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到的那个俄罗斯宇航员……我想我现在知道他是谁了……”

“啊，是吗？”

“别利亚耶夫……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Alexander Belyaev，1884—1942），苏联科幻作家，被誉为“苏联科幻之父”。1941年起，纳粹军队展开围攻列宁格勒的行动，导致该地区陷入严重饥荒，别利亚耶夫也因此而死于饥饿。]……”

“你在说什么俄罗斯宇航员啊？”

“他靠近了我待的那个像是牢房又像等候室的地方……一个浅灰色、软塌塌的地方……他和我之间隔了张网，我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可以看到网另一边的情况，我能看到别利亚耶夫是从怎样的环境中过来的。”

“我浑身酸痛……几点了？”

“六点，下午六点。”

“啊呀，还有点恶心……你还待在床上干什么？”

“我一个小时前才睡下，因为太无聊了，也是为了让咱们的生活节奏保持一致……”

“好吧，哈哈哈……我回来的时候你睡得很死，躺在那里活像截树干。”

“我睡了一阵子，后来醒了。我做了饭，冲了澡，工作了一会儿，然后又睡了……为什么你不把窗户上的黑布取下来呢？……好了，现在你听好：网后面有个机场……”

“当然。”

“机场另一边，往远处去，在平原的尽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座山的轮廓……在梦的开头我俩都望着那个方向，但是后来他走了过来，一直走到我站的地方，他微笑着介绍了自己，还做了些高雅的动作……他是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完全不知道，扬。”

“他是个科幻作家。”

“我想也是……你读过托尔斯泰和布尔加科夫写的东西吗？”

“很少……”

“我想也是……你得读读其他俄语作家的作品，或者说其他种类的文学作品。你不能一辈子只读关于宇宙飞船和外星人的故事啊。”

“别干扰我，继续听我说，这很有意思：实际上那座机场就像是个网球场，而那两座山则像是纤维灰浆做的金字塔……不过如果你仔细观察那儿的景色的话，你就会发现些东西，一种不真实的光芒洒在所有东西的周围，别利亚耶夫知道此事，他希望我也发现这一点……他的眼睛被宇航头盔的面罩遮住了，所以看上去有些模糊不清，不过透过它们我还是感觉到了那里有其他人存在，尽管我看不到……一个隐形的团体……一片充满能量的地区……”

“什么……”

“我什么都不明白，我对他说道，我的物理知识很匮乏，在学校里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写诗了。那种无力感让我有些想哭……在梦里，当泪水涌上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昏暗了起来，或者也可能是清亮了起来，清亮得变成了极致的白……于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我能看到他的嘴唇在动，动动停停，尽管声音似乎是从其他地方传来的，就好像现场有许多个隐藏的扩音器一样：我是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他说道，苏联公民，未知大学的教授……”

“未知大学是什么？”

“一所没人知道的大学，这显而易见。阿尔弗雷德·贝斯特曾经在一则故事中提到过它。至于别利亚耶夫，你肯定不知道他是1884年出生在斯摩棱斯克，1942年1月在列宁格勒被饿死的。”

“真操蛋……”

“后来别利亚耶夫拍了拍我的背，然后就不见了。平原上先是刮起一阵强风，然后一片黑云压过来，不过我觉得那种颜色才是真正的鲜活，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我觉得那也许就是死亡的模样。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了明信片里，可与此矛盾的是周围的风景开始逐渐离我远去。直到最后连网球场上的那张网也绷断了。太奇怪了。它是突然间绷断的，然后就像片羽毛那样落到了地上。我肯定再也没人会去那里打球了。然后我就醒了。我醒的时候你正在说梦话。”

“啊，是吗？”

“对，你和劳拉怎么样了？”

“挺好。这边的情况呢？”

“像是一桩丑闻。我想我不会再邀请那些人来这里了。他们喝了酒之后就变得特别有侵略性，塞萨尔和何塞·阿尔科挥拳打了起来。还好他没抓我当替罪羊。”

“扬，那事和替罪羊没什么关系。不管怎么说吧，我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最后谁赢了？”

“当然是咱们的朋友，但是他借助了点外力。”

“不会是好几个人一起打可怜的塞萨尔吧？”

“准确地说，我们其他人只是死死地抓住了他，动手打他的只有何塞·阿尔科一人。”

“真是群懦夫。你听好，我真不敢相信你们做了那么一档子事出来。”

“嘿嘿嘿……”

“这样的话，你后来梦到别利亚耶夫也就不是什么怪事了。是你那糟糕的潜意识在作怪。”

“最好还是把那看作自卫。你的情敌可不是什么善茬。反正如果换成我的话，在那种事上肯定会谨慎行事。他在离开之前还扬言说会让你付出代价的，何塞·阿尔科打他的每一拳他都要在你身上加倍奉还。不过天地良心，何塞·阿尔科倒也没打他很多拳。”

“劳拉会怎么想呢？”

“他也说了些和劳拉有关的事情，但我还是不复述了。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想要在那个点和劳拉一起外出。塞萨尔很绝望，他还去屋顶平台上找了你们半天。也许他觉得你俩肯定是藏到某个卫生间里去了，这不是很常见的传统吗，这方面我可是挺有经验的。后来他没找到你们，自己回来了，然后就爆发了。顺便问一句，你俩当时藏到哪里去了？”

“我们一直走到了查普特佩克，边走路边聊天。然后一起吃了早餐，再后来我就把她送上地铁了。”

“你瞧，塞萨尔肯定认为你俩跑到某个廉价宾馆干那种事去了。”

“他真是个混蛋。”

“还好我们亲爱的何塞·阿尔科最后拿拳头说话了，他写的东西不见得多么棒，但我可以告诉你他是个不错的棒球强击手。此外，你还得注意，你的那位情敌在打斗的时候还试图尽可能地毁掉咱们这间简陋房屋中的家当。而何塞·阿尔科则不同，他更担心咱们的杯子和书，他用手保护地面上东西的次数比护脸的次数还多。”

“总有一天，无私精神会要了他的命。”

“咱们还是敲敲木头吧，别让恶语成真……无论如何，事情的结局还是好的。安赫莉卡和我一起压制住了那个失落的男人。他连一滴血也没流。埃斯特蕾伊塔直到要离开时才醒过来。科里纳和门多萨提议我和他们一起找家已经开了门的餐厅吃早餐，但是我拒绝了。这可便宜了那个门多萨，他在出门时直接把手搂到安赫莉卡的腰上去了。当时已经早上七点了，大伙都一晚没睡，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他的那个动作可能也是出于好心，但我总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儿。罗拉和埃克托在打架之前就走了。何塞·阿尔科留下和我又待了一会儿，我俩一起把家里收拾了一下。不过我俩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像疯子一样一起嘲笑你的那位塞萨尔老兄，嘲笑所有人。最后他也走了，我直接躺到了床垫上。不过我没睡着，我给厄休拉·勒古恩写了封信。你今天能帮我把信寄出去吗？”

“当然可以。你给她说什么了？”

“我给她讲了我做的梦，还有革命的事情。”

“你没跟她提未知大学？”

“没有……”

“你怎么不问问她是否知道未知大学在什么地方呢？”

在很多人看来，接下来的几天，或者也许应该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异常甜美的。在那之前我只是墨西哥城里的看客，一个自负的新人，二十一岁的蹩脚诗人。我必须说，这座城市不在意我，而我也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有的就只是卖弄学问和对文字的刻意雕琢。（啊呀，如果当时什么事都没发生，或者至少扬和何塞·阿尔科当时没开口说话，那么我就不会待在现在待的地方了，而是会去拉丁美洲文人的天堂，也就是说到美国的大学里教书，或者哪怕是最差的情况也会到一家不怎么好的出版社改稿子，安逸的停留，无尽的愿望。）不过那些日子确实很甜美，异常甜美。扬和何塞·阿尔科沉迷于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种种猜测和数据分析。我继续做我的看客，但是又有些不同：我观察事物的眼睛可以随时重现看过的街道和物体的样子，这也许就是有的人（夏多布里昂？十字路口的先知？）所说的干性高潮吧。在阿兹特克公主的召唤下，所有的克制、计划、诗歌和口袋本爱情故事书都被我抛在脑后了，所有的东西都被我抛在脑后了，除了墨西哥城（每个夜晚都任我欢度）和刘易斯·卡罗尔。我们的日常生活节奏很快就被打乱了：一边是突然出现的爱情约会，另一边则是迷宫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带来的刺激。何塞·阿尔科成功搞到了和伊雷内奥·卡瓦哈尔博士见面的机会。佩佩·科里纳在那个夜晚听我们讲过《民生文化周报》的事情后，给我们要来了一个叫莱昂纳多·迪亚斯的人的住址，那人是个诗人，特别痴迷种种怪诞的文学想法。扬往美国寄的信越来越多了。在我的梦里，劳拉对我说前进，还要我去寻找飓风的踪影，梦中的场景是一座高山，劳拉头发闪亮，充满活力。在现实生活中劳拉说了我爱你，我们会非常幸福的。还得当好人！我补充道。我们要做善良仁慈的人，劳拉，我们要做慷慨仁爱的人！劳拉笑了，但我是认真的。一天下午——那个午后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在乘坐地铁站内的电梯时，我跳了段踢踏舞。就是这样。我之前从未试过跳踢踏舞，可那次真的跳得特别完美。劳拉对我说你跳得可真好啊，就和弗雷德·阿斯泰尔[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1899—1987），美国演员、舞蹈家。]一样。我很惊讶。我耸了耸肩，眼眶里满是热泪。

“你为什么难过啊？”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被什么东西撕成了碎片。”

“就因为你跳了支踢踏舞？小可怜，来让我抱抱你吧。”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抱在一起吧，你愿意吗？”

“可是我们会妨碍出去的人。”

“好吧，那我们也出去吧，但是要慢一点。”

再重复一遍：我们要做善良仁慈的人，劳拉，我们要做慷慨仁爱的人！然后劳拉笑了，当然了，我也笑了，但我笑得不是那么自然。

至于扬，我已经提到过他往美国寄的信越来越多了。实际上他几乎整天都在写信，要么就是在读何塞·阿尔科和我给他带回来的大量科幻类图书。那些书几乎全都是偷来的，和何塞·阿尔科一起到书店去并不难，干起这事来他乐此不疲。真正难的是满足扬的要求，找到他列出的所有作家和书目，其中很多都没有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我们不得不转战那些卖英文原版书的书店，可是在墨西哥城里这样的书店并不多见，最糟糕的是，不止一家书店安装了可以媲美恶魔岛监狱图书馆的监控系统。不过，尽管经历了一些有惊无险的波折，我们还是给扬搞到了所有他指定的书。他在这些书上画线，做标记，然后再画线，那些书堆满了房间的各个角落，简直避无可避。晚上迷迷糊糊不开灯出去撒尿是很危险的，一枚E.E.史密斯[E.E.史密斯（Edward Elmer Smith，1890—1965），美国科幻作家，太空冒险题材科幻小说的开拓者。]炸弹，或一只奥拉夫·斯特普尔顿[奥拉夫·斯特普尔顿（Olaf Stapledon，1886—1950），英国哲学家、科幻作家。其作品深刻影响了阿瑟·克拉克、斯塔尼斯瓦夫·莱姆等著名科幻作家。]小老鼠，或菲利普·K.迪克的几乎整套全集随时都可能像巨石一样把你绊倒。从噩梦中醒来时发现布莱恩·奥尔迪斯[布莱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1925—2017），英国科幻作家、科幻文学研究者。]或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指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Arkady Natanovich Strugatsky，1925—1991）和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Boris Natanovich Strugatsky，1933—2012）兄弟，苏联科幻作家。两人从1957年开始联袂创作，凭借《路边野餐》一书享誉科幻文坛。]的某部作品被你夹在两腿之间，这绝对算不上什么怪事，当然了，去研究那本书怎么会跑到那里去也只是无用功，不过我倒也确实承认我们不经常整理床铺。（我可以毫不夸张又不无自恋地承认，有一次我是被自己的惊叫声吓醒的：我没有踢到哪本书，而是有本书的书页夹在了我一只脚的脚趾中间，它就像猴子一样抓着我，更糟糕的是，我的一只脚安静地睡着，另一只脚却有违常理地夹住书页不肯放开。）直到扬决定整理这个银河系垃圾桶，事情才有所好转。一天中午，书被靠墙堆放在了一起，不过事实上那堆书这样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书，而像武器广场上的长椅。从那堆偷来的书里散发出的气息、反射的光线就和武器广场给人的感觉一样，只不过缺少了树木和鸽子罢了。过了一阵子我才发现那恰恰是扬刻意为之的结果。

“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惊讶地问道。

“靠耐心。”扬的表情有点奇怪，他看上去很兴奋，皮肤近乎透明。

“这让我想起了……洛斯安赫莱斯的武器广场上的长椅。”

“真理：永远不要瞧不起口袋书。”

第二天长椅消失了，或者说长椅变成了四十厘米高的现代主义风格的桌子，它的内部是实心的，不过在桌子五个表面中的两个上，都有两条内部中空的通道，它们在中心点交汇成一条通道，又从远端的表面穿出，这侧的表面都是书页。为了把这个玩笑开得更大，扬还在桌子中间约翰·瓦利[约翰·瓦利（John Varley，1947—　），美国科幻作家。]的作品封面上摆了一杯水，里面插着一枝花。

“这朵康乃馨是埃斯特拉太太的女儿送我的。”

“太美了，扬，太美了……”

“嗯嗯，没错，还不赖……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可以用它吃饭，它很结实，但是咱们得先铺个桌布，是吧？我可不想让任何一本书被弄脏。”

“算了吧，伙计，咱们还是在真正的桌子上吃饭吧，你别乱搞了。”

“你说什么呢，你摸摸，摸摸，它很结实啊，做工很好，操。”

我们就拿它当饭桌了，当然在那之前我们先铺了块好布，然后才在上面吃了晚饭。何塞·阿尔科也和我们一起吃饭，刚开始他还不相信，我们只得把桌布掀开，用这书堆的桌子让他开了开眼。晚上，在睡觉前，扬还提议说我可以在那桌子上写字。我立刻拒绝了。

又过了一会儿，我问他：

“你在书椅上坐过吗？”

扬闭着眼，似乎已经睡着了，但后来他用十分清晰的嗓音回答了我的问题。

“没有。”

“你怕书椅承受不住你的重量？”

“不是，跟那个没关系。”

“操，那你为什么不坐坐看呢？或者你为什么不让我在上面坐坐呢？”

“我有点……害怕……不对，不是害怕，是遗憾，而且是深深的遗憾。妈的，这话就像是歌词。”

“不，像是博莱罗舞曲的配词……嘿嘿嘿……晚安吧，扬，愿你做个好梦。”

“晚安，雷莫，愿你写出好东西来。”

于是开始害怕的人变成了我。不是遗憾也并非不安，而是害怕。就在那里，我的嘴边夹着一支烟，整个房间只靠我的小台灯照亮，我的朋友很快就会开始打鼾，然后真正开始休息（上帝爱他），整座城市则在窗外继续运转。

不过最后天亮了，恐惧消散了。黎明对我说，你们好，你们好，臭小子，胆小鬼，你们好，你们好，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推开窗玻璃，我们的影子投到了墙上。当然了，我说道。五分钟后，依然睡意蒙眬且用床单盖着头的扬也说了句：当然了。你是非凡的黎明，你答应每隔三天就会来探望我们一次。没错，没错，黎明说道。于是我们哈欠连连，泡了茶，今早感觉有点沉重啊，不是吗？我们又吸了烟，然后给彼此讲述了前一天晚上的梦境。你们好，你们好，呀呼，我是永远会战胜死神的墨西哥的黎明[与墨西哥人的信仰有关，他们认为昼夜交替实际上是善神和恶神在交战，而每天黎明到来则意味着善神永远能驱走黑暗，成为胜利的一方。这一信仰在诸多文学作品中有体现，如女诗人索尔·胡安娜的长诗《初梦》等。]。

“当然了。”扬有点讥讽地说道。

“没错，没错。”我嘀咕道。

伊雷内奥·卡瓦哈尔博士的家位于平民区一幢建于1950年代的楼房的四层，楼里住了许多小孩——从噪声的情况来判断，五楼大概是家托儿所——我和何塞·阿尔科都觉得《墨西哥城诗册》主编的居住环境既不安静又缺乏神秘感。博士与我们见面时穿了件到腿肚子那么长的雪茄色晨衣，当时天气炎热，穿这么长的衣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很瘦，面部棱角分明，上面长着不少对称的皱纹，看不出他具体有多大年纪，应该是在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他的举止表明他属于受教育程度高又有忧郁气质的那种人。他的衣领透露出他是个慵懒又贫穷的人，可这与他住所中的摆设显示出的信息相反，这间屋子很干净，很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他不喜欢盯着别人的眼睛看，在听我们说话时一直保持安静，目光仿佛钉在地面上，或者说看着某个椅子腿，在何塞·阿尔科解释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后他就开始咬嘴唇了，而且这个动作越来越频繁，似乎我们的到访突然之间给他带来了苦闷，乃至于他最终开始说话时我以为他只是要告诉我们出口的位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年轻人们，”他说道，“我不太明白你们为什么会对这事感兴趣，在我看来这没什么特别的啊。”

“在墨西哥城竟然有超过六百种文学刊物，难道您连一点点好奇的感觉也没有吗？”

卡瓦哈尔博士仁慈地笑了笑。

“咱们也不必过分夸大那个数字。我尊敬的朋友乌瓦尔多太实诚了，他有些过分看重我给出的数字了。六百种文学杂志？这得看我们怎么去定义杂志和文学。那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杂志实际上只是些散页，先印出来，然后用订书机订起来，印刷数总共也不会超过二十册，有的印数可能更少。文学？对，对我而言那就是文学。不过……举个例子，对于奥克塔维奥·帕斯而言，那可不叫文学。草纸，影子，生活记录，如电话簿一样神秘的语句。对于大学教授而言，那只能算是些尾迹云，是陌生人士失败的痕迹。对于警察而言，那些东西甚至连蛊惑人心的作用也起不到。这么说吧，不管由谁来看，那些东西都不会被记录到文学史里去。当然了，嘿嘿，官方出版的杂志另说。”

“不好意思，我依然觉得这是件非同一般的事情，或者换个词，是让人躁动的事情。堂乌瓦尔多对我们说，他认为去年墨西哥城的文学刊物数量不会超过二百种。”

我补充道：“他在《我的优雅花园》里确认说到年底时这一数字将会超过一千，都可以成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这是有可能的，”卡瓦哈尔博士耸了耸肩，“但哪怕是这样，我依然不明白诸位为何对此感兴趣……是想验证一项纪录？想做一本奇怪文章选集？恐怕你们会失望了，那里面没有奇怪的文章，悲惨的和耀眼的文章倒是有几篇，但是没有奇怪的。”

“我们确实很感兴趣，就像是患了病一样。”

“什么病？”

何塞·阿尔科没有回答。我猜想我的朋友在想着飓风的事。卡瓦哈尔博士站了起来，脸上挂着谜一般的微笑，而后离开了客厅。等到他回来时，手里多了几本杂志。

“影印散页，滚筒油印机印的，还有些是纯手抄的，都是各种各样不成体系的诗歌讲堂搞的，还有几本关于现代音乐的杂志，有的是抄录歌词，还有部用诗体写成的关于夸乌特莫克[夸乌特莫克（Cuauhtémoc，约1495—1525），阿兹特克末代首领，曾领导阿兹特克人对抗西班牙人，战败后被绞死。]之死的戏剧，这些文字里有很多拼写错误，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世界的中心……啊，也就是墨西哥……”

杂志被散乱地丢在隔开我们的座椅和房主木椅的小桌子上，每本杂志都很薄，瘦得像纳粹集中营里的囚徒一样。就像那些人一样，我是说，就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些囚徒的样子，眼睛很大，眼窝深陷，而且那些照片也是黑白的。我想道：这些杂志也有眼睛，它们正盯着我们看。接着，我突然失去了冷静，说道：

“是的，它们看上去很可怜。”我立刻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我们患的是革新病。”何塞·阿尔科的语气和我的刚好相反，听上去异常坚毅，尽管我看得出他只是在虚张声势。

“啊，你们太自大了！”博士喊道，“不过其中几本杂志的创办者听到这话也许是会感到高兴的。不过对我而言，你们患的只是忧郁病。我来给你们讲个类似的故事吧，也许会有点启发。这个故事出自恰帕斯州的神父萨维诺·古铁雷斯所著的《在非洲的十年》一书。古铁雷斯神父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杜港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是二十年代的事了，当时咱们的这位神父只去过那里两次，第一次是拜访他的朋友法国传教士皮埃尔·勒克莱尔，第二次则是为了把花放在这位传教士的墓前。两次到访都很短暂。在两次行程之间，古铁雷斯走遍了刚果东南部，一直走到了姆韦鲁湖，不过他没进行任何传教活动，只是像个痴迷旅行的人一样激动地游逛，后来他又到安哥拉待了八个月，然后就发生了我要给你们讲的那些事，我觉得它们和文学杂志的现象有些联系，我也希望通过这次讲述让你们看到那个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某些东西。在继续讲述之前我得提醒你们，古铁雷斯神父已经在非洲待了许多年了，尽管从未说明原因，他一直在四处走动，所以已经不会轻易为某事感到惊讶了。然而在金杜港附近的那个村子里，有些东西却唤醒了他的好奇心：当地人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手工技能，他们做木匠活的能力是他前所未见的。又也许真正让他感到好奇的不是那些人的技术，而是他们的激情，或者说那种氛围。在书中某页，他用真挚的文字记录下了在勒克莱尔的陪伴下唯一一次在那个村子里漫步的经历。他是在罗马认识勒克莱尔的，从那之后他就感觉二人之间建立起了真正深厚的友谊，尽管两人的性格是那么不同（萨维诺·古铁雷斯很世俗，有教养，很引人瞩目，在加丹加省沉迷于修订自己对品达[品达（Píndaro，约公元前518年—前438年），古希腊抒情诗人，诗作以风格庄重、辞藻华丽、形式完美著称。]诗作的翻译；勒克莱尔则是个善良爱笑的人，对奢华生活和世俗虚荣毫不在意）。在一起漫步时，他们经过了许多茅屋或说草房，随你们怎么叫吧，古铁雷斯不断观察着，愈发感到惊讶，当地人的木工活竟然能做得如此之好，越走下去，他看到的木制艺术品就越多。在被问及此事时，勒克莱尔却没有表现得和他的朋友一样惊诧，当地人做木工活所用的许多工具还是他介绍过来的呢，他觉得让那些人做做手工活是件好事，还有益健康，他不明白古铁雷斯为何会感到诧异。后者没再问下去，不过到了晚上，也就是他在那里度过的唯一一个夜晚，他梦到了椅子、凳子、衣柜、抽屉柜、所有尺寸的桌子——大多是小桌子——脚凳、狗舍或玩具屋，还有其他数不清的物件，不过大多可以被归为三类：上述类型的家具；玩具或欧洲先进物件的仿制品，例如火车、汽车、步枪等；还有些难以归类的东西或是艺术品，例如满是孔洞的熨板、带齿的圆盘和巨大的圆柱体。第二天，在离开前，勒克莱尔把让他神魂颠倒的众多木制品中的一件送给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是用鲜嫩的软木雕成的，有十厘米高，整体是黑色的，带有黄色纹路。我们的这位旅人开心地接受了，那物件自然相当不错。其余的文字记录的就是两位神父之间的亲切言辞了，他们还约定在不远的将来再次见面。几个月后，身在罗安达的萨维诺·古铁雷斯收到了他这位朋友的来信，信中长长的附录部分又让古铁雷斯想起了那些村民做的木匠活。勒克莱尔说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了，除了很少几个地方之外，整个村子都被占满了。农民们不种地了，牧民们也对他们的牲口失去了兴趣。勒克莱尔和另外两位行医的嬷嬷开始担心起来。不过情况还远谈不上严重，事实上法国人是用诙谐的语气讲述那件事的，甚至还说那些东西拿到利奥波德维尔[利奥波德维尔（Léopoldville），即今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的前称。]去卖也卖不掉。从那时开始，每当给他的朋友写信时，萨维诺·古铁雷斯总会询问当地那些木匠的情况。这种局面持续了半年时间。后来勒克莱尔一封新的信件成了警示信号。对木匠活的狂热情绪在整个村子里弥漫，而且似乎很具有传染性：在一些邻近的村子里也有许多男人、女人和小孩开始用全村唯一一把公用手锯锯木头了，他们还用两把公用锤子捶打木头，还动用了仅有的几颗钉子，他们锉、嵌、粘。工具匮乏就用想象力和当地的土办法来弥补。做成的物品被摆放在茅屋上或院子里，然后整个村子都疯狂起来了。勒克莱尔和年纪最大的几个村民聊过。他获得的唯一回答，或者说那群巫师给出的诊断结果，就是忧郁和兴奋的病毒占领了村子。他很惊讶，他不得不承认连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忧郁和兴奋，这可能是弥漫在村子里的那种情绪的畸形反映。接下来的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内容十分简练，用萨维诺的话来说，那封信有德·维尼[阿尔弗雷·德·维尼（Alfred de Vigny，1797—1863），法国浪漫派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的简约文风，还有魏尔伦[保尔·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嘿嘿，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批评能力和如今的评论家们相比也差不了多少）的绝望感和宗教性。我们可以假设对勒克莱尔而言，所有那一切都不再重要了。村子里的每条街道上都散落着没人用也不会有人再用的木制农具。当地的木匠们和从其他地方来的木匠使团进行秘密会晤。几乎再也没人去做弥撒了。为了早做防范，神父命令两位嬷嬷先撤到金杜港去。在接下来几天紧张又无事可做的日子里，勒克莱尔专心雕刻着耶稣受难像，他甚至要求古铁雷斯把他上次送出的基督像扔掉，因为‘那些村民的狂热亵渎了神像’，他还许诺说‘会把手头正在做的基督像送他作为补偿’或是‘再送他尊安达卢西亚银制基督像’。他为村子当下的局面感到遗憾。他问村中的孩子们未来该何去何从。这么多年的传教成果让他难过。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所担心的具体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终止这种恶性循环。不过他确实提到了死亡，有白人移民被杀死，在一处锡矿出现了类似游行示威的情况，不过其他也就再没什么了。据说他所担心的就只有那一个村子而已，至于村子外发生的事情在他看来都缺乏真实性。他感觉自己应该对这一局面的出现负一定责任。我们不能忘记他才是最主要的木匠，如果可以这么定义的话。有群成年人在他的院子里放了个奇怪的木制浴盆，可他已经生不出恐惧的感觉了。离别很快到来。嬷嬷们走了，把信也带走了。只留下了勒克莱尔一人。几个月后古铁雷斯才得知他的死讯。他十分震惊，在罗安达做了几次徒劳无功的调查之后，我们的这位神父动用所有关系帮他回到刚果，回到他朋友的埋骨之处。最后他成功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说服比利时当局同意他的此次到访，因为在X村发生的事情被视作机密。在多番坚持后，古铁雷斯得知勒克莱尔之死并非意外。他的朋友是在一场黑人骚乱中被杀的。与此相关的官方解释十分含糊，也许是两个邻近部落之间的冲突，也许是巫师煽动导致出现了大量伤亡的情况。到达金杜港后，古铁雷斯过的完全是异教徒的生活。他最终获得了进入那个村子的许可，不过要在一个当地官员和一位医生的陪同下前往。到达那里后，他发现只有寥寥数座茅屋还屹立不倒，当地建了一家新的诊疗所，几个大活人藏在阴暗的门后观察他们，整个氛围都透着不祥。墓地被精心整修过，很多十字架是新立起来的。古铁雷斯经过询问得知之前的传教士都返回欧洲了。当然了，没人愿意再去回忆全村疯狂做木匠活的那段日子，现在那里跟木匠活相关的东西连影子都看不到了。我们的这位神父感到非常愤怒，他决定独自到朋友的坟墓那里去。就在那时，他发现勒克莱尔要求他扔掉的那个基督像就放在衣服兜里。他取了出来，最后一次观察它。耶稣的样子很奇怪，庄严又强壮，甚至从某个角度看过去，还会觉得他在微笑。他把它扔进了草丛。然后立刻察觉到此处并非只有他一人，他先是听到了声响，然后就看到一个老人从树后闪出，在他抛弃圣像的草丛里摸索了起来。古铁雷斯被吓呆了，站在原地没有动弹。找了一会儿后，老人站了起来，却没有向他走来，而是保持原来的距离对他说起了话。他说他叫马塔拉·穆卡迪，还说他要告诉古铁雷斯真相。勒克莱尔是被白人杀死的，还有三百个土著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如果去看看那些还没有被焚烧的尸体的话，肯定还能在骨头里找到白人射出的子弹。可这是为什么呢？古铁雷斯问道。因为反抗，整个村子都造反了，矿工也造反了，一切都是突然发生的，就像是个奇迹，白人以惯用的方式镇压了起义，女人死了，小孩死了，老人也死了，那些逃到法国传教士那里避难的人就在教堂里被杀了，然后白人把半个村子都烧掉了，还封锁了整片区域，白人手里有枪，可当地人只有木制步枪和木制手枪。他们为什么要杀掉勒克莱尔呢？古铁雷斯问道。他希望老人回答说，因为他的朋友是那次木匠起义的领头人。然而老人斩钉截铁地说：是误杀，那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屠杀，当然了。黑人举起一只手来，手里抓着那个木头基督像。与巫术有关？古铁雷斯在那人转身离去前问道。没有，黑人说道，这神像也穿着村子里的衣服。我们的神父明白他说‘村子’这个词的时候指的要么是愤怒，要么是梦幻。两人没再交流，那次见面结束了。比起白人所说的版本来，古铁雷斯更相信那个黑人的话，从那时起，他明白自己再待在那里也没什么用处了。两年后他离开了非洲，然后又永远离开了欧洲。他回到了恰帕斯州，在那里开始写回忆录和宗教主题的散文，直到去世。如果我们能够信得过他的编辑（另一位神父）的话，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一直默默无闻地过着平静的日子。这就是我想说的故事……”

卡瓦哈尔博士陷入沉默，落日的最后几缕余晖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在他的脸上，使之就像被一层皮膜直接覆盖的头骨。不过他的头颅依然给人以某种强健的感觉。

“我试图告诉你们的是，”最后他补充道，“六百种文学杂志真的算不上什么大事。”

“要来的总是会来的，是这个意思吗？”何塞·阿尔科打断了他。

“没错，年轻人，知识分子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欣赏那些事情爆发，当然了，还得保持一定距离。”

“对我来说这些杂志所做的事情，”我翻着一本叫《失乐园与复乐园》的四页杂志说道，“也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是被烈火烤炙的艺术家们该做的事情，”卡瓦哈尔博士纠正我道，“是心怀不满的失业废物艺术家们做的事情，而不是知识分子。”

“对，”何塞·阿尔科说道，“是偷摩托的贼做的事情。”

卡瓦哈尔博士满意地笑了，在内心深处，他其实也是电影俱乐部里的那种新现实主义者。

“做这些事的人都是受害者，”他虽然在笑，但是声音听上去却很恐怖，“是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演员，而他们演的东西我是肯定不会去看的。或者也可能不是这样，那也许只是一种偶然的集合，而且缺乏实际意义。美国人现在就喜欢搞那些电子的东西，我这里是有统计数据的，而伦敦的年轻人们则花好几个月的时间竞争当歌星。当然了，那也没什么不好。咱们这边的情况可想而知，我们追寻的是毒品，是那些更廉价也更痛苦的业余爱好，例如诗歌，或者是读诗歌杂志。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这里毕竟是坎丁弗拉斯[坎丁弗拉斯（Cantinflas，1911—1993），在世界影坛上享有盛誉的墨西哥喜剧演员，标志性角色是一位用智慧和好运迎战贫民窟生活的受压迫者。]和阿古斯丁·拉腊的故乡啊。”

我差点儿就要告诉他他刚才的表态是错误的：在那些年里，甚至到今时今日，诗歌对我而言都是拉丁美洲成就最大的文体。要是有人说巴列霍的坏话，不了解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诗作，或是把维多夫罗和勒韦迪搞混的话，我肯定会先晕头转向，再怒火中烧的。如果说我们这些贫穷的国家有什么东西值得骄傲的话，那就是诗歌，它甚至可以算是我这个每周化身一次酒鬼的年轻人最大的骄傲了。但我当时什么都没说。相反，我想起了在扬保存的那些书中读到的一些东西，我立刻把它和我们当时的谈话内容联系到了一起。

“我不认为那些‘电子的东西’是美国人的毒品，尽管我不是很确定你指的是玩电子游戏还是拍电影。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那里的人现在还有一种新的乐趣：军事游戏。玩的方式有许多种，但基本而言是两种。一种是兵棋（现在也有电脑上可以玩的版本了），有一张由六角格构成的棋盘，还有些被称作算子的带标记的卡牌。另一种是实战模拟游戏，或者叫周末实战游戏，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打闹游戏，只不过现在美国人付钱玩了，把它做成了生意。第一种，也就是用六角格棋盘当战场的那种，玩家可以扮演指挥官或战略家（也可以叫战术家），例如《步兵班长》[《步兵班长》（Squad Leader），1977年由阿瓦隆山公司推出的回合制兵棋，模拟“二战”欧洲战场的步兵作战。]系列，每个算子（有超过一千张算子）可以代表大约十个兵士。一般来说这种游戏可以玩上超过五个小时，甚至可以连玩二十或三十小时。我认为这种游戏来源于德国的克里斯皮尔棋，在上个世纪，真正的战争爆发前人们都习惯先用这种兵棋进行推演，不过它也可能是从国际象棋演变过来的，国际象棋其实也是一种抽象的兵棋。在另一种玩法里，玩家会像演话剧一样扮演兵士的角色。那种军事游戏会持续一整天或是一个周末。玩家会被训练使用各种武器，听越战老兵演讲，参加模拟战役，甚至有的组织还会给会员提供跳伞服务。在这两种玩法里，模拟的战争都是有历史依据的，它们不是发生在虚拟地点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场景，背景可能是过去，也可能是预言式的未来或想象中的未来。越南、伊朗、利比亚、古巴、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甚至墨西哥，这些都是模拟战争最常用的地点。还有个很值得玩味的地方：有很多战斗是发生在美国国内的，他们的假想敌是黑人或墨西哥裔移民组成的游击队。桌游里的战争大多是“二战”时的战役，不过也有些在不久之后的未来发生的战争，从在地中海进行无差别射杀的第六舰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你甚至可以用上原子弹。不过大部分还是“二战”中的战役，而且游戏中出现的人物和机构总是与纳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举个例子，在广告宣传中他们会说如果未来的玩家玩得好而且运气不错的话，巴巴罗萨行动[巴巴罗萨行动（Operación Barbarroja），德国在“二战”中入侵苏联行动的代号，名称取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绰号“红胡子”。巴巴罗萨行动开启了长达四年的苏德战争。]就可以以胜利告终，隆美尔的坦克军可以到达开罗，阿登战役也可以迎来光荣的停战协定。这两种消遣方式，桌游和周末实战，都拥有不止一本与之相关的杂志，还有一条只可能在美国存在的地下产业链。对了，推出兵棋游戏的公司也已经做出了电脑游戏。我认为这项产业会蓬勃发展下去。”

“可是玩这些游戏的都是什么人呢？”卡瓦哈尔博士说道。

“这就是最有意思的部分了。我本来以为玩实战游戏的只会是些受挫的杀人犯和三K党人，但实际上很多工人、家庭主妇、雅皮士和讨厌慢跑的人都爱玩。兵棋吸引的则更多是懒惰的法西斯主义者、军事历史爱好者、内向青年，以及（甚至是）前职业国际象棋选手，据说鲍比·费舍尔[鲍比·费舍尔（Bobby Fischer，1943—2008），美国著名国际象棋棋手。]从两年多以前就一直在玩葛底斯堡战役。不过他不和别人玩，就只和自己玩。”

卡瓦哈尔博士露出了天使般冷峻的笑容，点了点头。

“这个世界真是变得越来越奇怪了，”他嘟囔道，“我总觉得那些细密画画家是魔鬼的仆人。我这辈子一直相信魔鬼在露面之前肯定都在以微小的形态操练着。事实上，和那些恋物癖美国人喜欢的东西相比，我们的这些杂志就和它们表面看上去差不多：只是些受伤的昆虫罢了。”

“但却是活的。”何塞·阿尔科强调道，然后他又低声问了我一句，“你是从哪儿看到那些的？”

我告诉他我是在扬搜集的那些书中看到的。

“据他所言，与《命运士兵》杂志的那伙人相比，约翰·伯奇协会就是收留慈祥老人的养老院，那群人不仅是贪婪的商人，还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的表演艺术或即兴表演艺术的真正创造者。同样的话也可以送给那些做兵棋游戏的厂家。例如阿瓦隆山公司就曾推出过一本杂志，改天你应该翻翻看，杂志名叫《将军》，那是本关于曼施坦因、古德里安和其他德军元帅的口袋版百科全书。”

“扬跟我提到过一次古德里安。”

卡瓦哈尔博士茫然地望着我们。

“扬是我们的朋友，”我解释道，“他说……必须要阻击古德里安的坦克军很多次，我觉得做那事可能得用上一个世纪的时间，尽管我也不知道这跟我们在谈论的话题有什么联系。”

“血腥的抒情诗。”博士嘟囔了一句，然后做了个手势，似乎是想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聊任何我们想聊的东西，他并不介意。

何塞·阿尔科一向喜欢跟他对着干，这次却没开口。我则说了几句蠢话，那些话都是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我们的这位东道主又讲了些关于医生诗人和公务员诗人们的事情，他似乎觉得那些人都很有名，可是我俩从未听说过。太可悲了，一个让人清醒或害怕的念头一闪而过，有朝一日我也会讲述关于蠢货诗人们的故事，听我讲故事的人们也会问自己那些不幸的人到底是谁。最后，我朋友固执的沉默开始让我有些生气了，于是我提出想借阅几本杂志，不超过十本，卡瓦哈尔博士不假思索就同意了。“你们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吗？”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撒了谎：当然想。“那么就试着只在无可避免时夸夸其谈吧。”我们两个都笑了。何塞·阿尔科开始挑书了。

我们离开那里走上街后，我的朋友说道：

“可怜的笨蛋，他什么都不明白。”

夜空清亮，在那片区域抬头看月亮，会发现月亮不像是月亮，而更像是块铺在天空等风吹干的床单。和往常一样，摩托车又坏了，我们只得轮流推着它前行，每走两个街区换一次人。

“请给我解释一下吧，因为我也有很多事情不明白。”

“我真想杀人。”

又过了好一阵子，他补充道：

“我想在胳膊上搞个文身。”

此时是我在推摩托。

“什么样的文身？”

“镰刀锤子。”他说那话时表现得满不在乎，又像是在说梦话。我想这么做是正确的，这样的夜晚就适合做梦，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笑了。

“算了吧，伙计，不如文一个‘我将永远被记住’。怎么样？”

“妈的，太奇怪了吧。从那个无能之辈家里出来后我觉得很压抑，但又觉得很幸福。”

我对他说我能理解他的心情，然后我们再没说话，直到该轮到他推摩托的时候。

“要不然就文面墨西哥国旗，再配上镰刀锤子。”他说道。

我点了根烟。不用推着摩托走路的感觉真是太好了。我们走进了一个遍布窄街的社区，这里树木稀疏，房子最高也不超过三层。

“我真想赶紧离开这里，”何塞·阿尔科说道，“骑上我的摩托，带着我的墨西哥国旗。”

“给我说说卡瓦哈尔博士哪里惹你厌了。”

“他那像骷髅一样的脸，”他怀着某种盲目的信仰逐字把这句话说了出来，“他自己就活像是亡灵节骷髅，还去给可怜的青年诗人们把脉。”

“没错，”我说道，“你这么一说……”

“他就是亡灵节骷髅，臭狗屎，边跳舞边给这个国家把脉。”

我突然感到何塞·阿尔科的话中隐藏着某些千真万确的东西。我尝试着回忆卡瓦哈尔博士的面庞、他的会客室、里面摆放的东西、他和我们打招呼以及起身找杂志的方式、他那在我们交谈时似乎在调查别的什么东西或什么地点的眼神。

“我是在你讲美国人玩的那些游戏时发觉的。而他没有发觉我已经发觉了。”

“发觉什么啊？”

“他看我们的眼神，看你的眼神，就好像你讲的所有那些事情对他而言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有那么一刻我甚至在想：没错，那个混蛋什么都知道……”

我们不知不觉停下了脚步。天空此时已面貌大变，墨西哥城的某片区域正在下雨，从雷声和闪电来判断，要不了多久雨水就会落在我俩头顶了。我的朋友笑了，他坐在摩托车座位上，似乎是在等待着大雨降临。

“只是想一想我都会感觉害怕。”我对他说道。

“也没那么夸张。好像就要下雨了。”

“他长了张骷髅一样的脸，你说得没错。”我说道。

“好吧，后来我又觉得他并非什么都知道，只不过是因为他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罢了。”

“可能是吧，也可能不是。”

“这种人到处都是。他们管自己叫墨西哥革命之子。表面看他们很有趣，可实际上他们都只是臭婊子之子，而非革命之子。”

“可能是吧，也可能不是，”我边说边望着深沉的天空，深沉，极黑，“咱们要被淋成落汤鸡了。”

“我不讨厌他们，恰恰相反，我很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忍受孤独的，”何塞·阿尔科摊开手，把手向上举起，“以一种非常，非常扭曲的方式，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成为这个国家的无名父辈。我已经感觉到一滴雨了。”他把手掌凑到鼻子跟前，嗅了嗅，就好像雨水有不止一种味道似的（的确如此）。

“你想让我对你说什么呢……这辆臭狗屎摩托，咱俩肯定要被淋透了……”

“我不能。”

“你不能什么……？”雨滴已经开始猛烈敲击一辆停在我们跟前的五十年代老款福特车的车顶了，在那之前我俩都没有留意到那辆车的存在，那是这条空荡的街道上停着的唯一一辆汽车。

“我不能忍受那种孤独，太静谧了，一切都太井然有序了，连生命的终点都已经完全被安排好了，请原谅我这么说。”

“妈的……”

何塞·阿尔科的脸上露出了舒心又耀眼的笑容。

“咱们走吧，我有位朋友的车库就在附近。咱们去看看他能不能修好这辆摩托，再让他请咱们喝杯咖啡。”

修理摩托的车库是间六米长三米宽的屋子。屋子的尽头是扇半开的门，通向堆积了许多垃圾的内庭花园。两年前，也就是年满十七岁时，别名莫弗莱斯的马加利托·帕切科离开了他母亲位于两个街区之外的佩拉维略区的住所，搬到了这里。他靠维修摩托车维生，偶尔也修修汽车，不过他修理汽车的技术可实在是难以恭维。他自己也对此心知肚明，甚至毫不避讳地承认那种能力欠缺。何塞·阿尔科和我推着那辆本田摩托车来到他的修理铺时，他已经一年没修过汽车了。他最擅长修理摩托，尽管找上门的生意并不多。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可能是出于个人喜好，他就把家安在了充当修理铺的车库里，不过，如果来客观察不细的话是不会发现这个细节的。这里仅有的可见的生活气息就是安放在一堆轮胎后面的行军床和一个书架，书架周围到处都是油渍斑斑的旧日历，有的配图是汽车，有的则是裸体女人。厕所在院子里。要洗澡的话，还得到他母亲家里去。

第一眼看上去他好像是个腼腆的小伙子，但实际并非如此。他的整排上牙全都没了，也许这就是他最初选择离群索居的原因，他回答问题时谦逊有礼，在我们哈哈大笑时则会露出神秘的微笑。这种状况通常会持续到陌生人——这次我就是那个陌生人——真的说了什么好笑的趣事为止。只有那时他才会真的开怀大笑起来，或者开始以极快的语速说话，而且还用了一种夹杂着许多行话和自创术语的西班牙语。他的眼睛很大，有点过大了，不过随着了解的深入，你会发现他那病态的瘦削体型透着股奇异的美感，非对称的美感，那种美还会让人感到平静。那排上牙是十五岁的他在一次打架时失去的。至于修理摩托的技术则是他在这个车库里学到的，他先是看，后来给一位蒂华纳来的修理师打下手，根据莫弗莱斯的描述，这位修理师堪称卡斯塔内达的唐璜。两年前，修理师死后，他的遗孀对铺子毫无兴趣，不到一个礼拜就收拾行囊回老家去了。莫弗莱斯有这里的钥匙，于是就留了下来，等待着某人找上门来宣称自己是此处的业主，或者至少来问他索要租金。刚开始他是睡在地上的，后来才把行军床和一些衣物运了过来。他在这里住了一个月，除了寥寥几个客人之外，上门的就只有一个想把偷来的摩托车寄存到这里的家伙。他的修理铺就是这样开起来的。

我那次见到他时，他的铺子里就只摆着两辆摩托车，一辆是他自己的，另一辆就是阿兹特克公主，也就是何塞·阿尔科曾建议我买下的那辆贝纳利摩托。我对他说我很喜欢那辆车。莫弗莱斯说那是辆好车，至今还没卖出去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几天之后我才明白他当时真正想说的是什么，我也才明白那辆摩托甘愿挤在油渍和脏木板之间是在等待它真正的归宿，它在等待着我把它带走，或是在等待着我把它抛弃。在处理偷来的摩托车方面，莫弗莱斯只跟两种人打交道，偷车的人和把它带走的人。他一贯如此。而且似乎还有干这种事的固定时间。月初的时候会有人送来摩托，月中的时候就会有人来付钱，摩托也就被带走了。在这两年时光里，阿兹特克公主是唯一一辆打破这种规律的摩托。半个月过去了，买家还没出现，一个月又过去了，结果还是一样，这辆摩托眼看就要变成孤儿了，又或者会被拆解成各种各样的零部件，成为其他摩托的一部分。

我当天晚上就把它买了下来。

可以这么说，交易就只是在字面意义上完成了。我没钱，不过莫弗莱斯也没有买家。我答应赚到钱后先给他一些，剩下的分两个月付完。他的建议要更加合适：我只要在能给他钱的时候给他就行，每次给多少都无所谓，他把摩托卖给我的价格和他买入时的价格一样，唯一的条件就是我当天晚上就要把它骑走。在何塞·阿尔科略带笑意的目光中，我同意了。我没有驾驶证，好吧，我甚至连怎么骑摩托都不会，但是我对自己的运气抱有盲目的信心，而且我也相信自己在这件事上隐约感受到的某种预兆。如果你有电话的话就完美了，我对他说道。

“电话？你在说什么鬼话啊，这里能有电灯用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我没问他指的是这片社区还是他的修理铺。何塞·阿尔科烧开了水，冲了三杯雀巢速溶咖啡。莫弗莱斯从挂在墙上的塑料袋里取出了点冷甜玉米饼，把它们放在金属煎锅上加热了一下。尽管外观看上去不怎么样，可是那些玉米饼尝起来味道还真是不错。在加热玉米饼时，他让我那几天抽空来帮他给摩托上漆。

“我觉得这样就挺好。”我说道。

“偷来的摩托都得重新上漆。这是惯例。”

“这些玉米饼可真好吃啊，”何塞·阿尔科说道，“是你妈妈做的吗，大师？”

莫弗莱斯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然后说出了似乎是全世界最让他惊讶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是犯了什么毛病，竟然忘了把标志取掉。我还是刚刚才留意到的。”

“什么标志？”

“‘阿兹特克公主’这几个字。它们就像是一直在引吭高歌一样。”

“那块标志做得很好，字母都是金属的。”

“天知道我为什么还没把它们取掉。”

“我想保留下来，”我说道，“我是不会把它们取掉的。”

屋外的雨还未停歇。有时狂风大作，这间车库就像是要被连根拔起一样，车库的几扇门吱嘎作响，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快速狂吼之后发出的声音。就像有人在拿棍子敲击杀人一样，何塞·阿尔科嘟囔道。我们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暴雨和纷杂的思绪像是让我们丢了魂儿，似乎修理铺并不存在，我们也从未有过交谈。院子里的风吹得厉害，反复拖拉着空罐子和纸页。

每阵噪声过后莫弗莱斯都要望向屋顶。有时他还会从一扇门走向另一扇，手里端着速溶咖啡，他也试过阅读，或者试过假装阅读墙上贴着的一层摞一层的宣传海报。不过他看上去并不紧张，而是恰恰相反。不过你当然可以认为这种冷静是装出来的，或者说只是表面的冷静，那是种孤傲感，尽管不是冰冷的或无知的孤傲，却是刚刚摆脱酷刑折磨的基督徒表现出的那种孤傲，是被拳打脚踢后仍保留着的孤傲，是酒足饭饱后无所顾忌的孤傲。

“世界真美啊，不是吗？”莫弗莱斯说道。

我们离开时已经是早晨五点了。我的两位朋友给我解释了好一阵子骑摩托车的理论知识。他们说其中的要诀就是不要害怕汽车，要会加速、刹车和控制离合器。怎么变速呢？那也很重要。要试着保持平衡。要试着时不时地瞅一眼信号灯。别怕下雨。

我走到院子里感受了下天气状况。雨已经没那么大了。我问何塞·阿尔科如果我们上街后雨又下大了怎么办。他没回答我。莫弗莱斯调试好那辆本田摩托后问我们想不想听他念几首他写的诗。（在问这句话时莫弗莱斯表现得就像个见到教皇的乡村神父：他愿意接受任何批评，绝不会为自己的文字辩护。）他那晚念了五首或六首诗，其中有一首我很喜欢，那首诗讲的是他的女朋友鲁比塔和他的妈妈一起从远处观察某栋大楼的建设过程。剩下的诗流行味儿太浓了，像是歌词或叙事歌谣。何塞·阿尔科很喜欢那些诗，但我不喜欢。等咱们离开修理铺后，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我要给你讲讲莫弗莱斯编出来的最棒的故事。

“什么故事？”

“童年的乔治·佩雷克[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1936—1982），法国当代先锋小说家，其作品以任意交叉错结的情节和独特的叙事风格见长。]阻止了伊西多尔·伊苏[伊西多尔·伊苏（Isidore Isou，1925—2007），罗马尼亚裔法国艺术家，1940年发起了融合超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达达派前卫发音方法的字母主义运动。]和阿尔塔戈[法国作家安德烈·韦尼耶（André Vernier，1915—1992）的笔名。]将要在巴黎一片荒凉的区域进行生死决斗的故事。”

“我还是想自己读一读。”

“他没把故事写下来，是口述的。”

莫弗莱斯红着脸笑了笑，拿块布擦了擦手，然后又开始烧水了，他要最后再给我们冲一杯速溶咖啡。

我突然发现我有些害怕，有些恐惧，我的脑子里闪过了上千种事情糟糕收场的可能性，我仿佛先是看到自己出现在警察局里，然后又到了医院，浑身的骨头都断了。我们喝着咖啡。我静静聆听最后的骑车指导。上街后，我发现街上一片漆黑，什么人都没有。何塞·阿尔科一言不发地骑上了我的摩托，把它发动了起来。排气管的咆哮声吓得我浑身发抖。然后他又骑上了他自己的摩托，我们沿着街道向街区尽头驶去，来测试摩托车的状况，我们绕了个圈，我一直跟在他后面，最后我们回到了莫弗莱斯等待我们的地方。

“你把它修得就像新的一样。”何塞·阿尔科说道。

我什么也没说，全神贯注地小心注意着不让摩托车熄火。小心点，早日再来看我，莫弗莱斯说道。当然，当然，何塞·阿尔科说道。你觉得怎么样，雷莫？我快吓死了，我说道。奇怪的是，我听着我们的说话声很遥远，就连摩托车发出的噪声听上去也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相反，沉睡的街道上发出的其他声响却似乎近在耳边：猫咪的叫声，清晨最早的鸟叫声，管道中流淌的水声，某个遥远房门的开关声，邻近住房中一个男人的鼾声。

“没事，这很正常。咱们慢慢来，记得别隔太远，让两辆车离得近一点。”

“没问题。”我说道。

“那么回头见啦，莫弗莱斯。”

“再见。”

我们开始驶离那片街区了，就像是骑自行车一样。何塞·阿尔科时不时地就会问我感觉怎么样。我们很快就驶出了莫弗莱斯住的那片街区的空荡街道，拐上了一条大路。

“你别离我太远。”何塞·阿尔科说道。

两辆摩托猛地驶入大道。我感觉好像有人在我的身体里踢了一脚。我的手心全是汗，我真怕自己会松开车把。我不止一次想过停车，但是我确信只要我踩了刹车，我就会把阿兹特克公主丢在路边，然后坐地铁回家，就是这种想法阻止了我做出刹车的动作。最开始我只能看到柏油马路，它似乎没有尽头，背景是突然被打破的寂静，我还能看到骑在本田摩托上的我的那位朋友的模糊轮廓，他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又故意落到我后面。后来，就像是冷清道路上的幕布被缓缓拉开，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地平线上，它非常遥远，似乎是在眨眼，又像是在细雨中检视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所有灰色调。那是什么鬼东西？我在脑海中喊叫道。死神之龟？巨型蜣螂？我盘算着那玩意儿得有一座小山那么大，而且正直直地向我们移动过来。它像是靠伪足行动，又像是坐在气垫上逼来。从我的位置上看，它的移动路线是固定的，没有太大变化。我不需要问何塞·阿尔科我们在往哪儿去。

“瓜达卢佩大教堂！”他用食指指着那只哥斯拉说道。

“瓜达卢佩大教堂，瓜达卢佩大教堂！”我开心地喊道。

直到那时我才留意到我们的旁边已经有汽车在行驶了，被雾气遮挡、半隐藏在街角处的信号灯时亮时灭，在人行道上走着的几团黑影正抽着烟，还有些开着车灯的汽车就像漂浮的船只，要把工人载到各自的工作地点去。马路中央有个喝醉酒或是吸了毒的人喊着他想死，然后就跪了下去，冷漠地看着汽车从他身边驶过。从一家刚刚开门的咖啡馆里传出了民谣的旋律。

我们把车停在了大教堂前的平地上，想活动一下腿脚，再总结下我最初几分钟的摩托车手经历。我对何塞·阿尔科说，刚才我把大教堂看成怪兽了，或者也可能是原子弹爆炸后的冲击波在向我们冲过来。最好是说冲向市中心，不是吗？可能吧，我说道，不管怎样你和我都会受到冲击。还好你没出什么事，阿兹特克公主怎么样？它真的是辆好车吗？

不知是何原因，我感觉云层中间多了个空洞，空气就从那里渗下来，飘到我们身边。我点了根烟，对他说那是辆好车。

“结果不是原子弹，”何塞·阿尔科瞅了瞅我的摩托，嘟囔道，“而是瓜达卢佩圣母的城堡，她最伟大，是所有生灵的母亲。”

“没错，”我观察着刚刚现出的清晨景色说道，“是她保佑我没出交通事故的。”

“不对，伙计，是我和莫弗莱斯的功劳，我们是传授驾驶技术的能人。”

我把手伸进口袋搜索着硬币。

“等我一会儿，我去打个电话。”

“行。”

我在附近找到一部公用电话，给劳拉打去。等了好一阵子之后，她妈妈接起了听筒。我因为当时时间太早而请求她的原谅，然后问她是否能让劳拉接电话。我猜你是有急事找她吧。我也不确定算不算急事，我开始装傻了。我不困，但是我当时特别想躺到我的床垫上去。街道已经亮了起来，我旁边站着两位出租车司机，他们正在谈论足球，一个喜欢美洲队，另一个则喜欢瓜达卢佩队。劳拉接起电话后我又一次道了歉，就好像现在跟我通话的又变成她的妈妈了一样，然后我对她说我爱她。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解释。我爱上你了。”

劳拉说道：“你能给我打电话可真是太好了。”

“我就只是想告诉你这个，我爱你。”

“太好了，”劳拉说道，“太好了。”

我挂了电话，回到了我们停放摩托车的地方。

“怎么着？咱们走？”

“对，”我说道，“咱们走。”

“你觉得你能把车骑回家吗？”

“没问题，我能。”

“反正我还是要陪你一起的。”

“没这个必要。你肯定已经累了。”

“我累了？没有，伙计，而且我还没给你讲伊西多尔·伊苏和阿尔塔戈的故事呢。”

“那到底是个什么故事啊？”

“就是莫弗莱斯编的那个故事嘛，你可别犯困啊，伙计。”

我们不紧不慢地向市中心骑去。清凉的空气让我一下子清醒了起来。骑着摩托车观察街道和窗户逐渐苏醒，这是种很奇妙的体验。值夜班的人正开车准备回家或是去其他什么地方，而上白班的人则开着车往单位去，当然也有人叫了出租车或是等待着公交车的到来。这些都是城市里的几何图形景色，甚至连颜色也是如此，这种景色有转瞬即逝的一面，精致又有活力，如果你睁大眼睛，唤醒身体里隐藏的那股疯劲儿的话，你还能感受到像“飞飞鼠”[墨西哥动画片中的人物，又名“飞毛腿冈萨雷斯”，是一只速度极快，并且常用夸张的墨西哥口音说话的老鼠。]出于某种隐秘的原因或者压根儿毫无缘由地在墨西哥城宽阔的大街上滑行一样飞速显现又消失的种种信号中隐藏的悲伤。不过那并非忧郁的悲伤，而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悲伤，一种悖论式的悲伤，它为生活而呐喊，为光芒四射的生活而呐喊，无论那种生活隐藏在何处。

“那故事很有意思，”何塞·阿尔科喊道，“我是不会无礼地问你知不知道伊西多尔·伊苏和阿尔塔戈是谁的。”

“你还是对我无礼点吧，我确实不知道他们是谁。”

“真的吗？拉丁美洲的年轻知识分子真操蛋啊！”何塞·阿尔科笑道。

“好吧，伊苏是法国人，”我喊道，“我想他可能创造了某种视觉诗。”

“真冷啊，真冷啊。”

然后他说了些我听不懂的东西——可能是罗马尼亚语——再然后我们从一辆运鸡的卡车前穿过，接着又是一辆运鸡的卡车，再一辆，又一辆，是护卫队。鸡从笼子里探出头来，在前往屠宰场的路上像大活人一样咯咯哒哒地议论着。我的鸡妈妈在哪儿？鸡们好像是在说着类似的话。我的蛋丢在哪儿了？我的天啊，我想道，我可不想撞车。拉萨鲁德家禽农场。何塞·阿尔科的本田摩托离我只有几厘米远。

“伊苏是字母派诗歌之父，阿尔塔戈是元诗歌之父！”

“啊，太棒了！”

“他们仇视对方！”

我们在红灯前停了下来。

“我不知道莫弗莱斯是在什么鬼地方读到那些东西的。他连高中一年级都没上完。”

信号灯变绿了。

“你是在哪儿读到的？”阿兹特克公主启动更慢，而且刚启动时会抖动几下。

“我可是会去法语书店的！那些傻瓜们排大长队去听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讲座时，我就花上几个钟头在那里看书。实话告诉你，我可以称得上是上个世纪的骑士！”

“你在那儿从来没遇到过莫弗莱斯？”

“从来没有！”

一辆车速上百码的野马轿车疾驰而过，打断了何塞·阿尔科的话。通过他的讲述，我慢慢了解到莫弗莱斯只去地下室书店，而且去的次数很少。伊苏、阿尔塔戈和乔治·佩雷克的故事非常简单。“二战”结束后不久，巴黎还在实行配给制，伊苏和阿尔塔戈在某家传奇咖啡厅相遇了。我们假设伊苏坐在最右端的露天座位，而阿尔塔戈则坐在最左端。尽管如此，两人还是觉察到了对方的存在。中间的座位上坐的是些美国游客、有名的画家、萨特、加缪、西蒙娜·德·波伏瓦、电影演员和约翰尼·哈里戴[约翰尼·哈里戴（Johnny Hallyday，1943—2017），法国摇滚歌手、演员。]。

“怎么还有约翰尼·哈里戴？”

“你瞧，这就是莫弗莱斯的混蛋风格。”

那些人的在场使得我们的那两位诗人相形见绌了。事实上只有他们两人发觉了彼此的存在，因为他们一个是元诗歌之父，另一个则是字母派诗歌之父，这两派人之间的敌意要比维罗纳的开普莱特家族和蒙太古家族之间的仇怨还要大。

“莫弗莱斯说他们两人都既年轻又野心勃勃！而且还爱慕虚荣！”

“这操蛋的莫弗莱斯！”

因此在满怀心事地喝完茴香酒、吃完三明治（他们两人那晚都只吃了这个）后，两人同时要求结账，可是一个用的是元语言，另一个则用上了字母派俗语，来自他们各自所代表的流派，然而接下来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拒绝付钱了。他们想要的效果是：首先，引起坐在中间位置的人们的注意；其次，要服务生满腹狐疑地来询问他们的想法。很快就出现了咒骂声。服务生们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只得低声咒骂他们。伊苏在咒骂服务生们愚昧无知的同时也在羞辱阿尔塔戈。坐在另一端的阿尔塔戈一边大声对服务生们的知识匮乏表示同情，一边又攥紧拳头向伊苏示威。

“真是俩混蛋啊！”

“哈哈哈。”

“嘿嘿嘿。”

“在莫弗莱斯看来，他们可都是英雄！”

咖啡厅领班加斯顿曾是“二战”时期法国游击队中最凶猛的战士之一，他的出现给那场对抗画上了句号。加斯顿是个狠角色，没人敢轻视他。尽管不情不愿，两位诗人还是付了钱，更让他们难堪的是在坐在中间位置的大人物们面前出尽了洋相。伊苏和阿尔塔戈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咖啡厅。走到街上后，两个男人突然决定要决斗一场，生死相搏。（尽管两人的悲伤是共通的，可仍然认为对方是巴黎城里多余的人。）他们约定次日黎明时分在靠近埃菲尔铁塔的巴黎学生公寓一决生死。乔治·佩雷克就是那时出场的。

“你知道乔治·佩雷克是谁吧？”

“当然，但是我没读过他写的东西。”

“他是最棒的作家之一。”何塞·阿尔科严肃地说道。我们的摩托以二十千米的时速沿着人行道边缘前进。

“咱们就像是两个下了夜班回家的工人。”我说道。

“差不多吧。”何塞·阿尔科说道。

根据莫弗莱斯的描述，佩雷克当时还是个和公鸡起得一样早的小男孩。他一大早就从外公家偷偷溜了出来，取出自行车，迅速骑着它上了街，丝毫不顾及当时的气温有多么低。那天早晨他刚好就在巴黎学生公寓附近骑车。到那儿后他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阿尔塔戈，当时此君正坐在一条长凳上背诵着某首诗来给自己打气。小佩雷克把车停在他身边，听他背诗。在佩雷克听来，那首诗的发音是这样的：Sunx itogmire ésinorsinx ibagtour onéor galire a ékateralosné[此处与下文未译之处，均为阿尔塔戈和小佩雷克等人所说的难以理解的呓语。]。如果你和我还有莫弗莱斯十年前能亲耳听到玛丽·波平斯[英国女作家特拉弗斯（P. L. Travers，1899—1996）创作的儿童故事中的角色，又被称为“魔法保姆”，该故事后以电影、音乐电影等形式多次被搬上大银幕。]演唱那些“超级无敌莫名其妙晦涩难懂恍若天书之词”的话，咱们应该就能体会到小佩雷克当时的心情了。还是根据莫弗莱斯的讲述，小佩雷克尽管年纪不大，但却喜欢卖弄学问，时刻都想着让自己表现得很有教养，于是他开始热情地鼓掌，这自然引起了阿尔塔戈的注意，他望向小佩雷克，问道：Veriaka e tomé？

“啊呀，啊呀，啊呀，莫弗莱斯可真能扯。”

Tumissé Arimx，小男孩答道。阿尔塔戈赴死的决心烟消云散了。他觉得这个小男孩就是个信号，是个神迹，是神灵在指点他，让他明白自己应该继续乘风破浪地进行创作。于是他站了起来，整理了衣服，毕恭毕敬地向小男孩弯腰致意，然后回宿舍睡觉去了。不久之后小男孩又遇到了伊西多尔·伊苏，后来发生的事情和刚才讲过的差不多。很可能伊苏甚至都没有和小佩雷克交谈，只是看到他在巴黎学生公寓骑着自行车唱着“Echoum Mortine Flas Flas Echoum Mortine Zam Zam”，这就够了。许多年后，在写实验戏剧《我记得》[《我记得》（Je me Souviens）讲述的主要故事是：主人公骑着自行车在夜晚前行，嘴里说着没人能听懂的话，越说越激动，自行车也越骑越快。与莫弗莱斯描述的小佩雷克的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时，佩雷克不知为何没有把这段故事写进去。

“佩雷克的作品没有被译成西班牙语，而莫弗莱斯也看不懂法语。这个谜一样的故事就留给你在吃早餐时慢慢回味吧。”

暗黄色的光芒铺满整个墨西哥城。我们到了。我不想吃早餐，如果可能的话，跟劳拉一起睡倒是可以。我对何塞·阿尔科说最近几天我见了不少更糟糕的事情。

“莫弗莱斯的世界里全都是那种故事。我时常会问自己他会不会就是其中某份影印杂志的主编。”

“咱们回头可以问问他。”我对他说道。

我把摩托停在了底层的楼梯间里，可能在我内心深处存在着希望有人把它偷走的隐秘愿望，我一步两阶地上了楼梯。

我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扬的那张脸颊泛红的面庞，然后是安赫莉卡·托伦特吸着德里卡多香烟的希腊人像式侧影，再然后是劳拉带着期待的平静笑容，他们被某种漆黑又精致的能量弧联系到了一起，这可能是眼屎给我造成的幻象，最后，我把毯子拉到鼻子的位置上，我看到房门是开着的，走廊上的植物随风摇动，我又看到一位女租户逐渐远去的身影，她一手拿着卷卫生纸，另一只手里则抓着个以最大音量功放的收音机。

安赫莉卡·托伦特是一小时之前来的，来了之后就一直在跟扬争论什么。当然了，这并非她此次到访的目的，她的目的甚至与此截然相反，她是为了爱情和表白而来的。不过事情出了岔子，两人的顽固劲儿都上来了，于是就陷入争论之中，他们声音很大，但我却一直没被吵醒。争吵的导火索是扬用科幻图书搭建起来的那张桌子。扬带着奇彭代尔[托马斯·奇彭代尔（Thomas Chippendale，1718—1779），英国家具设计家和制作家，被誉为“欧洲家具之父”。]追随者的骄傲向安赫莉卡展示了自己的杰作，而安赫莉卡在惊讶与恼怒的情绪中研究了那张桌子，然后表示那是对文学整体，尤其是科幻文学的侮辱。“书就应该摆在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排好，书是给人阅读的，用它们查阅信息也行。可是绝对不能这样对待它们！把它们当成拼装玩具或是普通砖块怎么行呢！”扬辩论说，在那些被围困的城市里经常有人吃书的情况发生：1942年，在塞瓦斯托波尔[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克里米亚半岛城市。]就曾发生过年轻作家吞食部分法语初版《追忆似水年华》的事件。扬认为科幻文学与非同一般的书柜特别配，例如桌式书柜，这丝毫不会影响到书的内容或书中描绘的冒险故事的价值。安赫莉卡表示用书搭桌子是种愚蠢的做法，而且这桌子的实际用处很小很小。桌子是用来在上面吃饭的，酱汁会洒在上面，还可以把刀叉在上面丢来丢去。我的天啊！扬轻蔑地说道，真是胡说八道！你对我的杰作一点概念都没有！上面还会铺桌布的呀！

有那么一瞬间，两人似乎想要把吵嘴变为动手。两人可能会突然开始自由搏击，面具侠大战长发怪，搏斗的高潮应该是两人纠缠着滚到扬的床垫上，他们会腿缠着腿，手抓着对方的后背和肩膀，撕扯抓挠，两人的牛仔裤都褪到膝盖以下。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他们只是做出了佯攻的架势，最多就是打了对方前臂几下，他们的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眼神中充满怒火。后来劳拉就来了，于是争论逐渐和缓直至平息。那张桌子压根儿就没引起劳拉的注意。“我刚才在楼梯间看到了一辆摩托车，”她像女先知一样说道，“我肯定那辆车是雷莫的。”

“不，不，不，”扬气喘吁吁地说道，“绝对不可能。我这位被爱包围的同伴只会骑自行车。”

“你赌多少钱？”劳拉就是这种人，当她笃信某件事的时候，她宁愿赌上性命也不愿举手投降。还好她猜中的时候很少，不然恐怕会沉迷于此，不过被她猜中的事情往往会像猎鹰的喙一样尖锐。

“不过，亲爱的，”扬说道，“如果说他到昨天为止还没有摩托，你为什么会坚信他现在就有了呢。”

“那肯定是他的摩托。”

“说‘是’不太合适……”扬疑惑了起来，“顶多是他偷的，不过哪怕是这样……怎么会有人在不会骑的情况下去偷辆摩托车回来呢？”

扬的脑海中飞速闪过一个画面：我签下合同，买下了一辆摩托车。后来他向我坦陈，这种可能性让他惊呆了，因为那意味着他不得不接受某种他不愿面对的情况：我们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如果说那辆摩托车是我的的话——他越来越觉得这事儿是有可能的了——那么我们毫无疑问将会负债累累，而且这种状况起码要持续五年，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出门找工作了。

“上帝啊，我希望这不是真的。”他说道。

“那辆摩托车很漂亮。”劳拉说道。

“是真的，我上楼的时候也看到那辆摩托车了，”安赫莉卡回忆了起来，“不过我不觉得好看。那辆摩托又旧又丑。”

“为什么你会觉得它丑呢？”劳拉说道。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那辆摩托很旧，到处都粘着胶。”

“你肯定是没仔细看。那辆摩托很有个性。而且上面也没有粘很多胶。实际上，上面只是嵌了几个字，金属的，很有原创性，阿兹特克公主……这应该就是它的名字了。”

“摩托车的名字？”

“真是个细致入微的姑娘。”扬说道。

“啊呀，我觉得给摩托车起名字很俗气，而且还起了个‘阿兹特克公主’这样的名字，啊哈哈。”安赫莉卡说道。

“不，不会是雷莫的车。”扬说道，“不过话说回来，劳拉，你竟然这么细致地研究了一辆摩托车！”

劳拉笑了，她说没错，还说那辆车摆在楼梯间里就像个锈迹斑斑的怪兽，一下子就引起了她的注意，那辆摩托车身上有种什么东西，让她觉得难过，甚至想哭。安赫莉卡说了句“真能胡扯”。我就是那时醒过来的。

我开始小心翼翼地执行烦琐的穿衣任务。两位姑娘已经见过裸体的扬了，我怀疑她们觉得在我起床时闭上眼睛或把脸转向墙壁是缺乏教养的表现。我什么也没跟她们说，就只是在毯子里面穿好裤子，尽可能地收拾好自己。

“那是我的摩托。”

“你看吧？”劳拉说道。

“我是从佩拉维略区的一个孤僻诗人那里买的，等我有钱了我再分期支付给他。”

“也就是说，你永远都不会付钱。”扬说道。

“我会再多找几份工作的。我会参加所有的文学竞赛，竞争所有的文学奖项。我给自己一年时间出人头地，到时候我的收入起码得和混得最差的公务员一样多。当然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我没有因为无证驾驶一辆凭空出现的摩托而被抓的基础上。”

“偷来的。”扬说道。

“没错。就是那么回事。不过不是我偷的！它能来到我手上都是命运的安排。你能想象孤胆奇侠在售马会上把‘银子’买下来吗？[孤胆奇侠（El Llanero Solitario），又译为“独行侠”，美国知名西部骑警形象。他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广播剧中，后多次被翻拍为电影、电视剧。“银子”是他的坐骑。]不，孤胆奇侠是在草原上遇见‘银子’的。他们相遇了，对上了眼儿。红莱德[红莱德（Red Ryder），美国知名连环漫画中的牛仔形象。]的故事也是一样。只有操蛋的霍帕隆·卡西迪[霍帕隆·卡西迪（Hopalong Cassidy），美国虚构牛仔形象，多次出现在小说、电影中。]才有钱每年换一匹马。”

“可你不会骑摩托啊。”

“我昨晚学会了，并不是很难。事实上骑摩托是一个心理问题。最大的困难是驾照、警察、红绿灯以及对汽车的恐惧。如果你把这些都忘了，只需半小时你就能学会骑摩托。”

“当然了，”安赫莉卡说道，“就和喝醉酒的道理一样。如果你对一切都不再害怕了，那么坏事也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大部分交通事故都是驾驶员喝醉酒引发的。”扬嘟囔道。

“不对，是半醉半醒的驾驶员，这差别可大了。半醉半醒的驾驶员很害怕驾驶失误，所以最后就真的驾驶失误了。酩酊大醉的驾驶员想的是别的事情。好吧，事实上喝得酩酊大醉的人很少会真的去开车，他们会爬到床上去的。”

我们又继续聊了一会儿我的摩托车和我在像墨西哥城这样的城市里骑它时可能会遇到的危险。大家（除了我以外）一致认为优点是我可以摆脱交通堵塞的困扰准时赴约或上班了。但他是不会去工作的，劳拉带着谜一般的微笑说道，他要写诗，要在所有的文学竞赛中胜出。的确如此，我说道，所以我其实不怎么需要摩托车，也许灵感缺失的时候你会想要骑上它出去兜兜风也不一定。竞赛？什么文学竞赛？扬精神一振，问道。所有的文学竞赛，安赫莉卡说道。你可以骑着摩托去邮局，为了避免在骑车过程中那些手稿被风吹散，你可以把它们坐在屁股下面。对啊，这个主意不错，我说道。而缺点就是油价了，不过没人对摩托车的油价有概念。

我们就这样一直聊到扬和安赫莉卡准备一起出门的时候，我明白劳拉和我之间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了。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说道。我总是支持扬到房间外面走走的，哪怕一天一次也好，不过这次我倒是希望他能留下来。他们两人是搂抱着走出门的，看上去很幸福。扬搂着安赫莉卡的腰，安赫莉卡则摸着我朋友的头发。这个场景让我感到很恐惧。

“到楼梯间去，”扬说道，“我们要去见识见识你那辆摩托车，要是我们够胆的话，说不定还会骑着它绕着伊拉普阿托之花转一圈。”

“别太晚回来。”我说道。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劳拉了，整个房间突然安静了下来，气氛像石膏球一样沉重。劳拉坐在扬的床垫上，而我则站起来向窗外望去。劳拉站了起来，也走到了窗户边。我坐回到自己的床垫上，嘟囔了几句关于摩托的话，还提议我俩一起去伊拉普阿托之花喝杯咖啡。劳拉笑了，但什么也没说。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姑娘，我对此已经不存任何怀疑了，而且她也是最直率的姑娘。

“昨晚你说你想跟我做爱。说你想死我了。你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我有些生疏，”我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想和你做，那是我最渴望的事情，不过我有些生疏。而且，怎么跟你解释呢，战争给我留下了创伤。”

劳拉笑了，她让我再继续给她讲讲。我慢慢地开始觉得好一点了。我泡了一杯茶，我们俩一起喝，我先是针对天气做了些乏味的评论，然后对她说不久之前我曾被人多次猛踢睾丸，那是智利给我留下的糟糕回忆，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认为自己再也硬不起来了，作为龚古尔兄弟的年轻崇拜者，这种反应怕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不过我还能硬起来，我承认道，只不过只有独处时才行。

“智利那边的人为什么要打你呢？”

“啊，这是个谜。扬和我像疯了一样寻找鲍里斯，他是我们的朋友，结果不仅没找到他，连我们自己也栽进去了。”

“连扬也……？”

“对，对，我们是一起挨打的，每次扬哀号一声，我就会紧跟着哀号一声。”

“但是扬可以正常勃起啊，”劳拉说道，“我知道他是可以的。”

啊，我觉得劳拉比任何时候都要美丽和可怕。有那么一刻我感到既嫉妒又愤怒，那个虚伪的色鬼是什么时候搞上我女朋友的呢？我冷冷地笑了一下，说道：

“是吗？”

劳拉对我说，就在我们聚会的那个夜晚扬和安赫莉卡已经做过爱了。我大概是喝得太醉了，又或是吸了太多大麻，再或是读洛佩斯·维拉尔德读得太投入、太郁闷，总而言之我没发觉那件事。当时安赫莉卡感觉不舒服，她的姐姐和扬一起陪她去了卫生间。事实上当时房间里的空气糟糕到了极点。劳拉在某个晾衣间找见了罗拉·托伦特、何塞·阿尔科和佩佩·科里纳。安赫莉卡和扬不见了。塞萨尔喝得烂醉如泥，他想走了。他乞求着、哀求着，甚至威胁说自己就要吐了，可怜的塞萨尔，可是那些都毫无用处。劳拉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塞萨尔想跟她在一个摆满水桶、水管和空清洗剂瓶子的角落里做爱，当时她正倚在那里的栏杆边欣赏街景。他没能成功。劳拉继续慵懒地在屋顶平台上漫步（就像是举着蜡烛在王子的城堡里漫步的公主，她最终是要嫁给他的！），她走到了一个扬十分激动地称之为厕所群的地方。她就在那儿停下了脚步，她有些犹豫，不久之后她听到从其中一间厕所里传出了一些沉闷的声响。她想安赫莉卡可能比看上去的情况还要糟糕，于是决定上前探视一番。她没听错。扬正坐在马桶上，裤子脱到了脚踝处，左手的几根手指捏着根细火柴。安赫莉卡在他上面，骑在他那根挺立的阴茎上。每当火柴烧到手指肚时，扬就会把它扔掉，然后再划亮一根。劳拉悄悄地回到了其他人所在的地方。第二天，安赫莉卡给她讲述了她看到的事情，还补充了一些细节。

“噗！还好还好。”

“什么还好？你的灵魂伴侣在被踢了蛋之后还硬得起来，这事还好？”

“别那么粗俗。我之前以为你和扬睡过了。”

“没有，我和塞萨尔回到了你们晾衣服的地方。那地方挺不错的，你应该让我看看那里白天是什么样子。我命令他在那里干我。我俩差点儿从栏杆那儿掉下去。很快，很快就完事了。塞萨尔喝得太多了，他非常沮丧。我当时心里想的是你，我感觉很不错，我想我当时肯定在心里笑个不停。”

“为什么你当时不告诉我呢？那天早上咱俩聊了好几个小时呢……”

“那不关你的事。我当时困了，而且跟你聊得不错，为什么要惹得你和我去争论那些事情呢？”

“我是不会和你争论的。我更可能会哭。妈的。”

“傻瓜，那就像是一场道别。我觉得当时我已经决定不再和他好了。可怜的塞萨尔，”她坏坏地叹了口气，“我甚至没和他告别，我只是和他那根二十五厘米长的阴茎告了别，是我亲手用我妈妈的米尺量的。”

“操，操，操。我永远都不会让你拿着米尺接近我的。”

“我不会的，我发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