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讲和下一讲，我们来谈谈另一个当前非常热门的话题——经济不平等。

关于这个话题，我想从一部电影说起。2019年有个大热的好莱坞电影——《小丑》，想必很多人看过。电影的主角名叫阿瑟，出身贫苦，和母亲相依为命，还有个奇特的毛病，就是动不动会大笑不止。阿瑟一心想成为脱口秀演员，却处处被凌辱，他被老板解雇、被脱口秀大腕嘲笑、被警察追捕、被市长殴打，甚至他的精神支柱——母亲对他的爱和邻家女孩对他的钟情，后来也被证明是假象。绝望中，他开始报复社会，把那些羞辱过自己的人逐一杀死。最后，他成了整个城市的反抗者象征，电影在他所引发的全城暴乱中结束。

显然，这部电影是一个寓言，其寓意直指我们今天的话题——不平等。电影中的小丑阿瑟，代表着一无所有的底层民众，他们被羞辱、被嘲笑、被所有的大门关在外面，而电影中的市长、老板、华尔街恶棍以及脱口秀大腕，则代表着对大众疾苦视若无睹的精英阶层。导演和编剧似乎是想通过这部电影向社会发出一个警告：不要无视底层的痛苦，他们的愤怒最终可以把整个社会烧毁。

《小丑》不是一个孤立的电影作品，它代表着一个潮流。最近这些年，大家可能注意到，全球关于不平等的讨论越来越多，从电影到学术，从媒体报道到文学记录，对不平等的愤怒日益升温，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观察现实政治，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无论是早些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前两年的黄背心运动，无论是特朗普上台，还是英国退欧，似乎都和不平等上升所激发的社会怨恨有关。我们在这个课程开头，说到过今天这个时代的种种进步，战争的减少、贫困率的下降、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但是，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却像是这个“黄金时代”的一道裂缝，不但给进步蒙上一层阴影，而且，这条裂缝如果不断扩大，甚至可能将所有的进步化为泡影。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平等？我们是否在重返100多年前的“镀金时代”？它的成因是什么？是罪恶的经济系统，还是高速发展中难以避免的代价？它的后果又是什么？会不会让我们的现实沿着《小丑》的剧情向下发展，以致所有人同归于尽？这些都是非常沉重的问题，这次课我们就来啃一啃这个硬骨头。由于时间关系，这一讲，我想先谈谈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和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下一讲，我则想掉过头来，给这个话题降降温，分析一下为什么当代不平等问题未必像有些人认为的那么可怕。

“黄金时代”的裂缝

关于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在当今世界，恐怕没有哪个学者比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更有影响力了。可以说，他是那个“吹响集结号”的人。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一本700页的学术作品，居然一面世就风靡全球，据说两年内就卖了200万册，在整个学术史上非常罕见。某种意义上，这本书的热销，可能比这本书的内容本身更值得关注，因为这种热销背后，标志着社会思潮的重大变迁。

在皮凯蒂的书中，有一张流传极广的图片（图5-6）。图中的曲线呈现出U形，一头是20世纪初，也就是“镀金时代”的尾声，收入前10%的美国人，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40%～50%，中间这个比例不断下滑，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回升，到21世纪初，又回到了40%～50%。

这张图的信息极其清晰：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在绕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了“镀金时代”。“镀金时代”，大家知道，声名并不美好，象征着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丛林状态。我在早先的课中谈到美国时，曾经用过一张20世纪初煤矿童工的照片，照片里那些衣衫褴褛的儿童，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如果今天的美国在社会公正维度上回到那个年代，那真是“辛辛苦苦一百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当然，不平等的上升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现象。在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趋势类似，只不过美国的变化最具代表性而已。类似的变化当然也发生在中国。我们中国的历史数据没有美国那么完整，但是哪怕只对比改革开放前后，也能清晰看出来变化趋势。根据谢宇教授的研究，中国的经济不平等在2010年左右到达顶峰，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54，甚至超过同时期的美国。当然，最近10年左右，全球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出现了不平等又温和下降的趋势。

数字听上去很抽象，数字背后的故事却非常沉重。拿美国来说，以前我们不大清楚西方社会的贫困问题，这些年由于相关报道的增加，问题慢慢浮出水面。据研究，有90%的美国人过去50年左右，真实收入——就是排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Frank Lysy, “Why wage has stagnated while GDP has grown,” An Economic Sense, Feb. 13, 2015.]，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奋斗了大半辈子，也只是做到了原地踏步。根据美国自己的标准，美国有12%左右的贫困人口，其中很多是working poor，什么意思呢？就是尽管有工作，甚至工作很辛苦，但是因为工资太低，仍然摆脱不了贫困。另外一些数字，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很吃惊，比如，美国有近30%的人几乎完全没有存款，只有20%左右的人，存款够他们生活6个月以上，也就是说，80%的美国人难以承受失业6个月以上[Amanda Dixon, “A growing percentage of Americans have no emerging savings whatsoever,” Bankrate, Jul.1, 2019.]。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美国人，一旦失业或者生重病，就立刻陷入贫困，甚至因为付不出房贷房租而变得无家可归。

另一方面，则是富人的收入扶摇直上，尤其是最顶部的那些人。上图（图5-7）展示了不同收入人群的真实收入变化。可以看出来，越是分布在顶部的家庭，真实收入增加越显著。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个真人秀节目，主角是个白富美，名叫帕丽斯·希尔顿，这个希尔顿就是希尔顿酒店的那个希尔顿，这个女孩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在一次节目中，大家聊到沃玛特——沃玛特，大家知道，就是美国最常见的平价超市，但是，希尔顿当时的反应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她说：“什么是沃玛特？是卖墙上用品的吗？”当时，美国舆论哗然。居然这个富家千金长到20多岁，不知道沃玛特，她得是生活在什么样与世隔绝的玻璃温室里，才能保持如此纯净的无知？

中国也面临相似的挑战。我记得前两年网上流传过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的一个研究报告，讲中国的城乡教育差距，他在里面讲到了中国农村的初中辍学率——大城市的孩子上高中的比例是90%，而某些省份的农村只有37%。在他的报告里，有个小细节，我记忆犹新。他说，农村有些孩子学习不好，仅仅是因为明明近视了却没有人给他们配眼镜——或者是因为贫穷，或者是因为父母出去打工没人管孩子，总之，一个可能很有天赋的孩子，仅仅因为眼镜这么一个极小的物质障碍，人生可能就走向了拐点。这其中的不公平，实在令人痛心。

不过，说到不平等，其实最严重的既不是发生在美国，也不是发生在中国或者任何具体的国家，而是发生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全球各国之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却很容易被人忽略的视角，因为我们常常把国家作为思考的容器，而这个容器有时候对思维会构成障碍。这方面，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根据他2011年发表的研究，美国最穷的5%的人口，和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的收入重合，也就是说，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平均收入和美国最穷的5%的人口的平均收入差不多。喀麦隆顶部5%的人口，和德国最穷的5%的人口重合；英国最穷的人和津巴布韦最富的人，有8%的重合度；等等。所以说，富国的穷人对于本国的富人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对于穷国的穷人来说，又是相当幸运的。

当然，他这个研究出版于2011年，研究相对于现实又有滞后性，所以数据可能有些陈旧，但是，其中的核心信息，我想是没有过时的，那就是：投胎太重要了。上图（图5-8）揭示的就是这个观点。在1870年时，阶层更能影响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但是到了2000年，出生地的权重和阶层相比，已经是5:1了。我们常常觉得，出身于哪个阶层是抓彩票，其实，更大的彩票是出身于哪个国家。从新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穷国的穷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富国，其实，某种意义上，这真是一种理性选择，因为只要你能成功偷渡并且在富国存活下来，你自己、你的孩子就改变命运了，把世界大多数人口甩在后面了。换了我，如果是穷国的穷人，没准也会去冒这个险。

贫富悬殊问题一：道义上不公平

毫无疑问，财富高度不平等，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全球，都是一个严重问题。之所以是一个严重问题，首先是因为“这不公平”。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主要被他的出生地点或者出身阶层决定，这不合乎人类的道德直觉。大家可能和我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很多年轻的快递、保安、保洁、阿姨、服务员等。这些人大多应该是农村的留守儿童出身，通常是从小父母出门打工，没人管他们的教育，初中辍学，之后外出打工，四处漂流。有时候，从他们手里接过快递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想：这里面有多少人本来可以是科学家、律师、作家、歌手？其中有多少被埋没的马云、马化腾、柯洁、王菲？我一直相信天赋、才华在人群中大体而言是均匀分布的，但是，由于出生不平等、教育不平等，事实是，我们都知道，科学家、律师、艺术家从留守儿童中出现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城市中产家庭。如此之多的才华、天赋、梦想，仅仅因为出生而被埋没，真的是细思极恐。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不平等的自我强化倾向。更多的钱可以买到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教育带来更好的前途，更好的前途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造成阶层的固化。而且，越是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固化可能就越严重。为什么？因为梯子越长，对于底下的人，爬到顶部就越难。前两年有个斯坦福丑闻，大家可能记得，一个中国大款通过一个中间人给斯坦福捐了650万美元，中间人教这个大款的女儿简历造假，帮她进了斯坦福大学。不过，最后事情败露，大款的儿女也被开除学籍。这样的事情，非常伤害人类朴素的道德情感。什么都靠拼爹，那奋斗有何意义？奋斗都没有意义，那文明究竟是什么？

更糟的是，经济不平等还可能传导到政治系统，成为政治不平等，腐蚀公共决策。这一点，在威权体制下，相对容易理解，毕竟，当权力被垄断，资本主义很容易成为“裙带资本主义”，有钱人通过关系搞定各种工程、项目，是司空见惯之事。但是，在民主制度下，经济不平等也可能腐蚀民主的根基。比如，学者吉伦斯（Martin Gilens）写过一本书，叫作《财富与影响力》（Affluence and Influence），就是表达这个观点。他研究了美国1981—2002年的公共政策，对比公共政策和不同阶层的政策偏好，发现当穷人和富人偏好不一致时，政策合乎富人偏好的概率要大得多。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美国政治本质上其实是寡头政治。不少其他学者观点类似，他们的结论都是：一旦一个社会高度不平等，哪怕它采用了民主的外衣，依然可能会沦为寡头统治。当然，这些观点也受到一些争议，我们下一讲还会再涉及。

贫富悬殊问题二：影响经济发展

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道义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有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只能二选一，为了效率，就不得不牺牲公平。也许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话有一定道理，毕竟，资源极度稀缺时，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再分配，就意味着投资的枯竭，经济发展失去动力。

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过度不平等不但无助于效率，甚至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为什么？很简单，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投资，也需要消费。如果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很穷，也就是消费能力低下，那么经济发展同样会失去动力。你这边拼命投资生产，那边没人花钱消费，资本家迟早也会走向破产。

大家可能听说过凯恩斯的一个观点，叫作“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趋势”。根据这个观点，越穷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越强。同样是1000块钱，交给富人，他们可能根本注意不到，1000块不过是存款数额尽头一个难以察觉的数字，但是交给穷人，他可能立刻拿去买必要的生活用品了，因为富人不需要10部车、20个电脑，多半一年不会滑30次雪，但是对于穷人，他的一切需求都是刚需，所以他的钱会更快地回到经济循环当中去。

这些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产能过剩”，其实，对于很多行业来说，所谓“产能过剩”，换一种说法，就是“消费不足”。为什么消费不足？李克强总理说了，有6亿人的可支配月收入也就是1000人民币左右，这怎么刺激消费？所以，所谓产能过剩，背后相当一部分原因，还是经济不平等。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新冠疫情，很多国家启动了“直接发钱”的项目。美国每个中低收入者收到1200美元的疫情补贴，有孩子的还另外加钱。一个三口之家大约能收到3000美元。这种直接发钱的做法，固然有人道主义救济的成分，但其实也是在“救经济”。政府很怕疫情暴发后，人们因为缺钱而消费锐减，结果就是经济发展失去动力。

所以，平等不是增长的敌人，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增长的朋友。大家可能都听到过一个说法，叫作“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甚至它是否存在，存在着很多争论，但是，至少有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发生，原因就是高度的不平等。为什么？因为观察显示，凡是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毕业”，进入发达国家阵营的国家，比如东亚一批国家、中东欧一批国家，都是经济相对平等的国家，而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止步不前的国家，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之类的，都是贫富悬殊非常严重的国家。道理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当大多数人在贫困中难以自拔，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后劲。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规训，也是一个经济原理。

贫富悬殊问题三：政治极化

贫富悬殊不仅在道义上不公平，还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现在，我们来说说它常常带来的第三个严重后果——政治动荡。在这一点上，历史上的教训就太多了。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到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暴力革命的标准导火索。如果说在古代，宿命主义的世界观还让民众对不平等具有更高的容忍度，不到快要饿死了就不起义，启蒙运动以来的平等主义世界观，则使得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大大下降。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政治虽然比古代更平等，但是却更脆弱了，因为人们不是根据自己的绝对处境，而是根据“相对剥夺感”而采取政治行动的。

这一点，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之前我们谈到智利时曾经说过，尽管智利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不平等其实也在下降，但是因为人们更加重视平等，由不平等产生的怨恨却反而增加了。2019年爆发的大规模抗议，就是这种怨恨的一个表现。巴西，同样是一个被不平等问题长期困扰的国家，基尼指数高达0.53，即使是在普遍高度不平等的拉美，也是名列前茅了。我在之前的课上讲到过，因为贫富极度悬殊，巴西的富人都活成了笼中鸟，给家里装上各种复杂的安保系统，防偷防抢防要饭。作为这种经济不平等的后果，巴西的政治这些年也是非常动荡，左右撕裂非常严重。左翼力量代表、前总统卢拉，在下台后居然还被以贪腐的罪名送进了监狱，而他的接班人罗塞夫干脆被弹劾，右翼势力代表、现总统博索纳罗，被称为巴西的特朗普，自2018年当选以来，不断遭受各种抗议示威、调查弹劾。双方的群众基础则在街头经年不息地发生对抗。

发达国家也因为贫富差距而出现政治撕裂。近年西方右翼民粹主义上升，助推力之一，正是高度的不平等。我们前面讲经济全球化的时候讲到过，一边是“达沃斯人”，冲出本国的小市场，走向全球的大市场，财富直线上升；一边是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因为产业转移、技术更新、移民竞争，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人”，于是，怨恨点燃了右翼民粹主义。

经济不平等不但激活了激进的右翼势力，也激活了激进的左翼力量。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We are the 99%”的口号响彻云霄，此后，左翼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财富再分配。2015年，以“社会主义者”自称的桑德斯还是民主党人中的一个异类，当时民众对他有“正面看法”的只有12%，但是到2018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53%，在18—34岁的年轻人中，更是接近60%。2020年8月有个新闻，因为对亚马逊最低工资不满，有抗议者到贝索斯家门口架了一个断头台。虽然只是一个仿制品，但这里面的寓意，还是令人不寒而栗。所以，一边是右翼民粹主义上升，一边是左翼的激进化，经济两极化造成政治的两极化。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第一，过去40年左右，不平等在显著上升——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全球；第二，不平等的上升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道义上不公平，长远来看抑制经济发展潜力，还可能带来政治动荡。

说到这里，你们可能会觉得，那解决办法很简单啊，“打土豪、分田地”，大规模地再分配财富，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如果有人拦着这个方案，那他一定是非蠢即坏，为“既得利益集团”摇旗呐喊。然而，事实是，只要是社会问题，答案几乎从来不可能“简单”。尤其是一个断断续续存在了几千年的社会问题，如果至今悬而未决，一定不是你一拍脑袋就能想到解决方案的，不然为何前面几千年从来没有人想到？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平等”到底有多严重？是一个炎症还是一个癌症？是制度根部的腐烂，还是树枝的病害？甚至，是否存在着“合理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的不平等”之分？在这些问题上，其实都大有争议。这一讲，我们讨论了争议的A面，下一讲，我们再来讨论它的B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