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安娜在浴室卸妆。安托万打开了电唱机，坐在地上听着一支贝多芬的协奏曲，却没有真正听进去。狄安娜从镜子里瞥见他，忍俊不禁。安托万总是坐在电唱机跟前听歌，仿佛面对的是一尊异教的雕像，或是一团篝火。哪怕她已经对他解释过，声音是从房间里各处的高保真音响传来的，每个音符都会被精准地传递到房间中央、传递到与床齐平的高度，他还是坐定在电唱机前，像是被那旋转不止的漆黑锃亮的唱片迷住了。她仔细卸去白天的妆，随即又化上她的夜间妆容。这妆容十分考究，要在遮盖皱纹的同时避免将其加深。比起让她的皮肤透透气（就像女性杂志主张的那样），她的心更需要透透气，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她把自己的美貌看作留住安托万的本质要素。如此一来，她便不会吝啬自己的美貌，不会把它节省给某个无利可图的未来。对于某些人，特别是那些最骁勇慷慨的人，为了某种临时的事物而将其余付之一炬是他们的天性。狄安娜就属于这一类人。

安托万僵坐着，听着浴室传来的细碎响声。他觉得，撕扯纸巾的声音、梳子摩擦发丝的声音远远盖过了协奏曲里的小提琴声和铜管乐声。几分钟后，他就得起身、脱衣，在那间如此漂亮的卧室中，钻进那床如此细腻柔软的被单，躺在那个如此精心装扮的女人身边，而他却渴望着吕茜尔。吕茜尔来到他家，吕茜尔倒在属于房东的那张床脚不齐的床上，吕茜尔匆忙地脱下衣服。吕茜尔同样匆忙地消失。她是他抓不住的人，是他的小偷，也是他的客人。她没有安住下来，并且永远不会安住下来，他永远不会在她身边醒来，她永远是一个过客。此外，他还在聚会上扫了她的兴，他不由得喉咙发紧，这是一位少年的绝望。

狄安娜穿着她那件蓝色的睡衣进了房间，打量了一会儿他转过身去露出的脊背和僵硬的、金黄色的后脖颈，不愿意猜想那是在和她作对。她有些疲倦，今天还破例喝了点酒，心情很不错。她希望安托万和她说说话、笑一笑，希望他对她讲一讲自己的童年，没打什么小算盘。她有所不知，他此时恰恰在苦恼地打着小算盘，苦恼于和她做爱这件道德义务，并且他还自私地认为，除此之外，她不能再在他身上奢求其他。于是，当她在他身旁坐下，将胳膊伸到他的胳膊底下表示亲热时，他心里想的却是“瞧瞧，这才一秒钟”，怀着一种连他自己都很不习惯的粗野念头。因为，哪怕是在最差劲的关系里，他也对爱情保有一定尊重，在将手放到某人身上之前，总会有一分钟类似沉思的时间。

“我喜欢这首曲子。”狄安娜说。

“它很美。”安托万说这话的礼貌语气，像是在沙滩上被别人打扰，被别人提醒地中海是多么蔚蓝。

“晚会办得挺成功的吧？”

“简直像焰火一样夺目。”说完，他躺倒在割绒地毯上，仰卧着，双眼紧闭。

这样的他，看起来巨大无比，也无尽孤独。这句话的腔调还回响在他耳边，讽刺、恶毒，他对自己感到憎恶。狄安娜静立在原地——美丽的、苍老的、粉饰的。他是在哪儿看到的这些词？在佩皮斯[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十七世纪英国作家和政治家，著有《佩皮斯日记》。其日记详细记载了伦敦大火和大瘟疫等史实，是十七世纪最为丰富的生活文献之一。]的日记中。

“你很不耐烦吗？”

她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着步，一会儿扶正瓶里的花，一会儿抚弄一下家具。他眯着眼观察她。她喜欢那些物件，喜欢她那些该死的物件，而他也属于这个行列：她中意的物件中的奢华精品，一个被包养的年轻男人。不，当然，这么说不太准确，可是，他在“她的朋友们”家里做客，他睡在“她的公寓”里，过的是“她的生活”。他却有评判吕茜尔的天然优势。至少吕茜尔是一个女人。

“你不回答我吗？你不耐烦到如此地步吗？”

她的声音、她的问题、她的睡衣、她的香水，他再也无法忍受。他翻身俯卧，将头埋进胳膊里。她跪倒在他身旁。

“安托安……安托万……”

她的声音是那样凄凉悲痛，那样饱含柔情，他不禁转过身来。她的眼眸太过明亮。他们凝视彼此，然后，他移开目光，将她拉向自己。她笨拙又怯生生地在他身旁躺下，那动作像是生怕将自己磕碎，像是饱受风湿病的折磨。对她的不爱逐级攀升，令他此刻渴望夺取她。

夏尔独自一人去了纽约，行程也缩短至四天。吕茜尔开着敞篷车，在开始吐露青绿的巴黎街头游逛。她盼望着夏季，从路边的每一丝芳香里，从塞纳河的每一片倒影中，她都认出了夏季；她已然猜出，这股混合着灰尘、树木和泥土的气味很快就将充斥圣日耳曼大街，而在夜间，硕大的栗树将在蔷薇色的天空中勾勒出线条，甚至能将天空遮蔽；而那些早早亮起的路灯，那些在冬天高傲地承担起引路人的重任的路灯，到了夏天就将偃旗息鼓，几乎变成无用的配件，困窘地矗立于迟迟不愿落幕的夕阳和迫不及待想在天空崭露头角的晨曦之间。第一晚，她在圣日耳曼德佩区闲逛，遇到了几个大学时的朋友，还有几个毕业后的朋友，他们大呼小叫地招呼她，好似遇见了重返人间的幽灵一般，这一点她当即就察觉到了。一聊起以前的玩笑和回忆，她便意识到，他们现在为生计奔波劳碌，为女朋友操心发愁，而她的无忧无虑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刺激，而非解闷的趣事。跨越金钱的障碍如同跨越音障一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要迟上几秒才能到达听者耳中——太迟了。

她没有应邀和他们去居雅斯街上的那家老酒馆吃晚餐，而是在八点半左右有些消沉地回了家。波利娜关切地赶去厨房为她煎牛排，她则躺倒在自己的床上，窗户大开着。地毯上的日光迅速消退，马路上的噪声也变得模糊微弱，她想起两个月前，她被一阵风唤醒。不像现在这阵无精打采的、养尊处优的风，那是一阵果敢、迅猛又欢欣雀跃的风，令她不得不醒来。而此刻这风吹得直叫人昏昏欲睡。在这两阵风之间，有了安托万，有了生活。她明天要和他一起吃晚餐。就他们两人，这还是头一次。她对此隐隐感到不安。终于，她担心自己使某人厌倦多于担心厌倦某人。但另一方面，她又觉得生活令她分外充实，躺在床上被阴影逐渐包围的她同时被一种浓烈的温柔包裹住，她是多么赞同：地球是圆的，生活是复杂的，而似乎没有任何事物会给她带来痛苦。

有这么一种极其幸福的孤独瞬间，这些瞬间的回忆，比外界的任何东西都更能在危急时刻将你从绝望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因为你知道自己曾是幸福的，独自的、无需理由的幸福。你知道这是可能的。而幸福——你似乎觉得幸福乃至不幸，同样和某个人那么密不可分，都是那么无法改变地，几乎是结构性地取决于那个人——会重新出现在你眼前，光滑、圆润，完好无损，永恒自由，由你支配（当然，这有些遥远，但绝对可以实现）。而这种回忆，比曾经与某人共有的幸福回忆更加令人鼓舞，因为那个某人，倘若你不再爱他，他便成了你的一次错误，这一幸福的基础也将不复存在。

明天，她应该六点到安托万家。他们会开着吕茜尔的车去乡下吃晚餐。他们将拥有整整一个夜晚。她微笑着入睡了。

服务员们脚下的砾石被踩得沙沙作响，露天座的灯泡周围盘旋着蝙蝠，邻桌有一对满脸通红的男女正一言不发地吞咽着火烧煎蛋卷。此地离巴黎有十五公里，天气略有凉意，老板娘给吕茜尔披上了一条披肩。当地有成百上千家这样的小旅馆，它们或多或少能为旅客保守秘密并提供清新的空气，为偷情或者疲倦的巴黎人提供一个好去处。安托万的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他笑得很灿烂。吕茜尔对他讲述自己的童年，一个幸福的童年。

“……我父亲是个公证人。他酷爱拉封丹，常常一边在安德尔河边散步，一边背诵拉封丹的寓言诗。后来，他自己也写了些寓言，当然，他把主人公换了换。我绝对是法国少有的，能熟练背出一首名为《小羊与乌鸦》的寓言的女人[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是十七世纪法国寓言诗人，著有闻名于世的《拉封丹寓言》。其中，《乌鸦与狐狸》是其最为出名的一篇寓言诗。此处提到的《小羊与乌鸦》即对该作品名称的仿效。]。你运气真好。”

“我确实运气好，”安托万说，“我知道的。继续说吧。”

“在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弟弟也患上了小儿麻痹症。直到今天他也只能在轮椅上度日。当然，我母亲为了他简直殚精竭虑，一刻也不离开他。我甚至觉得，她有点把我给忘了。”

她没有再说下去。来到巴黎后，她每个月都给母亲寄钱，虽然她自己手头也不宽裕。这两年来，都是夏尔在替她寄钱，但他从来没提起过这事。

“而我呢，我的父母一直憎恨彼此。”安托万说，“可是他们没有离婚，为了让我有个完整的家。但我发誓，我宁愿有两个家。”

他笑着，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了吕茜尔的手。

“你想过吗，我们有整整一晚、整整一夜的时间。”

“我们慢慢开回巴黎吧，把车篷敞着。你要开得很慢很慢，因为天气有些冷。我会给你点烟的，不让你松开方向盘。”

“我会开得很慢的，那是因为你在车里。之后，我们去跳舞，然后回到我们的床上，到了明天早上，你就会知道，我早上是喝咖啡还是喝茶，放多少糖。”

“跳舞？我们会碰见一大堆熟人。”

“那又怎样？”安托万语气生硬，“你不会指望我一直东躲西藏地过日子吧？”

她没有回答，垂下眼帘。

“你总要做出一个决定，”安托万的语气缓和下来，“但不是今晚，别担心。”

她抬起了脑袋，明显松了一口气，他禁不住笑了出来：

“我知道了，哪怕只是再拖延一秒，你也会高兴极了。你当真是只活在当下啊，是吧？”

她没有回答。跟他在一起，她感到无比舒适、无比自然，他给了她欢笑的欲望、说话的欲望、做爱的欲望，他给了她一切，而这也让她隐隐有些不安。

第二天，她很早就醒来，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只见房间凌乱不堪，而她的身上搭着一只长满金色茸毛的长长的胳膊，令她动弹不得。她索性重新闭上眼睛，翻身俯卧，嘴角露出笑容。她就在安托万身边，明白了“度过爱情之夜”这个说法指的是什么。他们先是去跳了舞，没有撞见任何熟人。然后他们回了他家，开始聊天、做爱、抽烟、聊天、做爱……通宵达旦，直到阳光将床上的他们照亮，他们沉醉在话语和行为之中，沉醉在这片因纵欲力竭而带来的广袤的寂静之中。他们差点以为今夜就会死去，死在他们激烈的爱情中，然而，睡眠却像一条神奇的木筏缓缓漂来，他们用尽最后一丝默契，轻轻牵起对方的手，登上木筏，在上面平躺开来，最终陷入沉睡。她望着安托万侧过去的脸庞，望着他的脖子、他脸颊上的胡子，还有他眼底泛青的眼圈，她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她从前为何忍受得住醒来时身旁没有他。她喜爱这样的他，白天如此慵懒，如此耽于幻想，夜里又如此猛烈，如此确切具体。好似爱情从他内心唤醒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异教徒，追寻欢愉是其仅有的且不可动摇的律法。

安托万的脑袋转向了她。他睁开眼睛，用新生儿般的目光望向她，那是一种刚睡醒的人特有的，半是犹豫、半是惊讶的目光。他认出她来，微笑着把身子也转向她，把那颗在睡眠中变得笨重又温热的脑袋沉沉地靠在吕茜尔的肩头。她则笑吟吟地瞧着安托万的一双大脚伸在床另一头的被子外面。他叹着气，抱怨地嘀咕了些什么。

“你的眼睛在早晨是浅黄色的，真是不可思议，”她说，“像是啤酒的颜色。”

“好一个大诗人。”他说。

他突然坐起身，捧住吕茜尔的脸，把它转向光源。

“你的差不多是蓝色。”

“才不是，我的眼睛是灰色的，灰绿色。”

“你瞎吹。”

他们面对着面，赤身裸体地坐在床上。他仍捧着她的脸，一副端详的样子，两人对彼此露出笑容。他的肩膀很宽，骨骼突出。她挣脱他的手，把脸颊靠在他的胸膛上。她听见了他剧烈的心跳声——和她自己的同样剧烈。

“你的心跳得厉害，”她说，“是太累了吗？”

“不是因为累，”安托万说，“是因为狂乱。”

“狂乱？那具体是什么？”

“你自己去查字典吧[法语中的“狂乱（chamade）”本指旧时通过吹号或击鼓来传达的投降信号，后也指因某种强烈的情绪而引发心脏的剧烈跳动。]，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你解释。”

接着，他温柔地将她放倒，使她横卧在床上。窗外，日头已然高照。

中午，安托万打电话到办公室，说他发烧了，但是下午会到岗。

“我知道，”他说，“这都是小儿科的伎俩，但我总不能让人叫我卷铺盖走人吧。这毕竟是人们常说的，糊口的饭碗嘛。”

“你挣得多吗？”吕茜尔漫不经心地问。

“挣得很少，”他的语气也是漫不经心的，“你觉得这很重要吗？”

她笑了起来，说道：

“没有，我只是觉得有了钱就很方便。”

“方便到很重要的程度？……”

她被问得很吃惊，瞧着他：

“为什么问这些？”

“因为我想和你一起生活，也就是说让你过一种——”

“不好意思，”吕茜尔很快打断了他，“我可以养活自己。我在《召唤》工作过一年，这家报社现在已经停刊了。那地方的工作挺有趣的，就是那儿的所有人都严肃得吓人，还很爱说教，而且——”

安托万伸手堵住了她的嘴。

“你听到我说的了。我想和你一起生活，不然，就再也不见你。我在这里生活，钱挣得很少，一辈子也不能让你过上你现在过的这种生活。你明白了吗？”

“可是，夏尔呢？”吕茜尔轻轻地问。

“要么是夏尔，要么是我。”安托万说，“他明天就回来了，没错吧？明天晚上，你要么当真到这里来，要么我们就再也不见。就这样。”

他起身，去了浴室。吕茜尔咬着指甲，想要好好思考一番，却做不到。她伸了个懒腰，闭上了眼。总要发生的，她知道这事总要发生的，男人们可真是叫人心累极了。从现在起直到后天到来前，她必须做出决定，而“决定”，是所有法语词汇中她最害怕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