两个人，我从阳台上可以很清楚地望见他们，她就像一直在等待着我出现似的，罗拉·托伦特把埃克托·戈麦斯的那玩意儿含在嘴里，正在帮他口交。

但是，好吧，那不是场普通的口交：圣殿突然被照亮，很快就只能看到罗拉的手了，一只搭在阴茎旁，另一只伸到了埃克托的两腿之间，埃克托的手指埋在她的头发里——她那头美丽、强韧的黑发——罗拉的嘴巴、肩膀、膝盖贴近那片黑色草地，或者说黑土地，再或者说阴影之地，她时不时就会露出那不是微笑的微笑，极尽殷勤。

毫无疑问，那里就是隐秘的巴厘岛剧院。

回到客厅后，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一个人都没有。

我以为是我喝多了，于是我坐了下来，抓起桌子上的一本书。从某个房间传来一些声响，好像有人在争论着什么，然后我听到了笑声，没出什么大事。我闭上了眼睛：亡者之路上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我记起了扬给我讲的鲍里斯的故事。我从未相信过。是真的，扬说道。你会变成疯子的，我说。不，不，不，不。丛林，外面就是丛林，我想道。鲍里斯，多大年纪，差不多十五岁？不，不，不。我站了起来，走向厨房。

我总因冰箱里依然塞满食物而感到惊奇。

我拿了杯牛奶回到厅里，又坐了下来。我慢慢喝着。我现在的样子肯定很蠢，坐在那里，双腿交叉，泪眼婆娑。可这是为什么呢？扬的独白声回荡在巴厘岛剧院内。我已经给你讲了无数遍了，雷莫，可你还是不明白。一盘不可理解的国际象棋棋局中的那些命运攸关的棋子。我只能大概描绘出，我说道，一个年轻人的身影……在房间里跳着舞。你应该感到幸福啊。一个十三岁的年轻人？在他的卧室里跳舞。现在他转过身来了，我能看清他的脸了，鲍里斯的脸？然后房间又一片漆黑了，整个社区都断电了，只能听到他的喘息声，还有他在黑暗中安静跳舞的声音。我把玻璃杯放在床头柜上。搭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的那条腿开始抖动，就像是隐身博士正用他的钢锤检查我的应激反应。停下，我说道，安静，咱们走，小任丁，停下，嘿嘿，乖狗狗。

就在那时那著名的门铃声响起了，叮咚，铃铃铃，叮叮，我发誓我记不清旋律是怎样的了，咿叽叽，吱嗡嗡，哒哒哒，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因为我猜到或者我感觉到，隆咚咚，这里与绝对的幸福之间，乒乒乒，沙沙沙，只有一百万或两百万或三百万步的距离，从我坐的地方走到门边的那几米路我绝对需要走这么多步，啪啪啪，我把门打开了。门外站着个栗色头发的姑娘。她的身后还站着一个让人反感的——也非常丑陋的——男人，他头发的颜色和她一样。

“啊，夜晚引人生出梦想，您不这么觉得吗？能有多少年轻人家里有这么大的窗户呢……不用工作、没有任务压在身上的感觉可真是太好了……”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陪您到屋顶平台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坏事。”

“不要了，还是继续吧，但要严肃地聊。我这么说是为了您好，为了您未来的创作生涯着想。您说的话可都正在被录音呢。”

“咱们聊到哪儿了？”

“我也忘了。”

“那么，不妨就回到鲍里斯·勒热纳在马铃薯田里监视敌军行动的那个夜晚吧。”

“一个和善又……爱做梦的小伙子。”

“没错，他喜欢自言自语。”

“和我们许多人一样。我的一位社会纪实版面的女同事随时都在自言自语。我感觉大家都认为她疯了，她很可能会因此丢掉工作。她整天都在嘀嘀咕咕。有时候她还会流利地背诵那些最有名的时装设计师的名字。可能是背给自己听的，也可能是背给某个别人看不到但可以与她交流的人听的……”

“鲍里斯·勒热纳说，小心，小心……”

“他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吗？还是说连他自己也没发觉他的嘴唇正在开合并发出了那些凌乱的声音？”

“反正鲍里斯·勒热纳就是那么说的，小心，小心，R35、H35、H39、FCM36、D2、B1、FT17、S35、AMR、AMC等型号的坦克都失败了。自言自语是我们这些国家的风俗习惯……内战已经无可避免了，勒热纳说道，只是……就像在背诵一样……如同给失去的朋友们发去的特殊信息，瓦谢与尼赞终于和都德与莫拉斯并驾齐驱了……上帝是不存在的……人类受到了诅咒……操他妈的臭狗屎……诸如此类……在马铃薯田的另一侧，灯光像是从外星球来的生物一样闪烁。”

“我有点冷。这个角落挺冷的。后来呢？”

“后来，简略来看，一切都发生得更加迅速了。小女孩绕着圣塔芭芭拉城郊散步。负责人骑着自行车转了一圈。研究院的设备保持运转，静静地，不分昼夜，连吵闹声和跺脚声都会被录下来。画面开始稳定，而每一个画面都被瓦乔费欧博士在《荒谬拉美史》中用超凡的想象力加实在的腕力记录了下来。第一幕：一个囚犯从巴黎某监狱越狱成功，正试图前往德国集中营。在一个临时车站上，放他上车前，有人按流程询问他的名字。去你妈的吧，那个囚犯这样答道。用的还是西班牙语。什么？德国士兵或法国宪兵说道。鲍里斯·古铁雷斯，囚犯说道。第二幕：一架喷火式战斗机正在南安普顿郊外坠落。基地工作人员从地面观察到了这一过程。为什么不跳伞呢？是谁在驾驶那架飞机？他们试图通过无线电与飞机上的人员取得联系，但是没人应答。机毁人亡似乎不可避免，飞机马上就要坠地了。通讯员还在坚持：跳伞，跳伞，跳伞，机上有人吗？突然，一个异常遥远的声音答道：我是鲍里斯·麦克马努斯，我快不行了……第三幕：一群游击队员正在接近乌日策的地区撤退。新的一天刚刚开始，他们碰到了一名受伤的同伴，此人的双腿间还躺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小伙子。伤者解释说是这个陌生小伙把他带到那里的。游击队员们观察了尸体，死者胸口和头部多处受伤。不可能是他把你带来的，长官说道，他至少已经死了二十四小时了。我发誓昨晚正是他把我从枪林弹雨中救了下来，还带我来到了这里！我昏厥了好几次，浑身都疼，我俩还说了话，他还讲故事逗我乐，他对我说他很喜欢马，还说……游击队员们不得不承认靠伤者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到达那个位置的。他们从死者的口袋里翻出了一张纸：鲍里斯·沃伊里诺维奇，机械艺术与航天学院学生，萨拉热窝，未知大学附属学院。”

扬警惕地睁开眼睛，像是在问我发生了什么见鬼的事情。我笑了笑，用尽量平静的语气给他解释说来了几位朋友。我看出来了，他说道。与此同时其他朋友们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钻进屋里来了，他已经没有穿衣服或是把散乱在地的纸张、剪报、科幻书籍、地图和词典收起来的时间了，这些东西组成的垃圾箱图书馆已经在他的床垫周围堆得越来越高了。这是我的朋友，扬，我低声说道。只有安赫莉卡和埃斯特蕾伊塔听到了我的话。在最后一位朋友进来时，扬一下子跳了起来，他那干瘦的屁股露了出来，两颗金球闪闪发光，他背对着大家飞速做了两三个动作，把他的那些书纸塞到了床垫下面，然后又躺了下去，再然后他捋了捋头发，冷漠地望着众位来客。我觉得我们这间屋子里从来都没挤入过这么多人。

“扬，”我说道，“这位是安赫莉卡，这位是罗拉，她的姐姐，这位是科里纳，这是安东尼奥，这是埃斯特蕾伊塔夫人，咱们聊起过她……”

“叫我埃斯特蕾伊塔就好。”埃斯特蕾伊塔说道。

“很高兴认识大家。”扬说道。

“这位是埃克托，这是塞萨尔，这位是……劳拉。”

“啊呀呀。”扬说道。

我脸红了。

“这位是扬，我的好朋友，好同伴。”

“你好。”大家都笑了。

“晚上好。”扬的语气丝毫谈不上友善。

“真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埃斯特蕾伊塔说道，“身上还长了两颗金球。”

扬哈哈大笑了起来。

“确实如此。”我说道。

“这证明他注定是要干大事的人。长着金球的小伙子都是有能力做出……丰功伟绩的人。”

“实际上，它们倒也不是金色的。”扬说道。

“得了。她看到它们是金色的，我也一样。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也看到了。”安赫莉卡说道。

“那么注定要干大事的女人有什么标志呢，埃斯特蕾伊塔？”罗拉问道。

“来杯葡萄酒？”

“杯子在哪儿？”

“那就复杂得多了，小可爱，”埃斯特蕾伊塔在窗户下方的地上坐了下来，连外套也没脱，“微笑，笑容。尽管尤妮斯说是眼神，但我觉得……那个标志应该是笑容。”

“可是咱们来瞧瞧，深肤色的人，古铜色种族的人全都在忍受命运的折磨，更别提黑人了。”

“只有五个杯子，两把椅子。咱们得共用杯子了。”

“你懂什么睾丸啊……你这辈子见过几颗蛋蛋？”

“不多，确实如此，”科里纳承认道，“大概十五颗吧。”

“身份的标志有很多种，小科里纳，”埃斯特蕾伊塔说道，“对于深肤色的人来说，他们留下的痕迹、记忆和晕眩感就是标志。”

“埃斯特蕾伊塔今晚话可真多。”

“可能是因为爬了五层楼，这儿没有电梯。”

“大家坐到地上吧。”

“她很习惯爬楼和熬夜。”

“这儿就只有这一个房间吗？”塞萨尔说道。

“房子就这样，很小。”

“你把什么藏到床垫下面了？”

“没什么！”

“你和我得共用这个杯子了。”安赫莉卡坐到了扬身边的床垫边缘。

“好。”扬说道。

“你真的从来都不出门吗？”

“谁给你说的？”

“你的好兄弟雷莫和何塞·阿尔科。”

“他们骗你的。我每天都出门。我喜欢沿着起义者大道散步。上上下下，下下上上，就像德意志国防军的士兵一样。”

“像什么一样？”

“像德意志国防军士兵，”扬说道，“你没注意楼体的颜色吗？”

“没有，天太黑了。”安赫莉卡微微一笑。她看上去比在哈瓦那咖啡馆或她家时更漂亮了。

“是灰绿色的。就像纳粹军服的颜色。”

“你怎么知道纳粹军服是那个颜色的？”

“我在书上看到的。军服的照片。和这幢大楼的外墙颜色一模一样。”

“真不吉利。”安赫莉卡说道。

“你得过一个诗歌奖，是吗？”

“对。谁给你说的？雷莫还是何塞·阿尔科？”

“没人告诉我，我自己在书上看到的。”

两人互相打量了一会儿，都没有笑，就像是两条在真空中游动的食人鱼。后来扬先开了口：

“我想读读你写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在盯着劳拉看，她坐在我对面，在房间的另一端，靠在罗拉·托伦特身边，两人正在低声交谈。我和她的目光时常交汇，接着我俩就会互致微笑，当然这些不像是当时发生的，而像是几个世纪那么久以后才发生，是在我们吃着何塞·阿尔科从只有他知道的地方买来的玉米饼时发生的，也许那时我们互致微笑也不是因为对对方有好感，至少还没有公开的好感，而是因为在房间的狭小空间里，扬和安赫莉卡散发出的能量越来越大了，他们像雕像似的一动不动，脸红得像是新婚夫妇，而我们其他人就像光合作用那样吸收到了能量，又或者那本就是我们的天性，再或者在那个夜晚、那个地点，我们不可能做出别的举动，我发誓我也说不清楚！总之我们开始互致微笑了，我们每一对都开始变得像是新婚夫妇，一起不急不慢地吃吃喝喝，同时等待着黎明被送上埃斯特蕾伊塔正在下方睡觉的那扇窗户。

半小时后，我提议到屋顶平台上去继续我们的狂欢——确实是场狂欢——或者出门去搭辆涂画有几何图案、广播里播放民歌的出租车，欣赏墨西哥城的夜景。还有墨西哥的黎明！观察其他车子的车窗中那些若有所思、若隐若现的面庞，车子突然驶入隧道，像是在拍电影，又像是敢死队，可是从隧道另一头出来时，天空已粉饰妥当，人们只须感受它的温柔就好。不过所有这些打算都随着托伦特姐妹的父母的到来而化为泡影了。唯一真实（我想说的是，绝对的真实）的是坐在房间另一端的劳拉的笑容，陨石般的笑容，浅浅的笑容，暗示性的笑容，友好的笑容，烟雾缭绕的笑容，笑里藏刀的笑容，充满哲思的笑容，和我的笑容不期而遇的笑容，就是现在，毫无预兆的交汇——相遇的笑容，互相找寻的笑容。

不过，恐怕最有耐心的读者也想象不出那一系列的表情具体是怎样的。是上帝把我从那个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能展现出这么多种笑容的姑娘手里解救出来的。不对。所有的笑容都只是一种。坠入爱河之人的眼睛会变成苍蝇的复眼，所以说那种种笑容都只不过是劳拉的嘴唇和牙齿活动的多重投射而已。

不过哪怕如此，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劳拉不会慢慢变得和一切人或物一样吗？就像注定要忍受折磨的完美无瑕的母亲，就像注定要忍受折磨的完美无瑕的阿兹特克公主，就像注定要忍受折磨的完美无瑕的特佩雅克山上的那位妇人[指瓜达卢佩圣母。]，就像注定要忍受折磨的完美无瑕的哭泣女人[源自墨西哥民间传说。根据传说，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独自抚养两个儿子，由于过度悲伤愤怒，她在投河自尽前淹死了自己的孩子。因此，受到诅咒的女人的鬼魂只得在当地游荡，为自己和孩子的遭遇而哭泣，据说她的哭声会带来不幸和死亡。该传说曾在1933年和2019年被改编为电影。]，就像注定要忍受折磨的完美无瑕的玛丽亚·菲利克斯[玛丽亚·菲利克斯（María Félix，1914—2002），墨西哥女演员，曾被誉为西班牙语影坛最美女星。]的幽灵……

我猛地跳了起来。我觉得有点头晕。

我说我要下楼，去两个街区外的中国食品店去买点甜面包。我问有谁愿意陪我一起去。我立刻想到何塞·阿尔科很可能会自告奋勇，我正要纠正自己的表态，这时劳拉说，我陪你去，我很快就会回来。

她是对谁说她很快就会回来的？对塞萨尔说的吗？

我在数大家递给我的钱时手一直在抖，还不停地在脑海里哼歌。

“这里就像是玩偶的房子，我也想有这样一个住处。”我们出门后她说道。

从屋顶平台望去，云朵似乎正在吮吸这座城市的电光，它好像伸出了胳膊，把最高的建筑都搂在了怀中。

“要下雨了。”劳拉说道。

我们房门口挂着的小灯照亮了她的面庞，在某个时刻我似乎感觉她的脸变得透明了起来，有那么一瞬间她那银质的面孔上唯一依然具有活力、属于尘世的就是那对栗色的眼睛。

“你知道我给你起了个什么名字吗？”我们下楼梯时我对她说道。

“给我？”在路过鲁瓦尔卡瓦先生家门前时她笑了。

“对，对。”

“你怎么会想着要给我再起个名字呢？你不喜欢我现在的名字吗？”我们走到楼下门厅，我开门时，她问道。

“我很喜欢你的名字。与此无关，是我突发奇想。不过不要紧。忘了这事吧。”

“现在你不告诉我都不行了。”

“不，还是忘了这事吧。”

“什么名字？”

“你保证你不会生气。”

“那可不一定。说吧。”

“哎呀，说真的，你永远都不要跟我生气，不然我会很难受的。”我像只兔子那样傻笑起来，不过我说的却也都是真心话。

“到底是什么名字？我可不能保证什么。”

“阿兹特克公主。”

劳拉忍不住大笑了起来。事实上，我当时就像个傻子一样，也跟着笑了。上帝啊，我真是个怂包，我说道。对，对，劳拉附和道。我们离开了起义者大道。和设想的一样，中国食品店还在营业。

（几天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何塞·阿尔科。太巧了，他说道，有辆贝纳利牌的摩托车就叫阿兹特克公主，那辆车是栗色的，很大，还挺新，油箱上嵌着车名，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带你去看看。为什么，我说道。那是辆偷来的车，他们肯定可以便宜卖给你。不要，我说道，忘了这事吧，我不会骑摩托，也对它不感兴趣。车子现在在一个诗人手里，何塞·阿尔科说道，他叫莫弗莱斯，你肯定会乐意认识他的。可是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说道，而且我还没有驾照，再加上我也不喜欢骑摩托，我可不要那些破烂玩意儿。好吧，好吧，何塞·阿尔科说道。）

“有时候，”我对劳拉说道，“它整晚都营业，还有的时候下午六点就关门了，这都说不准。没有个稳定的营业时间。”

“这地方真美啊，虽然看上去有点脏乱。”

“这家店叫伊拉普阿托[伊拉普阿托（Irapuato），墨西哥中南部瓜纳华托州城市。]之花。我想店主大概并不在意店铺的外观。”

“为什么不叫北京之花或上海之花呢？”

“因为店主是在伊拉普阿托出生的。只有他家里那让人肃然起敬的爷爷辈的人是在中国出生的，我觉得是广东，但也可能是我搞错了。”

“是他告诉你的吗？”

“埃米利奥·黄，他是店主、厨师和头号服务生。如果你想的话咱们可以喝杯拿铁再回去。你可以问问他为什么营业时间如此错乱。”

“你这儿的营业时间为什么那么奇怪呢？是雷莫告诉我的，这是我第一次到这里来。”

“实际上并不奇怪，”埃米利奥·黄说道，“营业时间是弹性的，有时候可能是临时起意，但是并不奇怪。”

“他烤的饼干也很棒。”我说道。

“雷莫对我说有时候你会营业到天亮才关门。”

“嘿嘿，应该是我失眠的时候才会开那么久。”

“我还没告诉你埃米利奥·黄每次失眠都会写诗呢。不过你可别求他给咱们读诗。他想再过上几年就把铺子卖掉，然后到巴西去。”

“坐卡车去。”埃米利奥说道。

“为什么你不愿意让他给咱们读诗呢？”

“你没猜到？因为他是坎波斯兄弟的追随者。”

“坎波斯兄弟又是谁啊？”吧台上方的灯发出沙黄色的光芒，照在劳拉的脸上。吧台另一边，埃米利奥·黄皱了皱眉头，表示同情。我感觉我已经找到终生所爱了。我正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劳拉，可是埃米利奥和她突然笑了起来。中国人讲了些关于怎么写旅行笔记的事情，也可能是劳拉先开口问他的，然后她转过身来，对我说她也想那样。去巴西？坐卡车旅行？当中国食品店的老板？我也想开这样一家食品店，我说道。劳拉的面庞忽明忽暗，不是由于灯光的缘故。有时她的头发是金色的，有时又是栗色的，有时她看我的眼神非常平静，尽管镜子里她的目光就像是缓慢飞行的箭矢，那些箭很遥远，很伤感。我问自己为什么她那双深邃美丽的眼睛会给我这样的感觉，与此同时站在吧台另一侧的那人正在讲述曾经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黄家人的故事，广东的黄家人，旧金山的黄家人，洛杉矶的黄家人，蒂华纳的黄家人，穿越边境一直往南走的黄家人，对于在旧金山定居的中国夫妇而言，南下的选择并不常见，他一直讲到他的先人们在伊拉普阿托艰难地做起了生意，然后死去。劳拉站在我们中间，时而感到同情，时而表现出惊讶。当埃米利奥解释说他的爷爷奶奶有足够的理由离开旧金山时，她点了点头。他说厨子和洗衣工中也有黑帮分子存在，想想看，在烟雾缭绕的厨房和洗衣店里死去是多么可怕的事情，那种烟雾要比开膛手杰克时期的伦敦大雾还要糟糕。她对炸猪肉、炸蛇肉和烤草莓的做法很感兴趣，还对埃米利奥说他的店铺很漂亮，很有特色，还说，我肯定会再来的，你放心吧，然后她乞求他不要把铺子卖掉，或者在他准备好要去巴西时把铺子租给她也行。

“坎波斯兄弟……抱歉，只是个愚蠢的笑话。”

“没关系，”劳拉说道，“我原谅你了。”

我们喝完了拿铁咖啡。埃米利奥把甜面包用食品纸包好了。

“好了，我们走吧。”

“不知为何，我感觉把埃米利奥一个人留在这儿不太好。”我说道。

“那就让他跟我们一起走吧。”

“噢，不必了，我已经习惯了，你怎么会有那种感觉呢？”埃米利奥说道。

离开中国食品店后，劳拉似乎有些不太一样了。她之前的热情都烟消云散了。在回去的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上楼梯时，她说道：

“我得提醒你，雷莫，我不是什么好人。”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小，几乎听不到。楼梯间很黑，我感觉她好像笑了。

“我不相信。”

劳拉停下了脚步。

“是真的，我很坏，一些小事使我感到难过，我会转头把气撒到别人身上。还有时我觉得自己有成为女杀手的潜质，或者我可能正在变疯。”

“你是在开玩笑。”说这话时，我把脸向她凑近过去，在她的嘴唇上吻了下去。

我从没像想吻劳拉一样想吻别的女人。

“你看见了吗？我想要你亲我，虽然我知道如果我把这话告诉塞萨尔，他肯定会觉得受伤。”

“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呢？”

“肯定不是今晚。”

“那还好。”

劳拉的眼睛又开始发光了，就像是在伊拉普阿托之花时一样。站在楼梯上的我既感到幸福，又觉得晕头转向的。楼梯之前平平无奇，此时却变成了具有非凡意义的东西，一半是毒蛇，一半是悬崖。

“我从没爱过谁。”我几乎是喊出了这句话。

“你爱上我啦？”

“我想是的，但是你不必担心。之前没谈情说爱只怪我接受的教育。现在我是真的、深深地爱上了你。”

劳拉有些难过地微笑了一下。在那短暂的时刻里我们两人似乎不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了，而变成了两个动画人物。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她：我觉得此时的你和我就像是被扔在真实背景中的两个动画人物，不过可能连背景也不是那么真实。

“就像韩塞尔与格蕾特？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劳拉问道。

“我不知道。我想摸摸你的乳房来确认一下。”

“好，摸吧。”

我摸了摸她的右侧乳房，然后又摸了左侧的，再然后我深吸一口气，傻傻地笑了起来，嘿嘿嘿，没错，这边是继母，这边是她的魔镜。

“我看你就像是兔子兄弟[迪士尼电影《南方之歌》中的角色。]。”劳拉边吻我边说道。

楼梯似乎旋转了起来。我们处在黑暗之中，可是我们的头顶上却出现了一丝亮光，尽管距离很远还照不到我们。劳拉问我在看什么。我给她指了指那越来越近、越来越大的光亮。

“楼梯好像正在倾斜。”她说道。

确实如此，那是因为灯光已经几乎照到我们头顶了。

“你的嘴唇很美味。”我说道。

“你的也是，咸咸的。”

我舔了舔她的嘴唇，有青草和羊奶的味道（埃米利奥·黄是用什么奶给我们做咖啡的？），但是我没有告诉她。

“你真的爱上我了吗？”

“千真万确。”

“可是为什么呢？我今天感觉很不好。我去找罗拉也是因为我情绪很糟，能看出来，不是吗？”

“给你开门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你了。你那时可真严肃。”

“可怜的塞萨尔不想来。我花了一整天工夫，最后才把他拖了过去。我想我就是想坐坐他的车。”

“你真是个诚实又现实的姑娘。”我满怀敬意地说道。

劳拉满意地笑了，然后又吻了我一下。我们拥抱在了一起，就好像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了似的。

“我们可以在这儿做爱，没人会知道的，这幢楼可真是奇怪。”她说道。

“扬说这里是德意志国防军的图腾，”我答道，“我感觉我不行。”

“你不行？你是说你不能在这里做？”

“对。我不行。我没勃起。我总是这样。”

“你没勃起？”

“没有。我可以勃起，但是现在不行，此刻对我来说，怎么给你解释呢，是很特殊的，也很有氛围，但我的确没勃起。你瞧，你摸摸看。”

我抓着她的手，放到了我的裤裆上。

“是真的，你没硬，”劳拉笑了，但是声音很小，“对于一个小伙子而言，这情况还真是罕见。可能因为这里是楼梯间。”

“和楼梯间没什么关系。”劳拉还没把手移开。

“你是害怕吗？”

“有一点。”

“你不会还是处男吧？”我差点儿没听清她的话，她是伴着短促的笑声提出这个问题的，灯光在楼梯平台上散开，远不如她的笑声引人注目。

“差不多吧。怎么说呢，这里面有很多可聊的故事。但是我发誓我并不想到死还是个处男。”我说道。

“啊哈。”

她移开了手，呆立在原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补充道：

“我和你那位中国朋友挺聊得来的。现在严肃地谈谈吧，告诉我，他也是诗人吗？”

“对，我的天呐，我希望你别因为我没能硬起来而讨厌我。”

“没有，没有。”

“啊，啊呀，我以为你讨厌我了。”

“没有，傻瓜，真没有。让我有点心烦的是你说你爱上我了。就这样吧。咱们上去吧，他们可能以为咱们出什么意外了。”

回到屋顶平台时，我发现天空依然和我们离开时一样黑。又厚又黑的云朵中间不时夹杂着几丝深紫色的云。雨声从远处传来，不过这片区域连一滴雨都还没有落下。进入房间前劳拉转过身来，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当她的身体正要离开时，我抓住了她的肩膀。我们听到朋友们的声音从门内传来。我想继续和你说话，我对她说道。可是我说话时破了音。我俩都笑了，但笑的原因肯定不同。希望下场大雨，我心想。

“阿兹特克公主。真有意思，”她嘀咕道，“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名字的？”

“我给你说过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们进到屋里。扬正在大声吆喝。他举起杯子招呼我们。他已经酩酊大醉了。我坐到地上，很快手里就多了个杯子。

“你真的认为这是正常的？我想说的是，在墨西哥搞这样的艺术家聚会是正常的吗？我愈发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合时宜的东西了。很让人伤感，又很阴暗。”

“没错。人们喝了很多酒。他们不懂得克制，一高兴起来就忘乎所以了。总是这样。”

“还好有人跟我说话。要是我一个人的话，肯定早就走了。”

“那可不好办。他们是不会允许获奖者那样子离开的，这聚会就是为您而办的呀……”

“真让人害怕。”

“我可怜的朋友啊，别拉着脸啦。咱们继续聊您的作品吧。为什么书里会有那么多场景设定在欧洲呢？您难道不知道真正的大学都建在特殊的地方吗？例如偏僻的村落？”

“请别用这种腔调和我交谈，您这样子就像是塔维亚尼兄弟[指保罗·塔维亚尼（Paolo Taviani，1931—　）和维托里奥·塔维亚尼（Vittorio Taviani，1929—2018）两兄弟，是意大利著名的导演组合。]失散多年的姐妹。我这么说不是推卸责任，实际上，在我这部处女作里根本就没有设定在欧洲的场景。里面提到了一些我童年时期阅读过的书籍，略带乡愁，又有些绝望。我记得还提到了一些杂志，《U-2》《敢死队》《喷火式战斗机》，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叫别的名字吧……里面还有些部分可以被视作对瓦乔费欧传授的知识的诠释：通过那些推断，我们可以发现原本拦在面前的墙壁变成了敞开的大门……这话很像南方人说的，很有康塞普西翁[康塞普西翁（Concepcion），智利城市。]特色……不过还是请您提问吧，我不想让您觉得无聊。”

“我不无聊。我只是起了鸡皮疙瘩。您刚才是不是说过我们现在正身处丛林中央的一片空地之上？”

“咱们到屋顶平台去吧，您可以亲眼看看。或者咱们打开窗，我认为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们的。”

“不，别那么做。回头咱们再一起出去透气，我会挽着您的胳膊跟您一起去的。我觉得如果现在出去的话，我肯定会生病的。您还是给我讲点儿什么吧，随便什么，例如墨西哥新诗。”

“天啊。我还是坚持认为，既然您感觉不舒服，咱们就应该离开这地方，至少去喝杯咖啡也行啊。这里到处都是精液和淫水的味道！”

“确实如此。而且还是老家伙们的精液和淫水。”

“我得再补充一句，是知识分子老家伙们。”

“再跟我聊聊您的书吧，我担心这样聊下去的话，我会被辞退的。”

“您不会缺少工作机会的。您是个特别和善的记者。”

“谢谢。”

“而且还很，怎么说呢，很有牺牲精神。”

“谢谢。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咱们还是回归正题吧。”

我试着喝酒。我试着嘲笑那些并不好笑的言谈。我把埃斯特蕾伊塔从她那平和的、远离这个阁楼和众人的胜利宣言的美梦中叫醒，在再次进入梦乡之前，埃斯特蕾伊塔微笑着喝了杯茶。（我感觉很糟糕。）我想让自己看上去像是在沉思，像是很冷淡，像是隐形人，于是我开始在喧闹中翻阅一本文学评论集，事实上我希望所有人都赶紧离开，把灯关上，把我留下，我好躺到床垫上去。在某个时刻，他们真的开始消失了。扬穿好了衣服，和何塞·阿尔科及托伦特姐妹一起走到了走廊上。接下来佩佩·科里纳也消失了。直到劳拉和塞萨尔也离开之后，我才回过神来，塞萨尔看上去比我醉得更厉害。我不想移动身体，就只想静静地待着，等待着。失落轻柔地变成了焦虑。空间突然变大的房间里只剩下了埃克托、埃斯特蕾伊塔和我。然后他们对我说安赫莉卡觉得不舒服，他们把她带出去了，让她在屋顶平台上散散步。就像侦探电影一样，不可能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很长时间：扬和安赫莉卡钻进了一间卫生间，何塞·阿尔科和罗拉在晾衣服的架子旁抽烟，很快佩佩·科里纳也加入了进去。我不记得门再次被打开是多久之后的事情了，所有人又一个接一个地重新现身。在最后一人进来之前我猛地跳了起来，我无法接受劳拉不在其中的可能。但其实她在，当我俩再次对视时，我知道我们之间的事情是不可能在那天晚上有结果了。而尽管那个夜晚看上去永无尽头，实际上却已经在某个时刻结束了。

我应该问问别人的感觉，或是查查某本日历，因为我有时会感到那是那一年中最漫长的夜晚。不止如此，有时我甚至坚信那个夜晚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它和其他所有的夜晚都不一样，其他的夜晚在结束时要么是一口把黑夜吞掉，要么是细嚼慢咽不断反刍，最后才慢慢迎来黎明。我说的那个夜晚——如穿着一百千米长的靴子的九命神猫般的夜晚——是在一些非同寻常的时刻消失或离去的，就像用镜子做游戏一样，在夜褪去的时候，它的一部分始终不愿离开，这也就意味着它并未完全消散。它是最和善的九头蛇，它在早晨六点半时又恢复到了凌晨三点四十五分时的样子，尽管只持续了五分钟，而且很多人可能对此心生厌恶，可是对另一些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恩赐，是真正的宽恕，是天空在倒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