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没去上班，因为我睡过头了。我给桑尼发了一封低声下气的邮件，她回复：我们还活着。我洗澡时已经中午。我穿上一条黑色T恤连衣裙，出门散步，不过天气太热，散步并不舒服。空气感觉很无助，被囚困在街上。商店窗户反射出炫目的阳光，我的皮肤很潮湿。我一个人坐在学校的板球场上，抽了两支烟，一支接一支。我头痛，还没吃饭。我的身体感觉被耗尽了，一无是处。我不想往里面放食物或药了。

下午回家时，我收到尼克的一封邮件。

我觉得我们昨晚的对话有点怪。很显然对我来说很难弄明白你想要什么而且我不太知道你说受到伤害是不是在开玩笑。在网上和你聊天很累的。我希望你不要难过什么的。

我回复：

别提了。九月见，祝法国天气好。

他之后没回我。

三天后，梅丽莎邀请博比和我八月去埃塔布勒的一座别墅住几天。博比不断给我发瑞安航空的网站链接，说我们应该去那里就待一周，或者甚至就待五天。我买得起机票，桑尼也不会介意我请假。

最后我说：好吧。咱们走。

博比和我以前去国外旅游过好几次。我们总是买最便宜的航班，凌晨或者深夜的那种，因此我们通常旅行的第一天都心情不佳，试图找免费wifi。我在布达佩斯待的唯一一天是带着行李坐在一家咖啡店，博比一边喝蒸馏咖啡，一边投身于网上关于空袭的热烈讨论中，她还大声地向我直播。当我告诉她我对讨论并不特别感兴趣时，她说：有孩子们在死去，弗朗西丝。之后好几个小时我们都没跟对方说话。

出行前几天，博比不断给我发短信，提醒我要记得带什么东西。我天生就能记住我需要什么，而博比天生就很记不住。有天傍晚她带着一份清单来我的公寓，当我应门时她把电话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

嘿，我刚到弗朗西丝家，她说。你介不介意我把声音开成功放？

博比关上门，跟着我来到客厅，粗鲁地把手机丢到桌上，打开功放。

你好弗朗西丝，梅丽莎的声音说。

我说你好，但我实际的意思是：我希望你没发现我和你老公睡过觉。

那房子究竟是谁的？博比问。

是我朋友的，叫瓦莱丽，梅丽莎说。我称她是我朋友，实际上她已经六十多岁了。更像是导师。我出这本书她帮了很大忙，其他方面也是。总之，身世显赫。而且她喜欢别人在她不在的时候住在自己的各种房产里。

我说过她听起来很有意思。

你会喜欢她的，梅丽莎说。你可能能见上她，她有时会在那里住上一两天。她通常住在巴黎。

有钱人让我恶心，博比说。不过没错，我敢肯定她很好。

你过得怎么样，弗朗西丝？梅丽莎问。我感觉已经很久没见到你了。

我顿了顿，然后说：我很好，谢谢你。你呢？梅丽莎也顿了顿，然后回答：很好。

伦敦怎么样？我问。你上个月在那儿，对吧？

是上个月吗？她说。时间太好笑了。

她说她得回去吃饭了，然后挂了电话。我不觉得时间有哪里好笑，更不用说“太好笑”了。

那晚博比走后我写了一个半小时的诗，我把自己的身体比作一样垃圾，一张包装纸或者一片咬了一半又被丢弃的水果。以这种方式运用自我厌恶的情绪并没有让我感觉好一点，反倒让我精疲力尽。然后我侧躺下来，把《后殖民理性批评》半打开立在枕边。我偶尔举起一根手指翻动书页，让沉重且令人费解的句法像液体一样透过我的眼球沉入大脑。我在自我提升，我心想。我要变得很聪明，聪明到没人能理解我。

出国前，我给尼克发了封邮件告诉他我们要过来玩。我说：我敢肯定梅丽莎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只是想向你保证我没有计划搞事情。他回复说：好，很高兴能见到你。我反复盯着这条消息，经常关上又打开来读。它如此空洞，没有语气也没有意义，让我很光火。就好像，我们的关系到了尽头，他把我重新降回到熟人那个等级。这段婚外情或许结束了，我心想，但一件事结束了和一件事从未发生是不一样的。在愤怒的驱使下我甚至开始在我的邮件和短信里搜索我们婚外情的“证据”，不外乎几条枯燥的协调短信：他什么时候回家，我什么时候会到。没有激情洋溢的爱的宣言或者露骨的色情短信。这说得通，因为婚外情发生在实际生活中而不是在网上，但我还是觉得被夺走了什么东西。

飞机上我和博比共用一副耳机，她忘带她的了。我们不得不把音量开到很大，好盖过引擎的声音。博比坐飞机时很紧张，或者她说她很紧张，但我认为她某种程度上是图好玩装出来的。我们一起飞时她要我握她的手。我真希望我能问她她认为我该怎么做，但我敢肯定要是她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她一定会对我居然还要去埃塔布勒而感到震惊。某种程度上我也很震惊，但也很着迷。在那个夏天前我从未想过我是那种和别人老公睡了很多次还会接受妻子邀请的女人。我对这个事实怀有一种病态的兴趣。

博比全程几乎都在睡觉，我们落地时才醒过来。别的乘客站起来取行李时她捏捏我的手，说：和你一起飞真是很放松。你的性格很坚忍。机场闻起来有人工空气清新剂的味道，博比买了两杯黑咖啡，我在找究竟赶哪辆巴士。博比在学校学过德语，不会说法文，但无论我们去哪里，她总能用手和脸有效地进行沟通。我看见咖啡柜台背后那个男人微笑着看她，就像她是他宠爱的堂妹，而我则绝望地冲着售票桌前的女人重复着镇名和巴士公司。

博比去哪里都能打成一片。尽管她说她仇富，她的家却很有钱，因此其他有钱人将她视作同类。他们将她极端的政治观点视作某种小资的自我贬低，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跟她介绍餐馆，或者告诉她去罗马在哪儿落脚。这些情况下我总是格格不入，无知又苦涩，但又害怕被人发现我是个有点穷的穷人，一个共产主义者。同样地，我和与我父母有相同背景的人也很难说上话，我担心我的元音听起来很装腔作势，或者我在跳蚤市场上买的宽松大衣让我看起来很有钱。菲利普也苦于看起来很有钱，尽管就事实而言那是因为他的确很有钱。博比轻松地和出租车司机谈论时事时，我们两人常常陷入沉默。

我们乘上去埃塔布勒的巴士时已经是早上六点。我很累，眼球后方的位置开始头痛，我得眯眼才能看清车票。巴士带着我们穿过碧绿的乡间，白雾缭绕，阳光穿透其间。巴士收音机里有人轻声用法语说话，有时发出笑声，然后放起音乐。我们经过两边的农田，立有手绘标志的酒庄，以及整洁无瑕的汽车免停的面包店，用干净的无衬线字体打着广告。路上车很少，天还早。

七点时天空褪成一种柔和、无边无尽的蓝色。博比靠在我肩上睡着了。我也睡着了，梦见我的牙有问题。我母亲坐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房间的尽头，她说：补这些东西很贵的，你懂不懂。我顺从地把舌头伸到牙齿底下，直到牙齿变松落在嘴里，再把它吐到手上。是那颗吗？母亲问，但我没法回答，因为我嘴里的洞正在冒血。血尝起来很厚，一坨一坨的，很咸。我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它流下我的喉咙。好吧，吐出来，母亲说。我无助地朝地板上吐。我的血是黑莓的颜色。当我醒过来时巴士司机正在说：埃塔布勒。博比正在轻轻地扯我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