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会作恶？这恐怕是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最经久不息的问题之一。无数学术问题最后往往演变为学者们内部的文字游戏，但是，“为什么人会作恶”，确切地说，“为什么人会在特定情境下变得邪恶”这个问题，却翻越了学术的高墙，成为令几乎所有人着迷的大众话题。

人们试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卢旺达大屠杀、达尔富尔大屠杀、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剧？为什么会有火刑或者凌迟，而所谓“群众”会去津津有味地围观这些酷刑？为什么战争过后，胜利方会活埋几十万的俘虏？为什么会有奴隶制？为什么ISIS会把砍头拍成录像，再放到网上去传播？等等。我们之所以着迷这些话题，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话题本身的重量，而且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邪恶不是一两个独裁者所能做到的，往往需要密密麻麻的普通人去参与。令人惊悚的是，在另一个时空里，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可能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友，甚至，可能是我们自己。

“平庸之恶”

在所有关于人类邪恶的历史事件中，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恐怕是德国纳粹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本身的恐怖程度，而且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启蒙运动发生了两百年之后，发生在诞生了康德、黑格尔、贝多芬等伟大人物的德国。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的腹地，人会突然变成野兽？某种意义上，过去70多年，人类从未真正从对这一邪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

我们一遍遍地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去解释这种荒诞的邪恶，解释普通人为什么会参与其中，但是解释完之后我们又总是感到不满足，又不断去寻找新的答案，似乎如果我们真的完成了对它的解释，这种理解本身也构成对受害者的背叛。

在不断浮现的各种理论中，有一个理论抓住了很多人的心，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概念——平庸之恶。大家可能知道，这是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发明的概念，用来形容一个叫作艾希曼的纳粹党人。事实上，她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或许，分析艾希曼这个人，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会作恶”这个问题，帮助我们探测当下的自我和那个潜在的邪恶自我之间的距离。

谁是艾希曼？这是德国纳粹党中的一个中层官员，虽然职务不算很高，但是位置很关键——他负责整个帝国的“犹太事务”，相当于“党卫军犹太事务办公室主任”。第三帝国早期的犹太政策是强制驱逐，而不是屠杀，那时候艾希曼主要负责组织犹太人的驱逐和财产没收，后来帝国政策转为所谓的“最后方案”，也就是集中营毒气室杀戮方案，他就负责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登记、集中、运送到集中营去。

作为一个反犹的枢纽型人物，艾希曼可以说罪大恶极，理应作为战犯被审判。但是，“二战”之后，他神秘消失了。直到15年后，也就是1960年，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在阿根廷的一个小镇找到了他。于是，摩萨德绑架了艾希曼，把他押送到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展开了对他的审判。在这场全球瞩目的审判（图4-4）中，阿伦特作为《纽约客》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参加了庭审，并记录了她的观感。这就是那本书的由来。

为什么阿伦特用“平庸之恶”来形容艾希曼？因为她通过观察发现，艾希曼似乎并不是什么天性残忍、头脑扭曲的变态狂魔，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路人甲，用阿伦特的原话来说，艾希曼身上充满了“奇怪的空白”（bizzarr vacuousness）。精神医生对他的分析报告也显示，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心理或精神疾病，对工作、对家庭，甚至颇有责任心。

在其逃亡过的一个小镇里，人们记忆中的艾希曼是一个爱拉小提琴、喜欢给儿童巧克力，还时不时帮助邻居维修各种器械的“暖男大叔”。他的罪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执行上级命令、做了本职工作而已”。在他的叙述里，他既不是这场屠杀的编剧，也不是它的导演，更不是它的制片人，他只是其中一个可以随时被替代的“演员”而已。

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平庸之恶”。这种恶不需要创造性、戏剧性、思想性或任何所谓“恶之花”的美感，只需要一点盲目而已。在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解读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汇，就是“不假思索”（thoughtlessness）。在她看来，无法反思性地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艾希曼罪恶的核心要素。在艾希曼的眼中，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传达一些信息，执行一些命令，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他反复强调：“我从来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事实上，我没有杀过任何人。”

然而，这个似乎只是“传达了一些信息、执行了一些命令”的人，却是一个漫长迫害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个链条中，就每一个具体的环节而言，他们都没有杀人。角色A，只是负责登记犹太人的信息；角色B，只是依法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角色C，只是负责把犹太人送上火车；角色D，只是集中营的保安……甚至，角色Z，可能什么也没有干，只是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把头转了过去。但是，如果这些艾希曼们能够跳出自己的身份碎片、跳出“此时此刻”，从一个更高、更大的图景去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会发现，是的，“我”，作为一个个体，的确没有杀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却杀了无数人。

很大程度上，这正是邪恶政治的秘密。它把邪恶切成一小份一小份，小到每一份邪恶的实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恶的分量，他们只是恪尽职守，把面前这一块画板画好，但是，当所有的画板都画好，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时，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却出现了。这也是为什么艾希曼觉得特别冤。

事实上，在我看过的所有纳粹历史记录中，几乎所有的纳粹分子都觉得自己很冤，在他们看来，我只是一万分之一，做了0.001%的恶，你们却把我当作100%的恶棍来审判，这也太不公平了。殊不知，他可能对每一个受害者的死只需要负0.001%的责任，但是他要对几百万个人的0.001%负责，即使从数学上来说，他手上所沾染的鲜血也是无数生命了。

集体作恶的1+N模式

这也正是“平庸之恶”最惊悚的地方。我们发现，邪恶的上演并不需要多少真正的“坏人”，只需要金字塔顶端的导演，和无数略微有点“近视”的普通人——为什么说略微有点“近视”？就是他看不到“大的图景”，更确切地说，拒绝看到“大的图景”，就盯着眼前这一张办公桌、这一节车厢、这一张表格。这就是邪恶的“1+N”模式。普通人就普通在，如果有人让我们去杀一个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胆量也没有足够的恶意去做这件事，但是，如果只是让我们去传达信息、去维持治安、去登记财产、去清理骨灰、去注射某种药剂……我们中的多数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去执行。

然而，邪恶真的仅仅是“平庸之恶”吗？当张三的“不假思索”和李四的“不假思索”，还有王五的“不假思索”……彼此相连，就会形成汹涌澎湃的邪恶吗？还是，或许更重要的，不是他们各自的蒙昧，而是将他们相互连接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是权力，巨大的、失控的权力。金字塔尖的“一”往往通过无数的“N”去传输邪恶，但是最终，也正是那个“一”，将所有的“N”连接起来、转动起来。没有那个巨大的纽带，再多的螺丝钉也只是一堆废铜烂铁，无法构成一台轰鸣的机器。“平庸的恶”的背后，是“激进的恶”。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藐视民众的概念，乌合之众、暴民、愚民、群氓，等等，似乎普通人天生狂野、贪婪、愚昧。其实，此类含混不清的概念最大的困境，就是难以解释变化。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狂野愚昧，似乎符合那个乌合之众的概念，可是为什么到了2015年，德国人成了整个欧洲最欢迎难民移民的博爱主义者？难道德国人的基因突变了？显然，真正变化的不是德国人的基因，而是金字塔上方的那个“一”。

其实，我相信在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一定比例的所谓“坏人”，构成“暴民”的基础，但是观察历史，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暴民，如果没有插上权力的翅膀，其危害往往比较有限。比如说义和团，早期一直是华北农村不成气候的民兵组织，只是在慈禧撑腰之后，才发展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烧杀运动。当“暴民”现象成为洪流，其驱动力往往是权力，而不是抽象的人性。

权力如何制造“暴民”？不妨将其机制拆解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暴力和高压，其次是利益诱惑，再次是意识形态。

生产“暴民”的机制一：高压

首先来看高压的力量。在系统的政治杀戮或迫害中，暴力的普遍化甚至仪式化往往是关键一步。历史上对酷刑有组织的围观，各种批斗大会，都是这种仪式化暴力的表现。纳粹一上台，其国家暴力的特性就显露无疑。1933年，纳粹开始推行所谓抵制运动，冲锋队四处出击，禁止德国人进入任何犹太人经营的场所。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禁止犹太人和日耳曼人通婚，禁止犹太人在诸多行业从业。1936年开始，对经济体系进行所谓“雅利安改造”，直接剥夺犹太人的财产。1938年的“水晶之夜”，更是将暴力赤裸裸化，数百个犹太人被杀，数千个店铺被烧毁，数万个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有了这一切的铺垫，1941年后对犹太人的强制隔离居住、1942年后实行所谓“最后方案”，就是水到渠成了。

这些暴力或暴力威胁给普通人带来的震慑，我们不难想象。“二战”结束后，很多普通德国人声称自己不知道对犹太人的屠杀，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其实，所谓“不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想知道”，而“不想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敢知道”。只要稍微想一想，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一批批的犹太人消失了，而在消失之前，他们被辞退、被剥夺财产、被隔离、被殴打、被羞辱……然后，他们消失了。

即使想不到其中的细节，也能想到那是一条非常黑暗的隧道。何况在消失的途中，无数普通人不断接手他们：隔离区的工作人员、警察、火车站工作人员、医生、狱警、厨师……也就是说，有无数的艾希曼们，而这些艾希曼们很容易把所见所闻告诉亲友以及亲友的亲友……但是，因为恐惧，人们不去想，不敢想。

政治学中有一个词汇，叫作“理性的无知”，通常用于分析选民的投票行为，但是，用在这种极端恐惧下的思想自我屏蔽，同样恰如其分。什么叫“理性的无知”？意思就是，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生产“暴民”的机制二：利益

恐惧只能制造沉默，而利益诱惑则能造就积极分子。这是权力制造暴民的第二个台阶。在艾希曼的自述中，以及阿伦特对他的描述里，艾希曼似乎只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公务员，被动而茫然地执行着命令，因而“不知不觉”犯下了罪行。果真如此吗？还是，当权力向社会撒下利益的诱饵，他是努力跳起来去够那些诱饵的人？

1932年，纳粹党赢得大选之际，艾希曼即刻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1934年，他又加入纳粹的安全部门。这都是他主动的选择。之后，因为工作积极、表现出色，他不断获得升职，成为整个帝国的“犹太人事务”的第一执行人。到最后，党卫军的“犹太人事务管理办公室”直接被叫作“艾希曼的办公室”。

比职业升迁带来更大满足的，是心理上的成就感。26岁加入纳粹党之前，艾希曼可以说一事无成。虽然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可能是学习不够用功，也可能是不够聪明，艾希曼甚至高中都没有毕业。而且，由于长了个犹太人式的鹰钩鼻，他从小还是小伙伴们的嘲笑对象。从职业学校毕业后，他找到了一个汽油推销员的工作，但是没过几年，又被解雇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成为其中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虽然到最后，艾希曼的正式职务并不是很高，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处级或厅级干部，但是，由于其位置的特殊性，所以权力巨大。当时的犹太人团体，是走是留，如何走、如何留，走到哪儿、留在哪儿，他往往具有生杀予夺之权。所以，从1939年开始，就有报纸称艾希曼为“犹太人的沙皇”。一个犹太人这样记录艾希曼当时留给他的印象：“艾希曼进来了，像一个年轻的神。他那时很帅，高大，黝黑，闪闪发光。他的行为也像是神——他决定着逮捕或者释放谁，取缔或者放行某个机构，创办或者审查某个犹太人报纸，甚至最终，决定着谁能动用犹太人的银行账号。”

大家想想，这是何等的光环，一个33岁的年轻人，一个签名，一句话，决定着无数人的命运，而仅仅是在7年前，他连一份推销员工作都没有保住。所以，哪怕战争结束，他已经逃亡到阿根廷，从“神”重新变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养兔专业户”，他依然沉浸在昨日辉煌中。最后他之所以暴露自己，被摩萨德抓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实在忍不住向当地的其他德国移民炫耀自己是谁。在一张送给朋友的照片背面，他郑重其事地签名道：阿道夫·艾希曼——党卫军军官（退休）。

所以，艾希曼绝不仅仅是个被动的螺丝钉，“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罪人。他是高高举手要求成为螺丝钉，他是主动跳进那个杀人机器。在法庭辩护中，艾希曼不断强调自己只是个政策的执行者，却不谈论他如何把自己放到执行人的位置上去，这显然是避重就轻。这就像一个醉汉不断宣称，自己因为别人劝酒而喝醉了，却不提及是自己主动走到“别人的”酒席中去。艾希曼的恶，不仅仅是“平庸之恶”，而恰恰是“不甘平庸之恶”。

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艾希曼是那个向利益诱饵走去的人，当权者则是诱饵发放者。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作恶会带来无穷的好处：升官、发财、虚荣心的满足。一切极权体制招募打手的机制，都是对权力和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垄断，从而使得有抱负的人放眼望去，只有这扇门可以敲开。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抱负或甚至有虚荣心的年轻人想向上流动，想从nobody变成somebody，而是在一个资源垄断的体制中，这些年轻人获得成功的最便捷途径，甚至唯一途径，就是加入一场恶的游戏。

生产“暴民”的机制三：意识形态

恐惧、利益是普通人作恶的两个台阶，第三个台阶，则是意识形态。恐惧让人沉默，利益让人积极，意识形态则令人狂热。意识形态是什么？我们之前也讲到过，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很少有普通人愿意去作恶，但是，如果有一种意识形态把恶“翻译”成善，或把“主动的大恶”翻译成“不得已的小恶”，那愿意作恶的人就不但乌泱乌泱的，而且慷慨激昂了。

纳粹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翻译软件。我们今天可能觉得，纳粹的种族淘汰论简直愚不可及，德国人怎么会接受如此荒诞的意识形态？但是，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纳粹主义并非完全不可思议。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尔文主义思潮盛行全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一弱肉强食的法则，不但适用于动物界，也适用于人类，不但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国族。

因此，从一开始，纳粹主义就是以“生物进步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它宣称，其宗旨是要将人类最“优秀”的基因，也就是所谓雅利安人基因，发扬光大，而“劣等民族”，比如犹太人，则应当从人类的基因库中被抹去。阅读纳粹德国史就会知道，他们消灭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一系列配套的“生物进步主义”措施，比如，对老弱病残实行安乐死工程，绝育工程，消灭精神病人，消灭吉卜赛人，各种优生学措施，等等。

我以前读《纳粹医生》这本书，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作者说，在整个德国纳粹史上，尽管杀人无数，官方文件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杀死”（kill）这个词，永远都是“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正面或中性词汇。也就是说，纳粹从来避免以屠杀者的身份出现，他们试图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以“科学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进步推动者”的面目出现。用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

因此，当时很多普通德国人，正是通过这种“生物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看待纳粹之恶，而通过这个“翻译软件”看到的恶，就不再是恶了，是为了迎接美好明天进行的“大扫除”。艾希曼之所以如此热情洋溢地投入到反犹工作中，也正是因为接受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在20世纪50年代的访谈中，他明确表示：“在完全理解《凡尔赛条约》的耻辱之前，我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了。很大程度上，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超级民族主义。”他甚至表示，他是康德的信徒，不过，他说，“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应该臣服于国家的法律。”

其实，岂止纳粹主义，几乎所有的政治迫害，都会有一个将其迫害正当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推行所谓“快速土改”时，任何反对他的人都被视为“新殖民主义者”。在袭击平民的恐怖主义者眼中，他们是捍卫神圣宗教、反抗世界霸权的“圣战”战士。在缅甸军方针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中，罗兴亚人则被说成是恐怖主义暴徒。在卢旺达屠杀中，胡图族将被杀害的图西族称为蛀空国家的“蟑螂”。当萨达姆针对库尔德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时，他宣称库尔德人是分裂祖国的罪人。之前的课我们谈到过韩国电影《辩护人》，在电影中，那个安全人员把宋律师打倒在地，并呵斥道：“你知道你们为什么在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吗？是因为有我这样的人。”在所有这些情节中，意识形态成为现实的过滤器。复杂的现实穿越意识形态抵达每个人的头脑，就像阳光穿越大气层抵达人们的眼睛时，只剩下美好的蓝色。

所以，普通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恐惧，因为利益诱惑，因为观念的魔法。个体的恶或许乏味，但是集体的恶从来并不平庸，它前面往往是权力的指挥棒在呼风唤雨，而燃料则是被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所点燃的激情。也就是说，艾希曼或许并不像阿伦特所说的那样“不假思索”，在高压、在利益面前，他始终进行着精密的计算，而动听的意识形态则给了这种计算一个合理化的外衣。所谓盲目，与其说是个体的“不思考”，不如说是系统的“反思考”。它不是任何人天生的无能，而是制度所施加的近视。

因此，面对恶的蔓延，面对高压，面对诱惑，尤其是面对那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一旦你了解人之为人的脆弱，一旦你认出自己在极权主义当中的倒影，作为个体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听听不到的，去寻找更大的图景，就不仅仅是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