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课我们说到经济不平等的上升，以及它带来的种种问题。但是，我们只谈了问题的A面，没有触及B面。B面是什么？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A面。在这一面，一个简化版的叙事框架是这样的：由于富人的贪婪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公，全球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人无论如何辛勤工作也不可能浮出水面，只能在生死线上挣扎，而富人不但独享发展的果实，而且往往收买权力，防止穷人改造这个不公的体系，最后，矛盾必将导致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内爆。我们上次提到电影《小丑》，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叙事框架是否正确？我的看法是，它过于简单，过于光滑，而现实并非如此黑白分明。为什么？我们不妨把上面的叙事框架分解为三个要素，然后一一观察它们是否完全合理。第一个要素，是关于不平等的严重程度，可以被概括为“悲惨世界”叙事。电影《小丑》中的阿瑟，就合乎这种“悲惨世界”叙事。电影一开始，我们发现，他的命太惨了；后来我们发现，他更惨了；到最后，简直惨不忍睹。第二个要素，是关于不平等形成的原因，可以被称为“受害者”叙事。为什么阿瑟那么惨？一切都是他人的错，坏老板、坏同事、坏市长、坏明星、坏观众……最后，连他最爱的母亲居然也是个“坏人”。第三个要素，是关于不平等的后果，则是“阶级战争”叙事。无辜的受害者和冷酷的精英，两者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冲突只能不断加剧，最后鱼死网破，所有人同归于尽。

就当代世界的不平等状况而言，这三种叙事，能够完全成立吗？在这次课，我想往这个黑白分明的画面里添加更多的色彩，目的当然不是全盘推翻这个叙事框架，而是试图在一切可能的解决方案前面加上“小心翼翼”这个状语。历史如果真的带来什么教训，这个教训并非仅仅是“要有与邪恶作斗争的勇气”，而且是“要有与狂热作斗争的自我警醒”。

“悲惨世界”叙事的另一面

首先，我们来看看“悲惨世界”叙事。上次课我们展示了皮凯蒂那张著名的图，一张关于美国不平等程度的U形图，一头是镀金时代，一头是21世纪，两头高、中间低，说明今天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回到了100多年前。这个结论看似清晰，但是，如果加入更多的背景知识，我们会发现，现实其实模糊得多。

第一个背景知识是，不平等是什么经济水平上的不平等？不同经济基础上的不平等，其分量是很不同的。简单来说，穷得吃不起饭，和穷得去不起夏威夷度假，含义很不同。如果我的生活能维持小康，那么我其实不介意比尔·盖茨比我富有1000倍、1万倍、100万倍。但是，如果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盖茨就算只比我富两倍，我也会感到义愤填膺。当年中国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其实很多地主富农的财产，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几乎是一贫如洗，但是这并不妨碍贫下中农对他们充满怨恨，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经济学家曼昆（N. Gregory Mankiw）说，真正重要的，本质上是贫穷问题，而不是不平等问题本身。而我们当代社会，相比100多年前，大大缓解了贫穷问题。我之前的课也讲到过，19世纪时，全球贫困率是90%多，而现在是10%。在这个意义上，拿今天这个时代的不平等和镀金时代直接类比，存在着误导性。

第二个必要的背景知识是，对贫困是否存在社会救济？不平等在加剧，但是，政府和社会对于处于底部的人，是否有救济措施，对于我们理解“悲惨世界”到底有多悲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镀金时代，是不存在福利国家的，公共服务也少得可怜，那时候的绝对贫困，就意味着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是今天这个时代毕竟不同。

皮凯蒂的图片是税前收入，并不包含财富转移信息。事实上，美国贫困率的计算标准，也不包括这个信息。但是，一旦加入这个信息，“悲惨世界”的悲惨程度，就可能显著下降。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如果她有一份最低工资水平上的全职工作，其年收入接近14,000美元，确实属于美国标准的贫困。但是，她从食品券、育儿补助、税收补贴、政府医保、住房补助等方面得到的救济，加起来甚至可能与她的工资收入差不多。在无视这些社会救济的情况下，对一个人生活的悲惨程度做判断，可能会形成很不完整的印象。

事实上，当代世界各国，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扶贫和福利项目。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页的图（图5-9），展示的是发达国家的社会支出增长状况。最初，也就是镀金时代，这个支出几乎在零的位置，而在当代，它已经大大提升。这种救济够不够，当然可以讨论，但这确实是今天和镀金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之处。

第三个背景知识是社会流动性。如果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同时出现，那的确非常可怕。我们在北京的写字楼看到一个年轻保安，内心有不安，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的收入和技能，很难帮助他实现向上流动，我们知道他被“困住”了。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哪怕他欠一屁股债，多半也不会感到同情，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贫困是暂时的。更形象地说，如果住在一楼的人和住在三楼的人在不停地交换位置，哪怕一楼和三楼的层高在不断拉长，这个越来越长的距离本身，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的确存在着阶层流动性不足问题，这的确令人忧虑。但是，不平等是否加剧阶层固化，情形却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么清晰。哈佛大学教授哈吉·柴提（Raj Chetty）的研究就意外地发现，虽然美国在过去四五十年经济不平等明显上升，阶层流动性却并没有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下降，甚至还略有上升。底部1/5的人口，如果生于1971年，成为顶部1/5的概率是8.4%，但如果生于1986年，这个概率反而上升为9%[Raj Chetty,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NBER Working Paper, Jan. 2014.]。顺便说一句，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这个数字是7.3%[Dan Kopf, “For all its economic dynamis, China's income mobility is bad and getting worse,” QUARTZ, Jul. 31, 2018.]。与此同时，出身于高收入阶层的美国孩子，如果生于1984年，比穷人家孩子上大学的概率高75%，但如果出生于1993年，这个概率反而下降到69%。

所以，住在一楼的人并不总是住在一楼，住在三楼的人也并不总是住在三楼，他们还在相互交换位置。事实上，研究显示，美国收入前20%的人，20年后还在前20%位置的，只有56%，阶层之间还具有相当的流动性。

第四个背景知识，不平等到底是什么的不平等？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比收入或财富不平等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消费不平等，而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在很多国家低于收入不平等。为什么消费不平等更值得关注？因为消费才真正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本质上指的就是消费不平等。

为什么消费不平等可能低于收入不平等？因为现代的穷人，有前面说到的社会救济支持，还可能通过金融借贷支撑消费，这种借贷机制，对于那些暂时的穷人，就是一个巨大的过渡性帮助。房贷、车贷就不用说了，甚至买手机、家具现在也可以借贷，最近我发现，哪怕买个30块钱的外卖，美团都执着地敦促我借钱买。

另一方面，富人的生活似乎也在中产阶级化。镀金时代的富豪，往往让人想起来巨大的维多利亚式庄园、庞大的用人团队以及富丽堂皇的枝形吊灯，但是今天，乔布斯穿的黑色T恤，看上去和快递穿的好像也差不多；巴菲特据说在一个几十万美元的普通房子里住了几十年。当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这么简朴，但是，我观察我一些有钱朋友的生活，惊喜地发现，除了坐不起头等舱，我和他们的生活品质好像没有什么重大区别，而头等舱再舒服，它不就是一张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单人床嘛，也没有太多可羡慕的。

所以，皮凯蒂那张看起来信息非常清晰的U形图，加上所有这些背景知识——全球贫困率的大幅下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社会流动性的稳定，以及消费水平的中间化等，似乎就没有那么清晰了。不平等在加剧，但是，至少就发达国家而言，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普通人生活在“悲惨世界”，就未必那么清楚了。

受害者叙事的另一面

再来看不平等形成的原因，我认为，“受害者叙事”同样有偏颇之处。在“受害者叙事”中，富人的贪婪以及他们所买通的权力，是不平等加剧的核心原因。这话当然有其道理，资本的全球化极大地压缩了蓝领工人的谈判权，这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资本家的贪婪，是否全部的事实？或甚至主要的事实？同样存在着很大争议。

理论上，不平等可能存在着“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之分。比如，姚明和赖小民都是巨富，在中国来说肯定都是top 1%，甚至top 0.01%。但是，姚明那么有钱，我们会感到怨恨吗？多半不会，因为他的钱是靠汗水和天赋挣来的，我们内心深处觉得，he deservesit，他配得上。但是，赖小民就不一样了，他是大贪官，被抓之前，据说他专门租了个别墅存放赃款，放了两亿现金。这种富豪，我们就义愤填膺了，对不对？因为他的钱是贪污受贿来的。所以，贫富分化是否令人义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差距的形成机制。

就美国而言——我解释一下，我大量用美国举例子，不是因为美国更重要，而是因为美国的相关研究最成熟。但是，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下，各国贫富悬殊形成的机制很不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举一反三。不过，就美国而言，贫富差距拉大是怎么形成的？一些学者认为，最近几十年，美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

为什么技术进步会带来贫富悬殊？因为技术越进步，生产越自动化，工人就越多余。此外，技术进步还通过一个巨大的规模效应让富人的财富几何增长。很多研究者都发现，美国的贫富差距明显拉大，本质上不是前面那10%的人的收入发生了飞跃，甚至不是前面那1%，而是最前面那0.1%，甚至0.01%。顶端1%到10%的财富总数占全国总量的比例，过去40年左右其实在减少。哪怕是0.1%到1%的人，这个比例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真正变化的，是那0.1%，0.01%。而这一小撮人的暴富，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你看美国现在的十大富豪，从贝索斯、盖茨一路下来几乎全都和技术进步有关。中国其实也有类似之处，马云、马化腾、雷军等，都是这样积累的。

问题是，这些人财富的合理性，是更接近姚明还是更接近赖小民呢？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他们在暴富的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毕竟，我们天天都在用淘宝、微信、美团，享受了它们带来的极大便利，美国人的生活现在也是极度依赖Amazon、Facebook等。所以，虽然这0.01%大大加剧了贫富差距，但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了回到一个更平等的世界而放弃这些便利呢？说实话，我不愿意。

除了技术进步，另外一个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同样以美国为例，这个变化也是双向的，既发生在穷人这边，也发生在富人这边。就穷人来看，一个致命的变化就是单亲家庭比例的上升以及过早的生育年龄。我看过一些反映美国贫困问题的纪录片，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大多数贫困家庭是没有父亲这个角色的，常常是一个很年轻的母亲，自己几乎是个孩子，带着好几个孩子，又要工作又要养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家庭怎么能不陷入贫困？有些信息，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大吃一惊：美国非婚生的儿童，平均是40%，在黑人中比例甚至高达72%。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是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2018年，有正常婚姻的美国家庭，贫困率是4.7%，但是父亲缺失的单亲家庭，贫困率则接近25%。

前两年美国有本畅销书叫《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是一个贫困单亲家庭长大的白人男孩写的回忆录。里面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对父亲角色的渴望。他母亲不但吸毒酗酒，而且不停换男朋友，每次他和某个临时爸爸刚刚建立感情，他就很快消失了，以至到后来，他变得恐惧和对方培养情感纽带，因为知道很快又会失去。

与穷人家庭单亲化对应的，是富人家庭的一个变化，英文叫“assortive mating”，翻译过来就是“同类结婚”。什么意思呢？就是富裕家庭不但婚姻更稳定，而且富人往往和富人结婚。四五十年前，女大学生没有那么多，所以男大学生毕业后往往找个邻家女孩或者中学时代的sweetheart结婚，对方更可能是护士、秘书之类的中低收入者，结婚后她们往往辞职做家庭主妇，所以整个家庭只有一份收入。现在不一样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把精英男士给截流了。于是，律师和医生结婚，医生和公务员结婚，公务员和金融分析师结婚，像某些家庭，还有教授和教授结婚。这种情况下，婚姻大大失去了阶层流动的功能。

于是，一边是一家两个稳定的中产收入，而且晚婚晚育少子；一边是一家只有一个不稳定的微薄收入，而且早婚早育多子。有研究显示，如果2005年美国的婚姻模式是完全随机的，而不是同类相吸，那么美国的基尼指数立刻会从0.43降到0.34，也就是和加拿大差不多[Jeremy Greenwood, et al., “Marry your like: Assortive mat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Jan. 2014.]。可见，婚姻模式是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不平等加剧的成因非常复杂，不是“富人贪得无厌”那么简单。其实，和很多人心目中的脑满肠肥的寄生虫形象不同，今天的富人平均而言，更可能是一个主动或被动的工作狂。研究显示，受到大学教育的人比高中毕业的人一周多工作8小时[The Economist,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out,” The Economist, Apr. 19, 2014.]。蒂姆·库克，苹果公司的CEO，每天3:45起床工作；马斯克，每周工作80～120小时，也就是一天工作11～17小时。甚至，富人还更爱读书。在一个采访中，有人问巴菲特的成功秘诀，他随手指指旁边的书堆说：“我一天读500页书。”总之，贪得无厌、不劳而获的富豪形象，与今天的很多富人形象并不相符。

阶级战争叙事的另一面

最后，我们来看看不平等加剧的结果，是否合乎“阶级战争”叙事。根据这个看法，政治权力被经济寡头劫持，而贪婪的寡头必然会通过政治权力将自己的财富永久化和扩大化，所以，所谓“体制内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最后只能是《小丑》剧终那种鱼死网破。

这个看法，也大可商榷。上次课，我谈到过学者吉伦斯的书《财富与影响力》，根据吉伦斯的观点，美国政治本质上是寡头政治，他的依据是：对比1981—2002年的公共政策和各个阶层的政策偏好，会发现，当富人和穷人政策偏好相抵触时，前者“得逞”的概率大得多，所以，美国民主其实是寡头政治。

不过，很快有其他学者指出，这个说法夸大了美国的阶级斗争程度，为什么呢？因为高、中、低阶层，政策偏好80%的时候都是一致的，而顶部10%的人和中间选民的偏好，90%的时候一致；不但政策偏好一致性高，而且不同政策之间的排序也非常接近。换句话说，上中下层没有那么对立，他们在绝大多数时候还挺意气相投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页的图（图5-10），灰线是底层民众的偏好，黑线是顶层偏好，二者距离相当接近，变化趋势也非常一致。

进一步看，当高收入者和中间选民意见分歧时，他们各自“如愿以偿”的比例是1:1，谈不上寡头政治。而当中高收入者和穷人意见分歧时，的确，前者更容易如愿以偿，“得逞”比例大概是4:1，但这一定是坏事吗？至少对美国左翼来说，未必，而左翼恰恰是最在乎政治影响力平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穷人的政策偏好更倾向于贸易保护、更反对移民、更反对堕胎、更怀疑全球变暖，而今天的左翼恰恰支持全球化、支持移民、支持堕胎权、支持环保主义等，所以，恰恰是不平等的影响力，也就是决策中的精英主义成分，使得他们的政见更有机会实现。如果说这是“寡头政治”，也未必是一种“坏的寡头政治”。

当然，更富有的阶层以及游说集团具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需要改革的事实。但简单地把美国政治说成是寡头政治，有很多现象就解释不通。比如，美国的社会和福利支出为什么会不断扩大？既然权力都被富人劫持了，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蛋糕分出去？要知道，2017年，top 1%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21%，但是他们交的联邦收入税，占联邦收入税总额的38.5%，也就是说，他们收入高的不成比例，但是他们交的税更不成比例。事实上，top 1%交的联邦收入税，超过底部90%的总和。下图（图5-11）传达的正是这个信息。

其实，抛开数字，观察实际的富豪，就会发现，“阶级斗争”论存在漏洞。盖茨把几千亿美元捐出来做慈善，是为了什么阶级利益？要知道，盖茨基金会的年度预算和世界卫生组织旗鼓相当。巴菲特则主动抱怨他的税率太低，强烈要求政府给自己加税，又是为了什么既得利益？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主张给富人减税，而拜登主张给富人加税，如果华尔街人士坚决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他们应该一边倒地支持特朗普对不对？但事实是，到2020年大选前，金融界给拜登的捐款比给特朗普的捐款多出了5倍[Brian Schwartz, “Wall Street donors line up behind Biden in massive third quarter-fundraising haul,” CNBC.com, Oct. 16, 2020.]。所以，和我们前面谈到韩国时的情况类似，观念的力量有时候会战胜利益的考虑。

因此，阶级战争叙事并不坚固，美国的穷人没有那么仇恨富人，富人也没有那么压制穷人。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阶级斗争”的话语不断传播、扩散，它却可能构成“自我实现的预期”。什么意思呢？就是“阶级斗争”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动员机制，当这种话语传播得足够广、足够深、激起足够的愤怒，它可以使得不平等状况从一座“死火山”变成一座“活火山”。现实很重要，但是比现实更重要的，往往是我们如何诠释现实。

诸善之争中的平衡

总结一下，不平等问题非常复杂，它有A面，也有B面。《小丑》中的悲惨世界叙事、受害者叙事、阶级战争叙事，虽然逻辑很平滑，但套到现实中，却有很多“不合身”之处。可能有人会说，把问题说得严重点有何不可？这有助于社会形成改革共识，不是好事吗？其实，这就又回到我们在前面讲到过的，不成比例的悲观主义或许满足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激情，却可能带来错误的解题思路。

如果更重要的问题是贫困而不仅仅是贫富差距本身，那么解题思路就应该注重激励投资和就业，也就是创造财富，而不仅仅是再分配财富。如果问题相当程度上是家庭结构而不仅仅是再分配不足，那么部分答案就在于鼓励一种稳定、负责的婚姻观，而不完全是更大更多的政府。如果技术进步驱动着不平等的上升，那么，为了保护技术创新，“改造世界”更多的应该是政策微调，而不是将特定的经济模式连根拔起。如果富人其实已经并且正在接受相当程度的财富再分配，而不仅仅是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更合理的做法是继续协商改良，而不是发动基于“敌我话语”的阶级斗争。

说到底，不平等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平等并非我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它只是我们所珍视的各种价值之一。如果平等是唯一目标，那事情就好办了。大家知道最能“让所有人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的机制是什么吗？是战争。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血雨腥风，一打完仗，大家都平等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这是平等的贫穷，而我们真正想要的，不是“向下的平等”，而是“向上的平等”，不是把上面的人拉下来，而是把下面的人拉上去。而在“向上的平等”中，平等就必须和其他价值并存：自由、秩序、创新、责任感，等等。

这种平衡才是最艰难的。我们希望那些年轻的保安、快递、保洁中被埋没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能够有机会实现自我，但我们也害怕过于均等的社会让潜在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失去奋斗的激励机制。我们不想看到饥饿和无家可归，因为在财富剧增的今天，这是不必要的残忍，但我们也担心，过度再分配成为委内瑞拉式的杀鸡取卵。我们恐惧贫富悬殊引发的政治动荡，但是我们也恐惧劫富济贫自身引发的政治动荡。诸善之争是人类最大的困境，所有的答案都只是特定情境下的“权宜之计”。

诸善之间能否实现平衡？当然可能。比如，北欧国家既高度发达，又相当平等，说明鱼和熊掌可能兼得。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北欧模式有无数的社会、历史、文化甚至地缘条件，也可能带来某些经济社会成本，而许多其他国家的类似追求却一再失败。从王莽改制到法国大革命、从苏联极左的扭曲到柬埔寨的噩梦，从南欧债务危机到拉美的“粉红革命”，历史一再展示，追求平等这件事，我们或许有一种方式把它做对，却有1000种方式把它做错。如果我们相信历史是值得敬畏的，而文明常常是一座脆弱的纸牌屋，那我们就不得不怀着谦卑和审慎，去寻找隐藏在荆棘深处的第1001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