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讲，我们来谈谈“经济全球化”。在今天这个时代，要讨论各国政治，全球化显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欧美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的上升，特朗普当选、英国退欧、欧洲一批右翼政党支持率上升，都是这个趋势的表现。对此，很多人感到困惑：为什么特朗普这么“不靠谱”的人都能当选总统？为什么英国在欧盟里好好待了那么多年突然要退出？为什么岁月静好的欧洲居然出现了极右的死灰复燃？人们追溯各种原因，找来找去，找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何以成为问题？

这个看法的逻辑是这样的：经济全球化虽然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给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带来了大发展，却牺牲了西方国家的蓝领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为什么？因为很多工作都跑到发展中国家去了，就算是留在发达国家的工作，工资也被压低了。这些被经济全球化抛弃的人一气之下动员起来，把右翼政治家选上了台。

先搁置这个观点的是非对错不说，这个观点的出现本身就让我非常感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核心论断是：西方发达国家，至少西方国家的底层，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我学的教科书是控诉全球化如何戕害了发展中国家。当时流行一个理论，叫作“世界体系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世界被分割成所谓的“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中心地带”由于贪得无厌，不断从“边缘地带”榨取资源，将其陷入永久的贫困。因此，所谓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本质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通过全球化实现翻身。

所以，当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初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牺牲品，发达国家是受益者，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居然180度转弯，发达国家变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而发展中国家成了受益者。由于这个弯拐得实在太大、太快了，很多左翼人士都没反应过来——他们中很多人20年前还在抗议WTO、抗议全球化，但是现在，如果发生同样的抗议，针对同样的斗争目标，喊出同样的口号，这些抗议者可能不会再被视为“左翼进步主义者”，而会被视为“右翼民粹主义者”。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一些民众会把自己看作全球化的受害者？或许，“连通器原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变化。

大家在中学都学过“连通器原理”，就是相互连接的容器，如果我们把阻隔液体流动的关卡给撤掉，容器不同部位的水平面最后会趋于一致。全球化是什么？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就是构建一个“连通器”，它把世界各地之间的关卡都给撤掉了——撤掉之后，高处的水就哗哗流下来了，而低处的水则蹭蹭涨上去了。这一跌一涨，就出现了政治问题。哪怕各国生产率都提高，总体水位会上升，但是由于身处“连通器”的不同位置，也就是说初始位置不同，水位上升的幅度是大大不同的。

在这个水位变化的过程中，冷战的结束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冷战的结束打通了东、西两个阵营，两个大水池连成了一个大水池，推动了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1995年，WTO替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贸易自由化更上一层楼。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多边、双边的贸易组织和贸易协定也层出不穷地冒出来。所以，有学者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称为“超级全球化”，以区别于历史上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赢家与输家

这个超级全球化的过程，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正面的影响毋庸置疑，因为连通器“高处”的资本进来了、公司进来了、就业进来了，把经济给激活了。中国是这个变化的典型。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哪怕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比较优势也格外明显：人口规模、劳动力成本、教育水平、储蓄率、政府的动员能力、吃苦耐劳的国民性格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率急剧下降，有8亿人脱贫，虽然其中有很多原因，融入全球经济无疑是其中一个重大要素。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词，叫“中或最赢”，别的领域不好说，经济全球化方面很可能的确如此。

但是，在大洋的对岸，故事却要复杂得多。2016年，几个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很轰动的论文，叫作“The China Shock”（《中国冲击》）。根据这个研究，1999—2011年间，中国的进口竞争以及产业转移让美国失去了大约240万个工作岗位。当然，这个数字也受到一些争议，因为截取不同的时间段、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很可能非常不同。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传统制造业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一点，却没有很大的疑议。

除了就业，还有就是抑制工资的压力。对于美国的工人来说，本来他们在跟资本家谈判：“我们的工资很多年没涨了，今年的小时工资是不是该涨1美元了？”资本家还在那里头疼怎么回复呢，大洋对岸的中国民工举手了：“我能减10美元干同样的工作。”你说，资本家还会给这些美国工人加工资吗？

所以，在美国蓝领工人眼里，他们花了一两百年斗争换来的工人权益——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休假补助、医疗保障、集体谈判权……这些东西在全球化形成的连通器面前，突然变得没有意义了。全球化一个浪头就把他们打回了“丛林世界”。有研究显示，过去40年左右，美国蓝领阶层的真实工资水平，也就是扣除了通货膨胀之后的工资水平，没有变化。如果经济没有发展，那么真实工资不变也就认了，问题是，这恰恰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只不过CEO们财富爆炸性增长，白领阶层也与有荣焉，只有蓝领工人成为“没有赶上火车的人”。还有研究发现，21世纪以来，教育水平低的白人男子，也就是白人蓝领阶层，是美国唯一自杀率在显著上升的群体。或许，只有放在全球化冲击的背景下，这个奇怪而令人悲伤的现象才能得到解释。

顺便说一句，制造业受到冲击的其实不仅仅是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这是被很多人忽略的一面。有学者发现，过去几十年，制造业的转移其实并非一个笼统的“发展中国家”现象，而是一个“亚洲现象”。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制造”“越南制造”“印尼制造”，但很少看到“尼日利亚制造”“阿根廷制造”“墨西哥制造”。十年前在英国教书的时候，我有个南非学生，有一天他突然和我谈起“中国制造”如何导致了南非的去工业化，令我大吃一惊，我这才注意到故事的这一面。

不管怎么说，全球化的确把饼做大了，但是抢到这块饼的却不是所有人。于是，观念也随之分化。资本家阶层当然有理由热爱全球化，因为之前他们是在一个国家挣钱，现在是在100多个国家挣钱，本来微软可以卖给3亿人，现在可以卖给70亿人，本来麦当劳是开在一个国家，现在开在100多个国家，所以资本家肯定欢迎全球化。但是，工人阶层可能正好相反，他们本来可能是和100万人、1000万人竞争工作，现在却变成了和1亿人、10亿人竞争工作。

大家知道，瑞士的达沃斯有一个著名的全球经济论坛，每年都会开会，这已经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象征性事件。在这个论坛上，世界各国名流会聚一堂，马云和比尔·盖茨谈笑风生，贝索斯和索罗斯相见甚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全球主义者称为“达沃斯人”。但是，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工人阶层却彼此怨恨，觉得对方抢了自己的饭碗。所以有人说，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各国的全球主义者站在一起，与四面八方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当年，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事实却是，经过这一轮的“超级全球化”，无产者没有联合起来，全世界有产者倒是先联合起来了。

经济问题的政治化

问题是，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很快也成了政治问题。以美国来说，那些充满怨恨的蓝领工人，逐渐把他们的经济不满，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尽管他们的绝对人数未必很多，但是在地理分布上高度集中，主要集中在美国的所谓“铁锈带”上，而这些州很多偏偏同时也是美国大选中的所谓“摇摆州”。2016年，他们就那么轻轻一摇摆，不靠谱的特朗普就上台了。所以，如果我说中国的民工能够影响阿富汗局势你可能觉得莫名其妙，可是，中国的民工影响美国的蓝领工人，美国的蓝领工人影响美国的选举，美国的选举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世界就是这样普遍联系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发挥我们自己都浑然不觉的蝴蝶效应。

可能有人会说，谁让美国工人懒呢？自己不努力，难道还怪中国工人太努力？前两年有个大热的纪录片叫《美国工厂》，讲中国老板在美国开厂的故事。一些人看过这个纪录片，就得出上面这个结论。

这个说法，可能过于简单，因为在很多西方工人的眼里，问题不在于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了，而在于他们在“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拿劳工状况来说，中国民工拼命干活、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住十几个人一间的宿舍、一年到头回家一次、把孩子扔在农村做留守儿童……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他们特别热爱劳动吗？还是因为在资方面前，他们太弱势，没有谈判能力？而这种权力不对称是否公正、是否值得效仿？

事实上，在很多全球化的输家看来，这种不公平是系统的，劳工状况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在他们眼中，存在着无数真实的或想象的“不公平”：你调控汇率，而他们汇率自由，不公平；你土地国有，可以轻松搞这个那个工业园，他们的土地私有产权受到严格保护，很难征用，不公平；你要求人家以“技术换市场”，他们觉得这是知识产权的强制转移，不公平；还有行业垄断、金融国有、产业补贴、出口退税、贷款优惠、环保政策……所有这些元素加起来，构成他们眼中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互竞争，不公平。

所以，特朗普这样的民族主义政治家自称，他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不公平的”贸易；他的目的不是关闭国门，而是各国国门打得一样开。但真要实现经济民族主义目标，特朗普这样的人也没有什么办法。为什么他特别热爱打关税战呢？因为在所谓“有限政府”的理念下，政府能动用的政策工具很有限：它不能限定汇率、很难盖工业园、很难指定产业补贴、税收和工资方面的影响力也很有限……所以看来看去，最方便下手的就是关税，而这一招恰恰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造成双输局面。

当然，这只是部分西方人的看法。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政府在经济中保持重大角色，经济保持相当的国有成分，本来就是中国特色，这就是我们的经济模式，为什么一定要按你们的模式来下棋？“发展型国家”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特色，诸多东亚国家在经济的起飞阶段，都有过这种政府强势干预的倾向。所以，相当程度上，经济水平竞争的背后是经济模式竞争，经济模式竞争的背后是制度甚至是文明竞争。

全球化中的“三难困境”

不管这个争论谁对谁错，它的后果是，一些西方国家发现，他们本来引以为豪的一些制度元素，比如自由金融、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反而成了竞争负担。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曾经用一个词概括西方国家在全球化面前的困局，叫作“三难困境”（trilemma）。我们都听说过“两难困境”（dilemma），但是罗德里克说，全球化带来一个“三难困境”，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和民主政治很难兼得。

何以如此？根据罗德里克的说法，如果想要全球化和主权国家，就很难兼顾民众问责——问责政治捆住政府手脚，使政府很难大刀阔斧地行动，营造竞争性的投资环境；如果想要主权国家和民众问责，那老百姓可能就会选择关起门来，减少竞争压力，不搞全球化；如果想要全球化和问责制，那就得全球各国一起决定税率、工资水平、知识产权政策、汇率政策等，免得资本家到处寻找税收洼地、劳工权利洼地，但是，那样的话，就得放弃国家主权。因为哪一个都很难放弃，所以就构成了一个“三难困境”。

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悲观。超级全球化虽然给西方的蓝领工人带来一些挑战，但也给西方的广大消费者带来巨大而真实的好处。没有大量的“中国制造”，哪有沃尔玛里便宜到感人的生活用品？而且，中国的崛起，反过来也给西方国家带来巨大的市场，给他们带去了很多新的就业。更重要的是，有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对西方蓝领工人造成最大冲击的，其实不是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而是生产自动化，简单来说，更主要的，是机器让工人变得多余。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试图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无异于刻舟求剑，因为面对AI的崛起，别说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工人，工作也会受到冲击。

所以，很多全球化的挑战，本质是发展的代价。很多人都知道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名言：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创造性毁灭”。当年发明电灯的时候，肯定也造成了一批蜡烛工人失业，但我们会因此放弃电灯吗？显然不会。不过，一个好的社会的确应当尽量帮助那些蜡烛工人找到新的生计、过上体面的生活。市场竞争是残酷的，但是，当它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帮助无数人脱离贫困，激发人的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它或许又代表了另一种人道主义，一种更深的人道主义。在一个国家是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