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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我去信州[日本古代地名，即现在的长野县。]松本做了一次演讲。松本市位于盆地中心，那两天一直阴天，看不见四周的群山，甚为遗憾，好在有老友相伴，成为一次难忘的旅行。

饭店大厅靠里边的地方特别摆了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挂着纪念斋藤管弦乐演奏会的日程表。这说明，旋律优美的音乐会将在这里举行。由此推知，乐队指挥小泽征尔先生[小泽征尔（1935— ），日本指挥家，出生于沈阳。跟随日本著名指挥家、大提琴家、教育家斋藤秀雄（1902—1974）学习指挥，后去欧洲及美国深造，获得多项大奖，确立了国际指挥大师的地位。]也应该住在这家饭店里。在这种时候，尽管他是我非常尊敬的朋友，我也不会从自己的房间给他打电话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托服务台转交，这样我就很满足了。

那天晚上，为了使会场的气氛轻松起来，我在演讲一开始就讲了一个有关小泽征尔的幽默小故事。这个故事我想先从随后寄给我的录音带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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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松本，提起我同龄人中最受尊敬的人，恐怕非小泽征尔先生莫属了。我们全家人——我的妻子和孩子，尤其身有残疾却喜欢作曲的长子光，都对他十分尊敬。小泽先生家和我家在同一条街，走路用不了五分钟。

小泽先生是一位知名人物，我又一天到晚埋头在家里读书写文章，过着社交贫乏的生活，所以我既没有去过他家，也没有请他到我家里来过。偶尔在街上遇见这位大指挥家，短短交谈几句，已是大喜过望。附近有一家老字号的荞麦面馆，听说小泽先生只要在东京，几乎每天都要光顾这家面馆。可是，我不忍心在先生难得悠闲的时候去打扰他，所以没去过那家面馆，但妻子和儿子有时会去面馆，希望能有机会见上先生一面。

终于有一天，小泽先生真的出现在了面馆。妻子还和小泽先生说了话。她兴奋异常地回家后，对我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激动得两眼发亮，虽然我们结婚快三十年了，但很少见到她这样。

妻子告诉我：“小泽先生说起今年元旦他担纲制作的那个大型电视节目，其中有一个通过卫星转播的对谈节目，出场嘉宾有他和你，还有一位好像是在圣彼得堡的罗斯特罗波维奇[罗斯特罗波维奇（1927—2007），出生于阿塞拜疆，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提琴大师，生前享誉无数。]先生。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说他喜欢你的小说，但更喜欢光的音乐。节目结束以后，小泽先生和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又谈起了此事，当时那位伟大的大提琴演奏家说想请光创作一首新曲。今年九月一日是小泽先生的六十岁生日。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说如果光能写一首祝贺生日的曲子，他就和钢琴家朋友马尔塔·阿尔格里奇一起演奏，来庆贺小泽先生的生日……”

难怪妻子会这么兴奋，我听了以后也很高兴。但是，站在旁边的儿子却踌躇着说：“这样可以吗？”妻子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呀。”我也鼓励他说：“既然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说了要演奏，你愉快地作曲就是了。”儿子答道：“好的。”可是，没过一会儿，他又说道：“这样可以吗？”

不过，还有人比我们更着急。妻子他们回来后不久，刚才那家荞麦面馆的伙计或是老板就骑着自行车追到我家来了。女儿去开了门，那个人说：“我找夫人有事。事情是这样的。夫人和光要了两份炸虾荞麦面，可是和小泽先生说完话后，没有付钱就走了。虽说小泽先生是面馆的老主顾，但是大师没有替夫人结账。”那是当然的了……（笑）

果然，在九月一日举行的祝贺小泽先生六十寿辰的音乐会上，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演奏了一首我儿子创作的新曲《讲故事》。

此前不久，小泽先生在波士顿的报纸上还讲过光的事情。他说：“自己一直有个习惯，每次音乐会结束后回到家里，就一个人听音乐，一般总是听巴赫的《主呀，人类企盼的福音》——是迈拉·赫斯[迈拉·赫斯（1890—1965），英国女爵士钢琴家。]编曲、迪努·利帕蒂[迪努·利帕蒂（1917—1950），罗马尼亚的天才钢琴家，他的演奏技巧与同期的鲁宾斯坦齐名，极为精湛，后因患白血病，33岁便英年早逝。]演奏的唱片，但最近听起了《大江光的音乐》。虽然美国人不太知道这位年轻音乐家的名字，但他的音乐给我以安慰和鼓励。”其实，多年以来我一直是小泽先生的崇拜者，还记得他在欧洲的贝桑松（法国地名）指挥大奖赛上获得了第一名，日本的指挥家在这样大型的国际比赛中获此奖项还是第一次。

小泽先生回国的时候，等待采访他的首批记者中就有我。我那次采访大师，是为一家画报社撰写一篇报道。当时的报纸还不像现在这样专门开辟报道音乐的版面，所以相关报道很少。我是从法国报纸的获奖报道中得知“SEIJI OZAWA”（小泽征尔）这个名字的。听说先生回国，便马上要求去采访他。

那次采访时，小泽先生教给我一个词语“作音乐”。德语里有一个从“音乐”派生出来的动词，一般译为“演奏”。先生用日语的“作音乐”来表现这个词。他说：“人的生存、创作音乐、让别人欣赏音乐这三者是一个整体，我想称之为‘作音乐’。”我在归纳这次对谈内容时，特别强调了这个词。之后不久，“作音乐”这个词流行了起来。

后来，三十五年过去了。今年正月，我应邀参加了妻子上面提到的小泽先生制作的电视对谈节目。我也是第一次和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通过卫星转播进行交谈。节目开播之前，我在休息室里等候时，小泽先生走进来，对我说道：“大江先生，要说我现在通过音乐感触最深的是什么，那就是祈祷。我在思考祈祷。我在德国指挥巴赫的弥撒曲时也感受到了祈祷，在纽约与新教徒同台演奏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受。在法国指挥梅西昂[梅西昂（1908—1992），法国作曲家，西方现代作曲家的重要代表之一。]的作品时，我既感受到天主教的祈祷，也感觉胸中充溢着日本人特有的佛教祈祷的温暖。这种感觉是否相互矛盾呢？”我大声地回答：“我认为并不矛盾。”

我接着说道：“我也快到六十岁了，在进行各种思考的同时，想要创造出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当然，我是用日语写作，但不想用只有日本人才能看懂的语言创作小说。我希望即使是用日语创作的，但译成英语或法语之后，无论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比利时人，都能够说‘啊，这是我们的文学’。我想要以创作这种世界性的、普遍性的语言为目标，来写小说。”

小泽先生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认为音乐就是一种普遍的语言。”我就着这个话头接着说道：“是啊，的确如此。你正在将音乐创造成普遍性的语言。我听过你在法国的圣·多尼指挥马勒[马勒（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犹太人。作品以交响曲为主，大多结构庞大而配器手法细致多样，音乐语言与民间音乐有一定联系。]作品的演奏会。那次你和法国儿童业余合唱团、大都市歌剧团的美国黑人歌手以及法国管弦乐团的合作非常成功。在那场音乐会上，音乐实际上已经作为普遍性的语言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成了听众的语言，这也是我想做的事。”

创作出这种普遍性语言音乐的小泽先生思考的是对祈祷的祈祷。小泽先生所思考的祈祷既不是佛教，也不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同时又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可以说是对于整个世界的宗教的祈祷。我对他说：“你通过音乐展现出的既能够推广到全世界范围去、又具有个性色彩的祈祷，实在太有价值了。”我记得他也很赞同我的看法。

一想到在我的同龄人中有小泽先生这样优秀的人，我便产生了勇气。以至于觉得，即便他没有请我的妻子和儿子吃荞麦面，也算不了什么了。（笑）

在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和阿尔格里奇先生一起演奏光创作的曲子、庆贺小泽先生六十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五十年前的战争时期，我们还是小孩子。十岁的时候战争结束了，我们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开始了战后的生活。战后五十年，出现了小泽先生这样的人。我要感谢上苍……我有幸与这样优秀的人相识，尽管从事不同的工作，却能够成为知音。如果这就是我的人生的话，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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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面谈了参加小泽先生制作的电视节目的事情，由于是在元旦播出的，我以为收视率不会太高，却意外地接到好几位朋友打来的电话，说看了这个节目。我是和一位名叫安江良介的老朋友一起去信州讲演的，我在《广岛札记》的开头部分谈到了这位朋友。他告诉我说：“小泽征尔先生和你谈到光的时候，这位大指挥家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一向不习惯上电视，拍摄时从不注意对方的表情，所以没有发现。

我不认为小泽先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如果换成年轻时的小泽先生，即使听我一一描述光怎样开始的作曲，怎样让我和妻子惊讶万分，又是怎样使我们的心灵得到了慰藉，大概也不会激动得流泪的。现在小泽先生已年过六旬，听了我儿子的故事而热泪盈眶，想必也和我一样，都是因为上了年纪。

我的意思并不仅仅是说先生将步入老年，因而变得脆弱了。先生毕生致力于音乐，音乐已成为他的人生习惯。他的精神、感情和灵魂已凝结成一个纯粹的结晶体，尽管我不认为这三者是各自孤立存在的。也就是说，他整个人就是一件艺术品。我觉得，这位大师以高尚而又清澈的情感，去深刻感受光的音乐和人生，才会热泪盈眶的。那天深夜，我听了小泽先生指挥的梅西昂的交响乐，也不由得流下了泪水。这泪水乃是基于自己六十年来的人生体验，这么一想，便不觉得羞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