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伯有福气

梁庄十年  作者:梁鸿

人们都说福伯一辈子有福气,走都走那么干脆。

作为那个时代村庄里极为罕见的独子,福伯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母亲“老党委”保护起来[老党委:见《出梁庄记》第九章“梁庄的春节”中“老党委”一节。]。福伯几乎没有挨过饿,“老党委”用尽千方百计得到的每一口粮食都到了他的嘴里。福伯年轻时代,也是“老党委”做主,娶了一个温顺又漂亮的媳妇。福伯和福婶一口气生了五子两女。当然,“老党委”仍然是绝对权威。福婶还没摸过家里的钱袋子,没揣过家里那个箱子的钥匙,就撑不住了,走在了“老党委”和福伯前面。

“老党委”于九十九岁高龄去世,已经八十一岁的福伯在葬礼上哭得像个孩子,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让人震动。

福伯的儿女们分布在中国的不同城市打工。大儿子、二儿子在西安蹬三轮,三儿子在北京一家玻璃厂上班,四儿子在内蒙卖水果,五儿子在青岛去世,两个女儿嫁在离梁庄不远的地方,也长年在外打工。

福伯一辈子待在梁庄,最远不过到吴镇集市上卖菜,每天清晨起来就到他的自留地去侍弄。那不到二分的地,被他打理得花团锦簇。夏天豆角、辣椒、西红柿、茄子、苋菜,秋冬白菜、萝卜、韭菜,后来一些蔬菜的新品种过来,他又慢慢加入秋葵、空心菜、花椰菜。菜园里趟行分明,一点儿都不浪费,长豆角的架子下面种苋菜,茄子棵里还洒点小白菜的籽。

他家的茅厕是全村最干净的。两只大木桶埋在地下,一点一滴也不浪费。早年家里人口多的时候,福伯每几天都要担一担子到自留地,后来人少了,福伯闲来没事就会在村里转,左手里拎一个小桶,右手拿个小铲子,看到猪粪、狗粪、鸡粪,就铲到桶里,再倒到自家地里。因此,不管什么时候,福伯的菜地土最黑最旺,菜最壮最丰富,有时候,菜还没出菜园,就已经被路过的人买走一些。

艰苦年代,福伯的自留地为家里奉献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一点点零花钱。福伯每天当街卖菜,卖完菜会为自己打一瓶散装酒,回村前先把酒藏在自留地头的小棚里,然后再回家,把钱上缴给“老党委”。“老党委”从层层叠叠的衣服最深层掏出一个手帕,层层打开,把钱放进去,卷好,再放回去,衣服抻好,这样,就没有任何痕迹了。

“老党委”的神奇手帕加上福伯的勤劳,虽然子女众多,福伯家一直是梁庄最殷实也最有教养的家庭。他的儿女和孙辈都沾了福婶的光,一个个英俊白皙,卷发深眼,和村庄其他人相比,简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2015年冬天,身体一直不错的福伯嗓子有些疼,咽水都有困难。他跑到镇上买几包治咽喉肿痛的药,第二天照样去卖菜。自从福婶和“老党委”去世,最后一个孙子也离开自己到郑州打工之后,福伯自留地的菜就大不如前了。他的身体越来越像一张“弓”。

再也没人管他了。他卖完菜,买瓶酒,回到家,做点烂面条,拌个青辣椒,坐下来慢慢喝。吃完喝完,背着手,慢慢走出去,坐到文哥家门口看人打牌,和人闲聊几句,到傍晚的时候,再到地里转一圈。在极少时候,他会接到哪一个儿子或孙子的电话,问他怎么样,缺不缺钱花。在北京玻璃厂上班的梁峰打的最多,他在爷爷奶奶跟前长大,在北京,他一喝多酒,就要给爷爷打电话,一打电话,听到声音,他就知道爷爷也喝多了。梁峰边打边哭,边说,爷爷我最想你了,最想你。这边福伯耳朵有点背,人也晕晕乎乎的,一直叫着“啥啊”“你说啥啊”。往往是在这样的相互呼喊中,电话挂断了。

福伯嗓子越来越疼,他一直忍着,有时吃药,有时多喝几口酒。很快,人就瘦脱形了,远远看过去,像一只枯瘦的老虾米。他身体越来越虚弱,有时一连好多天都不去文哥门口。邻居劝他说让哪一个孩子回来,带他去医院看看,他说,算了,再过一个月就春节了,要是现在回来,不年不节,工厂别再把他们奖金给扣了。像在西安蹬三轮的堂哥堂嫂,也是一年清淡,全指春节前后的这几个月赚点钱。他说,人老了都这样,头疼脑热的,很正常,他们回来也就这样,没啥用。

2017年春节,最先回来的是北京的三儿子一家和孙子梁峰一家。梁峰一见爷爷成这样子了,抱住爷爷就哭起来。大家赶紧把福伯送到穰县医院检查,医院说这都是食道癌晚期了,动手术意义不大,不如回家静养,能吃的话吃点流食,保守治疗。

一接到消息,西安的大哥二哥、内蒙的四哥、在青海带孙子的大女儿、在北京当保姆的二女儿都回来了,守在福伯身边,每天变着花样给福伯炖汤。福伯的几个儿媳妇们向来都非常孝顺,不但给福伯做饭,一勺勺喂饭,福伯吐不出来的痰,弄脏了的衣裤,都不嫌弃,争相擦洗、照顾。

我们春节回村,听说福伯病了,赶紧去村后二哥家看他。福伯喘着大气,躺在二哥家的偏房里。偏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被褥床铺也整洁异常,还专门装了有加热设备的煤灶。福伯半靠在床上,喘着粗气,他的哮喘也犯了,整个冬天,嗓子都呼呼喘着,像过火车。

他睁眼看着我们,说:“你看,我这病,还要拖,这眼看春节过了,娃们还得出门啊。”

大姐说:“福伯,你别想恁多,你这娃们多孝顺,都愿意伺候你。”

福伯抓住姐姐的手说:“人家都没说啥,对我可好,可我这活着有啥用?耽误娃们干活啊。”

福伯的眼睛红红的,热烈又羞愧地看着大姐,为自己还要多活几天耽误孩子出门干活而不好意思。

转眼间已经过了正月十五。福伯的病时好时坏,有一两次陷入昏迷,大家赶紧叫救护车去医院,还没到医院,他就又醒过来。医生说这是疼醒的。食道癌到最后,脖子上那几节骨头都完全腐蚀坏掉,头得用东西从外部撑起来。

福伯的儿女们开始发愁。福伯看来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去的,他们都待在家里不是事情。大哥二哥要挣钱帮儿子还房贷,三哥还缺一栋新房,他的儿子还没找来老婆,四哥的水果摊关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租金得一两万,那个地方是市中心,多少人眼红想抢他们生意。二女儿的北京主家一直在催。那家家里也有一个老人,平时全指望福伯的二女儿照顾,这一个月都没有回去,那主家快崩溃了,一天发几次短信,说真要是来不了他们就决定换人了。大女儿的三个孩子过完春节就走了,留了四个孩子给她,每次来梁庄,蹬一个三轮车,带三四个小孩子,像逃难一样。

姊妹们坐在一起,各怀心事,谁都不想先说。其实,这些情况不说,心里也像明镜似的。

过了好久,二女儿,其实也是福伯最小的女儿,说:“不行了,我先回去一趟,先干几天活再回来,我怕我再不回去人家真不要我了。”

那主家对福伯的二女儿非常好,经常把家里的衣服、不要的电器、家具和一些小物件送给她,让她带回来分给大家。这个大家庭里几乎每个人都穿过人家的衣服,更何况,人家给的工资也是同等情况下最高的。

四哥老婆也低声说:“不然我带着孩子先回去,再这样下去这两个月的租金都没着落了。”

四哥家刚在当地城时买了一个房子,每个月也要还房贷,还要交租金,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她的话音还没落,四哥说:“咋,就你缺钱,缺在这一时了?”

四哥老婆突然高声说:“你啥时操过心了?你就知道吃现成饭,不知道别人遭多大难熬多长时间,才活得像个人样。”

大家都听出来她的弦外之音。四哥家的水果摊是在四哥老婆娘家的支撑下做起来的,这一直是四哥的软肋。

“你再说!”四哥说着,巴掌扬了起来。

“谁家没个困难?谁有我难?没个房子,娃儿连个老婆都说不下。”三嫂说着,眼泪差点流出来了。

说的也是,谁都知道三嫂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有多拼命。瘦得风一吹就要倒的身板,每天从早到晚在工地背砖头、收拾垃圾,饿了啃冷馒头,渴了喝凉水,为的就是给儿子盖一栋楼房。

偏房里传来福伯的咳嗽声,大而清晰。

大家都静下来。过了好一阵子,二哥说:“好了,都别说了,再观察几天,看看情况,要是没啥变化,你们都走,我在家,一个月轮换。”

二哥话一出来,房间里每个人的脸都有点挂不住了。二女儿、四哥老婆的脸有点红,三嫂赶紧起身往偏房跑。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福伯的每个孩子都比着对福伯好。他们每天早晨聚在大哥家里,一起吃饭、聊天,热情招待来看福伯的乡亲朋友。几个媳妇变着花样,给福伯熬鸡汤、鱼汤、菜粥,拿勺子一点一点喂。

福伯嘴紧闭着,坚决不吃。大家想着他是身上太疼吃不下,想到医生说过,病人实在受不住,可以打一针杜冷丁,就赶紧骑车到镇上去找我哥哥,让他过来给福伯打一针。

福伯瘦得厉害,躺在厚厚的被子下面,几乎看不到身体的轮廓。他眼睛闭着,如果不是风箱般沉重的呼吸声和脖子上跳动的青筋,很难感觉他还有多少生命力。

哥哥给福伯打了一针。福伯的身体松弛一些。二嫂赶紧又举起勺子喂一口饭,福伯眼睛紧闭,牙咬着下嘴唇,不让勺子进去,勺子里白白的鱼粥洒在他脸上、脖子上。二嫂拿纸擦擦,再喂,福伯还是不吃。

哥哥弯下腰,俯在福伯耳边,低声说:“福伯,再疼也得吃一点,吃了才能扛过去。等你稍好一点,我让大哥给你弄杯酒喝喝。”

福伯摇摇头。

哥哥给二嫂说:“福伯不想吃就算了,先让他缓缓,要是明天还不吃的话,可以拿针管往嘴里推。”

以后的几天,福伯仍然不吃饭。二嫂拿针管推进去的粥,他憋在嘴里,等一管推完,又全部从嘴里吐出来。

哥哥又被喊回来,看到福伯的几个儿子儿媳坐在堂屋,面容悲戚。大哥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觉得福伯肯定是听到那天他们在堂屋的争论了。大哥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大哥爱哭,平时一哭,二哥就嘲笑他,这次,二哥的眼里也都是泪。

大哥、二哥、三哥、四哥来到偏房,齐刷刷跪到福伯床前面,就像当年“老党委”教育他们时一样。

大哥说:“爹,是俺们不孝,你养活俺们这一群,没吃过好哩,没喝过好哩,你要是还不吃,俺们就不起来。”

说着,兄弟四个齐刷刷把头磕下去,头碰在地上,嘭嘭直响。大哥示意四哥去给福伯喂饭,他们三个还跪在地上。

四哥拿着针管,往福伯嘴里塞。福伯上牙咬着下嘴唇,坚决不松口。

三哥说:“爹,俺们不急着出门,我盖房子的钱早都攒够了。”

大哥二哥朝三哥狠狠瞪了一眼。

三哥辩解说:“不是,主要是想着房子盖起来不还得装修,不还得买家具,不得给女方攒彩礼?娥子的性情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急性子,恨不得一天当两天使,都快病死了还要去找活干。”

娥子是三嫂的名字,她和二嫂是梁庄最有名的两个干家子。在家,地里活、家务有一套,出门干活,不管是蹬三轮、卖菜、背砖,都肯下死力气,自己舍不得吃穿,一心攒钱为娃。

大哥说:“都啥时候了,还在想你房子?爹都快没了。”

最后那句话刚出口,几个男人号啕大哭起来。

福伯的呼吸变得急促,脸通红,嘴巴大张着,脖子上的筋高高隆起,像嗓子被什么阻塞住,那口气怎么也出不来。哥哥摸摸福伯的额头,又伸手到被子下面摸摸福伯的身体,站了起来,往外走。大哥他们也赶紧起来跟着出来。

站在院子里,哥哥低声说:“烧得很厉害,这不是好事。他可能也不是不吃,这病,到最后连水都喝不下去,那疼劲儿正常人想象不出来。该准备啥得赶紧准备。”

几个男人又哭起来。

四天四夜,福伯滴水不进。哪怕是在昏迷时刻,牙齿也紧紧咬着嘴唇,粥不喝一口,水不喝一滴。

正月的最后一天,福伯去世了。享年八十五岁。

全家人齐心协力筹办福伯的丧礼。福伯的所有子孙,闺女儿子、女婿儿媳,外孙里孙,曾外孙曾里孙,共五十五人,全部回到梁庄。

福伯就埋在村头的自留地里。他在那块地里劳作了一辈子。他和福婶,一左一右,护在“老党委”两旁。在另一个世界,福伯仍做着妈妈的好儿子。

烧完“头七”的纸,福伯的子孙们,背着行囊,离开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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