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楼顶。寒冷刺骨的空气中，能看到对面闪烁着一大片明亮的光。那是涩谷一带的灯光，但看起来距离很近。我一直眺望着那灯光。周围一片寂静，只是偶尔听见小石头飞过来砸在墙壁上的沉闷声响。投石机也没法把小石头扔上这座四层建筑物的楼顶。除此之外，还有我的歌声。我唱着《长发少女》，这是当时很红的流行摇滚乐队“金色杯子”（The Golden Cups）的名曲之一。我正悠然自得地唱着歌时，突然听到一个略显惊讶的声音：“五音不全嘛！”我回头一看，只见身穿厚夹克的园堂优子正哈着白气走过来。

我见是她，就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

“全体会议开得怎么样了？”

“还在开呢。我累了，就溜了出来。桑野还在那里，回头问一下他就行。”

“嗯。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什么呀？”

“我唱歌真的五音不全吗？”

“你自己没发现？”

“没有。”

她怜悯似的摇了摇头：“确切地说，是无可救药的五音不全。而且，你居然还有心情唱歌！安田礼堂刚刚失守，你却在这里唱着这种软绵绵的流行歌。你有没有考虑过场合呀？”

“那可以唱《国际歌》或《华沙工人之歌》吧？”

“傻瓜！”

“比起甲壳虫乐队，我更喜欢流行乐队[原文为Group Sounds，特指日本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流行的摇滚乐队，由几个人组成，以电吉他为主，演奏流行音乐。]的歌曲。我会唱OX乐队的《天鹅之泪》，唱给你听听？”

她用仿佛看见毛毛虫一般的目光看着我，说道：

“你这人呀，感觉比昆虫还要迟钝。”

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手肘架在栏杆上。我们就这么默默地眺望着涩谷的灯光。

“喂，你不觉得太没公理了吗？”

“什么没公理？”

“我们在这里这样坚持，安田礼堂的学生们这样努力，可现实社会却没有丝毫改变。”

“嗯。看这灯光，涩谷道玄坂那边的酒店应该住满了吧？”

要是在平时，恐怕她会冲上来打我。可这次她却什么也没说。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看了她一眼。她可能是有些受打击吧。被围困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受到了同样的打击。那天是1月19日。当天晚上，我们从广播里听到本乡校区[当时东京大学设有本乡、驹场两个校区。]的安田礼堂被攻陷的消息。

当时，我们被围困在驹场校区的八号主楼。这栋楼是教养学院的标志性建筑，类似于本乡校区的安田礼堂。“东大全共斗[“全共斗”是“全学共斗会议”的简称。日本1968—1969年学生运动时期，各大学成立的学生组织。]”的分支“驹场共斗”的七十多人从1月15日起就被围困在这里。其中有我们班的三个人—桑野诚、园堂优子，还有我。某政党的青年组织M同盟从全国各地调集组成的部队占领了校园，并将我们与外部的联系完全切断。他们要求我们停止无限期罢课活动并解散“全共斗”。据说，他们的人数有两千人之多。

我们法语班留下来的三个人，可以说是个很奇特的组合。担任首领的，是桑野。他最大的特点是思维缜密，连“驹场共斗”的理论干将们都对其甘拜下风。但他同时又兼有幻想家的一面。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很平静，却很少有人能反驳他。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话很有说服力，而是因为当他语气平静地说话时，无论讲什么内容，对方从逻辑上理解之前，头脑中已经被其话语悄然渗透，就像久旱的沙漠遇到甘霖一样。反正，桑野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园堂优子嘛，则可谓“毁灭型”激进分子。如果这么说不合适，那就换个说法吧—“过于极端的精神先锋”。她是这样一位独特的女生，读大一时就已经负责主管剧团。她还强迫我买票去看他们的戏剧。说实话，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差劲的戏剧。我不记得是什么剧情了，只记得有这么一个场面—她把用蓝色油漆浸泡过的苹果扔向观众席。那苹果击中了我的额头。后来我向她抱怨，她却说：“你不觉得自己很幸运吗？至少在那个短暂的瞬间，你得到了从无所作为的安逸日常中逃脱出来的机会。”对于她的这套说辞，我完全无法理解。如果她是个男人，我肯定会打她一顿的。至于那时的我嘛，无疑是个最不合时宜的家伙。“全共斗”的大部分成员都在逐步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而我却与这种姿态毫不相干。在大家眼中，我只不过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甚至没人愿意和我讨论问题。园堂优子曾经这样说我：“你的头脑为什么这么简单？你为什么甘心做一个平庸的废物？”我觉得，她的批评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我当时的状况。

话题回到八号主楼—这座被我们简称为“八号”的四层建筑物里，M同盟和我们形成了奇妙的僵持局面。他们把大楼团团围住并占据了一楼，然后用桌椅搭建起一条精巧的隧道作为通道，接入他们的领地。二楼是我们用桌椅设置路障的缓冲地带。我们的固守区域，自然就限于三楼和四楼了。他们频繁地往楼上扔石头，把我们所在两个楼层的窗户玻璃全部砸得粉碎。拜其所赐，我们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冒着刺骨的寒风，在石头投掷死角的地板上睡觉。而他们仍然不肯罢休，每天晚上都没完没了地敲击铁桶，还在一楼大量焚烧驱虫药。虽然看起来很滑稽，但他们似乎真的认为这些手段能够有效地骚扰我们的睡眠。而且，他们还切断了水电和煤气，这些总开关都在他们控制的一楼。可以说，这一招还是相当高明的。电和煤气姑且不论，缺水可就没辙了。被围困的第二天，这个问题就成了“驹场共斗”的当务之急。必须派人到被M同盟控制的一楼去打开供水总开关。桑野和我提起这事时，我说：“咱俩去吧！”他立刻点头同意。我们潜入一楼时，并没见到M同盟的人，于是成功地打开了总开关。等到他们发现后再次切断供水时，我们早已将所有准备好的容器都装满水了……

“喂！”园堂突然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们是要坚持斗争呢，还是要撤退？”

“我怎么知道？开会时怎么说的？”

“我溜出来时他们还在争论。”

“嗯，你觉得哪个方案好？”

“我认为应该坚持斗争。从医学院处分事件开始，我们已经斗争了将近一年啦。我可不想在这时候举白旗投降。你觉得呢？”

“我无所谓。唉，伤脑筋的事还是交给桑野他们好了。”

“我在想，你这个人呀，到底是在摆架子故作虚无，还是十足的白痴？”

“我不知道。我就是这样的性格。”

“喂，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什么奇怪？”

“你怎么会跟桑野这么要好？”

“这个嘛，我也说不清楚。”

“对了，”她说道，“我是后来才听说的—是你和桑野跑去一楼打开供水总开关的？”

“嗯。”

“你难道没想过，有可能被他们抓住打一顿？”

“想过呀，所以才在大白天去。就算被他们抓住，白天有众多学生看着，料想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最多也就打断一只手脚罢了。”

“唉。”她长叹了一声，“该说你太鲁莽呢，还是该说你缺根筋呢？”

这时，一块石头飞过来。大概是楼下的人看见了我们的身影。石头砸到我们脚下的墙壁，声响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中。从声音判断，这块石头可能有拳头那么大。紧接着，楼下传来一阵叫喊声：

“喂！我们马上要去吃热气腾腾的夜宵喽！”

“你们这些托洛茨基分子，怎么解决吃饭问题呀？”

他们大概是从外地召集过来的，说话带有明显的口音。他们的喊话内容大都和食物有关。包括M同盟在内的围兵们，似乎都认为困守楼上的人已经食物匮乏。后来我才知道，“驹场共斗”的示威游行队伍来给我们补给食物的途中，被防暴警察驱散了，还有人被捕。我事后从报纸上得知，尽管安田礼堂那边的斗争情况更受人关注，但有关方面还是为困守驹场校区八号主楼的人担忧，担心我们因缺水少粮而坚持不下去。可实际上，当时我们并没有挨饿。我们剩余的食物还足够维持三天—因为我们在被围困之前曾偷袭“生协”[由消费者组成的“生活协同组合”的简称。]，抢走了大量方便面。

“这帮家伙，还在那里傻乎乎地大声嚷嚷。看我扔个石头给他们尝尝！”

“别扔，浪费弹药！要是能干掉一个M同盟的人还差不多。”

我们正说着，忽然看见一个头戴黑色头盔的小个子身影出现在楼顶—是桑野。我们当然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浑身脏兮兮的。桑野的衣服也脏兮兮的。但不知为何，他的身上却依然散发出一种拒绝肮脏的气质。桑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看见我们，打了声招呼：

“咦？你们原来在这里呀。你们要是去参加全体会议就好了。”

“还是直接听你说结论更省事。”我说。

“行动方针定下来没有？”园堂插了一句。

“还没有。”桑野摇摇头，“因为现在形势变得非常复杂。简而言之，讨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坚持斗争。从情感上来说，有很多人想和安田礼堂那边保持统一步调。即便如此，也需要留下一支二十人左右的特别行动队。”

“为什么？”

“如果仅仅是与M同盟对峙，那么八号主楼这里还能僵持下去。但如果和他们彻底闹起来的话，劝告我们撤离的学校当局可能会让在外面待命的防暴警察进来。即使学校当局不这么做，现在警方也可能会根据其自身判断而介入。既然本乡校区已经失守，那么‘全共斗’指挥部也将面临全面崩溃。因此，先让包括指挥部在内的一部分人撤离，其他剩余的阵容继续坚持斗争。这是一个方案。另一个方案则是全面撤退，这样可以为今后的斗争保存基础力量，现在坚守在这里的人都将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眼下，大家的意见出现了重大分歧。”

“党派人士的意见呢？”

“跟往常一样，他们也出现了分歧。不过，看这形势，他们最终可能会把主导权全部交给我们这些无党派人士。”

“他们能做到这么开明吗？”

“我认为是的。本来嘛，在驹场校区，他们要是过于强调党派色彩的话，就会不得人心。特别是在面临重大局面时，他们不得不做出如此判断。更何况，‘助手共斗会议’的S先生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地控制着局面。”

“桑野，那你支持哪个方案？”

“当然是全面撤退。”

“为什么？”园堂问道。

桑野看了她一眼，接着说：

“如果采取部分撤退的方案，需要特别行动队留下来的话，我打算留下来。因为我不想自己出去而把别人扔在这里。而且，我也不赞成‘保存指挥部’的意见。但如果采取这种方案，肯定会有多人受重伤的。我实在不想再看到有人受伤了。今天中午不是还谣传说本乡校区有人被打死了吗？当时我就在想：不要再有人伤亡了，无论是自己人、警察还是M同盟的人。”

“桑野，你怎么回事？竟然堕落成一个软弱的人道主义者了！是被驱虫药熏坏脑子了吗？”

桑野面露微笑：

“说到驱虫药，那帮家伙是不是真的以为很有效呀。”

“也不能说没效吧。”我插了一句，“我在二楼通道望风时，被熏得够呛。可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祖先和蟑螂有着某种联系。”

桑野又轻轻地笑了一下，随即少见地说了声“真累啊”。也许是感觉到了寒意吧，他搓了搓双手，然后抬起头环顾四周，视线凝望着涩谷那边闪烁的灯光。他的侧脸在夜色中清晰可见。

“咦？”他喃喃自语道，“街上的灯光真漂亮啊！我从去年12月就一直守在这里，却从没留意过。”

第二天，1月20日，我们从广播中听到最终的正式决定：大学入学考试中止。在之后举行的全体会议上，确定采取“全面撤退”方针。

21日中午，我们撤出八号楼。我们放下武器，让园堂等女生走在中间，大家臂挽臂走出大楼。就在这时，M同盟的人突然前来袭击。他们的人数竟然很少，还不到两百人。中午是普通学生围守着，外地人员没有露面。我成了被拳打脚踢的主要目标—因为之前M同盟有很多人尝过我的苦头，而且我走在队伍最后。不过，他们因为怕被警方认定为聚众持械斗殴罪，早已经把棍棒烧掉了，所以此时只能赤手空拳地打我，想必对此很不甘心吧。这时，我看见桑野悄悄地绕到我身后。撤退之前，他曾对我说：“你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到时我替你挨一半拳头。”现在，他正在履行他的诺言。我们互相对视一眼。他一边挨打，一边高兴地向我挤了挤眼睛。

几天后，我们开始反攻。先是在驹场校园里再次举行誓师大会，然后与M同盟多次发生冲突。每次冲突之后，参加人数都会变少。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不久，学校当局通知说，期末考试以小论文的形式进行。无限期罢课活动逐渐被瓦解了。我们也渐渐变得沉默寡言。

3月，我们踏上了远征京都的征程。为了阻挠京都大学的入学考试，我们组织了一百五十多人的声援队伍。园堂没有参加这次行动。我们挤挤挨挨地睡在京都大学的熊野宿舍和同志社大学的校园里，投掷了成千上万个火焰瓶，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最终败退。京都大学的入学考试如期举行。

在应该返回东京的那天，我和桑野仍然留在京都。当晚，我俩去逛了新京极商业街，吃了大阪烧。桑野是在北海道长大的，不会做大阪烧，所以由我来做。桑野看着我熟练的手势，赞叹不已。我从小跟着在大阪的叔叔生活，直到高中，所以少说也做过几千个大阪烧。我和桑野一边把手放在铁板上取暖，一边聊着关东口味和关西口味的差别。

这时，桑野突然说了一句与先前话题毫不相干的话：

“喂，菊池，我要退出了。”

他的语气是如此平静，以至于我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

“是吗？”我只是应了一声。

“潮汐转向了。”他平静地说，“浪潮风云变幻。我觉得，现在应该就到转折点了。”

“是吗？”我用铲子翻动着大阪烧。

“我们到底在跟谁进行斗争？你觉得呢？”

“大学当局、国家权力，还有M同盟和党派。教科书上应该是这么说的吧。”

“真是这样吗？我渐渐有点糊涂了。”

“怎么个糊涂法？”

我给烤好的食材涂上调味汁，撒些海青菜，说了声：“吃吧。”桑野点点头。

“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不是主张运用‘自我否定’的逻辑吗？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渐渐觉得，我们的对手是个更加庞大的东西，它甚至超越了权力和独裁主义。这不是所谓的体制问题。当然，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这个世界的恶意。恶意，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必要成分，就像空气一样。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这个莫名其妙的对手都毫无损伤，而且今后将继续存活下去。所以呀，‘自我否定’那一套太软弱无力了，没有任何意义。归根结底，我们所做的就像是一场游戏。不是为拼个你死我活，而是从一开始就明白注定要输。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试试，就这样开始了这场游戏。然而，这世界上不可或缺的恶意包围着我们，而且它永远不会被打败，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任何办法……一旦看清这点，作为个人就无能为力啦。我是这么觉得的。简而言之，就是我已经被打垮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有点像宿命论嘛。”我说，“而且太抽象了。”

“确实如此。”桑野回答。

“是不是可以归结为‘身心俱疲’？”

“可能吧。不过，用‘颓废’这个词也许更合适。”

“也就是说，游戏结束了？”

“是的，游戏结束了。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听你的。”

之后，我们又多点了份炒面，默默地吃起来。我俩关于学生运动的最后一次谈话就说了这么多。调味汁的焦味和沉默笼罩着我们。

游戏结束了。

我和桑野留级了。我们犹豫着要不要重回学校，后来就没有再回去，开始出去工作了。听说，大学里的学生运动失去了约束，各派系之间的主导权之争日益激烈。我俩都没有再在昔日的同伴中露过面，也没见过学校的其他人。与园堂也中断了联系。

桑野在涩谷的一家西装直销店做店员。我在池袋附近的一家小面包坊工作。我每天早上5点钟开始上班。我把面粉和酵母粉调配好，放进搅拌机里。等它变成有弹性的面团，就分成一块一块的，放进方形铁托盘里。几十个托盘在传送带上，绕着巨大的烤炉慢慢转一圈，面包就烤好了。我戴上石棉手套，取出托盘，把面包分别装进木箱。然后，用卡车分送到几所小学的食堂。下午2点下班。

下班后的时间，我逐渐养成了在拳击馆训练的习惯。我是在某天上班途中进拳击馆瞄了两眼，从此就对拳击产生了兴趣。训练一个多月后，拳击馆的会长对我说：“你去参加拳击专业考试吧。你很有天赋。”

我时常与桑野见面。他住在驹込区的公寓，我每个月都会去他那里两三次。每次见面时，我们都要东拉西扯地神聊一番。他说：“我已经从柜台调到销售部了，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干下去。”他和我一样，都是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出去工作的。不过，他的工作能力似乎在公司里大受好评。

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一年之后，园堂优子突然来到我的住处。

我住在椎名町一个七八平方米的公寓房间。公寓距离车站步行约二十分钟，房租很便宜。一个天气闷热的晚上，外面传来敲门声。我以为是送报纸的，打开门一看，只见园堂优子站在门口，脚边还放着一个旅行箱。一年多没见了，她的语气却像昨天刚分开似的那样轻松：

“能让我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吗？”

“怎么啦？”

“我没地方住了。”

“好吧。”我一口答应。也没有问原因。

然后，我们就开始一起生活了。像往常一样，她还是时常对我那满不在乎的性格进行严厉批评。当我通过拳击专业考试时，她说：“这可能是你发挥唯一长处的途径了。”她对家务活完全不感兴趣。做饭的是我，打扫卫生和洗衣服的也是我。她理所当然地默默地看着我干活。她唯一热衷的事情是看书，经常从我的书架上抽出书来，翻来覆去地看。我的书不多，而且类别很有限，全都是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诗集与和歌集—现代诗与现代和歌。对当时的我来说，这些诗歌是唯一适合的读物。我还时不时地买几本回来。她看书时，我要是跟她说话，她就会说：“别吵！”有一次她还说：“我做梦也没想到你竟然有这种书。看来你的脑袋还是有一部分能正常运转的。”这算是我从她那里得到的唯一好评了。至于她为什么要跑到我这里来住，则不太清楚。她告诉我，她向大学递交了退学申请。我从报纸上得知，她父亲原先在大藏省担任事务次官，现在将作为东北地方某县的代表参选众议院议员。她参加学生运动的经历，对于她父亲争取保守选区的选票来说是个不利因素。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她父亲的立场，但“全共斗”成员从来没有人提及这个问题。我们俩开始一起生活之后，也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所以，我对她家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紧张。我们经常聊天，但并不是聊她所读的书，而是聊一般青年男女常聊的话题。在我看来，她对我的严厉批评也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点缀而已。我们的共同爱好是一起看电影。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都会去池袋的文艺座看通宵电影。那里通常是连续播放五部东映拍的警匪片。当时，活跃在银幕上的明星有鹤田浩二、高仓健、藤纯子。我能感觉到她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一点。过去她搞戏剧的那段时期，我曾多次听到她如此断言：“除了戈达尔[戈达尔，法国导演，“新浪潮”电影的领军人物。]以外，别的都不能算电影！”

优子搬到我的公寓之后，桑野仍然经常来玩。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优子在我这里寄居的事实。他只是跟优子打了个招呼：“喂，好久不见！”并没有多问。优子也回了一句同样的话，然后拿出啤酒，加入我们的闲聊。桑野以前根本不能喝的，这时却津津有味地一饮而尽。“做销售可真痛苦呀！”他说，“现在经常要应酬，不能不喝点。”如今反而是我喝得比较节制了。虽然并不费劲，但我还是注意控制体重—我是轻量级，61.2千克。我平时要控制体重，不能增加超过4千克。我们从来不谈学生运动的话题。

聊得最多的，是关于我的拳击生活。优子住进来后不久，我首次参加了四回合拳击赛。桑野和优子也来到后乐园拳击大厅为我助阵。观众人数很少，而且大多面目狰狞。优子在其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来到后乐园大厅之前，优子似乎提不起兴趣，但比赛一开始，她就立刻恢复了往日那个激进的戏剧演员的本色。骚动不安的观众席上，传来她那无所畏惧的叫喊声。比赛过程中，我几乎听不到拳台助手的说话声，只听得到她的叫喊声—“杀！”她的一声声尖叫不时传到我耳边。我的对手是一个已经有三战两胜经验的进攻型拳击手，和我属于同一类型。比赛很轻松地就打完了。稍作试探之后，我先出左拳击中对方面部，紧接着右手一记短拳击中他的腰部。打出这套漂亮的组合拳，连我自己都颇为得意。对手倒下后又站起来。我一记右拳再次将他击倒，这次他爬不起来了。我在第一回合中仅用了2分10秒就击倒对方获胜。比赛结束后，会长和教练看着我那毫发无损的面孔，露出满脸笑容。因为拳击馆时隔两年才出了我这么一个首战告捷的新人，教练还说了一句：“不过，你的女朋友也太可怕了吧！”

我后来跟桑野说：“如果再打五六场比赛，取得相应的成绩，就能参加六回合拳击赛了。”

桑野半开玩笑地说：“你要是成了世界冠军怎么办？到时人家一查你的底细，就会发现你曾经参加过东大学生运动。”

我笑道：“瞧你说的。我只不过赢了一场四回合赛而已。对我们这个小拳击馆来说，参加世界级大赛无异于痴人说梦。真等到那一天的话，恐怕我已经成老爷爷喽。”

令我意外的是，优子竟然对我表示支持：“既然能成为职业拳击手，那就没什么不可能的。加油呀，你一定能行的！”

桑野又说道：“话说回来，园堂给你喊加油时可真吓人啊！要是真打到拳击锦标赛的话，不知她会怎么样。你知道吗，在后乐园大厅里，看她的观众比看拳击台的还多。当她大声喊‘杀！’的时候，有位黑社会的老兄目瞪口呆地看着她，露出了一口金牙……”

听了桑野这番话，我们都哈哈大笑。我们在学生时代也从来没有笑得这样开心过。

那时候，我的叔叔去世了。叔叔是我唯一牵挂的亲人。我从小父母双亡，叔叔成了我的恩人—他在大阪独自经营一家小规模的财产保险代理店，把我抚养到高中毕业。之后虽然说不上关系有多密切，但他毕竟对我有养育之恩，所以我时不时会和他保持联系，告诉他：“我在大学认真读书，同时还兼职打工挣生活费，钱够用的，您不必担心。”叔叔去世时，我回去参加了守夜和葬礼。随后婶婶把一辆车送给了我。她说：“这车是你叔叔以前开过的，现在用不上啦。送给你留个纪念吧。”在我去东京上大学那年，这辆车的车龄就已经有十年了。我向婶婶道过谢，在参加葬礼之后就开着那辆车回到东京。

优子见我开车回来，瞪圆了眼睛：“哎哟，这种老爷车还能跑得动呀！”随即她又笑着补充了一句：“不过我挺喜欢的。这车设计得很简单。看着它，难免让人联想到年老的看家狗。”

我也有同感。这款车是日本汽车产业黎明期的一个小小的纪念碑。排气量1.0的引擎，再加上轮胎和方向盘，仅此而已，并没什么“设计”可言。一个大箱子似的车身，加上一个小箱子似的驾驶室，仅此而已。车上装有收音机，除此之外，体现不出任何所谓附加价值的理念。也许，这样的设计正是从前那个怀旧时代的体现吧。

我平时是跑步去面包坊上班的，也可以当作锻炼身体。星期天则经常开车出去兜风。优子似乎挺喜欢坐车兜风。桑野有时也一起去。当然，车子经常会发生故障。轮胎磨损十分严重，不太灵敏的刹车更是令人担心。但我从没想过要去修理，因为没有钱。而且，如果要更换零件，那么这辆车所有的零件都到必须更换的时候了。

我和优子只出过一次远门。那时是秋天，我们开车去箱根一日游。被红叶染红的群山，倒映在芦之湖的水面上。我们坐在俯瞰湖面的公园长凳上，眺望着这一片风景。高原的空气柔和而清澈，温暖的阳光包裹着我们。优子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微风吹拂，她的发丝柔顺地轻抚着我的脸颊，感觉痒痒的。我想跟她说，但看了她一眼没敢开口。因为她哭了。两行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流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流泪。我于静默之中感觉到一种释然。映入眼帘的，是她那美丽纤细的脖颈。一段时光即将消逝。我们谁也没说话，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

没过几天，优子就离开了我的公寓。那天，我从拳击馆回来，看见小桌上有张字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再见了，冠军。”这是理所当然的结局—我首先冒出这个念头。水自然地流动，然后到达终点。我想，她大概是找到了新的归宿吧，就像随着季节更替而转换了风向，就像我们经历过的学生运动一样。从那之后，我更热衷于到拳击馆练拳击了。一个月后，我参加了第二场四回合赛，又赢了。我在第三回合技术性击倒对手。三个月后的比赛，我又以大比分获胜。于是，拳击馆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会长高兴地说：“说不定能赢得新人王呢！”

桑野仍然经常来我这里。他对优子的突然离去毫不惊讶，正如当初优子搬进来住时一样。他从没过问这事，我也没有说。我有比赛的时候，他总是来助阵。那时候，来看四回合拳击赛的观众绝对不是什么上层人士。在观众席中，桑野的气质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但他本人似乎毫不在意。令我吃惊的是，他现在也学会大声喊“杀！”了。教练问我：“那个可爱的姑娘怎么没来？”我回答说：“她把我给甩了。”教练说：“那就把你的愤怒发泄到拳击场上吧！”

一天，桑野来到我的公寓就说：“我当上主任了！”我说：“不错嘛。”真不愧是桑野，中途进公司还能升职。

“面包坊那边怎么样？”他问。

“加了点工资。”我说。

“不能把拳击当作生计吗？”他问。他对社会状况也太不了解了。

我笑着回答：“如果不是世界级的顶尖拳击手，是没法当作生计的。就连日本的顶尖拳击手，白天也得再另外打份工。”

他想了一会儿，说道：“喂，菊池，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校里还留有学籍。”

我有些惊讶：“我以为早被开除了。”

“我俩都是按休学处理的。如果想回去的话，应该可以复学。上次在涩谷碰到一位久违的老同学，他告诉我的。”

“我没兴趣。”我说道，“你呢？”

他停顿了一下，回答说：“我想出国留学。我攒了点钱之后，就开始产生这个想法。国外有的学校甚至只需要你有高中毕业证就能接收。”

“这个想法不错。你打算去哪里留学？”

“法国。”他说，“不过，走之前我还有件事要做。”

“什么事？”我问。

他却只是嘟囔了一句：“到时再说吧。”

我每天过着同样的生活，在面包坊、拳击馆、公寓之间来回奔走。要说还有什么兴趣爱好的话，就只剩星期天驾车兜风了。那车日渐衰老，而且因为露天停放，车身变得锈迹斑斑。刹车越来越松，后来更是完全失灵了。不过，我还是没去修理，因为车上还装有手刹—旧式的T形拉杆。行驶过程中拉手刹的话会刹得太急，幸亏我很快就掌握了手刹的力度，慢慢加力，最后再使劲一拉。我独自一人驾驶这辆老爷车去过几次箱根，仅仅是为了短暂地欣赏一下芦之湖的风景。我看着湖面上那轻轻摇晃的淡淡日影，回味着与优子一起生活的那三个月的时光。

半年之后，我参加了日本东部地区新人王淘汰赛的第一轮比赛，在第三回合获胜。至此，我取得了六战全胜的佳绩，其中五场是击倒对手获胜。

那年春天的某个星期六晚上，桑野打来电话。我是用公寓走廊上的公用电话跟他通话的。他平时很少打电话给我。他每次来我公寓都不会事先打招呼，因为他有我这里的钥匙。

“我后天去法国。”桑野冷不防说道。

但我并没觉得意外。自从他上次说要去留学的那一刻起，我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

“这么突然？”我说。

“所以，有件事想拜托你。”

“我会请假去给你送行的。”

“不是送行的事。”他迟疑了一会儿，才继续说道，“你明天不用上班，能开车带我出去一趟吗？”

这个要求真是出乎意料。桑野从来没像优子那样表现出对驾车兜风感兴趣，而且他也不会开车。

“如果要开送别会，在我这里就行了呀。开车出去，我就不能喝酒啦。”

“可以回来再喝。距离下次控制体重还有一段时间吧？”

“嗯。”我说。新人王拳击赛的下一轮定在一个月后举行。

“你要去哪里？”我问。

“嗯……我想去富士山麓一带，看看森林。”

我笑了。

“离开日本前非得去富士山看一眼，这也太传统了吧。你的观念是不是太落伍了？”

桑野也笑着回答：“哎呀，人生的走向注定就是落伍嘛。”

第二天清晨5点，桑野就过来了。我已经起床一小时，照常做完了慢跑晨练，正在喝速溶咖啡。门打开了，他提着一个很旧的大旅行袋站在门口。

“袋里装着什么？”

“垃圾。”

“垃圾？”

“嗯，是我制造的垃圾。我今天就是想把它拿去扔掉。这样就能跟我在这个国家的过往生活做个了断。”

我想了一会儿，说道：“去富士山扔垃圾？行吧。你要来点咖啡吗？”

“嗯。”他点了点头，在榻榻米上盘腿而坐，默默地喝着我给他冲的咖啡。

“你要去法国的什么地方留学？”

“新索邦大学，也就是巴黎第三大学。”

“学什么专业？”

“还没定。不过，我打算在新学期开始之前先学法语。所以才决定提前去。”

“确实，比起西装店销售主任，还是学生或学者的身份更适合你啊！”

桑野歪着头笑道：“那你适合做什么呢？”

“目前来说，当拳击手吧。拳击很有趣。”

“你厉害，所以才觉得有趣。可惜我以后不能去给你加油了。”

他的话并没说到点子上。当我在拳击台上一拳打中对手时，对手被聚光灯照得闪闪发光的汗水四处飞溅。这个瞬间的满足感，只有站上过拳击台的人才能体会得到……我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向桑野解释。

“我如果参加世界拳击锦标赛，你就可以来看了呀。”

“我不是开玩笑。你还真有可能干得出这种勾当来。”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干得出这种勾当？怎么说得跟犯罪似的。”我站起身来，“出发吧。”

5点30分。我们走到停在附近的车旁。桑野小心翼翼地提着那个旅行袋。我打开后座车门，他把旅行袋放在后座地板上，并确认放得平稳。然后他坐进副驾驶位，问道：

“走哪条路？”

“交给我好啦。反正哪条路你都不熟。”

引擎一大早很难启动。电池也该换了。不知道这辆车的寿命还剩多久。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多只能再撑几个月。车子总算启动了，慢慢开始滑行，驶入山手大道。我打算从涩谷那边上东名高速。路上空荡荡的。因为是星期天，而且在大清早。车子顺畅地行驶着，虽然没有加速。桑野一直默不作声，直到过了甲州街道，他才开口。

“我不会开车，如果说错了还请见谅。”他语气慎重地说，“你今天开车感觉跟平时有点不一样？”

“嗯。”我回答说，“确实不一样，因为刹车坏了。”

“刹车坏了？”

前面有红灯。我拉动手刹。

“这不是还能刹住吗？”

“我用了手刹，手刹本来是用于停车的。脚刹坏了。”

桑野似乎在研究什么似的说道：

“也就是说，有两个刹车系统，一个用于行驶途中，一个用于停车。现在用于行驶途中的坏了。”

“没错。”

“我们回去吧。”

“为什么？”

“太危险了。”

“没事的。我都这样开了半年啦。”

“应该马上回去！”

他一反常态地坚持道。我正要反驳时，有一辆大卡车从旁边的车道加速超车，成锐角直靠过来。我用力拉手刹。这一瞬间，手上突然感觉毫无反应。我连忙看看自己左手—T形拉杆头还握在我手里，而拉杆前端扭断的弹簧正微微颤抖。我看见桑野一下变得脸色苍白。

“应该听你的。”我说，“手刹失灵了。这下两个系统都坏掉了。也就是说，这辆车现在没法停下来了。至少是不能用平稳的方式停下来了。”

桑野盯着我。他的脸色已经变回镇定自若，或者说是面无表情。他很快恢复了冷静。

“你知道后面的旅行袋里装着什么吗？”

“不是垃圾？”

他语气平静地说道：

“其实是炸弹。”

我看了他一眼。

“确实很垃圾。”

“你好像早有预料嘛。”

“我大概猜到可能是危险物品。看你样子就知道。是你自己制造的吗？”

“现在怎么办？”他没有直接回答。听声音依然从容自若。每当面临危机时，他反而更加冷静—他这一性格特点在学生运动时代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把脚从油门移开，并把四挡变速器从最高挡逐级降下来。前方出现那座跨过小田急线的高架桥。

“现在只能把车撞到某个地方才能停下来。”我说，“炸弹会因为撞击而发生爆炸吗？”

“可能不会。但也说不准。”

“好吧。”

我沿着道路向右拐。前面有红灯，但我没法停车。直线前进的车辆鸣着喇叭从我们旁边呼啸而过。

“这里是驹场附近吧？”桑野说。

他说得没错。此刻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对这一地段比较熟悉。我又向前开了一会儿，在洗浴中心旁边的十字路口向左拐。这里没有车辆，也没有行人。变速器已经降到最低挡，时速也降到10千米左右。如果把车撞到一个有弹性的物体上，可能不用受很大冲击就能停下来。前面是个岔道口，我往左边开去。这条路比较宽，而且即便是白天也很少有行人。我对桑野大声喊道：

“前面是上坡。等开到坡顶，速度降到最慢时，我会把车撞向路边的树。你先打开车门，等撞到树你就跳车！”

桑野点了点头。

我本来想问他炸弹的威力有多大，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既然是出自桑野之手，质量一定是最上乘的。

开始上坡。车在道路中间行驶。这时，一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从左边的坡道上飞速地冲过来。相撞眼看无法避免。我已经没法再减速了。就在相撞前的一刹那，我向右猛打方向盘，同时猛踩油门，这才勉强躲过了自行车。可是右边的岩石已经近在眼前。车子猛地撞到了岩石上。

我立刻跳下车。桑野也从另一边滚了下去。

炸弹没有爆炸。

“菊池，快跑！着火了！”我听见桑野的叫喊声。车子后面靠近油箱的位置开始冒出火焰。我拔腿就跑，桑野朝另一个方向跑去。这时，一个穿着运动衫的晨练者从刚才冲出自行车的那条坡道跑过来。

“别过来！”我耳边又传来桑野的叫喊声。那个晨练者站住了。

“要爆炸了！别过来！”

我条件反射式地趴到地面，稍抬起头。火势蔓延速度快得吓人，汽车已经被熊熊烈火吞没。我看见桑野又开始跑起来，冲向那个正扶着自行车发愣的小男孩。桑野把小男孩扑倒在地，用身体护着他，同时大声叫道：

“要爆炸了！快跑！”

那个晨练者却站在原地不动，也许是想要灭火。他不知所措地看着汽车，又朝桑野那边望了一眼。

爆炸声响了。

之后的情形，我只记得一些零碎的片段—小男孩发呆的脸，随即迸发出来的哭声，四处弥漫的白烟，强酸的刺鼻臭味，桑野那流着鲜血的胳膊，七零八落的肉块，鲜血……

待回过神时，我和桑野正在驹场校园里狂奔。不知何时，我们已经从那次学生运动中撤离的八号主楼后门跑进校内，穿过校园，跳上井之头线列车。涩谷街头还没出现警察的身影。我们马上换乘山手线，到新宿站下车。我走在前面，桑野默默地跟在后头。我们走进一家24小时营业的地下爵士咖啡馆。里面光线昏暗，我们在一个角落位置坐下。然后我才查看了桑野的伤势。

“没事，一点小伤而已。”桑野说。

大概是汽车的碎片划伤的。他的毛衣破了，露出的上臂被划了一道大口子，鲜血直流，还有铁片刺进肉里。不过好像没伤到动脉。我帮他拔出铁片，鲜血更是一个劲儿地涌出来。不知道是否需要去看医生。我犹豫着，暂时先用一条手帕帮他扎住胳膊上部。

“你为什么要制造炸弹？”我压低嗓门问道。

桑野沉默了好一会儿。咖啡馆里还有几位客人，他们正专心欣赏着从音箱流淌出来的奥奈特·科尔曼的萨克斯乐曲。应该是《黄金圈》（Golden Circle）那张专辑吧。

“我问你呢，你为什么要制造炸弹？”我重复了一遍。

“你听说过《革命值班》吗？”桑野低着头问道。

“听说过。就是那本制造炸弹的经典教材吧？据说，公安人员甚至会到书店，对所有购买这本书的人进行盘查。这本书好像只有早稻田的如月书房才有卖的吧？”

我说完这话时，才发现桑野并没有听我说，而是一个人自言自语—他开始讲解炸弹的制造方法。

“作为教科书来说，这本书太简略了。我想制造的，是比这本书里所写的更高级的东西。当然，只是想想而已。我本来没打算实际引爆它的。我从最基础的化学式开始学习化学知识。各种成分的比例有些难把握，但我调配得很完美。用羽毛搅拌时，我紧张得浑身发抖……”

桑野那低沉的声音，就像沉重的液体从嘴里流淌出来，延绵不绝。仿佛正在与奥奈特·科尔曼的萨克斯乐曲进行合奏。我打了他一记耳光。他这才回过神来，盯着我。

他语气平静地说了一句：

“我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