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课，我们讨论了推动民主转型的观念动力，这次课，我们再往前走一步，谈谈民主稳固的文化基础。

注意，在比较政治学当中，“民主转型”和“民主稳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动力、机制和结果都不同。相对而言，“民主转型”更容易出现——它可能因为观念变迁或者经济发展出现，但也可能因为一场战争、一次经济危机、一个领导人的去世或者一次政变等随机性的因素而发生，但是“民主稳固”则要艰难得多，它往往需要各种结构性或者文化性的条件，比如需要各方政治势力具有妥协精神，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能力，可能还需要一定的国际条件等。这就像一个人去参加马拉松比赛并不需要很多条件，甚至可能一时兴起就去了，但是要以较好的成绩跑完马拉松，条件就太多了，你得有体力、有耐力、有策略、有训练、有相关的安全知识等。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可能有“偶然的民主转型”，但是没有“偶然的民主稳固”。

上次课我们讨论转型的观念动力时，使用的案例是韩国，这次课我们讨论民主稳固的观念基础，或许可以观察另一个亚洲国家——泰国。

泰国的政变之谜

现代史上，哪个国家发生政变的次数最多？

说实话，如果不是学习政治学，我怎么也猜不到是泰国。我们都知道，泰国基本上是个佛教国家，90%以上的国民是佛教徒，而佛教徒通常以安静祥和著称。事实上，泰国常常也被称为“微笑之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泰国旅行，我曾经去过一次普吉岛，普吉岛上的泰国人确实是印证了我心目中的佛教徒形象。他们对陌生人非常友好，经常是双手合十，一句温柔的“萨瓦迪卡”问候得你心都化了。

但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微笑之国”，居然成为现代史上政变最多的国家。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以来，泰国已经发生过21次政变，其中13次是成功的政变。也就是说，平均4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政变。说实话，看到这个数字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泰国的中学生好惨，他们背历史的时候怎么背啊，21次政变，这要考试的时候不出错也太难了。

不过，这里需要做一个说明，我们一听说“政变”这个词，往往会想到刀光剑影、血流成河，但是，其实很多政变是不流血的。泰国历史上的多数政变也是不流血的，包括2014年这次，也就是最近的一次。像印尼的苏哈托那样，政变完了杀几十万人，或者阿根廷那样，政变之后展开数年的“肮脏战争”，这在泰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泰国人的温柔，甚至可以说反映到了他们的政变里。

泰国那么多次政变，并不是每次推翻的都是民主政权，因为有时候是一个军政府推翻另一个军政府。但是，至少就过去四五十年而言，除了一次以外，所有政变推翻的，都是民选政府。2014年，政变推翻的是民选的英拉政府；2006年，推翻的是民选的他信政府；1991年，推翻的是民选的差猜政府；1976年，推翻的则是刚刚建立三年的民主政府。可见，在当代泰国，真正困难的，不是推动民主转型，而是实现民主稳固。转型本身对泰国人来说并不难，人家南非人奋斗五十年才推动一次民主转型，泰国人信手拈来就转了四五次。简直可以说，他们是一言不合就民主转型，但问题是，再一言不合，又民主崩溃。

为什么？为什么民主政体难以在泰国站稳脚跟？是因为军队过于强大和野蛮，以至民主难以维系吗？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是，大家反过来想一想，泰国不断在军人执政和民主政权之间摇摆，也恰恰说明军人政权没有那么强大。因为如果真有那么强大，那就不需要那么多次政变了，一次就搞定了，对不对？它能够允许民主转型不断发生，恰恰是因为它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垄断权力。事实上，泰国2014年和2006年的政变，正如埃及2013年的政变，军队并非真正的主导者，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在政治对峙已经造成局势失控的情况下出来收拾残局而已。

那么，为什么泰国的民主总是难以沉淀？这个问题可以从无数个角度去谈，社会结构、政治传统、经济模式等，不过，这次课，我想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我想借着泰国的民主困境，确切地说，泰国21世纪初的民主困境，来谈谈什么是民主文化。

参与精神=民主文化？

什么是民主文化？什么样的文化最有利于民主运转？关于这一点，比较政治学里面其实有很多种说法。比如，一个著名的理论，叫作“社会资本”理论，其代表性学者是帕特南（Robert Putnam）。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丰富与否，决定了它的民主能否走向稳固和良性运转。什么叫“社会资本”？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社会自发结社的习性。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很多人习惯于通过自发结社来解决问题，民主就容易走向稳固。为什么？因为自发结社培养公民的参与感、责任感、协商精神、合作精神等，而这些习性对于民主的落地生根都至关重要。哪怕这些社团并非政治性社团，而只是——比如说，读书会、爬山社、减肥小组，甚至广场舞大妈团体，它也可能通过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而给民主的运行提供润滑剂。

除了“社会资本”理论，另一个近年颇受关注的“民主文化”理论是“后现代文化”理论，其代表性人物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英格尔哈特。根据这个理论，当一个社会的经济模式从前现代模式抵达现代工业模式，然后再穿越现代工业模式抵达后现代模式，也就是知识经济、服务经济为主的模式，“后现代文化”就容易出现，而这种文化最有利于民主的运行。

什么是“后现代文化”？简单来说，就是“自我表达的文化”，也就是强调个体自主性和选择的文化。在英格尔哈特看来，工业经济强调流水线、纪律感、集体性、整齐划一，而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则要求个体的创造性、主动性和表达欲。当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自主的个体选择去塑造自身命运和社会命运，民主就越可能出现和稳固。他甚至通过数据回归分析，给这种可能性做了非常精确的计算。他的结论是：当一个社会30%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时，形式上的民主倾向于出现；而当一个社会45%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时，实质性的民主倾向于出现。当然了，社会科学家给的这些精确数字，大家参考一下就行了，不必过于较真儿，毕竟社会科学家也不是星相大师，不能指定民主转型的黄道吉日。

可以看出来，不管是“社会资本”理论，还是“自我表达”理论，其实都强调一点——参与精神。毕竟，民主和威权的最根本区别，就是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很多人说了算。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都不关心公共生活、不参与政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民主不可能运转起来。政治参与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可以是投票，可以是参加竞选动员，可以是上街游行或者签署请愿书，还可以是游说活动……甚至可以是写文章、转发文章、点赞跟帖。有一句话不是说吗，围观就是力量。当然了，用更新的网络语言来表达，就是“吃瓜就是力量”。其实没错，吃瓜就是力量。无论是政治家的监督、政治议题的设定，还是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往往都需要民众广泛的参与，而虎视眈眈就是参与的一种形式。

泰国民众的政治激情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参与精神是民主运行的根本性文化条件，那么泰国的民主屡屡崩溃，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文化中缺乏参与精神吗？其实，对过去20年的泰国政治史稍做了解，就会意识到，情况绝非如此。事实上，在当代泰国，不但整个社会不缺乏政治参与感，甚至可以说政治参与感过剩。要理解泰国人的这种政治热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代泰国政治极简史。

要讲述这个极简史，必须首先提及一个人物，泰国前总理他信。可以说，他是理解当代泰国政治的一把钥匙。这是个什么人呢？长话短说，他是一个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亿万富翁。泰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所以他信的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对农村和农民的各种倾斜，比如，给粮价提供大量补贴、给农民提供大量优惠贷款、在农村兴建各种乡镇企业等。

这些政策是好是坏，不是我们这次课要评述的内容，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就是这些聚焦于农民和农村的政策，得罪了很多城市中产阶级，因为这些政策不但将更多资源导向了农村，而且将政治权力的重心从中产精英转移到了农民手里。这些城市中产和精英对此难以接受，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种间接的贿选，或者说政治腐败，他信以各种动听的名义给农民发钱，而农民把他选上台。

在此需要说明一点，相比很多其他国家，泰国的精英阶层是比较保守和右翼的。历史上，它的周边国家，像柬埔寨、老挝、越南，都发生过轰轰烈烈的左翼革命，但泰国却基本上绕开了这个浪潮，很可能与精英的保守主义倾向有关。

以上是背景。现在我们来看看过去20年泰国发生了什么。2001年，他信赢得大选，到2005年，他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地完成一个任期的民选领袖，并又以压倒性优势重新当选。看上去，似乎泰国的民主终于步入正轨了。然而，2005年后，泰国民主的命运急转直下，政治进入过山车模式。

第一次危机，是2005—2006年。他信的农村民粹主义早已得罪了一批城市阶层，到2005年，反对他的情绪终于有了一个爆发的导火索。当年，他信家族把一个企业卖给了一家新加坡公司。反对派认为这次收购事件涉及腐败和逃税，支持者则认为这完全是一场正常的商业交易。不管怎么说，这个事件点燃了泰国人的反他信热情，一场浩浩荡荡的反他信运动就此开始，著名的黄衫军登上历史舞台。经过近一年的抗议示威，军队坐不住了，2006年9月发动政变，他信从此流亡海外。当然，他信的支持者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也组织动员了起来，这就是著名的红衫军。

从此，泰国的政治对决大幕拉开。黄衫军的主要构成是城市精英阶层，而且媒体、法官、军队甚至王室大体而言都站在他们这边，阵容非常强大。但黄衫军有一个弱点，而这个弱点在民主社会中恰恰是致命的——人数。毕竟，红衫军的核心成员是农民，而农民占泰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所以，红衫军什么都占劣势，但是他们人多势众。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无解的政治对峙。为什么无解？因为民主的两种逻辑在泰国这里打成了死结：一种是选票逻辑，就是多数说了算；另一种则是街头逻辑，谁呐喊的嗓门大，谁说了算。在选票逻辑下，红衫军是赢家；在街头逻辑下，黄衫军是赢家——毕竟，黄衫军生活在大城市，更容易动员起来占领街头。你可能会说，既然民主的核心机制是选举，那还是应该选票说了算吧？但是，当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涌上街头，愤怒地发出呐喊，你能说那不是人民的呼声吗？

所以，选票逻辑和街头逻辑的这个死结，注定了泰国政治的困局。2006年，虽然他信被赶跑了，但是他的势力还在。2007年大选，被视为他信代理人的沙马克当选。黄衫军又不干了，轰轰烈烈又上街了。泰国法院以沙马克参加一个厨艺节目、有利益冲突为由，解除了他的总理职位。只在台上待了9个月，沙马克就下台了。

沙马克下台了，没关系。他信又有了一个新“马甲”，他的妹夫颂猜。2008年9月，颂猜通过议会选举上台，他信的势力又一次卷土重来。于是，黄衫军又一次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他们围困了议会，将几百名议员变成人质，颂猜本人不得不从议会的后门逃跑。最终，宪法法院解散了人民力量党，只在台上待了3个月，颂猜被迫辞职。

这下黄衫军终于迎来了春天。宪法法院解散人民力量党并禁止其领导人从政后，2008年12月，黄衫军阵营的领导人阿披实终于被任命为总理。然而，这个“春天”非常短暂。为什么？大家肯定猜到了，红衫军不干了。对于红衫军来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的人选上去，而你们一次又一次作废选举结果，现在你们想要岁月静好？没门。于是，红衫军又挑起了抗议的大旗，要求重新组织大选。抗议不断升级，最大的一次冲突导致近百人丧生，数千人受伤。阿披实本人的汽车也直接被红衫军攻击，差点未能逃生。最后，阿披实不得不宣布接受提前大选。

2011年大选的结果怎么样？大家恐怕猜到了。他信的第三个“马甲”，他妹妹英拉，又一次胜选。这里不得不感慨一下，他信一家真是打不死的小强，太有韧性了，前仆后继地去当总理。只可惜，虽然英拉温柔又亲民，也不能拯救她的哥哥。她上台后，可以说把她哥哥在任时的剧情又原封不动地演了一遍。

2011年上台，2013年年底，黄衫军抗议风云又起，又是占领政府大楼、占领电视台、堵路、堵机场，各种暴力冲突。最终，2014年5月，宪法法院解除了英拉的职位。什么理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宪法法院指控英拉政府某个大米补贴政策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而且她更换某个部长的程序是非法的。总之，英拉下台，军方接管。之后，军方执政至今。

民主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

从泰国当代极简史可以看出，我们可以批评泰国政治和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但是唯独不能批评泰国民众没有政治参与精神。2005—2015年这10年左右，泰国人民简直是无时无刻地在进行政治参与，黄衫军、红衫军，你方唱罢我登场，街头运动成为一个永不落幕的剧场。

既然泰国人的政治参与如此热情洋溢，而参与精神是民主文化的核心，那么，泰国的民主为什么会反复崩溃？问题出在哪儿？在我看来，问题恰恰出在泰国人太有政治参与精神了，让民主的街头逻辑碾压了民主的选票逻辑。没有边界感和节制感的政治参与，让泰国的民主每次都是刚刚被建立，就又被推翻。过度的政治热情、过高的政治要价、过于急迫的政治通牒以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战斗精神，每每让泰国的新生民主不堪重负，走向崩溃。

所以，真正支撑民主运转的，未必是无节制的参与精神，而更可能是一种有限度的参与意识。关于这一点，政治文化学者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说得很透彻了。他在《公民文化》这本书中，比较了五个国家的政治观念。虽然书中关于实证材料的部分已经过时了，但是他的基本结论，今天来看，却是历久弥新。什么是“民主文化”？我们通常认为，越热衷于政治参与的文化就越是民主文化，但这本书认为，实际上，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参与精神、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换句话说，民主文化未必是一种纯粹的“参与文化”，而是一种“混合文化”。

为什么参与和服从、热情和冷淡之间的混合对于民主运转非常重要？因为参与精神助推民主所需要的政治动员，而服从意识则助推民主所需要的政治秩序。热情形成政治改革的动力，而一定的政治冷感则给过热的政治氛围降温。

其实，观察相对成熟的民主政治，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国家，其民众不但政治参与意识很强，他们的规则意识、政治边界意识也相对较强，而后面这两个元素常常被忽略。以英国而言，2016年的退欧公投，几乎是恰好一半人支持退欧，一半人反对退欧，双方可以说势均力敌、水火不容，但是，当公投结果出来后，哪怕退欧派的优势非常微弱（51.9%比48.1%），留欧派是否诉诸了无穷的政治运动去推翻这个结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并没有。哪怕后来一度有民调显示，一部分“退欧派”其实后悔了，导致双方比例有所反转，但是公投结果就是公投结果，不能随便取消和抵赖。

相比之下，我们发现，泰国人对政治参与极有热情，但是缺乏一种对规则的服从意识来平衡。在这一点上，黄衫军阵营尤其明显。民主选举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事情，而黄衫军的表现却像个一输棋就掀翻棋盘的棋手。2006年，他们以他信家族企业变卖过程腐败为由，要求他下台，但是相关委员会的调查并没有找到交易过程中的硬伤。2008年，颂猜以合法程序上台，但黄衫军仅仅因为颂猜参加了厨艺秀，便坚持要他下台。在一次示威中，示威者冲进政府大楼，迫使政府转移到一个秘密空军基地办公。当颂猜按宪法规定，在入职15天内前往议会进行政策报告时，示威者又堵住议会入口，不让他完成其宪法职责。最后，黄衫军干脆堵高速公路、占领机场，导致无数人无法出行。2014年，黄衫军又因为争议性的经济政策要求英拉下台，英拉同意解散政府、提前大选，但是，因为黄衫军知道自己每选必输，所以他们最后的招数就是，不但自己罢选，而且到处组织纠察队堵住投票站，不让红衫军的人投票，导致宪法法院作废选举。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黄衫军不断将自身的派系诉求放到既定的规则之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最后，只有政变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目标，于是，他们几乎是邀请了政变。我们知道，独裁者常常因为“一己之私”而破坏民主，其实，社会力量也可能因为“一群之私”而摧毁民主。

过度的政治热情使得泰国的政治制度化变得极其困难。黄衫军与红衫军对峙的那些年，泰国民众简直可以说陷入了政治高烧状态。年轻人去占领机场、堵高速公路也就罢了，连农村老太太都成群结伙地赶到首都，声援抗议队伍。有个细节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激情的程度：在一场红衫军的抗议中，组织者决定把抗议者的鲜血洒到政府门口，以示他们视死如归的心情。结果数千人排队去献血，尽管只是一人一小管血，但最后足足收集了1000升血，全都哗哗地倒在了政府门口。

这种政治激情对于民主稳固可以是致命的。民主政治要走向稳固，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转型过程中“广场政治”慢慢过渡为“常态政治”。所谓“广场政治”，就是万民上街，为制度的那关键一跃提供助推力，它的力量来自激情；而“常态政治”则意味着，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公众从街头逐渐隐退，将政治驾驶的钥匙交给其政治代表，它的力量来自协商。这种移交不仅仅是因为公共政策有一定的专业性，往往需要颇为专业的讨论协商，也因为很多时候，退出广场，必要的政治妥协才可能达成。

固然，即使在常态政治中，街头政治也有其功能，但是，街头政治本身的常态化和无限化，使得维系民主稳固的政治妥协极难达成。为什么？因为谁也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示弱对不对？几千个人的血洒政府门前了，还怎么妥协？任何妥协都会被视为背叛，越极端越被视为英雄主义。于是，运动只能进不能退，泰国的政治温度越升越高，最后，军队的出动成为局势唯一的冷却剂。

所以，什么是民主文化？它既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精神，也是一种对规则的服从精神，还是一种“允许专业之人办专业之事”的政治节制感。激情燃烧，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可能助推制度的跃迁，但是在民主的基本框架已经落地之后，激情过度燃烧则可能把这个框架本身也烧掉。泰国的民主，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地被过度的政治热情给烧毁的。

其实，过度的政治动员和参与热情导致民主崩溃，不仅仅发生在泰国。民主的街头逻辑倾覆民主的选票逻辑，是新生民主崩溃的一种常见模式。回顾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法国大革命，能看到其民主走向崩溃也是沿着相似路径。在1792年选举出来的国民公会中，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大体势均力敌。派系斗争虽然激烈，但并不注定民主崩溃——英国革命中的托利党和辉格党，美国革命中的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都是一边斗争一边维系了民主稳固。但是在法国革命中，这一派系斗争却导致了革命的“脱轨”。何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就是无套裤汉们无度的街头运动颠覆了民主的制度化运行。1793年6月，无套裤汉们在雅各宾派的煽动下包围国民公会，要求逮捕所有的吉伦特派，在这个关键节点之后，法国革命无可挽回地滑向了恐怖统治。

在当代，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我们之前谈到过的埃及，情形类似——政治世俗派拒绝等待下一次的选举机会，拒绝穆尔西的妥协方案，以数百万人的超级动员推翻了穆尔西政府，但同时也推翻了埃及的新生民主。很多国家的历史上，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情节，西班牙第二共和国、韩国第二共和国、当代乌克兰与玻利维亚等，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我们常常说，某某革命失败，是因为革命不彻底，其实，很多革命的失败，恰恰是因为它太追求彻底。仔细想想，这也并不奇怪。物极必反是个朴素的道理，却包含无穷的智慧。资本主义需要从“丛林资本主义”中拯救自身，宗教信仰需要从“原教旨主义”中拯救自身，爱国主义需要从“沙文主义”中拯救自身，民主，也同样需要从过度的政治激情中拯救自身。只可惜，无数道理，每一个国家、每一代人，往往都需要亲自撞得头破血流才能真正领悟。有时候，甚至撞得头破血流也难以领悟。或许是因为，很多时候，耐心比勇气更难达至，节制比热情更需要技艺。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对公民美德的嘉奖，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挽留它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