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空气里的汽车尾气带着一股浓烈的盐味，让人想起大海、原油开采以及国民生产总值。耀眼的阳光斜射在办公室大楼的玻璃上，在一片工业区的旧址上形成一个个鲜明的矩形阴影。如今这片土地已经变成都市区，充满了要价过高的商店、租金昂贵的公寓与办公室，里面坐着收费过高的顾问。从我站的地方可以看见三家健身中心，每一家从早到晚的所有时段都已经被人预订了。一个年轻人与我打照面时毕恭毕敬地跟我打招呼，我也优雅地点点头——他身穿克莱利亚尼西装，戴着极客范的眼镜，不过我还真不知道他是谁，只能假设他是另一家猎头公司的员工。也许是爱德华·W.凯利公司？会那样恭敬地跟猎头顾问打招呼的，只有同行。说得更准确一点：除了猎头顾问，没有人会跟我打招呼——其他人都不知道我是谁。一来，当我不跟我老婆狄安娜在一起时，我的社交圈实在非常小。二来，我们公司跟爱德华·W.凯利一样，只跟精英来往，避免自己成为媒体的焦点，直到某一天你有资格应征全国最顶尖的工作了，你才会接到电话，从话筒的另一头听见我们的名字：阿尔发公司。你心想：我什么时候听到过这个名字？是在某个新任地区负责人的任命会议上吗？所以说，到头来你还是早就听过我们的名字了，但你对我们一无所知。因为，谨慎是这一行的最高守则，也是唯一的守则。当然，从头到尾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说谎——最卑鄙的那种谎言，例如，我总是会以惯用的一套说辞来结束第二次面试：“你就是我为这份工作选中的人。我不但认为，也知道你是完美的人选，所以这对你而言也是一份完美的工作。相信我。”

嗯，好吧，你不该相信我。

没错，我想应该是爱德华·W.凯利，或者阿姆罗普。从那一身西装看来，他工作的地方肯定不是那种承接各种大小案子、一点也不酷的大型猎头公司，像是万宝盛华人力银行或者德科人事顾问公司。也不是那种只接大案子的顶尖公司，像是霍普兰之类的，否则我就会认识他。他当然有可能是来自智瑞或者德尔菲等还算不错的大公司，或者是那些名不见经传、一点也不厉害的小公司，通常只负责招募中层主管，难得有机会与我们这些人竞争。竞争了也只会是输家，只能继续帮人招募一些店长与财务主管，然后每次见到我们时都毕恭毕敬地跟我们打招呼，一心期盼着某天我们会想起他们，给他们提供一个工作机会。

猎头顾问是一个没有正式排名的行业：不像有人会针对股票经纪人的表现进行调查，也不像电视或者广告行业会举办年度风云人物的颁奖典礼。但是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知道谁是这一行的王者，谁是挑战者，还有谁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总是静悄悄地获得成就，同样会是在一片死寂中输得永远无法翻身。但是，刚刚跟我打招呼的家伙知道我是罗格·布朗——只要是我提报的人选，最后百分之百会获得工作。罗格·布朗会在必要时操纵、强迫、撬动，把候选人塞进去。罗格·布朗深得客户们的信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公司的命运交到他手中，而且只交到他手中。换句话说，去年奥斯陆港务局任命交通部主管时，做决定的不是港务局自己，还有安飞士租车公司任命北欧区主管、西尔达尔当地政府任命发电厂厂长时，做决定的也都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我。

我决定在心里记下这家伙。漂亮的西装，知道如何对适当的人表达敬意。

我在纳维森便利店旁的电话亭拨电话给奥韦，同时查看我的手机。八个信息。我把它们都删掉。

奥韦接起电话后，我说：“我们有一个人选了，摩诺利特文公司的耶雷米亚斯·兰德尔。”

“还用我再确认一下吗？”

“不用，你那边有他的资料了。他已经获选参加明天的第二轮面试，从十二点到两点。给我一个小时。知道吗？”

“嗯。还有别的事吗？”

“钥匙。二十分钟后在‘寿司与咖啡’见？”

“三十分钟吧。”

我沿着鹅卵石铺成的街道走向“寿司与咖啡”餐厅。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会发出更多噪声，制造更多污染，花费还比柏油路高的路面？可能是想要走田园风的路线，能营造一种传统、长久且实在的感觉吧。总之，比这个伪社区要实在多了。曾几何时，社区是由工人额头上的汗水创造出来的地方，是他们在熊熊烈火发出的咝咝声中与榔头的阵阵捶打下生产出的产品。而如今这种社区到处回响着咖啡机的嗡鸣声与健身中心里金属撞击的铿铿声。这是服务业的胜利，它战胜了工厂的工人，对设计的要求战胜了对住房短缺的忧虑，而虚构则战胜了事实。我喜欢这结果。

“寿司与咖啡”对面珠宝店的橱窗里，一对钻石耳环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着耳环，心想：在它们的映衬下，狄安娜的耳朵该是多么完美啊！不过，这对我的财务状况会是个灾难。我打消了这个念头，穿过街道进入那个名义上在卖寿司、实际上只会给人吃死鱼的地方。不过，那里的咖啡倒是无可挑剔。餐厅里的座位半满，到处可见一个个淡金发色、身形苗条的女郎，身上还穿着健身时的服装，因为她们不想在健身中心里冲澡，跟其他人赤裸相见。从某方面来讲，这是很奇怪的：既然已经花了那么多钱雕塑自己的身形（这正是虚构的胜利），为什么还不愿意给人看呢？她们可以说都是服务业的一员，而服务的对象是那些有钱的丈夫。如果说她们都是些没什么文化的人，自然另当别论。但事实上，这些女人都曾在大学主修法律、信息科技与艺术史等科目，给自己的美貌加分，而在接受挪威纳税人的数年资助后[挪威大学是不收学费的]，她们摇身一变，成为大材小用的居家玩物，坐在这里分享如何持续取悦那些上了年纪的有钱老公，让他们保持适度的忌妒与警觉，最后再用孩子把丈夫绑住。当然，有了孩子之后，整个局势便改变了，强弱就此逆转，男人形同被阉割，被牵绊住了。孩子啊……

我坐在吧台前的一张高凳上：“双份浓缩的可塔朵咖啡。”

我看着那些女人在镜中的身影，心里很满意。我是个幸运的男人，跟这些看似时髦、脑袋里却空无一物的寄生虫相比，狄安娜是如此与众不同。她拥有我所欠缺的一切：关爱他人的天性、同理心、忠诚、高挑的身材。总而言之，她是个内心跟外在一样美好的人。不过，她的美并非最完美的那种，因为她的比例太特别了。狄安娜看起来就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仿佛娃娃似的日本卡通人物。她的小脸上长着一张又小又薄的嘴，她的鼻子也小，一双大眼充满了好奇，当她累的时候眼睛容易鼓起。但在我看来，她之所以有一种出众而惊人的美，就是因为这些特别之处。所以说，她到底为什么会选择我？我是个司机之子，大学学的是经济，资质只比平均值高一点，当年的就业前景比平均值低一点，还有远远不及平均值的身高。如果在五十年前，没有人会说身高一米六八的人是“矮子”，至少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是如此。而且，从人体测量学的历史上讲，你会发现在一百年前，挪威人的平均身高就是一米六八。然而，经过一番演变后，局势早已变得对我不利。

因为一时的疯狂而选择我是一回事，让我不解的另一回事是：像狄安娜这种绝对可以得到任何男人的女人怎么可能忍受每天醒来时都会看见我？她到底为什么会盲目到看不出我生性可鄙而奸诈，遇到逆境就会变得懦弱，遇到鲁莽而邪恶之人也会跟着变得鲁莽而邪恶？是她选择不看这些吗？还是因为我足够奸诈，且手法高明，才让真实的我得以藏匿于爱情制造的盲区？当然，到目前为止我唯一拒绝过她的只有生孩子的请求。我到底为什么能制住这个住在人类躯壳里的天使？狄安娜自己说，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时她就被我的矛盾性格所吸引：傲慢无比之余也妄自菲薄。

当时我们在伦敦，都参加了一个专为北欧学生举办的晚会，我对狄安娜的第一印象就像对所有坐在这里的女人一样：一个来自奥斯陆的金发北欧美女，在那个国际都会里研读艺术史，偶尔打一些当模特的零工，反战也反贫穷，喜欢宴会与其他一切有趣的事物。过了三个小时，喝掉六品脱健力士啤酒以后，我才发现我错了。首先，她对艺术的确有一股热忱，可以说是深有研究。其次，她清楚地向我阐明西方资本主义戕害了许多不想与资本主义有所瓜葛的人，而令她备感挫败的是，她自己也是这体制的一部分。狄安娜还跟我解释，就算工业化国家一直以来都持续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援助，但它们进行的剥削更多。第三点是，她懂我的幽默——没有这种幽默感，我这种男人绝对追不到身高一米七以上的女人。而第四点，无疑就是这一点帮了我大忙：她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但是逻辑思维很好。说得委婉一点，她的英文说得不太顺溜，当时她还微笑着对我说，她从没想过要学法文或西班牙文。然后我问她是否有一颗跟男人一样的脑袋，并且喜欢数学。她只是耸耸肩，但是我坚称她一定是那样，接着告诉她，微软公司在招聘面试时，总是会拿某个逻辑问题来考应征者。

“重点在于，一方面要看出应征者能否解答，另一方面也是测试他们应对挑战的能力。”

她说：“那你问吧。”

“质数……”

“等一下！什么是质数？”

“不能被自己与1以外的任何数字整除的数字。”

“哦，我知道了。”她还没像其他女人一样，一说到数字的话题就敬而远之，于是我继续说下去。

“质数通常是连续的两个奇数，像11与13，29与31。懂吗？”

“懂。”

“有连续三个奇数都是质数的例子吗？”

她说：“当然没有。”然后把啤酒杯举到嘴边。

“哦？为什么没有？”

“你以为我是笨蛋啊？在连续的五个数字里，其中必定有一个是可以被3除尽的。继续说。”

“继续说？”

“嗯，你打算问的逻辑问题是什么？”她喝了一大口啤酒，用一种充满期待的好奇眼神看着我。在微软公司的面试里，应征者有三分钟的时间去想证明方法，但她却用三秒钟就办到了。平均来讲，每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五个人能办到。我想，我就是在那一刻爱上了她。至少我在我的餐巾上很快地写下：录取了。

于是我知道一定要让她在我们俩还坐着的时候爱上我，因为只要一站起来，魔咒就会打破，所以我一直跟她讲话，讲个不停，讲得让自己好像有一米八五那么高——我很能讲。但是，就在我讲得正起劲时，她打断了我的话。

“你喜欢足球吗？”

我有点惊讶地问道：“你……你呢？”

“英联明天有比赛，QPR[女王公园巡游者队（Queens Park Rangers）的缩写，主场就是洛夫图斯路球场。——译者注]要出战阿森纳。有兴趣吗？”

我说：“当然有。”不用说，我的意思是对她有兴趣，我对足球压根儿就没兴趣。

到洛夫图斯路球场看球时，伦敦正浸在一片秋雾里，她戴着一条蓝白相间的条纹丝巾，把嗓子喊到嘶哑，但她支持的QPR终究是一支可怜的小球队，难逃被阿森纳重击的命运。我只顾着端详她那洋溢着热情的迷人脸庞，至于那一场球赛，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阿森纳穿着很炫的红白相间的球衣，而QPR的球服则是白底加上蓝色横纹，把球员搞得活像一根根会移动的棒棒糖。

中场休息时我问她：为什么不支持像阿森纳那种战绩辉煌的劲旅，而选择QPR这种跑龙套一样的好笑球队？

她回答说：“因为他们需要我。”一字不差，她真的说：他们需要我。我感受到这句话中藏着我捉摸不透的智慧。然后她又发出她特有的那种咯咯娇笑，把塑料杯里的啤酒喝光，接着说：“他们就像一个个无助的小婴儿。你看看，他们真可爱。”

我说：“穿着婴儿服。所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此句引自《圣经·马太福音》，9:4。——译者注]是你的座右铭吗？”

她的回答是：“嗯……”然后把头转过来，低头看我，带着灿烂的笑容说，“有可能会变成那样哦。”

然后我们俩都笑了，肆无忌惮地大声笑着。

我忘了球赛的结果，不过我记得球赛的成果：我送她回牧羊人丛林区，在那幢管理严格的砖造女生宿舍外接吻。在那之后，我度过了一个毫无睡意、寂寞难耐、满脑子胡思乱想的夜晚。

十天后，我在闪烁的微光中看着她，光源是她床边桌上那根被塞进酒瓶的蜡烛。那是我们的初夜，她闭上双眼，前额的血管凸出，在我频频用力之际，脸上呈现出一种夹杂着狂热与痛苦的表情——她眼睁睁看着QPR输掉英联杯赛事而被淘汰时，脸上也出现过同样的狂热神情。完事之后她说她喜欢我的头发，在那之前不知有多少人这样赞美过我，但同样的话从她嘴巴里冒出来，我就觉得好像第一次听到似的。

六个月后，我跟她说，尽管我爸在外交部工作，但他并不是外交官。

当时她只是重复我说的话：“他是个司机，”然后用双手捧住我的脸，亲吻我，“那么他可以借来大使的豪华轿车，在婚礼后载我们离开教堂喽？”

我没回答，但是那年春天我们在伦敦汉默史密斯的圣帕特里克教堂办了一个全无排场，却很动人的婚礼。没有排场，是因为我费尽唇舌说服狄安娜接受一个没有亲友观礼的婚礼。没有父亲牵着，只有我们俩——一个简单而纯真的婚礼。婚礼的动人全因有狄安娜在场：她的光芒可以与日月争辉。结果，就在我们举行婚礼的那个下午，QPR也晋级了，我们乘出租车回到她位于牧羊人丛林的宿舍时，沿途飘扬着像棒棒糖包装纸的旗帜与标志，庆祝队伍喜气洋洋，四处都洋溢着欢欣愉快的气息。直到我们回到奥斯陆，狄安娜才第一次跟我提想要生孩子的事。

我看了看手表，奥韦应该快到了。我抬头看着吧台上方的镜子，跟其中一个金发女郎四目相对。我们对看了一会儿，那时间刚好足够我们俩误会对方有所企图。她看起来有一种A片明星的风韵，是整形医生的杰作。我对她没有企图，所以把目光移开。事实上，我唯一一次出轨就是从这种情况发展出来的：与别人对看了太久。我们在画廊偶遇，然后相约到“寿司与咖啡”，接着就在艾勒松特街的一个小公寓发生了关系。不过，如今洛蒂早已是一段过眼云烟了，而且我再也不会让这种事发生。我的目光在餐厅里飘来飘去，然后停了下来。

奥韦正坐在前门边的一张桌子旁。

表面上看来，他正在阅读一份叫《经济日报》的财经类报纸。这实在是很好笑，奥韦·奇克鲁不只是对股票走势与所谓社会上发生的大部分事情没兴趣，他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阅读能力，或写作能力。我还记得当时他应征保安主管的申请书：里面的拼写错误多到令我爆出大笑。

我滑下凳子，走向他那一桌。他把《经济日报》折起来，而我朝着报纸的方向点点头。他脸上露出一闪而过的微笑，意思是他已经看完了。我一语不发地把报纸拿走，走回我在吧台前的位子。一分钟后，我听见前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当我再次瞥向镜子时，奥韦·奇克鲁已经不见了。我把报纸翻到股票那几页，小心地把他藏在报纸里的钥匙握在手里，然后把它放进外套口袋。

等到我回到办公室时，发现手机里有六条信息。我连看都没看就把其余五条删掉，打开狄安娜发给我的那一条。

别忘了今晚的赏画会，亲爱的。你可是我的吉祥物。

她还特别在文字之后加了一个戴着太阳镜的黄色笑脸——用她的普拉达手机，那是今年夏天我送给她的三十二岁生日礼物，有很多特别的功能。她打开礼物的时候说：“这就是我最想要的！”但我们俩都知道她最想要的是什么，而且我并不打算给她。不过她还是撒了谎，然后亲亲我。对于女人，你还能有更多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