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花了好几次课的时间谈论国家能力的来源，我们谈到了战争、文官制、社会运动等因素的作用，不过，谈论这些因素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谈论国家建构比较成功的案例——西欧、中国、美国等。这次课，我却想谈论一个“失败国家”——阿富汗。在我们这个课程的开头我就说过，比较政治学要避免“优胜者偏见”，要把失败者也带入比较的视野，才能做出平衡的分析。在国家能力方面，阿富汗正是这样一个反面案例。

阿富汗当代简史：从灾难走向灾难

说到阿富汗，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恐怕是战火、恐怖袭击、贫困、落后。没错，这确实是个非常悲剧的国家。阅读阿富汗史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对于我们中国人，整个20世纪，1978年之前，生活是颇为动荡的，但是1978年之后，过去40多年，生活不断改善。但是，阿富汗的经历刚好相反，就20世纪而言，1978年之前，他们的生活是大体平静的，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卷入。很多人可能在网上看到过一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喀布尔的照片，比如上面这张图片（图3-6），那时候的喀布尔街道秩序井然，女性时尚现代，整个国家朝气蓬勃，但是1978年之后，一切都急转直下，40多年来，阿富汗人再也没有目睹过真正的和平与发展。

1978年，阿富汗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场政变。在这场被称为“沙尔革命”的政变中，极左的人民民主党推翻了达乌德政府，建立了一个激进左翼政权，从此开启了阿富汗的噩梦模式。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达乌德1973年也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当时，他认为阿富汗王室过于保守，而他希望推动更加左翼的社会变革，所以推翻了阿富汗王室，建立了阿富汗共和国。结果5年之后，他本人又被更左翼的人民民主党推翻，结局可以说非常反讽。

1978年沙尔革命后，人民民主党上台，开始推行更激进的改革，但是，没想到阿富汗人民并不领情，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新政权很快挺不住了，于是向苏联求援。1979年，苏军开着坦克就进来了，战争由此开始，一边是政府及其后台苏军，一边则是武装民众。本来，根本没有什么军事训练的民众，怎么可能打得过苏联的飞机大炮？但是，适逢冷战高峰，阿富汗的武装民众背后涌现出一批热情的大哥：美国、巴基斯坦和沙特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本·拉登毅然抛弃了他在沙特的富豪生活，作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来到了阿富汗。所以，在他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之前，他确实曾是美国的亲密战友。于是，在所有这些力量的搅和下，一场本来可能短平快的军事行动演变成了一场长达10年的噩梦。

1989年苏东巨变，苏联撤军。事实证明，苏联的入侵是一个悲剧，苏联的撤退则是一个更大的悲剧。苏军撤离后，苏联支持的纳吉布拉政府勉强挣扎了3年，于1992年垮台。本来，这是阿富汗结束战争、回归常态的机会。事实上，苏联倒台、冷战结束后，有一批陷入左右内战的国家都陆陆续续结束了内战，毕竟，老大哥都不在了，小弟们也不用再打了。但是，阿富汗却回不去了。1992—1996年，当初共同抵抗苏联的武装组织开始相互厮杀。如果和苏联的战斗只是摧毁了半个阿富汗，苏联撤离后的内战，则摧毁了另外半个阿富汗。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喀布尔被打回了石器时代。

混乱的内战，最后的确产生了一个最终的胜利者，只不过，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胜利者，而是塔利班。本来，塔利班即使不能构建一个美好的国家，也应该能构建一个有效的国家，但是，因为塔利班太奇葩了，各种倒行逆施，导致原先相互厮杀的小伙伴们纷纷团结起来与它对抗，这就是著名的“北方联盟”。因此，即使塔利班上台，阿富汗内战还在继续，直到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美军推翻。据估算，1978年到2001年，阿富汗大约有150万～200万人战死，有400万人逃亡到巴基斯坦和伊朗，还有数百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Imtiyaz Khan, “Afghanistan: Human cost of armed conflict since the Soviet invasion,” Percep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7(4), 2012.]。对于一个总人口3000万左右的国家，这是难以想象的人间惨剧。

2001年美军入侵，一度被视为阿富汗的转机。然而，正如20多年前的苏联，美军也逐渐发现，自己踏入了一个难以醒来的噩梦。2001年，全世界都认为美军已经赶跑了塔利班，但是很快，塔利班卷土重来，到2019年，政府只控制着35%的领土，塔利班占领了阿富汗13%的土地，而在另外一半的领土上双方展开拉锯战。[Alia Chughtai, “Afghanistan: Who controls what?,” The Aljazeera News, Jun 24, 2019.]

与此同时，因为安全局势的恶化，其他所有的治理维度都不可能真正改善。到2020年，阿富汗的贫困率高达人口的一半，鸦片成为阿富汗的支柱性产业，10%的人口吸毒，80%的阿富汗人表示害怕在境内旅行，2/3的人表示害怕投票。为什么害怕投票？因为塔利班屡次袭击投票站。阿富汗政府软弱无力的一个几乎是羞辱性的证明，是特朗普规划美军完全撤离的方案时，其谈判对象是塔利班，而不是阿富汗政府。事实上，塔利班和美国谈判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许阿富汗政府参加谈判。一个连“上桌吃饭”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政府，谈何国家能力？

所以，回顾阿富汗的当代简史，我们发现，阿富汗过去40多年的灾难延绵不绝，在所有可能逃离灾难的出口，阿富汗都错过了。注意，在我刚才描述的简史中，不是某一个政府或者某一种政体难以建构暴力垄断的国家，而是任何政府、任何政体都难以建构国家。大家想想，过去40余年，阿富汗尝试过君主立宪、威权共和、极左政权、神权政治、美式民主以及无政府，可以说神农尝百草，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政体，但是，在所有这些政体实验中，国家建构全都失败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说法，把阿富汗叫作“帝国的坟场”，其实，阿富汗岂止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制度的坟场”。

但也正是因为阿富汗的国家建构如此失败，也给了我们一个理论窗口，去观察国家建构的各种阻碍性因素。为什么阿富汗的国家建构如此之难？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因素。对这四个因素的分析，或许不但可以帮助大家理解阿富汗的悲剧，也有助于理解其他地方“国家建构”的失败原因。

国家建构失败因素之一：多山地形

首先是地理因素。自然和政治有没有关系？关系非常之大。事实上，有相当一批学者研究石油储备、出海口数量、降雨分布、河流走向、平原面积等地理因素对政治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变量是“多山与否”。为什么？因为多山，至少在一个传统时代，往往意味着政府的触角有限，也意味着叛军容易找到藏身之所。

阿富汗就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一个几乎完全被山地覆盖的国家，人类只是聚居在山间的峡谷地带而已。可以想象，在这种地形地势中，交通通信不发达的时代，不同社区之间交往非常困难，建立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更是困难重重，因为在这种地形地貌中，看上去似乎出门买个菜都像是去西天取经一样困难。

所以，自古以来，阿富汗的政治传统都是部落长老式的自治。直到1747年，阿富汗才建立了以当地人认同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式国家，也就是延续了200多年、1973年被达乌德推翻的杜兰尼王朝。大家注意，1747年，这在中国已经是乾隆年间了，是中华王朝帝国的尾声了。但是，对于阿富汗，这时候它的国家建构才刚刚开始。即使是杜兰尼王朝，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间接统治，王室所真正控制的仅仅是几个大城市而已，其他地方主要还是各部落长老说了算。

所以，把阿富汗叫作“帝国的坟场”，听上去似乎是阿富汗人多么厉害，仔细想想，其实阿富汗最厉害的不是他们的人，而是他们的山。我们都知道，1842年，英国在中国打赢了鸦片战争，但是同一年，大英帝国在阿富汗却遭遇了惨败。为什么？因为海战是英国的长项，而在山上打游击，英国人不会啊。最后，在阿富汗冬天的群山之中，上万英国人冻死的冻死，饿死的饿死。

后来1979年苏军入侵、2001年美军入侵，也是发现他们的武器再先进，面对这种延绵不绝的山脉难以发挥威力。道理很简单：你根本找不到敌人。这些游击队员在山里钻来钻去，出则为战士，退则为农民，没什么军人和平民的分野，你炸来炸去就是炸石头而已。问题在于，这种让帝国征服变得很困难的地理因素，同样也让国家建构变得很困难。所以，它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国家的坟场”。

国家建构失败因素之二：地缘位置

说完了多山地形，再来看阿富汗国家建构的第二个障碍。这个障碍还是与地理有关，就是它的地缘位置。自古以来，阿富汗地区都被大国强国包围，北边是俄罗斯及其势力范围，西边是伊朗和阿拉伯帝国，东北方向时不时出现蒙古帝国这样的游牧帝国，东南方向则是印度以及一度占领印度的大英帝国。因为地处这些大国的交界地带，所以很自然地，它就成为大国征战的通道。这就像张三和李四打架，倒霉的小明偏偏住在他们两家中间，谁也不招惹，家里却总是被砸得稀巴烂。

我们之前说，战争缔造国家，但在阿富汗，战争不是缔造国家，而是摧毁国家。为什么？因为在阿富汗的背景下，战争往往是大国的代理战争，每一股势力本质上都是靠外力支撑，这种战争是无法真正完成构建国家的。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想，骑车是锻炼身体的，但是如果你骑的是电动车，不是自主发力，而是靠电池发力，那么骑得再远也锻炼不了身体。

更糟的是，因为是代理战争，所以战争怎么打也打不完，打不到暴力垄断的格局。本来阿富汗这样一个小国，内战很容易打完，决出胜负之后就实现暴力垄断了。但问题是，身处大国的包围圈，这些外国势力不让你打完。这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1979年快倒了，苏联开着坦克进来了，帮它续命。在苏联的帮助下，人民民主党本来可以搞定阿富汗，但是美国、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进来了，帮“圣战”战士续命。1996年，塔利班已经建立政权了，但是美军又开着飞机过来了，赶跑了塔利班。2001年塔利班已经被赶跑了，一个准民主政体建立了，巴基斯坦那边的极端分子又打开了怀抱，又开始给塔利班续命。所以，本来可能三五年能打完的内战，因为这些外部势力的干预，就变得没完没了，怎么也打不到句号。

大家想想，如果当年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刚要打赢，一会儿罗马帝国突然跑出来扶持韩、魏、赵，一会儿波斯帝国跑来扶持吴、楚、越，秦国的建国大业是不是就变得遥遥无期？幸亏罗马帝国、波斯帝国离得太远了，所以战争能打上句号。所以，地缘因素，是阿富汗国家建构的第二个障碍。

国家建构失败因素之三：宗教极端主义

第三个障碍是宗教因素，确切地说，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其实，历史上，阿富汗并不是一个宗教极端主义的国家，但是，两股力量的对撞，在阿富汗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导致阿富汗极端主义盛行。

第一股力量，是苏军入侵。苏军入侵后，本来一盘散沙的阿富汗立刻爆发出空前的宗教热情，因为宗教是唯一能把不同族群团结起来的力量。所有反抗组织都自称为Mujihadeen（“圣战战士”），可以说，阿富汗的宗教热情真的是被苏联捅马蜂窝捅出来的。

但是，如果没有另一股势力，这些“圣战”组织虽然有宗教名目，本质上也只是军事力量，它们只是想赶跑苏军，未必想用“宗教理想国”来改造阿富汗社会。另一股力量是什么？是萨拉菲主义。萨拉菲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本来只是在沙特阿拉伯比较活跃，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了石油财的沙特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这种原教旨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萨拉菲主义开始在巴基斯坦形成势力。

为什么巴基斯坦的萨拉菲主义会煽动起阿富汗的宗教极端主义？因为苏军入侵后，数百万的阿富汗难民涌向巴基斯坦，无数在巴基斯坦难民营长大的阿富汗男孩，被父母送到当地宗教学校上学。之所以上宗教学校，是因为免费，不但教育免费，还经常提供免费吃住。而这些宗教学校教什么？教的往往就是萨拉菲主义。于是，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中，整整一代宗教极端主义的阿富汗少年成长起来了。

苏军撤退后，这些少年变成了青年，回到阿富汗，成为塔利班的中流砥柱。塔利班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学生”。为什么叫“学生”？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宗教学校的学生。所以，当塔利班征服阿富汗，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他们学过的教科书，实施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法”。当时，感到震惊的不仅仅是全世界，也包括阿富汗社会自身——因为对阿富汗本国国人来说，塔利班并不代表阿富汗本土的文化，它也是一种陌生的“外来势力”，一种由沙特、巴基斯坦传入的“进口文化”。

塔利班上台后，其所作所为大家应该多少都听说过。他们把已经进入职场和学校的女性重新赶回家门，强迫所有的女性蒙面，禁止音乐、电影和娱乐，炸毁了巴米扬大佛，恢复了很多伊斯兰教中古老的刑罚，比如用砍手来惩罚盗窃、用石头砸同性恋、公开虐待和处决罪犯等。一度曾经非常流行的一本小说《追风筝的人》里面就说到，塔利班连风筝都给禁了。如果不是这种“进口的”宗教极端主义，20世纪90年代的阿富汗本有可能回归1978年之前的样子，但是，由于苏联和沙特阿拉伯致命的“邂逅”，阿富汗回不去了。

尽管塔利班2001年被推翻，但是塑造了它以及它所塑造的极端主义文化，却开始浸润阿富汗的土壤，有可能在几代人之间，都不会完全消失。2013年皮尤中心有个民意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询问穆斯林对自杀袭击的看法，阿富汗人中表示“自杀袭击常常或有时是正当的”的比例高达39%，几乎是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最高的[Alex P. Schmid, “Public opinion survey data to measure sympathy and support for Islamist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ounter-Terrorism, Research Paper, 2017.]。在另一项民调中，当问及政治和宗教是否应该分离时，57%的阿富汗人表示不应该，宗教领袖应当介入政治。

2001年后，这种宗教极端主义的力量，成为阿富汗国家建构最大的障碍。我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塔利班一定要和政府打？他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就像南非当年一样实现权力分享吗？答案是：不能。至少，如果现在的塔利班还是过去的塔利班，答案就是“不能”。为什么？因为宗教原教旨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刚性。在他们的观念体系中，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法”必须成为国土上唯一和最高的法，而人类所能制定的法——不管是国王制定的还是所谓民主议会制定的，只能臣服于“伊斯兰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何接受与政治世俗派分享权力？纯粹的权力之争或者利益之争可以讨价还价，但是你死我活的观念之争却没有商量的余地。

国家建构失败因素之四：民族结构

妨碍阿富汗国家建构的第四个障碍，则是民族主义。对于国家建构而言，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它曾经是许多单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动力，但是，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又往往是国家建构的离心力。比如，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造就了克罗地亚这个国家，但是对其原先的母国南斯拉夫来说，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就是一种离心力。希腊的民族主义使其摆脱了奥斯曼帝国，成就了现代希腊，但是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希腊的民族主义显然是国家建构的绊脚石。

阿富汗是个地地道道的多民族国家。大家从下图（图3-7）可以看到阿富汗大致的族群分布：普什图族是最大的族群，占人口42%；第二大族群是塔吉克人，占27%；哈扎拉人，9%；乌兹别克人，9%。此外还有俾路支人、土库曼人，等等。这种碎片化的族群格局，显然是大一统政治的障碍。

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则是这些民族周边，都有其族群的大本营国家。比如，阿富汗虽然只有1500万普什图人，但是在国界线的南边，巴基斯坦有3500万左右普什图人，相当于一个势力强大的娘家就住在隔壁。以此类推，塔吉克人受到塔吉克斯坦的支持，什叶派的哈扎拉人受到伊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族群想要吃掉其他族群，都往往望而却步。

其实，现代史上，阿富汗的民族主义并不算严重，没有显著的分离主义运动。部分原因在于，多山地形以及由此形成的部落主义传统，不但消解了帝国、消解了国家，甚至消解了民族。我就是某某村的，“民族”是什么？还是太抽象了、太宏大了。但是，1979年苏军入侵，不但动员出了阿富汗人的宗教热情，也动员出了他们的民族热情。原因很简单，以民族为基础进行军事动员，最有效率。

所以，在苏军占领期间，虽然阿富汗几乎全民抵抗，但是抵抗的力量却是分片包干的。塔吉克人由著名的“北方雄狮”马苏德领导，乌兹别克人靠多斯塔姆领导，普什图人最后大体聚集到了赫克·马特亚手下，哈扎拉人也在自己的领地上抗战。这种“包干区”式抵抗有其严重后果，那就是苏联被赶跑后，他们内部就开始为“胜利果实如何分配”的问题而大打出手。这就有点像国共合作打日本，日本一跑，两党自己就打起来了。只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内战是两军对垒，但是1989年之后的阿富汗，可不止两股势力，而是四五股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要达成和平协议太难了，因为否决点太多，只要一方不合作，其他三四方好不容易达成的协议就会被作废。也正是这种碎片化的状态，给了塔利班可乘之机。

今天，塔利班能够卷土重来，也和普什图人的民族主义相关。塔利班从普什图地区起家，其成员主要是普什图族，其藏身之处也主要在普什图地区。有民调显示，尽管在整个阿富汗，塔利班的同情者到2019年只有15%左右，但是在部分普什图省份，这个比例可以高达50%左右。正是普什图地区提供的人员、物资、安全乃至心理支持系统，使得塔利班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存活下来并东山再起。

两种乌托邦的对撞

回顾阿富汗的国家建构进程为何如此困难重重，我们发现至少四重因素：第一，多山的地形使得中央集权式政府难以形成，造就了部落主义的政治传统；第二，大国对冲的地缘位置使得内战往往成为大国代理战争，战争难以打出胜负，暴力垄断格局难以形成；第三，苏联入侵激起的宗教狂热主义，毒化了阿富汗的文化土壤，使世俗政治力量难以建立；第四，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又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难以就权力分配的方案达成共识。

阿富汗的困境也帮助我们分析其他国家的国家建构瓶颈。无论是特定的地形地势、地缘位置，还是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民族主义，都广泛存在于许多其他国家，阿富汗的不幸在于，它把这些因素合而为一，也因此沦落为当今世界上最顽固的“失败国家”之一。

不过，阿富汗的国家建构真的完全无可救药吗？也未必。阿富汗自己1978年之前长达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稳定，就是这种可能性的证明。特定的地理因素虽然使中央集权式国家难以形成，但是部落自治式的治理结构也未必不可行。仔细分析，让阿富汗跌入今天这个旋涡的，主要不是静态的地理因素，而是两种极端主义的对撞——苏联式的极左浪潮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这两种极端看似南辕北辙，在一点上却彼此相似，那就是它们“改造世界”的狂热，那种用理性、用纯净的道德理想、用原教旨主义去重新书写历史的热情。这种冲动摧毁了阿富汗原有的政治秩序，却发现在人心面前，暴力会抵达它的限度。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极左主义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但是把这两者在短时间内都经历一遍的国家，却似乎只有阿富汗，简直相当于一个人被两辆卡车分别碾压了一遍。更糟的是，这两种力量在阿富汗发生了遭遇战。关于这场遭遇战，有个学者的比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苏军入侵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就像是阿富汗面对病毒入侵时的免疫风暴——它的确杀死了病毒，但是同时也杀死了自己。

所以，检视阿富汗沦为“失败国家”的过程，我们发现，最大的教训其实是以极权追求乌托邦的危险——因为乌托邦过于乌托邦，所以要实现它，只能诉诸极端手段，而极端助长极端，最终，它们在相互厮杀中完成了对彼此的哺育。其实，极端的并不是阿富汗的主流社会。2019年一项民调显示，只有15%左右的阿富汗人表示同情塔利班，80%的人表示支持女性权利、社会平等和自由表达。所以，阿富汗缺的不是温和的力量，缺的只是愿意为温和而战的力量。历史或许有投影，但并没有宿命，既然它曾经转向，就有可能再次转向。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命运指向何方，常常取决于“沉默的大多数”是否继续沉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