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过这个吗？好，开始咯。

她忍不住又大笑起来，尽管她已经听过这个笑话很多遍了。她大笑着，反正其他人也都已经在笑了。她真的很爱笑。小时候，她有时会被困在她的大笑里，她的父亲就是这么形容的，被困在大笑里，仿佛是她的身体在紧攥这大笑不放，绝对不放，痉挛似的阵阵大笑就这样连绵不绝地、与她无关地喷涌了出来。就连她的大姐姐们——她们不论去哪儿都得带着她——也会在她做斗鸡眼、扮鬼脸，被她们说服把喷嚏粉当作药用盐治疗鼻塞，或者用辣椒代替甜椒的时候，被逗得哈哈大笑。她会打喷嚏、吸鼻子或者吐口水，而其他人会哈哈大笑。一个走钢索的人，那就是她想成为的，要么就是一名驯兽师，但这件事她从未向任何人吐露，包括她的父亲，那位莫卧儿大帝，实际上是总领事。在她的姐姐们一个接一个地长大、变胖、生儿育女的时候，她只想要用一生来欢笑和旅行。不像她们，她情愿一生漂泊羁旅。然而，等她到了可以在钢索上保持平衡，或者可以开始驯兽的年纪，莫卧儿大帝，实际上是总领事，却提议让她去上速记班。速记，大帝对驯兽师说，和掌握六门外语一样有价值。全世界都需要速记员和打字员，莫卧儿大帝说。而现在她正和她的丈夫还有几位友人一起坐在屋外的门廊下，围着一口大锅，锅里漂浮着她今天下午亲手从湖里抓来并将它们煮到通红的螯虾，手里拿着一只虾钳，笑个不停。即使在战前她也会像现在这样，和她的丈夫还有几位邻居，不然就是几位友人一起坐在这里，这也是她在战争期间仍然会做的事情，她会坐在屋外的门廊下，凝望着湖泊，直至夜深人静，而直至夜深人静，她也还是会坐在这里。她很乐意永生永世就这样坐在这里。

在遇见她丈夫以前（她一结束学业就开始做他的速记员了），她绝不会想到，有人要娶她为妻这件事会成为她此生最大的冒险之一。当时，她的丈夫还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在一起，他是有家室——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的人，人们会这样说。有生以来第一次，一连数夜，哭泣从欢笑那里借走了她的身体。一年过去了四分之三，她的老板才给了她第一个吻，又过去了半年，他们俩才开玩笑地说起将来要一起生活，然后又过去了几个月，一次柏林郊外的远足，他躺在她身边的草地上，躺在这片宽广的、波光粼粼的湖泊旁，突然对她说：这里是我们可以一起生活的地方，你觉得呢？直到这一天，走钢索的人才明白，一个拥有着各式各样的东西，包括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的人，必须静坐片刻，然后起身，然后开始走动，然后，在很长很长的时间过后，加快一些步速，只有到那时，这个人才会纵身一跃，而如果他真能做到的话，当一个人像这样纵身一跃的时候，他想要的必是着陆，而非踏空。直到这一天他才对她说：这里是我们可以一起生活的地方，你觉得呢？而她正仰面躺在那里，看着蓝天下摇摆不休的松树林——从这一天起她可以确信了，确信只要她愿意在这块距离柏林不算太远的土地上等待，他就终会来到她所在的地方。于是这位年轻的速记员，这位情愿一生漂泊羁旅的速记员，给出了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回答：是的。

此后又过去了半年，他才真正准备好买卖合同，并让她在上面签了字，这样等他最终离婚时，这地产的一半才不会归他的妻子，一个当时仍与他有着婚姻关系的人，和他们的儿子所有。总之，事情一开始耗费了一段她想象得到的时间，后来，是两倍于此的时间，已经达到她可以忍受的极限，最后，又多出了一段额外的时间，终于超出了她可以忍受的极限。她在那份湖畔地产的买卖合同上签字时已是心力交瘁，以至于当她未来的丈夫用Scholle[德语，兼有“地皮”和“浮冰”之意。]一词来指代那块土地时，她不禁回想起很久以前一个凄冷的柏林冬天，还是个孩子的她偷偷从岸边跳到冰封的施普雷河上，而她偶然跳上的那块冰因为受力而断裂，开始顺流漂浮而下。不断地跌滑、站起，小脚在湿透的鞋袜里冻得像冰，还得拼命抓住向她摇晃着伸过来的手臂、梯子和竹竿——但压倒一切的是她的恐惧，在被任何人成功解救之前就漂流出柏林的恐惧——让她筋疲力尽，尽管身上还湿答答的，她就在那个把她抱回家、交给她父母的男人的怀里睡着了。

合同签署后，建筑师确实离了婚，并在不久之后娶她为妻，开始建造这栋房屋。她的笑声又回来了，而她的丈夫，仿佛是要将这欢笑永久地筑造进这栋屋子，满足了她提出的每一个离奇骄奢的愿望：他命人在她房间的露台栏杆上锻铸了一只小铁鸟；他将她的衣橱藏了起来，在一扇双开门后设置了打开它的秘密装置；电话可以摆放在她床头墙面上的小壁龛里；床上用品可以收纳在她床榻四周墙面上、覆盖着玫瑰色丝绸的三块活板背后；房屋的各个窗户都镶嵌着彩绘的窗格玻璃；餐厅的两把座椅，一把刻着他名字的首字母，另一把刻着她的；一楼的百叶窗可以由一个藏在墙内的曲柄开合——有人经过时，用这无声无息、幽灵一般的黑色百叶窗吓唬陌生人，是多么有趣啊。像一位侍奉在她左右的精灵，他为她召唤来了这栋房屋，只为博她一笑。没有婴儿房的计划，两个人都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一点。

她继续在她丈夫位于柏林的事务所工作，但每个周末他们都会开车去乡下，而由于她丈夫不久后便开始为这个或那个想在湖畔建房的邻居设计住宅、监督施工，他们花在这一小块“地皮”——她丈夫仍然喜欢这样称呼这块土地——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的朋友圈也日渐扩大。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吃螯虾时，夫妇俩中的一个，有时是他，有时是她，总会开始讲笑话，且笑话讲得越多，越能够游刃有余、看似偶然地打断彼此，逗得客人们频频大笑，而他们也越能够巧妙娴熟地说出他们的点睛之句。我们没和你说过这个吗？他如何，然后她怎样，然后他如何，而她怎样，他又如何——她当时是多么的惊讶啊，她真的是那样以为的，但最后他，果然，她说着，无声地摇了摇头，以填补那一定会到来的停顿的空隙。她丈夫接着往下说，她插话，他细细道来，但她必须补充一点，他同意了她的看法。就在故事的高潮到来之前，她总会忍不住提前大笑起来，然后终于，是那句点睛之句，然后每个人都大笑起来，所有人都笑啊，笑啊，再一瓶啤酒，再一杯葡萄酒，哦太好了，我不用了，谢谢，一杯苏打水就好。就这样，建筑师和他的妻子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客人消磨了许许多多个夜晚的时光。

现在既然结了婚，建筑师的妻子明白了，所谓冒险，就是永远将自己置于陌生之境，将自己抛入眼前安稳的生活，带着她所有与生俱来的对漂泊的钟爱。况且这处地产，尤其考虑到它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也不失为一处合宜的避难之地。她的姐姐们——她们现在都已经是母亲了——站在码头上，看着她以自由泳的方式游过汽船的航线，越游越远，直至她的泳帽变成一个针尖似的小点，而她们自己总是待在靠近湖岸的地方，和她们的孩子们一起在浅水里嬉戏；她的姐姐们也喜欢吃螯虾，但是当她们的妹妹毫无惧色地抓起那胡乱挥舞的东西的颈背，将它们扔进网里，她们总会发出阵阵尖叫；当她的外甥和外甥女们的秋千被那棵大橡树的树枝缠住，也总是她会立即手脚并用地踩上树皮的沟壑，噌噌攀爬向上，跨坐在树枝上往前挪动，直到她可以把缠进枝叶里的绳结解开，就好像这是最稀松平常的事。她的姐姐们和她们的孩子会一直睡到管家敲锣召唤他们去吃早餐，而她会在早餐前出门散步至少一小时。清冷的早晨，出门时大门的把手上还沾染着露水的湿气。她会爬上山顶的树林，穿过将湖泊尽收眼底的原野，返回家中。每年夏天，她的姐姐们都会带她们的子女前来拜访，在她这一小块“地皮”上待上几个礼拜。她们游泳，吃喝，交流食谱，看她们无儿无女的小妹妹欢声大笑，让她们的身体融化在午后小憩的荫翳里。她们是来这里放松的，人们会这样说。但尽管如此，尽管她们克制着自己不做任何剧烈的运动，这些女人们看上去还是一点儿也不放松。她们看上去更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却发现自己很难等到它。

就这样，许多年过去了，却恍若一年。金龟子灾害[即马铃薯甲虫灾害。此处或为强调建筑师的妻子记不清马铃薯甲虫的确切名称。]出现在1937年还是更晚那一年，她已经说不上来，但时至今日她仍然记得那声响，那是她和她的外甥一起出门骑脚踏车、车轮滚轧过那些甲虫时听到的声响——那些甲虫已经将那条沙土路铺成了一片黑魆魆的、密密麻麻的表面，而她至今没有忘记它们在她车轮下发出的噼啪声。所有的夏日都像同一个夏日。他们开始使用隔壁废弃地产的码头是1938年还是1939年，或者难道是1940年？她的丈夫又是什么时候在码头边建起那栋船屋的？她已经不太能够确定。他肯定是在隔壁地产属于他们之后才开始建造船屋，但那又是哪一年？一年又一年的夏天，游泳，日光浴，在房屋对面的树林边上采摘覆盆子；一年又一年的秋天，听着园丁在花园里耙拢落叶的声音，闻着园丁燃烧起霉腐的落叶堆的气味；一年又一年的冬天，乘冰上快艇在结冰的湖面上穿梭飞驰，然后用冻红的手指收起风帆，迅速缩进屋里，在暖炉旁把双手烤到生疼；一年又一年的复活节，把煮熟的鸡蛋藏在早春初开的、送给外甥和外甥女们的鲜花里。全都像同一年。今天可以是今天，也可以是昨天或者二十年前，她的欢笑可以是今天的欢笑，可以是昨天的欢笑，也同样可以是二十年前的。时间仿佛可以随时听候她差遣，仿佛一栋她可以时而步入这一间、时而步入那一间的房屋。你听过这个吗？尽管她一生都在欢笑，她的金发还是悄无声息地变成了白发。今天，昨天，还是二十年前，她和友人们就坐在这里，围着一口大锅，锅里漂浮着她亲手抓来的螯虾，她牢牢抓住它们的颈背然后将它们煮到通红的螯虾。吃这样的螯虾并不轻松。首先你要将这东西的头部拧下来，吮吸里面的汁液，然后你得拔掉虾脚，用一根小签子挑出其间的嫩肉。螯虾身上最好吃的是它尾部的肉，那里也被称作螯虾的心脏。在吃它之前，你得先把内脏清除干净，搁到一旁。

幽默就是笑对一切，她说，在过去二十年来无数个夏日夜晚中的某一个，当她正吮吸着一只螯虾的精髓。他们的一位友人，一位电影导演，刚同大家抱怨了造型部门的日子最近有多么难熬，他们不得不把雅利安演员化装成闪米特人的模样，这样他们才可以出演那个讨人厌的骗子伊普梅埃[Ipplmeier，1939年上映的反犹主义电影《罗伯特和伯特伦》中的犹太富商角色。]和他的仆从。但是，至少在试映样片里，他们看上去就像真的一样，导演说着，叹了口气。她丈夫说，希望总会有的，而她说，幽默就是笑对一切。幽默就是笑对一切，她说，在过去二十年来无数个夏日夜晚中的另一个，当她正破开一只螯虾的外壳。她丈夫正和友人们说起他必须去趟西边，动用自己的私人存款为年轻的共和国购买一批螺丝，因为上头明确要求他不得超出预算，但又必须赶在三周年纪念日前完成他眼下正在建造的大楼。整个东边都找不到我要的螺丝，简直难以置信，他说，然后她说：幽默就是笑对一切。在过去二十年来无数个夏日夜晚中的某一个，她的丈夫告诉其中一位客人，战争结束时，俄国人把花园改造成了他们的马场，所有东西都被踩踏糟践了，他甚至看到园丁在哭。他一人说完了所有这些事情，他的妻子一言不发，只是一直在用餐巾擦拭自己的手，而现在轮到他们的友人，一个毕竟只能根据别人的讲述发表评论的人，通过重复那句话，对话题作出他的贡献了：幽默就是笑对一切。他一边说，一边从锅里捞出了一只螯虾。如果不是那个夜晚，那个躲在她丈夫专门为她打造的、大得可以走进去的衣橱里的夜晚，她或许仍然相信，当她丈夫把买卖合同推到她面前签字时，他是在为她买下一块永恒，而这块永恒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一处破损。

甚至到今天，每当听见有人提起战争，她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她自己的身体向她发起的战争，就在第一批炸弹掉落在德国境内的时候。尽管食物的供给在不断减少，她的身体却仿佛一夜之间，完全不合逻辑地，发胖了，在其他先前较胖的人，比如她的姐姐们，都因起初的兴奋和随之而来的饥饿而变得苗条，然后愈发瘦削，最后几近枯槁时。第六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外投降了，但早在那天清晨她就已经被潮热打败，那些覆没在她嘴唇和鼻子之间的汗津仿佛细小水珠凝结而成的胡须，它们令人难堪，但擦去它们只会令她更加难堪。俄国人向波兰进军了，她开始感到晕眩，一日数次，不得不常常抓着桌沿或门把手来稳住重心，以免跌倒。最后，就在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甚至连哭泣也回到了她的身体，那样紧攥不放、拒不离去，仿佛一位久被遗忘的债权人前来收回她不再记得的债务。她，一个在其他人眼中永远那般男孩子气的人，如今却在每个清晨大汗淋漓地站在镜子前，抓着水池的边沿好稳住重心，以免跌倒，一边擦拭泪水，一边躲避着那张圆润、白皙，却并不与她分享任何回忆的脸；与这张脸相比，镜子左右两侧窗户上的彩绘玻璃看上去要熟悉得多——那是她丈夫镶嵌上去的玻璃，只是因为她想要。

这段时间她感觉很不好，不得不邀请一位外甥女前来做伴，也帮忙打理家事。与此同时，她的丈夫正忙着关闭他在柏林的建筑事务所，忙着打包施工图纸、为所有文件寻找一处防火的储藏地。真好，电话就在床头触手可及的小壁龛里，因为现在即便是白天她也会常常待在床上。当她把听筒放在耳边，听她丈夫告诉她谁又被埋在了瓦砾堆里，哪栋大楼又被夷为了平地，还有地下室里是多么的拥挤不堪，她凝望着锻铸在她露台栏杆上的小铁鸟的彩色羽毛，凝望着小铁鸟身后树叶落尽的小树林的枝桠，然后透过那些枝桠，凝望着波光粼粼的马克勃兰登堡之海。直到施劳弗高地战役[“二战”中的最后的一场堑壕战，施劳弗高地上的防线也是柏林城外的最后一条主要防线。苏军突破施劳弗高地后，柏林战役进入最后阶段。]之后，她才将外甥女送去了西边的亲戚那里，以免她受到斯拉夫人的侵扰，而她自己则带着最后的一点食物和饮用水，躲进了双开门后那个大得可以走进去的衣橱。然后俄国人就来了。

她不愿想到那个词语，那个他呼唤她的词语，那个他在她的永恒之上永生永世地钻凿了一个破洞的不可想象的词语。她的身体，一个当时已不能生育的身体，把他吸引到她面前——那个男人知道，这个词语会夺走她所有的力量——把他如此残忍地吸引到了她的面前，在一段长如一场分娩的时间里，掐灭了长久以来驻守在她身体里的欢笑。那个夜晚，躲在她丈夫专门为她打造的、因为当时还是一个马戏团小公主的她想要的隐藏式衣橱里，她终于与她的敌人联手了。直到首都沦陷，她的丈夫才回到她身边，等待他的只有一座被踩踏糟践的花园和一位在这满目疮痍中哭泣的园丁。他的妻子与他分食了俄国人留给她的半截面包。

你听过这个吗？一位音乐家正在巡演。他怀孕的妻子说好会告诉他孩子降生的消息。他们的暗号是：甜瓜。这位音乐家就待在舞台上演奏。终于，一天晚上，一位同事从舞台侧面向他小声通传：甜瓜，甜瓜，甜瓜——两颗有柄，另一颗，没有！有些东西你每次听到都忍不住想笑，这个笑话就总是很成功，每一个人都会大笑起来，建筑师总会大笑起来，他的妻子总会大笑起来，哪怕她自己就是讲笑话的那个人，而他们的客人们也总会大笑起来。巡演的音乐家，甜瓜，没有。大约十五年前，演员利特克（他娶了一位歌剧女伶，就住在那条沙土路的尽头）讲得比她还要好，他会用他的双手比画出丰满的乳房，再引用一句《风流寡妇》里的台词：因为我的蜜瓜——嗯，千金难买！巡演的音乐家，甜瓜，没有；哪怕在战争期间，当隔壁的咖啡和茶叶进口商告诉他们，屠夫的女儿刚生了一对双胞胎，尽管她身在东线战场的丈夫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获得休假许可，这个笑话也依然管用。巡演的音乐家，甜瓜，没有。今天，当笑声散尽，建筑师的妻子对她丈夫的一位友人，国家汽车轮胎联合企业的主任说：你知道吗，我觉得希特勒要求我们女人为国家多生孩子这件事完全不可理喻——我们又不是机器。她的丈夫说：我的妻子以她自己的方式实际参与了抵抗运动。国家汽车轮胎联合企业的主任笑了，建筑师笑了，他的妻子也笑了。

将近六年了，时间始终在那个破洞，那个俄国人于战争即将结束时在她的永恒之上钻凿出的破洞里流逝着。只是因为时势艰难，某种接近历史静滞的时刻才有机可乘。只是因为时势如此艰难，时间，哪怕只是流逝，都显得困难重重——它得慢慢来——战争结束六年后，建筑师的妻子是否还坐在她的门廊下，围着一口大锅，锅里装满煮到通红的螯虾，是否还会为她的友人们奉上她准能成功的点睛之句，而她自己却笑得比其他人更加厉害，以及，是否还会凝望着那片湖泊，那片在此期间已被收归国有的湖泊。时间正在流逝，当建筑师的妻子挽着丈夫的手臂，送她的客人们到大门口，在黑暗中朝他们挥手道别的时候，时间正在流逝，当这对夫妇返回屋内，摞起堆满虾壳的盘子，把它们收进厨房的时候，当她对他说她累了，而他说他想在外面抽最后一根烟的时候，当她走上楼梯，在房间里脱下外衣，换上丝绸睡袍，然后走进洗手间的时候，镜子左右两侧窗户上的彩绘玻璃在夜色里显得比其他玻璃更加幽暗，时间正在流逝，当女人在床边坐下，用樟脑油擦拭腿部、用薄荷膏抚摩胸部的时候，时间正在流逝，当她透过露台半掩的小门，朝她还在楼下门廊上抽最后一根烟的丈夫道出晚安的时候，时间正在流逝，流逝，当她把乳白色的丝绸睡袍挂回它的衣架，挂进那个大得可以进人的衣橱的外层的时候，流逝，流逝，当她躺下、入睡的时候。流逝。很快她就将住进一套位于西柏林的一居室，然后是一家位于火车站附近的养老院。从她逃往西边的那一日起，直至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将一直把紧急情况下可能急需的所有物品随身携带在手提包里，一些像是回形针、橡皮筋、邮票、写字用的纸片和铅笔之类的东西。而在她的遗嘱里，她将把湖畔的土地以及那栋将永生永世散发着樟脑和薄荷味道的房屋——那栋房屋在纯粹的法律意义上仍然属于她，尽管它坐落于一片她除非冒着被捕的风险否则再不可能踏足的国土——留给她的外甥女和她外甥的妻子。但不留给任何一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