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福伯一辈子有福气，走都走那么干脆。

作为那个时代村庄里极为罕见的独子，福伯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母亲“老党委”保护起来[老党委：见《出梁庄记》第九章“梁庄的春节”中“老党委”一节。]。福伯几乎没有挨过饿，“老党委”用尽千方百计得到的每一口粮食都到了他的嘴里。福伯年轻时代，也是“老党委”做主，娶了一个温顺又漂亮的媳妇。福伯和福婶一口气生了五子两女。当然，“老党委”仍然是绝对权威。福婶还没摸过家里的钱袋子，没揣过家里那个箱子的钥匙，就撑不住了，走在了“老党委”和福伯前面。

“老党委”于九十九岁高龄去世，已经八十一岁的福伯在葬礼上哭得像个孩子，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让人震动。

福伯的儿女们分布在中国的不同城市打工。大儿子、二儿子在西安蹬三轮，三儿子在北京一家玻璃厂上班，四儿子在内蒙卖水果，五儿子在青岛去世，两个女儿嫁在离梁庄不远的地方，也长年在外打工。

福伯一辈子待在梁庄，最远不过到吴镇集市上卖菜，每天清晨起来就到他的自留地去侍弄。那不到二分的地，被他打理得花团锦簇。夏天豆角、辣椒、西红柿、茄子、苋菜，秋冬白菜、萝卜、韭菜，后来一些蔬菜的新品种过来，他又慢慢加入秋葵、空心菜、花椰菜。菜园里趟行分明，一点儿都不浪费，长豆角的架子下面种苋菜，茄子棵里还洒点小白菜的籽。

他家的茅厕是全村最干净的。两只大木桶埋在地下，一点一滴也不浪费。早年家里人口多的时候，福伯每几天都要担一担子到自留地，后来人少了，福伯闲来没事就会在村里转，左手里拎一个小桶，右手拿个小铲子，看到猪粪、狗粪、鸡粪，就铲到桶里，再倒到自家地里。因此，不管什么时候，福伯的菜地土最黑最旺，菜最壮最丰富，有时候，菜还没出菜园，就已经被路过的人买走一些。

艰苦年代，福伯的自留地为家里奉献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一点点零花钱。福伯每天当街卖菜，卖完菜会为自己打一瓶散装酒，回村前先把酒藏在自留地头的小棚里，然后再回家，把钱上缴给“老党委”。“老党委”从层层叠叠的衣服最深层掏出一个手帕，层层打开，把钱放进去，卷好，再放回去，衣服抻好，这样，就没有任何痕迹了。

“老党委”的神奇手帕加上福伯的勤劳，虽然子女众多，福伯家一直是梁庄最殷实也最有教养的家庭。他的儿女和孙辈都沾了福婶的光，一个个英俊白皙，卷发深眼，和村庄其他人相比，简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2015年冬天，身体一直不错的福伯嗓子有些疼，咽水都有困难。他跑到镇上买几包治咽喉肿痛的药，第二天照样去卖菜。自从福婶和“老党委”去世，最后一个孙子也离开自己到郑州打工之后，福伯自留地的菜就大不如前了。他的身体越来越像一张“弓”。

再也没人管他了。他卖完菜，买瓶酒，回到家，做点烂面条，拌个青辣椒，坐下来慢慢喝。吃完喝完，背着手，慢慢走出去，坐到文哥家门口看人打牌，和人闲聊几句，到傍晚的时候，再到地里转一圈。在极少时候，他会接到哪一个儿子或孙子的电话，问他怎么样，缺不缺钱花。在北京玻璃厂上班的梁峰打的最多，他在爷爷奶奶跟前长大，在北京，他一喝多酒，就要给爷爷打电话，一打电话，听到声音，他就知道爷爷也喝多了。梁峰边打边哭，边说，爷爷我最想你了，最想你。这边福伯耳朵有点背，人也晕晕乎乎的，一直叫着“啥啊”“你说啥啊”。往往是在这样的相互呼喊中，电话挂断了。

福伯嗓子越来越疼，他一直忍着，有时吃药，有时多喝几口酒。很快，人就瘦脱形了，远远看过去，像一只枯瘦的老虾米。他身体越来越虚弱，有时一连好多天都不去文哥门口。邻居劝他说让哪一个孩子回来，带他去医院看看，他说，算了，再过一个月就春节了，要是现在回来，不年不节，工厂别再把他们奖金给扣了。像在西安蹬三轮的堂哥堂嫂，也是一年清淡，全指春节前后的这几个月赚点钱。他说，人老了都这样，头疼脑热的，很正常，他们回来也就这样，没啥用。

2017年春节，最先回来的是北京的三儿子一家和孙子梁峰一家。梁峰一见爷爷成这样子了，抱住爷爷就哭起来。大家赶紧把福伯送到穰县医院检查，医院说这都是食道癌晚期了，动手术意义不大，不如回家静养，能吃的话吃点流食，保守治疗。

一接到消息，西安的大哥二哥、内蒙的四哥、在青海带孙子的大女儿、在北京当保姆的二女儿都回来了，守在福伯身边，每天变着花样给福伯炖汤。福伯的几个儿媳妇们向来都非常孝顺，不但给福伯做饭，一勺勺喂饭，福伯吐不出来的痰，弄脏了的衣裤，都不嫌弃，争相擦洗、照顾。

我们春节回村，听说福伯病了，赶紧去村后二哥家看他。福伯喘着大气，躺在二哥家的偏房里。偏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被褥床铺也整洁异常，还专门装了有加热设备的煤灶。福伯半靠在床上，喘着粗气，他的哮喘也犯了，整个冬天，嗓子都呼呼喘着，像过火车。

他睁眼看着我们，说：“你看，我这病，还要拖，这眼看春节过了，娃们还得出门啊。”

大姐说：“福伯，你别想恁多，你这娃们多孝顺，都愿意伺候你。”

福伯抓住姐姐的手说：“人家都没说啥，对我可好，可我这活着有啥用？耽误娃们干活啊。”

福伯的眼睛红红的，热烈又羞愧地看着大姐，为自己还要多活几天耽误孩子出门干活而不好意思。

转眼间已经过了正月十五。福伯的病时好时坏，有一两次陷入昏迷，大家赶紧叫救护车去医院，还没到医院，他就又醒过来。医生说这是疼醒的。食道癌到最后，脖子上那几节骨头都完全腐蚀坏掉，头得用东西从外部撑起来。

福伯的儿女们开始发愁。福伯看来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去的，他们都待在家里不是事情。大哥二哥要挣钱帮儿子还房贷，三哥还缺一栋新房，他的儿子还没找来老婆，四哥的水果摊关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租金得一两万，那个地方是市中心，多少人眼红想抢他们生意。二女儿的北京主家一直在催。那家家里也有一个老人，平时全指望福伯的二女儿照顾，这一个月都没有回去，那主家快崩溃了，一天发几次短信，说真要是来不了他们就决定换人了。大女儿的三个孩子过完春节就走了，留了四个孩子给她，每次来梁庄，蹬一个三轮车，带三四个小孩子，像逃难一样。

姊妹们坐在一起，各怀心事，谁都不想先说。其实，这些情况不说，心里也像明镜似的。

过了好久，二女儿，其实也是福伯最小的女儿，说：“不行了，我先回去一趟，先干几天活再回来，我怕我再不回去人家真不要我了。”

那主家对福伯的二女儿非常好，经常把家里的衣服、不要的电器、家具和一些小物件送给她，让她带回来分给大家。这个大家庭里几乎每个人都穿过人家的衣服，更何况，人家给的工资也是同等情况下最高的。

四哥老婆也低声说：“不然我带着孩子先回去，再这样下去这两个月的租金都没着落了。”

四哥家刚在当地城时买了一个房子，每个月也要还房贷，还要交租金，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她的话音还没落，四哥说：“咋，就你缺钱，缺在这一时了？”

四哥老婆突然高声说：“你啥时操过心了？你就知道吃现成饭，不知道别人遭多大难熬多长时间，才活得像个人样。”

大家都听出来她的弦外之音。四哥家的水果摊是在四哥老婆娘家的支撑下做起来的，这一直是四哥的软肋。

“你再说！”四哥说着，巴掌扬了起来。

“谁家没个困难？谁有我难？没个房子，娃儿连个老婆都说不下。”三嫂说着，眼泪差点流出来了。

说的也是，谁都知道三嫂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有多拼命。瘦得风一吹就要倒的身板，每天从早到晚在工地背砖头、收拾垃圾，饿了啃冷馒头，渴了喝凉水，为的就是给儿子盖一栋楼房。

偏房里传来福伯的咳嗽声，大而清晰。

大家都静下来。过了好一阵子，二哥说：“好了，都别说了，再观察几天，看看情况，要是没啥变化，你们都走，我在家，一个月轮换。”

二哥话一出来，房间里每个人的脸都有点挂不住了。二女儿、四哥老婆的脸有点红，三嫂赶紧起身往偏房跑。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福伯的每个孩子都比着对福伯好。他们每天早晨聚在大哥家里，一起吃饭、聊天，热情招待来看福伯的乡亲朋友。几个媳妇变着花样，给福伯熬鸡汤、鱼汤、菜粥，拿勺子一点一点喂。

福伯嘴紧闭着，坚决不吃。大家想着他是身上太疼吃不下，想到医生说过，病人实在受不住，可以打一针杜冷丁，就赶紧骑车到镇上去找我哥哥，让他过来给福伯打一针。

福伯瘦得厉害，躺在厚厚的被子下面，几乎看不到身体的轮廓。他眼睛闭着，如果不是风箱般沉重的呼吸声和脖子上跳动的青筋，很难感觉他还有多少生命力。

哥哥给福伯打了一针。福伯的身体松弛一些。二嫂赶紧又举起勺子喂一口饭，福伯眼睛紧闭，牙咬着下嘴唇，不让勺子进去，勺子里白白的鱼粥洒在他脸上、脖子上。二嫂拿纸擦擦，再喂，福伯还是不吃。

哥哥弯下腰，俯在福伯耳边，低声说：“福伯，再疼也得吃一点，吃了才能扛过去。等你稍好一点，我让大哥给你弄杯酒喝喝。”

福伯摇摇头。

哥哥给二嫂说：“福伯不想吃就算了，先让他缓缓，要是明天还不吃的话，可以拿针管往嘴里推。”

以后的几天，福伯仍然不吃饭。二嫂拿针管推进去的粥，他憋在嘴里，等一管推完，又全部从嘴里吐出来。

哥哥又被喊回来，看到福伯的几个儿子儿媳坐在堂屋，面容悲戚。大哥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觉得福伯肯定是听到那天他们在堂屋的争论了。大哥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大哥爱哭，平时一哭，二哥就嘲笑他，这次，二哥的眼里也都是泪。

大哥、二哥、三哥、四哥来到偏房，齐刷刷跪到福伯床前面，就像当年“老党委”教育他们时一样。

大哥说：“爹，是俺们不孝，你养活俺们这一群，没吃过好哩，没喝过好哩，你要是还不吃，俺们就不起来。”

说着，兄弟四个齐刷刷把头磕下去，头碰在地上，嘭嘭直响。大哥示意四哥去给福伯喂饭，他们三个还跪在地上。

四哥拿着针管，往福伯嘴里塞。福伯上牙咬着下嘴唇，坚决不松口。

三哥说：“爹，俺们不急着出门，我盖房子的钱早都攒够了。”

大哥二哥朝三哥狠狠瞪了一眼。

三哥辩解说：“不是，主要是想着房子盖起来不还得装修，不还得买家具，不得给女方攒彩礼？娥子的性情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急性子，恨不得一天当两天使，都快病死了还要去找活干。”

娥子是三嫂的名字，她和二嫂是梁庄最有名的两个干家子。在家，地里活、家务有一套，出门干活，不管是蹬三轮、卖菜、背砖，都肯下死力气，自己舍不得吃穿，一心攒钱为娃。

大哥说：“都啥时候了，还在想你房子？爹都快没了。”

最后那句话刚出口，几个男人号啕大哭起来。

福伯的呼吸变得急促，脸通红，嘴巴大张着，脖子上的筋高高隆起，像嗓子被什么阻塞住，那口气怎么也出不来。哥哥摸摸福伯的额头，又伸手到被子下面摸摸福伯的身体，站了起来，往外走。大哥他们也赶紧起来跟着出来。

站在院子里，哥哥低声说：“烧得很厉害，这不是好事。他可能也不是不吃，这病，到最后连水都喝不下去，那疼劲儿正常人想象不出来。该准备啥得赶紧准备。”

几个男人又哭起来。

四天四夜，福伯滴水不进。哪怕是在昏迷时刻，牙齿也紧紧咬着嘴唇，粥不喝一口，水不喝一滴。

正月的最后一天，福伯去世了。享年八十五岁。

全家人齐心协力筹办福伯的丧礼。福伯的所有子孙，闺女儿子、女婿儿媳，外孙里孙，曾外孙曾里孙，共五十五人，全部回到梁庄。

福伯就埋在村头的自留地里。他在那块地里劳作了一辈子。他和福婶，一左一右，护在“老党委”两旁。在另一个世界，福伯仍做着妈妈的好儿子。

烧完“头七”的纸，福伯的子孙们，背着行囊，离开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