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年轻的时候回忆刚刚过去的几年，还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可是不知不觉间，想要以稍微长一些的时间段回顾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时，便会因岁月流逝之快速与复杂而感到茫然了。尤其是，近十年来的生活变化，导致那些不变的东西，和家人谈论起来，好像也抓不到清晰的头绪了。

但是，趁着《宽松的纽带》文库版出版的机会，我重读了原来的版本，顺势又重读了《康复的家庭》，深深感到，书里诚实地记录了我们一家十年来的生活轨迹。

而且我想，我和妻子用各自的文章和绘画完成一本书，这种创作方式不会再有了。尽管以这两本书为契机，我们至今仍在报刊上连载随笔。

说实话，像这样将自己的人生路程切割为一个个阶段来思考，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但在重新阅读这两本书之后，我觉得我所思考的我和家人的人生节点这个问题，仍然是很特别的东西。

因此，我想到能否把这两本以文库版的形式并入一个套盒里——我并不是想要拜托出版社，只是请妻子帮忙的话，她会马上剪裁厚纸，画上插图，做成私家版的——为此我想要为这套书先写好一篇后记。

我还有一个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把书当作一个最喜爱的东西。优秀的绘本作家莫里斯·森达克，对来信说把他写的书吃掉了的小读者表达了感谢。对我来说也是如此，书籍不仅仅是阅读的交流工具。尽管如此，我既没有为自己的小说制作过特殊版本，也没有想过要得到喜欢的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的豪华限定版，因为我喜欢那种随处可见的普通版本。

不过我也喜欢刚才提到的像莫里斯·森达克写作的几本小薄书合起来收入套盒那样的东西，我曾多次梦想过，自己为了孩子们写的书可否也做成这样的呢？作为实现这个梦想的一环，我开始考虑将这两本文库版合为一套的形式。

与此同时，正如开头写的那样，即便妻子能够制作出私家版来，自己和妻子合作，再继续制作那样的书，也是不可能的了，这显然是年龄所致。写作了这两本书之后的十年来，我的人生岁月一直处于多事之秋，时过境迁，我终于将目光聚焦到了在那些年月中永远地离开了我——也可以说离开了妻子，离开了光——的重要的朋友们身上。

在这两本书中，我没有正面描写武满彻这位音乐家，不过在有别于光的音乐的意义上，他的音乐一直回响在我的全部生活中。我在《宽松的纽带》的最后，写了我要去普林斯顿旅行开始新生活，在那之后不久，还没有等到我去旅行，武满彻先生就去世了。

这两本书里记录了许多关于广岛的片段。我第一次去广岛，是光刚刚出生的那个夏天，这次旅行对我而言具有深刻的意义。当时跟我同行的大编辑安江良介也去世了。他每天早晨看新闻，不论是国际问题，还是国内问题。看外文书时，他总是把离不开的词典放在身边。我印象中的安江先生就是这样的。他是我终生不渝的朋友……

还有妻子的兄长、我年轻时的朋友伊丹十三，死得令人痛心。大约一周前，我整理书库时，发现了以为早已丢失了的法国信使出版社版的《兰波诗集》。那是十七岁时，伊丹给我的法语学习教材。

比我大两岁的伊丹，是一个使用铅笔写文章的年轻人。他用4B铅笔在《Roman》这首诗的题目上涂上浓重的旁线。我也是从那时开始，总爱在书上写些蝇头小字，用偏硬的铅笔从词典里抄写几行字。

有一次，我读到一位叫作渡边一夫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的书，伊丹告诉我这是东大的教授，于是我开始备考东大。经过一年复习备考，拼命苦读，我终于得偿所愿，渡边一夫先生成了我终生的导师。现在回想起来，我只上过先生有关诗歌和小说的主题课。先生留给我的遗物中有中原中也签名的《兰波诗集》，里面的《传奇故事》[兰波诗《Roman》的日文译名。]是这样开头的：

实际上，地方城市的高中生活，啤酒就不用说了，连柠檬汁也是无缘的，但是每当回忆起伊丹十三年轻时的面容，我和妻子总是会心情愉快起来，仿佛环绕着虚拟的“绿荫浓郁的菩提树”转圈似的。

《康复的家庭》的初版一面世，出乎意料地受到读者的欢迎。那里边收入的是相当长一段时期——从第一章里写的光的诞生之日算起，有整整十年——登载在非营利性的季刊杂志上的文章。

虽说这些文章不是随意写就的，但是由于发表在只面向开业医生们的杂志上，又是拖拖拉拉写出来的，所以和我写给文学读者看的全然不同，感觉就像在如实记录每天的感受一般。正因为如此，妻子业余水平的水彩画也得以一起印在上面，而我闲适松弛的心态则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了文章中。我在三十出头时就下定决心，自己的文章要修改到自己满意为止，所以这些文章要是发表在面向一般文学读者的杂志上的话，肯定会反复改写的。

我最初写的东西有其相应的节奏，是很容易阅读的。那么，我又为什么还要执拗地修改呢？为了把文章写得坦诚一些，我不断地修改小说。这一点在写随笔时也是一样，要不断地修改。不过，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文章必然会变得复杂起来，就是说，变得难懂了。这就是我的“难懂的文章”变得错综复杂起来的原因。

我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被人说文章难懂，被人看作文章糟糕的代表，我当然不可能高兴。但是，如果不这样的话，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就不能正确地传达。因此我是在说服自己，坚持这样才写作到今天的。尽管如此，其实我也向往那种清澈明快而又响亮的音乐般的文章。

由于让《宽松的纽带》以和《康复的家庭》同样的形式登载的季刊杂志已经没有了，这两本书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后，我又恢复了以往的写作方法，即集中精力构思一本书。我每写一本新书，就想要在那方面拓展下去，而且写完的原稿，为了让自己满意总是不断地修改。

《宽松的纽带》一出版，我们就收到了——说实在的，有很多人是期待看到里面收入的妻子新画的插图——读者源源不断寄来的明信片。说起来，《康复的家庭》出版时，我也收到了大量热情洋溢的明信片，但是这回还增添了其他的声音。

“为什么这本书这么难懂？”“里面写的虽然还是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故事围绕着光和夫人，和上一本没有不同。可是，读这本书的时候，为什么会感觉在被您这位作者拒绝呢？”

当然了，给我写来的明信片也不都是批评，有人表示妻子的绘画有了很大提高，对于光的音乐的新拓展也有善意的评价，特别是关于伊丹十三的电影《平静的生活》以及录像带版的光出场的附录，也大多是鼓励的内容。后来得到伊丹去世的噩耗时，妻子不正是依靠这些明信片里的鼓励，才熬过了最痛苦的时期吗？只能眼睁睁地在一旁守着她的我就是这样想的。

写作这两本书期间，在不断涌上心头的情感驱使下，我暂时放下了手头的小说，准备投入以毕生为目标的学习。这一想法产生的过程，重新阅读这两本书时，至少我是非常清楚了。可以说，我把从《康复的家庭》朝着《宽松的纽带》日复一日地度过的这十年来自己内心的种种感受，遵循现实的发展轨迹，毫不走样地书写下来了。

在这个意义上，也正是这十年来，以这样的形式坚持不懈地把每天的感受记录下来——以妻子的绘画作为稳重的旁证——这些文章结集为两本书留下来，对我个人来说是意料之外的宝贵馈赠。

还有一个想法，这一点或许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我在写这两本书期间，考虑到自己必将会迎来与这个世界告别的一天，到了那时候，前面举出的那三个人会和家人一起为我送别，于是我写下了他们的故事。

只是他们三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去世了。现在的我，觉得这样的书——文章的表面虽然看不到，但光、妻子和我，是生活在这三个人温暖目光的守护下的，我和妻子都是一边感受着这一点一边写文章、画画——自己不会再写了。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一九九九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