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博比和我经常参加说唱诗和开放麦活动[开放麦（open mic）是在咖啡馆、俱乐部等场所的活动，顾客中的业余表演者能自由上台表演。]。我们站在外面抽烟时，别的男表演者会来跟我们搭话，博比总会故意吐烟，一言不发，于是我得扮演我俩的代言人，也就是说要常常微笑，记住他们作品的细节。我很喜欢扮演这种角色，一个笑眯眯的、好记性的女孩。博比说她认为我没有“真正的个性”，但她说这是在表扬我。我基本同意她的评价。每当我感觉我能做什么或说什么时，我只有在事后才想到：哦，原来我是这种人。

几天后，梅丽莎给我们发来那天晚餐的照片。我以为照片里基本上全是博比，外加大概一两张象征性的我的照片：人影模糊，前面挡着一根燃烧的蜡烛，举着一叉意面。事实上，每张有博比的照片里都有我，光总是打得刚好，构图也总是精当。尼克也拍了进去，这我没想到。他看上去闪闪发光、魅力非凡，甚至胜过现实生活中他本人。我猜想这会不会是让他成为一名成功演员的原因。看着这套照片，很难不感觉他是房间的中心，而当时我显然没有这种感受。

照片里没有一张有梅丽莎。因此，照片中描绘的晚餐只是隐晦地表现了我们实际参加的那场。现实中，我们所有的对话都围绕着梅丽莎。她触发了我们或犹疑或崇拜的各种表情。她讲的笑话总在逗我们发笑。少了她，晚餐似乎变了味，朝着微妙奇怪的方向偏离。照片里人物之间的关系，由于梅丽莎的缺席，变得不清不楚。

在我最爱的一张照片里，我带着恍惚的神情直视镜头，尼克看着我，似乎等我说什么。他的嘴有一点点张开，看起来他没有注意到照相机。这是一张好照片，但显然我当时实际上注视着梅丽莎，而尼克只是没看见她从过道里走来。它捕捉到了某种从未发生的亲密，某种晦涩而令人焦虑的东西。我把它保存到下载文档里，以便日后观察。

收到照片一个小时后，博比发来短信。

博比想让我知道她和梅丽莎在保持联系而我没有。这的确让我意外，这达到了她预期的效果，但我心情很糟。我知道梅丽莎更喜欢博比而不是我，而且我不知道该如何在不贬低自己去博关注的情况下加入她们新建立的友谊。我曾希望梅丽莎对我感兴趣，因为我们都写东西，但相反她似乎不喜欢我，而我也不确定我喜不喜欢她。我没法不把她当回事，因为她出了本书，这证明有很多人都很把她当回事，哪怕我不。我才二十一岁，没有成就和财产能证明我是个大人物。

我告诉尼克每个人都喜欢博比胜过我，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博比可以很粗鲁，很任性，让人很不舒服，而我习惯表现得礼貌，给人鼓励。比方说，母亲们总是很喜欢我。而且因为博比总是戏弄或蔑视男人，男人们通常最后也更喜欢我。当然，博比曾就这点捉弄过我。她用邮件发了张安杰拉·兰斯伯里[安杰拉·兰斯伯里（Angela Lansbury，1925—　），英美爱尔兰混血女演员、制作人、歌手，因出演百老汇音乐剧《玛姆》而成为LGBT群体的偶像。]的照片给我，邮件主题里写着：你的核心人格成分。

博比当晚的确来了，但她只字不提梅丽莎。我知道这是她的策略，也知道她希望我问，所以我没问。这听起来有点阴阳怪气，但其实还好。事实上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一晚。我们聊个不停，博比最后在我房间的床垫上过了夜。

当晚我一身大汗地在羽绒被下醒来。一开始我感觉像在梦或者电影里。我发现房间的方向很奇怪，仿佛我离窗户和门比平时更远了。我费劲坐起来，骨盆传来一阵奇怪的、撕扯般的疼痛，逼得我大声喘气。

博比？我说。

她转过去。我试图越过床摇她肩膀，但够不着她，还因为用力感到疲惫。同时我又为剧痛的严重程度感到振奋，就好像它能以未知的方式改变我的人生。

博比，我喊。博比，醒醒。

她没醒过来。我把腿挪下床，设法站了起来。我弯腰紧紧摁住腹部，疼痛就缓和了些。我绕过她的毯子，走出房间去厕所。外面雨下得很响，雨点打在墙壁通风口的塑料盖子上。我坐在浴缸一侧。我在流血。只是经痛罢了。我把头埋在手里。我的手指在颤抖。然后我坐到地板上，脸垂在浴缸冰凉的边缘上。

过了一会儿，博比来敲门。

怎么了？她从外面问。你还好吗？

只是经痛。

哦。你那儿有止痛药吗？

没，我说。

我给你拿点。

她的脚步声走远了。我拿头轻撞浴缸侧壁，把注意力从骨盆的疼痛上转移开。这是一种热乎乎的疼痛，好像我的身体内部缩成了小小的一团。脚步声回来了，门开了一英寸。她把一板布洛芬滑进来。我爬过去接过药，她走了。

最后外面天亮起来。博比醒过来，进来扶我坐到客厅沙发上。她给我泡了杯胡椒薄荷茶，我蜷坐着，杯子隔着T恤抵在耻骨上方，直到我感觉烫。

你真受罪，她说。

人人都受罪。

啊，博比说。受罪极了。

我跟菲利普说我不想找工作，这不是在开玩笑。我不想找工作。关于未来财务的可持续性我没有任何规划：我从没想过做什么事来赚钱。之前几个夏天里我打过很多份最低工资的零工——发邮件，打推销电话，诸如此类——毕业后我估计还会干更多类似的活。尽管我知道我终将全职工作，我从未幻想过一个光芒四射的未来：我参与金钱活动，从而获取报酬。有时，这让我觉得我对自己的人生不感兴趣，于是感到很低落。另一方面，我感觉我对财富的漠不关心在意识形态上来说是健康有益的。我会去查如果把全球总产值按人头平均分配，平均年工资是多少；据维基百科答案是16100美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我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挣超过这个数字的钱。

我们文学经纪公司的老板是个叫桑尼的女人。我和菲利普都真的很喜欢桑尼，但桑尼更喜欢我。菲利普对此并不在意。他说他也更喜欢我。我觉得实际上桑尼知道我并不想当文学经纪人，甚至或许就是因此她才对我青眼有加。菲利普显然为自己能在文学经纪公司工作感到激动，尽管我不会因为他在做人生规划而看不起他，但我觉得我在分配个人激情上更审慎。

桑尼对我的职业规划很感兴趣。她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人，总是说一些坦诚得出人意表的话，这是我和菲利普最喜欢她的地方之一。

新闻怎么样？她问我。

我递给她一沓看完的稿件。

你对世界很感兴趣，她说。你很博学。你喜欢政治。

是吗？

她笑了，摇摇头。

你很聪明，她说。你必须得干点什么。

或许我会嫁个有钱人。

她挥手把我赶走。

去工作去，她说。

那个周五我们在市中心一场朗读会上表演。每首诗完成后大约过六个月，我就可以表演它，因为这之后我都不想看它，不介意在公开场合大声朗诵。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流程，但我很高兴这些诗只被我们表演，却从未发表在纸媒上。它们被掌声托着，轻盈地漂走了。真正的作家，还有真正的画家，都不得不一直看着他们完成的丑东西。我恨自己干的这些事这么丑，但我也恨自己缺乏勇气直面它有多丑。我曾向菲利普解释这条理论，但他仅仅说：不要这么贬低你自己，你是个真正的作家。

博比和我在表演场地的厕所里化妆，讨论我最近新写的诗。

我喜欢你的男性人物，博比说，因为他们都很渣。

不是每个都那么渣。

说好听点，他们道德观念都很模糊。

我们难道不都这样吗？我说。

你应该写写菲利普，他没有问题。他是个“好人”。

她拿手指在空中比比，给好人两个字添上引号，尽管她真的认为菲利普是个好人。博比说谁好从来都要加引号。

梅丽莎说今晚她会来，但我们在表演结束后才看见她，那时大概十点半或十一点了。她和尼克坐在一起，尼克穿着西装。梅丽莎祝贺我们，说她真的很喜欢我们的朗读。博比看着尼克，像在等他表扬我们，他笑了。

我没有看到你们的节目，他说。我刚到。

尼克这个月在皇家剧院演出，梅丽莎说。他正在演《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代表作。]。

不过我敢肯定你们很棒就是了，他说。

我去给你们俩拿点喝的，梅丽莎说。

博比跟着她去吧台，尼克和我留在桌边。他没戴领带，西装看上去很贵。我觉得很热，担心我在出汗。

演出怎么样？我问。

哦，什么，今晚？还将就，谢了。

他正在取下他的领结。他把它们摆在桌上，他的酒杯旁边。我注意到它们是彩釉材质，装饰艺术风格。我想夸赞它们，但觉得说不出口。于是我假装越过肩头找梅丽莎和博比。当我转过头时他已经拿出了手机。

我想去看你的演出，我说。我喜欢那部剧。

你来啊，我可以给你留票。

他说话时没抬头，我以为他在敷衍，或者至少会很快忘掉这段对话。我只说了点应和的话来打哈哈。趁他注意力没在我身上，我可以仔细观察他。他的确相当英俊。我不知道人会不会习惯了这么好看，然后觉得它无聊，但这实在难以想象。我在想如果我像尼克一样好看我大概随时都会很快活。

抱歉失礼了，弗朗西丝，他说。我在跟我妈妈说话。她会发短信了。我应该跟她说我在和一位诗人聊天，她会非常吃惊的。

好吧，你并不知道。我可能写得很烂。

他笑了笑，把手机滑进内兜。我看着他的手，又移开视线。

我听说的可不是这样，他说。不过或许下次我能自己判断。

梅丽莎和博比带着饮料回来了。我注意到尼克谈话间提起我的名字，就好像在展示他自上次和我交谈以来记住了我。当然了，我也记得他的名字，但他更年长而且小有名气，因此我为得到他的关注感到荣幸。原来梅丽莎把车开进了城，因此尼克不得不在他的演出结束后加入我们，搭车回家。这种安排似乎没考虑到他方不方便，在我们聊天大部分时间里他看上去疲倦又无聊。

第二天梅丽莎发邮件给我，说他们替我和博比留了两张下周四的戏剧门票，但如果我们有其他计划了也不必觉得过意不去。她附上了尼克的电邮，写道：方便你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