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一个知名学者通常以一两本代表作扬名天下，很少有学者几乎每本书都引起轰动。亨廷顿却是一个例外。他的几乎每本书都像是一颗小型原子弹，在公共领域激起激烈的辩论和持久的关注。这未必是因为他的某个具体观点本身多么深得人心，而是因为他是个超级“议题设定者”——也就是说，你同意他也好，不同意他也好，你总是在情不自禁地讨论他抛出的问题。

大家可能有印象，我们这个课程就屡次提到过他。在讲“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我提到了他，因为这个概念是他发明的。在讲“重新带回国家”的时候，我也提到了他，因为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引领了一个思想潮流。这次课，我们又要以他为引子，来谈论另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文明的冲突。

一个不合时宜的预言

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其实已经包含在标题里了，大意就是：冷战结束了，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冲突走到了尽头，从现在开始，文明将成为政治冲突的分界线。换句话说，以前是左右之争，现在是文化之争。他把世界文明分为七八个板块：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印度、拉美等。但是，如果进一步简化，他实际上是把文明分成了三个阵营：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方，还有就是一堆“骑墙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the West vs. the Rest”（西方对其他），以及一堆swing civilizations（摇摆的文明）。

今天来看，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它的具体观点，而是它的发表时间。这本书出版于1996年。事实上，亨廷顿在1992年就做了“文明冲突”的报告，1996年的书，只是对这个报告的拓展。也就是说，几乎是冷战刚刚结束，当时整个西方还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亨廷顿却不识时务地抛出了这个冷峻的观点——“文明的冲突”正在到来。

当时，他的观点一抛出，立刻受到了无数批评：有的批评他好战，在煽动战争；有的批评他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文明看得高人一等；有的批评他不区分政治和文化，将政治的冲突统统归结为文明的冲突；甚至有人批评他不过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但是，一个事件的发生，让无数批评的声音愣住了，顷刻间，在一些人眼中，亨廷顿从一个沙袋变成了一个“预言家”。什么事件？大家可能猜到了：911。

911的发生，让很多人开始正视“文明的冲突”这种可能性。纽约的世贸大楼，几乎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象征，眼睁睁地被两架飞机撞倒，而劫持这两架飞机的，是19个伊斯兰极端分子。人们可以从无数个角度诠释这个匪夷所思的事件，但是无疑，文化冲突是其中一个重要视角。

911是一个戏剧化的事件，另一个事件，不那么戏剧化，而是缓缓发生，但是它的冲击波，同样被视为是“文明冲突论”的论据，这个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在一些人看来，近年中美矛盾不断升级，似乎是印证了亨廷顿的观点。特朗普上台之前，中美冲突还只是时隐时现，特朗普上台之后，由于他“酒驾”般的施政风格，冲突开始白热化。从中美贸易战到科技战，从香港问题到新冠病毒之争，双方不断地陷入剑拔弩张的状态。我们有种感觉，窗外的历史似乎不再闲庭信步了，而是开始加速奔跑，至于它将要跑到哪里，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速度本身，就足以让人感到紧张。同样，中美矛盾的清晰化，或许有各种原因，但是无疑，文化的冲突是其中一个重要逻辑。

所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被很多学者判了死刑，在21世纪却起死回生了。救它的不是别的学者或者理论，而是现实本身。现实曲曲折折，却还是绕到了亨廷顿的笔下。人们不情愿地发现，the West vs. the Rest，这个说法虽然如此粗糙，如此经不起细节的推敲，但是，作为一个大致的框架，却似乎比25年前，也就是亨廷顿刚刚写下《文明的冲突》的时候，更有说服力了。更重要的是，人们担心，这种“说服力”仅仅是刚刚开始。

到底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个先知性的预言，还是过时的危言耸听？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时间关系，这次课，我想谈谈在我眼中，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在哪儿。下次课，我将谈谈我认为这个观点的问题在哪儿。

显然，我们真正关心的，不是亨廷顿本人或其著作的命运，而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处于一个文明对撞的时刻。因为照亨廷顿的说法，似乎西方国家已经吹响了集结号，而东方国家也终将因为“共同的敌人”而走到一起，双方将沿着一条“文明断层线”迈向决战时刻。如果这个画面是真的，那我们也不可能岁月静好下去了。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当然要关心，我们所面临的，是怎样一场风暴。

亨廷顿对在哪儿之一：政治文化差异真实存在

现在，我来说说，我认为亨廷顿对在哪儿。首先，我非常同意亨廷顿的这个看法：就特定历史时刻而言，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什么叫政治文化的差异？简单来说，就是政治价值排序的不同，或者价值权重的不同。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同政治文化存在价值差异，这还用说吗？这不是废话吗？其实，这还真不是废话。即使原则上同意“政治文化存在差异”的人，在涉及具体问题时，也常常否认这一点。在具体问题上，他们常常说的是：“别看谁谁谁怎么怎么样，其实它怎么怎么样”，因此结论往往是“其实都一样”。

一种常见的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就是以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去否认一个文化总体的价值倾向性。比如，如果我说，中国人倾向于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可能立刻有人会说，“我就认识谁谁谁，他完全没有民族主义观念”；或者如果我说，穆斯林世界对同性恋更缺乏宽容，可能立刻有人会说，“我就认识哪个哪个穆斯林，他们完全能够接受同性恋婚姻”。显然，我相信，每个文化内部都会有多元的声音，但是，我理解的文化差异，不是指每个文化铁板一块、万众一心，而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每个文化圈的“平均观念水位”或者“中间观念水位”的位置不同。

另一种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是以每个文化内部的演进性，去否认一个文化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倾向性。比如，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说到巴基斯坦的“荣誉谋杀”。所谓“荣誉谋杀”，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一个男性，因为他某个女性亲属做出什么“有伤风化”的事情，比如通奸、私奔，甚至仅仅因为穿着有点暴露，就直接把这个女人给杀了。讲到这个现象时，我表示很愤怒，我这个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基督教国家以前也非常歧视女性，中国不也是，等等。

显然，基督教世界历史上有过烧女巫现象，中国古代也有过将通奸女性“浸猪笼淹死”的现象，这和今天巴基斯坦的“荣誉谋杀”相比，其残忍程度，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当我们谈论文化差异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特定的历史时刻”的差异，也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的横切面里，不同文化是否存在着价值差异。毕竟，文化的冲突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刻，400年前的英国人可能比今天的巴基斯坦人更加保守，但是他们不会相遇，会相遇的，是今天的巴基斯坦人和今天的英国人，所以特定历史时刻的文化落差很重要。

第三种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是以“普世价值”去否认文化差异的存在。根据这种观点，世界上存在着普世的价值，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是人嘛。因此，我们能够观察到文化差异，“其实”仅仅是政治差异，无非是一些统治者以高压方式蒙蔽人心，一旦高压消失，“虚假观念”也会随之消失，普世价值自然就浮现出来了。

老实说，我觉得“普世价值”这个词有点偷懒。显然，全世界的人都热爱自由。用秦晖老师的话来说，如果自由不是“普世价值”，为什么全世界的监狱都要上锁？全世界的监狱都要上锁，说明全世界人都渴望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当然是普世价值。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或许不是全世界民众是否热爱自由，而是当自由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比如当自由和平等发生冲突时、当自由和秩序发生冲突时，人们如何排序？面对价值的冲突，也就是所谓“诸善之争”的时候，价值的排序或价值序列中的权重不同，就带来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才是“文明冲突”的起源。

比如，有些文化重视秩序超过自由，有些文化则重视自由超过秩序；有些文化认为主权比人权重要，有些文化则认为人权比主权重要；有些文化更重视平等，有些文化更重视效率；等等。我在清华大学工作，如果我问我的学生怎么看待“港独”“台独”，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会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但是我记得在英国工作的时候，我也问过N个我的英国学生，如果苏格兰独立，你怎么看？结果他们大部分都表示，他们想独立就独立呗，慢走不送。

至于各种文化差异背后有没有政治因素，当然肯定有。但是，即使是一定体制内形成的民意也可能内化。为什么？因为为了避免认知失调，人们往往会说服自己，自己被动相信的东西其实是自己主动相信的。这一点，在纳粹德国是常见现象。之前我讲到艾希曼、讲到“理性的无知”，就是类似的道理。而所谓“虚假观念”，一旦形成，它也可能构成真实的、有重量的“社会事实”，反过来成为特定政治的文化支撑。这就像“地球是平的”这个说法，即使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多数人这样认为，这个观念本身就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是有社会后果的。

所以，其实人们有很多种方式去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真实存在。不过，政治文化差异的真实存在，并不是亨廷顿的或者我的“看法”而已，而是可以被验证的经验事实。比如，跨国民意调查就可以提供大量相关信息。举个例子，关于男女平等的看法，在世界观念调查2010—2014年的数据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当就业机会稀少时，男人比女人更有权得到工作。你是否同意这个看法？”美国人同意这个判断的比例是多少呢？大约6%。中国人多少呢？38%。巴基斯坦多少呢？75%。可以看出，对同一个涉及男女平等的问题，今天的西方文化、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反应是不同的。

再举个例子，皮尤中心2015年的一项民调，有个问题涉及言论自由的限度，当问及“人们是否有权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时，95%的美国人表示同意，巴基斯坦表示同意的人则只有54%，而当问及“人们是否有权公开冒犯我的宗教”时，77%的美国人表示同意，但是只有20%的巴基斯坦人表示同意[Richard Wike, “The boundaries of free speech and a free press,”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Attitudes and Trends, Nov. 18, 2015.]。可见，不同文化目前对“言论自由的边界”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还有一个例子。在盖洛普2017年的一项民调中，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愿意为你的国家而战”，中国表示“愿意”的比例是相当高的，77%，而欧美国家普遍不太高，美国是最高的，44%，加拿大是30%，英国是27%，说明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可能不如中国人这么热烈。

此类的例子很多，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我想，大家已经大致理解我的核心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政治文化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上，在追踪全球观念变化方面，最著名的两个政治文化学者英格尔哈特和韦尔策尔，他们干脆根据这些差距，画出了一个“世界观念地图”（图4-6）。

图中，纵轴是从传统价值到世俗理性化的分野，横轴是从生存价值到“自我表达价值”的分野。在这个“文化地图”中，信息非常复杂，但是有一点相当明确：不同的文明确实在价值谱系上的位置有所不同，并且具有一定的“板块性”。比如，新教国家倾向于集中于这个图的右上角，也就是说，它们的政治理性化程度和自我表达价值都比较高；而儒教国家倾向于出现于图的中上方，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政治理性化程度较高，但是自我表达的价值程度居中。以此类推，确实可以大致看到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板块”的分布。

亨廷顿对在哪儿之二：政治文化差异可能引发冲突

上面是我想说的第一点：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现在，我来说说我同意亨廷顿的第二点：政治文化的差异可能会带来冲突，在一个全球化加速的时代尤其如此。关于这一点，大家可能又会觉得是废话：显然啊，差异可能带来冲突，这有什么争议吗？事实是，这有争议。不但有争议，而且近些年人们还争得如火如荼。争论的一方，当然是亨廷顿的观点，认为在一个不同文化狭路相逢的时代，可能爆发激烈的冲突，而争论的另一方，则是一种比较理想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

根据这种观点，不同文化如果彼此尊重，完全可能和谐共处。因此，移民难民的加速化不会带来什么文化的冲突，少数族裔也没有必要向主流文化靠近、进行文化同化。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话来说：多样性是我们的力量（Diversity is our strength）。所以，为什么要害怕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恰恰应该是一个社会应当庆祝的事情。

显然，特鲁多的说法非常有吸引力，我们都向往一个不同文化和谐共处、各美其美的社会。但是，这种和谐的前提是“相互尊重”，而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常被现实打耳光的“如果”。如果塔利班能够接受民主选举，阿富汗就不会再打内战；如果埃及人都接受穆兄会的胜选，那么埃及民主就不会崩溃；如果乌克兰人都承认欧盟比俄罗斯更好，乌克兰内战就会迎刃而解……但问题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省心的“如果”。

成功的“多元文化主义”需要所有文化群体同时恪守自由、宽容、民主的底线，而这是一个极高的底线。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种族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不断发炎的政治伤口。印度作为发展中世界的老牌民主国家，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近年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华裔在那里已经扎根数百年，仍然成为时不时爆发的反华浪潮的受害者。在尼日利亚，基督徒和穆斯林从独立开始就不停冲突，直到今天，几乎每次大选都因为族群关系而成为火药桶事件。显然，在这方面，相比其他国家，加拿大相当成功，但是即使成功如加拿大，其魁北克问题也曾引起严重撕裂。到今天，它也有移民难民的限额，有择优过关的移民过滤标准，而在难民涌入有失控迹象之际，它也开始悄悄地调整自己的政策，把门关得更紧。更重要的是，到现在，加拿大仍然是个文化同质程度相当高的国家，其有色人种的人口比例远远低于美国，非法移民问题更是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加拿大已经成功应对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不如说真正的挑战可能还没有到来。

事实上，文化在相互遭遇的过程中发生冲突，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对此，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有长达200多年的切身体验。当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访，一个跪还是不跪的问题，就引发了巨大的外交危机。这个危机的背后是什么？是价值的冲突。对当时的大清王朝而言，连大臣见到皇上，都得三跪九叩、自称“奴才”，何况你一个外国使节？而对英国使节来说，我连自家国王都不跪，为什么要给你们跪？不同的权力观，带来文化的冲突。马戛尔尼访华暴露的礼仪冲突，只是后面200多年巨大文化冲撞的一个引子而已。

今天，全世界的文化冲突仍然无处不在。一个典型例子，是2015年的“查理周刊事件”。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法国的一个杂志《查理周刊》，因为刊登冒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遭遇极端分子的报复，10余人被打死。2020年10月，一个法国教师又因为在课堂上展示这个漫画，被一个穆斯林极端分子砍头。对于法国主流社会来说，言论自由是至高的价值，哪怕这种自由有时候意味着对虔诚宗教信徒的冒犯；对于极端主义穆斯林来说，宗教信仰是至高的价值，哪怕这意味着有时候要抑制言论自由。于是，不同价值排序的文化相互遭遇时，冲突爆发。

所以，文化差异造成冲突，这是一个不断上演的历史事实，而不仅仅是保守主义者的臆想。在一个全球化程度不高的时代，观念不同的人还可能相安无事，毕竟，大家相距遥远，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全球化则把远在天边的“异己者”带到了眼前。从经济上而言，全球化对于绝大多数人显然是好事，毕竟，全球化可以通过把蛋糕做大而实现双赢。但是，文化全球化则不同，因为价值观念常常只能非此即彼：你不能既认可同性恋的婚姻权，又反对同性恋的婚姻权；既认同退教权，又不认同退教权；既相信主权高于人权，又相信人权高于主权。这就是为什么文明的冲突常常到达你死我活的程度。2013年的一项皮尤调查显示，64%的巴基斯坦穆斯林，63%的埃及穆斯林，78%的阿富汗穆斯林认为退教——就是离开伊斯兰教——可以被判死刑，如此强烈的宗教情怀，一旦与宗教自由的世界观相遇，冲突可以说在所难免。

遭遇不但可能带来冲突，甚至可能会造成观念的两极化。这一点，我想所有在网上辩论过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前谈到瑞典的时候，我曾经讲到过一个概念——“文化反弹”。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为了抵御西化威胁，东方各国多少都出现了“传统复兴”现象；而最近20年移民难民浪潮的出现，同样也开始激发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主义，以此抵御他们心目中的“东方化”威胁。这种各自保守化的趋势恰恰是“文明遭遇”的阶段性后果。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我们谈到过的阿富汗，一个本来正在走向世俗化的国家，为了抵制苏联带来的极左意识形态，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狂热，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他国家可能没有那么极端，但是保守力量崛起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常见趋势，印尼、土耳其、印度、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国家都有此迹象。哪怕是中国，这些年对传统文化的强调，大家也都有目共睹。我记得我小时候，学校是不学《三字经》《弟子规》的，但是现在我女儿，小小年纪，在那摇头晃脑念：“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搞得我还得偷偷百度，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当然，对外来文化，各国的态度不一定仅仅是抵制，更多的时候是“半推半就”：一边抵抗，一边学习；今天抵抗，明天学习；一部分人抵抗，一部分人学习……这种半推半就的暧昧态度，其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所有文化都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变迁。但是，这种殊途同归的现象，是否意味着文化冲突不会爆发？有趣的是，未必。事实上，英格尔哈特和韦尔策尔的研究就发现，虽然世界各国民众都在或多或少向着更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价值移动，但是文化冲突的风险仍然可能增加。为什么？因为移动的速度不同。简单来说，如果跑在前面的人跑得更快，就算跑在后面的人和他方向一致，双方的距离还是会越来越远。遗憾的是，从“世界观念调查”的数据来看，这恰恰是当下各文明演进中所发生的情况。

总结一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认为，在两点上是对的：第一，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即使这种差异可能是特定政治制度、历史条件、经济水平等因素的产物，而不是什么亘古不变的“民族性”或者“宗教特征”，但是，作为一个因变量存在的它，也可能作为一个自变量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的稳定性。第二，在一个全球化加速的时代，文化差异可能带来激烈的冲突。哪怕我们都认为A和B都重要，但是，当你相信A比B重要，而我相信B比A重要，你我在一起生活，就可能出现各种摩擦。事实上，相互遭遇不但可能呈现矛盾，还可能造成观念的两极化。当代世界各国，无论东西，都出现了保守主义的复兴，就是这种两极化的一个表现。即使这种保守主义的复兴，只是文化演进大方向中的旋涡，由于不同文明演进的速度不同，文明冲突的风险仍然有可能不断增加。

认可上述两点，是否意味着认可亨廷顿的总体性判断，也就是说，一场东西文明的大对决即将上演呢？大家可能都看过《权力的游戏》，都知道这个故事的大致发展轨迹：一开始，是无数分散的势力相互混战，但是慢慢地，大鱼吃小鱼，合并同类项，最后演变成了小龙女和瑟曦在君临城的对决。其实，亨廷顿所描述的未来世界，有点像“权力的游戏”：不同文明圈大鱼吃小鱼，合并同类项，最终，世界格局走向the West vs. the Rest的对垒。国际格局真的会这样演变吗？未来世界真的会如此好莱坞吗？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我们下次课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