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课我们讲到，从很多角度来说，和历史相比，我们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黄金时代：战争的频度和烈度在下降、人均寿命在延长、贫困率急剧缩小、受教育水平在显著提高等。面对这些进步，对现实过度悲观的判断可能带来错误的“药方”，反而可能摧毁已有的进步。

不过，有一点悲观主义者是对的：这些进步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然的。要知道，就拿中国来说，根据相关研究，哪怕到了20世纪初，人均GDP和西汉年间是相差无几的[参见：Kent Deng and Patrick O'Brien, “China's GDP Per Capita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Communist Times,” World Economics Journal, 17(2), 2016. 根据这项研究，如果换算成1990年国际元货币，公元1年中国的人均GDP大约为450元，而1900年则为545元，相差不大。]。也就是说，2000年来生活水平虽然有起有落，但是最终而言是循环往复的。再看英国的人均寿命，从中世纪到19世纪末期之前，也一直是相差无几，基本上徘徊在30～40岁之间，直到20世纪初才显著改善，到今天已经是81岁。所以，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人类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是原地踏步的，明显的“社会进步”是最近这一两百年左右的事情，认为生活应该越来越好、子女的生活应当比父母的更好，也都是非常晚近的社会观念。

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今天这个时代这么特殊？显然，对这个问题，学者们给出了无数答案。工业革命、技术进步、贸易自由化、政治体制的转型、文化观念的变迁……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答案，而且各自都非常有道理。但是今天，我想从国际格局的角度来谈谈这个变化。上次课是从历史的长河中切入今天这个时代，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国际格局的角度切入个体的命运。

为什么说国际格局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政治对于个体的影响，毋庸置疑。一个出生在当代布隆迪的人，无论如何具有创新精神，也很难成为比尔·盖茨；同样，一个出生在当代丹麦的人，无论本性如何邪恶，也很难成为一场集体屠杀中的刽子手。不过，当我们谈论政治的时候，总是不由分说地以国家为单位，其实仔细想一想，在一个具体的时代，就个体命运而言，国家未必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国际格局才是。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做两个思想实验，也就是反事实的假想。

第一个假想：如果“二战”不是同盟国取得胜利，而是轴心国取得胜利，“二战”后还会出现我们上一节谈到的“和平爆发”吗？对此我表示怀疑。我们知道，纳粹德国和日本是靠军事侵略来征服世界的，如果是他们取得了胜利，可以想象，他们必然也会诉诸军事手段来维持统治。事实上，如果他们联合起来打败了同盟国，说不定他们内部也会因为领土分赃而互相厮杀，毕竟扩张是帝国主义的本性。

第二个假想和第一个假想类似：如果冷战不是欧美阵营胜利，而是苏联阵营胜利，世界会怎样？大家都知道，美苏冷战，现实中的结局是苏联的瓦解。但是，如果结局是反过来的呢？如果是苏联胜利了，那么后冷战时代还会有同样的全球贸易自由化热潮吗？中国还会加入WTO吗？还会成为世界工厂吗？脱贫的速度还会一样快吗？对此我表示怀疑。可能有人会说，苏联不也有华约组织吗？但是，大家都知道，华约最后闹得四分五裂。更重要的是，苏联阵营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反自由贸易的，所以，很难想象在一个由苏联主导的世界中，会有同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

好，我们的思想实验到此为止。我想，大家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深深影响我们命运的，不仅仅是国家政治，而且是国际政治。很大程度上，国际体系影响国家的命运，然后再通过国家的命运影响个体。可以说，全球化是大海，国家则是海上航行的船只。对于个体而言，一个人到底坐在哪一条船上，当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命运，但是无论他坐在哪条船上，海浪更是深深地影响着每一条船的沉浮。

“二战”后的国际格局

要理解当代世界的这片海洋，我想引入一个概念——“自由霸权”。用英语来说，叫作“liberal hegemony”。“二战”以来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可以说，就是自由霸权逐渐崛起。什么叫“自由霸权”？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自由”，一个是“霸权”。顾名思义，所谓“自由霸权”，就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霸权国家”。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欧美阵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冷战时期，自由霸权还是主要局限于西方世界，到后冷战时代，这一霸权一度到达顶峰，波及全球。当然，目前这个霸权也受到种种挑战，这是后话，我们暂时不谈。

“自由霸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本发源于西方国家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社会自由不断向外传播，欧美内部的市场自由成为全球的市场自由，它内部的政治模式开始助推全球的政治转型，它内部的社会观念也向全球各个角落渗透。用国际关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话来说，自由霸权就意味着欧美国家试图在全球的规模上复制它自身。我们在“二战”之后所观察到的贸易全球化、西式民主的扩散、大国战争频度的下降，都与这一国际格局紧密相关。这种影响力是福是祸或许可以争论，但是其强势却无可置疑。

对于这种影响力，学者卡根（Robert Kagan）有过这样的表述，他说：“也许1950年以来民主传播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渴望民主，而是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恰好是一个民主国家。也许过去60年全球惊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特定经济秩序的结果，而这个秩序由全球最领先的自由市场经济所塑造。也许我们所目睹的和平时代，与特定国家所拥有的巨大权力有一定关系……历史上的每一种国际秩序都对应着其中最强大国家的观念与利益，而当权力转移到观念与利益不同的国家时，国际秩序也随之发生变化。”

大家可以听出来，这段话非常有意思。我们常常认为，为什么会有民主？因为人们渴望民主。为什么会有市场？因为人们渴望交易。为什么会有和平？因为人们渴望和平。但是，卡根却说，不，光有渴望是不够的，历史上的人们和我们一样渴望权利、渴望交易、渴望和平，但是没有实力为这种渴望保驾护航，它就很难生根发芽。事实上，人们可能根本没有那么渴望自由、民主、和平，很多时候，人们更渴望的，可能是安全，是秩序，是大国崛起的民族自豪感。得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力量在引导甚至强加，人们的价值排序才可能发生变化。

所以，在卡根看来，与历史相比，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如此非同寻常，恰恰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国际秩序非同寻常。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自由霸权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霸权国家当然历史上常常有，自由国家在当今也不少见，但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同时是霸权国家，是历史上非常难得的组合。

要理解这一点其实没有那么难。大家想想历史上的霸权国家——从波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从罗马帝国到西班牙帝国，从德意志第三帝国到日本帝国，霸权国家的常态是什么？征服土地、殖民人民、榨取资源，对不对？极端的，像蒙古帝国的某些阶段：“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这是何等的可怖。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自由霸权的非同寻常之处。

《大西洋宪章》或许是理解自由霸权的一把钥匙。我们都知道，《大西洋宪章》是1941年英美两国在一艘军舰上签订的协议，内容是确立战后重建世界秩序的原则。《宪章》第一条：英美两国战后不寻求领土扩张；第二条：其他国家也不能随便寻求领土扩张；第三条：民族自决和人民主权；第四条：推动世界自由贸易……当然还有更多的，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地说了。

可以看出，《大西洋宪章》所构想的国际秩序与传统帝国非常不同。在古代世界里，为什么要打天下？打天下当然就是为了坐天下，打完了封土建邦、改装易服，这才是帝国风范。但是《大西洋宪章》约定，打赢了不寻求领土扩张，推动贸易自由，推动民族自决、人民主权，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更重要的是，《大西洋宪章》不仅仅是几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国际机构和规则的基础。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核不扩散协议……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大西洋宪章》所描述的原则。

当然，这不是说欧美国家是出于理想主义情怀在推动这些变化，显然，他们没有那么雷锋。只不过，在这个秩序的缔造者眼中，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就在自由主义的扩张当中，因为贸易自由了，他们就有更多钱可挣；政体同化了，意识形态的摩擦就会减少；观念传播了，社会交往自然更加丰富。所以，自由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既是理念，也是利益。

要理解这种霸权的意义，不妨对比一下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和《大西洋宪章》的不同命运。我们在中学都学过，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了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十四点原则”。《大西洋宪章》里面的很多原则，其实并不是创见，而是来源于“十四点原则”，可以说，它是“十四点原则”的2.0版，比如说民族自决原则、限制军备、成立国际联盟等。

但是，我们都知道，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失败了，失败的标志就是“二战”的爆发；而《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推动了至今长达70多年的“相对和平”。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直接原因就是“一战”后，美国采取孤立主义的国际战略，或者说，美国当时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成为全球性国家，导致“十四点原则”缺乏实力的支撑，成为空谈；而“二战”后，欧美世界以其实力来支撑《大西洋宪章》原则的落地。所以，光有美好愿望是不够的，自由要有牙齿才能不被吞噬。

往更远里说，大家再想想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当然有各种原因，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格局。如果说今天的国际格局是自由霸权，当时欧洲的地区环境就是“王权霸权”。大家都知道，法国革命把整个欧洲的王室都给吓坏了，大家本来打得热火朝天，现在不计前嫌地团结起来，成立第一次反法同盟、第二次反法同盟……直到第七次反法同盟彻底打趴了拿破仑。法国革命一开始建立的是民主政体，后来演变成了恐怖政治，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四面楚歌的国际形势给逼出来的。所以，在一个“王权霸权”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孤岛般的民主政体很难一枝独秀地存活。

自由霸权也引发国际冲突

但是，“自由霸权”里不但有“自由”，还有“霸权”。有时候，这种霸权体现为硬实力，也就是“拳头政治”。大家想想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决定跟苏联走，而不是跟美国走的时候，美国的反应是什么？是挥舞拳头，一定要这些国家上它的船。冷战期间，美国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独裁政权的支持和资助，也是臭名昭著。

当然，这种拳头式霸权往往效果不好，事倍功半。拿越战来说，不但是久拖不决，打成了美国的一个噩梦，而且到最后，越南还是跟苏联走了。可以说，美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真正事半功倍的霸权其实是依靠软实力来争取人心，如果你经济发展、科技发达、人民生活更自由更幸福，其他国家往往会主动向你靠近，主动入股你的阵营，这才是聪明的霸权。

正因为欧美霸权常常借助于“拳头政治”，它也常常引发冲突。原因很简单：你想当老大，可别人不服啊。美苏争霸的过程引发全球无数的代理战争，这一点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即使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在推销其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也遭遇了无数抵抗，引发很多冲突，包括今天很多人都在反思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米尔斯海默2018年写了一本书，叫作《巨大的幻觉》（The Great Delusion），就是批评美国的“自由霸权”政治。他的核心观点是，自由霸权行不通。为什么？因为民族情感，因为世界各国总有顽强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情感会抵抗外来的自由主义。他的观点，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美国不要再自作多情了，很多国家根本不想要西式的自由民主，他们想要的是民族自豪感，是宗教归属感，是文明的认同，你非要塞给人家你的自由主义，结果就是打打打，何苦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有趣的是，这也正是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推崇“孤立主义”的理由。大家如果关注时事，可能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略知一二。这几年，他到处“退群”，四处“撤兵”，一会儿跟北约哭穷，一会儿从中东撤兵，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一句话：美国不干了。在他眼里，美国当了几十年的世界警察，自备干粮，四处巡逻，有人打911就得风雨无阻地赶到，没人打911，也一厢情愿地赶到。换来的是感谢吗？不是，换来的是世界各地人民烧美国国旗而已。所以，他决定，美国不如退回自己的老家，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用他的话来说，叫作“America First”。当然，他实际上是否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却不好说。毕竟，美国的国际霸权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不是个人意志的结果，也不是美国总统一个人能够收放自如的政策。

国际格局的新路口

无论是对自由霸权的推崇，还是对它的反对，或许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二战”以后，自由霸权的崛起的确塑造了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曾经对于今天的贸易全球化、民主的扩散、战争的局部化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霸权的崛起又的确是充满冲突，所到之处常常引发西式自由主义和各地民族主义之间的激烈对撞。遗憾的是，硬币总有两面，我们往往很难得到一面的同时拒绝另一面。

有趣的是，尽管卡根和米尔斯海默对自由霸权的认识不同，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美国的自由霸权难以为继。为什么？相对的实力衰落了。一个阿富汗战争，美国就砸进去两万亿美元，一个伊拉克战争又是两万亿，最后的结果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除了怨恨，美国几乎一无所获。美国作为一个准帝国，“过度拉伸”已经给它自身造成沉重的负担。何况，美国内部激烈的党争、欧洲的离心化、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强硬化，正在改变东西方的实力对比，美国的霸权地位的确是岌岌可危。

对此，卡根在他的新书《丛林回归》（The Jungle Grows Back）中表达了忧虑，他说：“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已经在自由秩序的泡沫中生活了太久，已经很难再想象世界另外的样子。我们觉得这是自然的、正常的甚至必然的。我们看到了自由秩序所有的缺陷，希望它变得更好，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其替代方案有可能远远更糟。”或许，卡根的观点过度悲观——“替代方案”未必是国际社会的丛林化，而只是以现实主义替代福音主义。但是，指出个体的命运背后是国家、国家的命运背后是国际体系，而国际体系可能稍纵即逝，却是必要的提醒。毕竟，我们不希望，一千年、两千年后，当人们回望我们这个时代时，会像伟大的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回望罗马帝国时代那样哀叹：文明曾经如此辉煌，为何重新坠入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