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

梁庄十年  作者:梁鸿

栓子很帅。[栓子:见《出梁庄记》第四章“内蒙”中“扯秧子”一节。]

2012年的冬天,得知我又回梁庄采访,栓子扔下生意,开着他的越野车回到梁庄。他找到我,对我说:“梁姑,你就别自己开车了,这几天我做你的专职司机,你说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当时我看着栓子,非常吃惊,大叫着:“栓子,太帅了啊,你是咋长的啊?”

栓子摸着头,有点羞涩,说:“梁姑看你说的,一个农村娃,啥帅不帅的?”

栓子五官均匀,皮肤黝黑,身材瘦削,腰挺得笔直,穿着合体的夹克和牛仔裤,说话时面带微笑,非常绅士派头。如果不看他的手,就是一个典型的城市白领。他的手像戴着一个拳击手套,和他修长的身体放在一起,比例失衡到不协调的地步。他在葫芦岛的高速公路旁边开了一家校油泵的店铺,每天清洗油污,换机器零件,修车闸,换轮胎,什么活儿都干。那机油似乎也一层层地渗到了他皮肤深处,他的整个手都是黑腻色的,手指关节极为粗大。他让我看他的手掌,掌纹乱七八糟,密密麻麻,像是被刀子划到。他笑着说:“可不就是刀子划的,那机器零件一个个都很重,到处都是棱角,几乎每天都要被划伤。”

那几天我享受了专车的待遇。他一边开车,一边和我聊天:他说他买了十几本《中国在梁庄》送给村里的“权贵”;他说他最迷惑的就是身份的焦虑,他没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别人的尊重;他希望自己能被评“十大好青年”,好在社会空间里有一席之地。

那几天他给我聊得最多的就是“身份焦虑”,他不满足于只挣到钱,他想得到承认。他不喜欢那个“回不了乡进不了城”的说法,非常不喜欢,他讨厌这种套话,他也不喜欢那种悲情氛围。可实实在在的,他觉得迷惑,他不知道在哪儿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感。

在半开玩笑之中,我问他:“如果村里选举村支书,你愿意参加吗?”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愿意。”他想回家乡干一番事业,他想为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之后,我陆续听到说栓子租了一片河坡地,种上薄皮核桃,他给别人说,要是这个东西能在咱这儿长成,也算是一个重要经济作物了。毕竟,薄皮核桃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

2016年初,村支书韩治景和村会计被人告状,说是他们“公款私用”,就是把梁庄集体所有的钱——南水北调占地钱、河坡地的钱和国家的一些补贴——吃了喝了,还装自己口袋里了。乡里派审计来调查了好久,没查出大的问题,但是吃、喝、做假账肯定是难免的。其实,这是基层干部都心知肚明的事,不至于到治罪的地步。于是,韩治景被撤掉,选了韩天明顶替。

韩天明为人老实,玩不转这上上下下的。上面来人招待,各种政策文件,韩天明不会应酬,又没有本事拆东墙补西墙,一年不到,自己还倒贴进去了一些钱。

2016年底,韩天明摞了挑子,坚决不干,年都不过了,带着老婆出门打工。乡里没有办法,想着这样临时顶替也不是办法,就调查村里的年轻党员,从年轻党员里面选一个能干的,也愿意干的,这样最起码能坚持时间长一些。

一调查,才发现,农村党员的老龄化极为严重。以梁庄为例,两千多口人,六十岁以的有十几个党员,五十岁左右的有四个,四十岁以下有五个,年轻人有五个,这五个主要是那些在外上学的大学生,他们在学校期间入党,指标会转回到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入党的,除了栓子。

说来也很正常。农村的年轻人一下学就出去打工,对“党员”“村干部”没有任何概念。每年春节回来,老党员就被分配任务,动员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入党,每个村干部要完成两个指标,可是,都很难完成。春节就十几天时间,回来走亲访友,兼带相亲、办婚礼,一过完年,立马就又走了,哪有时间去听那些口号化的东西。至于参政议政的热情,则更是无从谈起。对于他们来说,梁庄虽然是自己的家,自己挣的钱也都投入到家里的房子上面,心里也盼望着春节回来和大伙儿一起吃饭喝酒。可是,这终归还是暂居。毕竟,一年也就一两个月时间,钱不靠它挣,住也没住多久,谁当村支书,谁租了地,村后多了条大河,几里外多了一个化工厂,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人家”那些人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

村支书必须是从党员中选举,那就只有栓子了。乡里就派人打电话给在葫芦岛干活的栓子,问他愿不愿意干。

2020年夏天,坐在韩治景的河边农庄里,栓子对我说:“我心里当然愿意干了,我看不惯农村那风气,一定得改一改。可是,我是个白脖子,啥也不懂,再说,我这边还有生意,我不能丢了我的生意。我就说给我一个月时间,我考虑考虑。乡里说,半个月时间。半个月刚过,乡里又打过来电话,问考虑好了没?看来他们是真没有合适人选了。我就说好,那我干。我就开车回来了。我上任那天,乡里去了两个人坐镇,一个组织书记,一个包片书记,非常重视。当时,我也发表了就职演讲。”

“就职演讲?”这太新奇了,我问栓子内容还记得吗?

栓子说忘了,反正就是要好好干、为大家奉献自己的力量之类的话。栓子说那其实只是套话,谁都会讲,他真正想的是要干好几件事,让大家看看他的决心。

那半个月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回去了,肯定不能打个败仗走了。怎么才能改变村里乱的情况呢?我要通过干几样事改变老百姓不信任村干部的情况,改变对村干部不理解的状态。然后,带领群众致富。我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是修大队部。以前都在地头、在哪个空地,随随便便就把会开了,大队部的院子里长满了草。我就想,得有个仪式感,也得让村干部有个办公的地方。我就自己出钱,把大队部翻新一遍。第一次开会,我把梁庄的党员全部叫来,邀请乡里领导,隆重举行了一个入党宣誓仪式。也借此机会把自己的决心说了一遍。大家很高兴,党员第一次坐在桌子边开会,也是一种向心力的表现。第二,大力培养新党员。村支书必须从党员里选举出来,可是,一个村连党员都没几个,选举有啥意思,都是样式。我就想着,我也是在外打工的,有说服力,我要说服和我一样的梁庄年轻人积极入党,积极参政议政。梁庄是大家的。第三就是土地的事情。2018年县里推行三权融合,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处置权都归农民,提高农民谈判能力,要实现土地流转。梁庄村是最早的一个试点。以政府名义进行土地流转,政府支付租金给老百姓,经营权给大公司。当时,做了很多工作,农民认识不清楚这里面的内容,得一家一家讲,还得和公司、政府打交道,但是,很有意思。一年过后,实践基本上算失败了,因为大公司经营不善,政府支付压力太大。所以,最后,已经流转的,以村为单位,老百姓直接和经营公司交涉,实际上就是村支书代表村民去要钱。这里面很难。村支书突然成要债的了,这对处理关系非常不利。因为这里面,往往还有政府的关系。你想,谁有勇气和政府的一些人员对着干啊?

栓子非常投入,讲到自己干的事情,真诚,洋溢着热情,主人翁感非常强。这是一种陌生的语言逻辑和语言情感,梁庄人极少有这种语气。我熟悉梁庄人的矛盾修辞,它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固然,梁庄是文哥、霞子妈、丰定的家,他们终生都在此生活,并且,大部分人的孩子也将要在此生活。但是,在谈到一些公共事务时,说到村支书、村会计,甚至哪怕是一个队的小组长,他们都会用“人家”来代替,像是“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都是人家上面的人管的”“人家都是有权有势的”等等之类的语。这样说的人中不乏那些长期在城市工作且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2012年在为《出梁庄记》做采访时,目睹了年轻人对村庄事务的漠不关心,他们所使用的词语甚至比父辈的还要古老。见《出梁庄记》第九章“梁庄的春节”中第二节“勾国臣告河神”。]

“人家”,这里面包含着几层意思。一是,大家把自己从公共事务中摘了出来。村庄垃圾、房屋改造、坑塘恢复等等之类的事情,都是“人家”要管的事情,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没有关系。二是,自动臣服于某种权力。“你想盖房,那非得找人家不行。”“那南水北调的工程,肯定是人家承包了啊,人家有权有势的。”在这里,梁庄的村民认同了村干部高于自己并且因此得到很多便利的事实。

因此,在梁庄人意识深处,存在着两个梁庄。一个梁庄是自己的家,自己院子和院子以内的那片地,每个梁庄人都花了大价钱来打造、修建;还有一个梁庄是“人家”的、公共的梁庄,一个宏观的、不可撼动的梁庄,跟“个人”没有关系。因此,在路边盖房的时候,都尽可能把自己的地基往路边推,哪怕自己过车也不方便。

这样一来,“人家”以及和“人家”相关的那部分梁庄事务就变成大家一起聊天议论时的对象,而不是与自已相关的生活。那么,谁来当村支书,梁庄怎么发展,梁庄的集体用地到底多少,北岗地是租还是不租,这些事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虽然,梁庄最后如何发展会涉及每个人的利益。

栓子肯定没意识到,他现在已经是“人家”行列里的人了。他已经站在了村庄所有人的对立面,当有事需要求他时,譬如要在村里盖新房,“那你不给人家个好处,是肯定不行的”;当有些事需要他出头时,譬如为村里要回租地的租金,“人家没好处会为你伸头?想哩美”。在说到栓子这三年到底干得如何时,大家相互看了一眼,干笑两声:“哈,啥咋样?成天都见不到人家一面。”

栓子还在葫芦岛干校油泵,村里有特殊事时就回去,一办完事立马就回葫芦岛。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不可能放弃这边的生意,他得指望这个养家,给儿子挣大学学费。再说,经过这么多年经营,他终于有所发展,买了几辆大车,做起了租车业务。校油泵挣的是辛苦钱,每天一身油污,这些年,发动机更新很快,传统的校油泵技术无法应对新的问题,如果不学习新的技术,就无法在这行干下去。当年,穰县出去修校油泵的人几乎占据全国校油泵市场的百分之七十,为穰县的打工者立下汗马功劳。现在,这里面的大部分人都转行了,尤其是一些文化水平很低、早年完全靠当学徒出来的人。

干了这个才知道,政府不容易。是真不容易。村里也不容易。我也给你算算经济账。咱们村,一年办公经费才两万五千元,各级压下来的报刊杂志,上面检查的人来吃饭,有时候哪项工作没完成还要罚款,加下来,这两万五千元还不够塞塞牙缝。还有村委七个人的工资。一人几百块钱,不多吧,加起来也是一笔支出。咱们的河坡地现在有六七百亩,修祠堂,占了一百多亩,现在还有五百多亩,一年有十五万元的收入。这钱也是寅吃卯粮。上面的扶贫干部来给咱们要了条路,四米宽,咱修了五米宽,扒了五六座房子,形成了村里的中心路,最后咱们村里贴了二十多万。我索性又筹措了一部分钱,在村里安了路灯。你不知道,刚安路灯时村里人多高兴啊,老几辈人都是黑灯瞎火地走路,现在,晚上也有个亮,方便太多了。有了才知道没有是多不方便。可是,现在还欠人家外面一堆钱,我也正发愁呢。现在,我可算明白清道叔当年在愁啥了。当时还想着,你天天有肉吃有酒喝,你还在那诉啥苦呢。2018年,咱穰县又成立了一个环卫公司,一个村一个工人,政府发工资[根据2020年政府工作人员提供的资料,政府提倡科学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采取城乡环卫一体化运作模式,由政府出资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另外还全力推进农村户厕无害化改造工作,截至2019年,六万户农村户厕改造任务已完成。]。每天拉走一次。村里环境好多了,可拉到哪儿去,填埋到哪儿了,谁也说不清楚。前几年咱河里那个垃圾填埋厂不是塌了吗?后来也不知建哪儿了。

我让栓子把村里的债务仔细算一下,看到底都是哪方面的,为啥欠的。

那就多了去了。原来每年都要交计划生育费,一年好几万,交不出啊,都是村干部自己垫的,或找民间贷款贷的钱,这叫私贷村用。多少村干部为这都快家破人亡了。贷款不还,利息要还啊,利滚利,都在个人头上,叫谁谁都疯啊。现在好了,计划生育费不用交了,也是去年才开始不交的。这是大头。再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钱,现在梁庄村的外债有二十多万。我天天想着也发愁。现在吃喝招待是少多了,可是,有时候都晌午头了,人家还在忙,你能让人家走?有的感觉他们根本都不想走,就想下来喝点酒吃个饭,你也不能不管啊,谁都不能得罪。

要说现在农村政策是真好。你看,补贴很多。养殖业补贴,还是专款专用,谁也不能从中截流。粮食补贴,一亩地一百元左右。国家这两年开始大力扶贫,六十岁以上就能享受养老保险,八十岁以上五十元,一百岁以上一个月补三百。虽然少,但总是个开始。扶贫政策非常多,要求大家要帮助到位,不能走形式。房子不好,帮助盖房;就业不好,帮助就业,就差喂到嘴里,可不争气的人还是不争气。有时候觉得白为他们费那么些事干吗,有些人根本就是懒家伙。像许家亮,房子歪歪斜斜,快塌了,政府给他出钱,把房子修好。他是孤寡老人,就给他发五保金,一个月五百元,吃药、看病都不掏钱。他有个头疼脑热,就说自己生病了,要去医院。打个电话,医院就过来,高接远送。那医院也不是积极行善,而是多个病人,就能套取新农合的资金[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06年开始实施,是国家一项非常重要的惠民政策。我采访了一位在新农合工作了十几年的工作人员,对其中的问题非常熟悉,因此就有了以下的话:“刚开始,人们没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农民交钱少、受益部分少,参合率不高。随着受益面的增加,农民参保意识越来越强。但是,交的钱也越来越多,从一人一年10块,到一人一年280块,因此出现很多问题。这一问题不单单是农民看病的问题,还涉及整个医疗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譬如农民交钱之后,会无形中放大自己的疾病意识,医院也不加劝阻,这样,使用的资金越来越多,本来是为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服务的,变成为普遍的人服务了。现在,甚至一个咳嗽都要去检查核磁。这样,医院的接诊率高了,就可以运转起来。这时,就开始有人钻空子。尤其是乡村医生,有一段时间,骑摩托、租车下乡拉病人,不管什么病,都接到医院,当养生治疗。钱就这样流失了。当时,一些乡村卫生院基本上发不下来工资,有了新农合之后,也能发下来了。其实,就是这部分回留下来的病人。对民营医院而言(参加定点合作医院的话),一个医院住的都是亲戚,他大叔他二姨都在医院,都是去个车来看病,都可以从中套取资金”。“县城的公立医院,在2006年以前,阑尾炎手术一般花费800块就可以,新农合之后,2000块都治不好。农民过度紧张,医生过度治疗,增加检查项目,开特效药,是病不是病都要住院,也属于过度消耗。新农合对医院的总体经营影响很大。原来医院是赚钱的,现在也不好赚了。医院每年预支了很多新农合的钱,像县医院累积了几千万,都报销不出来,只能根据每年的花销,花7000万,给1000多万,就这样,寅吃卯粮,反正过几年院长就走了,谁也管不了。其实,也是破坏了医院的正常经营。现在,国家正在出台各种政策,不断去纠正,但是,都有漏洞”。“现在的政策是这样,把以前家庭账户上的钱全部回收过来,变成一种统筹形式,看病时返还给农民。农民看不见钱,心里有些怀疑,所以有些人不愿意交。首先都觉得自己是个健康的个体,觉得不会生病,然后觉得账上看不见钱了,不舒服。一个人280元,一家四口得交1120元,也是一笔大支出,相当于两亩地的收入没有了。有些人就有侥幸心理,或许我今年不生病呢,就不愿意交了。现在是小孩上学,必须拿着新农合交的那个条才让上学。国家又特意成立了医保局,目的是更好监督新农合的资金,控制资金透支风险。实行‘四加七’药品采购,等于是国家替医院统一去跟厂家谈判,以降低价格,减轻农民负担。这总体是好事”。“政策是好政策,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人们都不信任,等于是又把权力控制在某个位置,那些人得利,又变成个别部门获利的手段。过去的经验是不招标是5元钱,一招标变成10元,反而更加不公平。以咱小民的心理,那肯定是有要人吃回扣的,那么大的单子。制药厂肯定要攻关。这样,医生就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基本工资又很低。原来,国家默认医生和医院有这部分灰色收入,现在,这部分没有了,那医生的工资怎么办?还有大批护士、管理人员,都是从这里面出的,就是所谓的‘自收自支编’。这也得认真考虑。国家也提出来‘药品零差价’和‘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用于医院正常运营和工资支出。事实上,医疗服务提高的利润部分与原来药品加价部分相比,差得很远,医院还是会产生很大问题”。“其实,到最后,一是制度,二是人心。人心也很重要。新农合是近十几年来非常重要的农村政策。农民普遍受益,但也滋生了很多系统性问题。有农民来找我们报销,言谈中很不理解:‘说是为农民考虑,药品降价,可是交的保险钱却越来越多,报销比例也没有提高,还说不够用,这是啥原因?还又成立专门机构来管,动那么大事烦儿。这说啥也想不通’。”]。所以,现在人们都说,“贫困户变成光棍户,手上多个金镯子”,一到医院,说我是贫困户[据穰县政府工作人员提供的资料,至2019年,“城市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标准由2019年的276元提高到2020年的300元,全市现有城市低保对象1767人,2020年1月至9月社会化发放城市低保金476.7万元。农村低保对象人均月补助标准由2019年的174元提高到2020年的253元,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A类标准335元,全市现有农村低保对象53373人,2020年1月至9月社会化发放农村低保金1.16亿元。农村特困人员年供养金由2019年的5044元提高到2020年的6000元,城市特困人员年供养金由8112元提高到9336元,全市现有农村特困供养人员9936人,城市特困供养人员68人,2020年1月至9月社会化发放特困供养金6058.9万元。对城乡困难群众积极开展临时救助,简化临时救助审核程序,2020年1月至9月救助834户3258人,社会化发放救助资金286.2万元。另外,对城乡困难群众积极开展临时救助,简化临时救助审核程序,2020年1月至9月救助834户3258人,社会化发放救助资金286.2万元。根据我市物价消费水平变动情况,为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及时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对城乡困难群众发放临时价格补贴。已为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发放临时价格补贴1422.2万元。”],就一路绿灯,各方面都得优先。昆生你还记得吧[昆生:带着两个女儿和老婆在梁庄公墓后面开荒盖棚,住了好多年。见《中国在梁庄》第五章“成年闰土”中“昆生”一节。]?他的俩女儿都出嫁了,老婆也死可多年了,现在,也成了五保户。原来一直住在队里的炕烟房里,前年,政府给他盖了两间房,还是在村西头,离村里可远。这是他自己要求的,他不想住在人群里,大家都尊重他。有时候我从那儿过,看见他戴着眼镜,在看古书。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书。

我问栓子,那你感觉能实现你当初的理想吗?

栓子低头笑了笑,说:“那是长期目标。当年我也是读过书的人,记得当时有一本杂志叫《辽宁青年》,里面有一些新闻、时政,看着可激动,那时候我就想着有一天我也要从政。后来,我又读小说,《小小说月刊》、金庸、古龙,我也都读过。我是冲着一个理想去,真是不撞南墙决不回头。我都想了,过几年租车业务稳定了,我就回来,长住下来,我得找个大事,带领大家去干。”

在和栓子聊天过程中,我得知,二月份,栓子参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村支书公务员考试”,就是让村支书也有上升渠道,通过考试的人,可以进入公务员行列,再统一分配工作。这是国家为鼓励青年返乡,振兴乡村而颁布的新政策。录取比例3∶1,四十五岁以下的村支书都可以参加。2020年,全穰县所有村支书中符合条件的只有十二个人。

“我就是考着玩儿,能考上当然好,谁不想当公务员啊?可是,一看那题,我都懵了,太难了,估计能考过的没几个,简直就是坑人。不过,终究是个念想。那×××不也考过了吗?现在天天在城里,穿着毛领大衣,拽得不像样子。他都能过,我凭啥过不了?”

栓子的语气激昂起来。与几年前的迷茫相比,栓子神采奕奕,目光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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