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豪克25岁时和丈夫一起参加了前往罗马尼亚的教会旅行，去照顾那里的艾滋病孤儿。之后，她返回纽约，决心继续帮助有需要的人。其间，有朋友邀请她参加得克萨斯监狱的基督教服务活动。当时凯瑟琳在风投公司工作，她发现，许多犯人拥有和杰出企业家相同的才干和动力。于是，她开始在周末定期飞往得克萨斯，在监狱里教授商业课程。据悉，有25%的美国人有犯罪史，5%的人会入狱服刑。尽管大多数犯人都渴望在出狱后重新就业，可是犯罪记录却让他们很难获得工作机会。凯瑟琳强烈地感受到，这些人需要第二次机会。

之后，凯瑟琳辞了职，拿出全部积蓄创办了非营利组织“监狱创业项目”（Prison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该组织为刑满释放的囚犯提供了就业和创业的机会。不到5年，该项目扩大为州立组织，有600位学员毕业并创办了60家企业。得克萨斯州长向凯瑟琳授予了公共服务奖章，以表彰她的成果。

但是，凯瑟琳自己的生活此时却支离破碎——在经历了9年的婚姻生活后，她的丈夫突然毫无征兆地提出离婚，并且没有道别就离开了她。“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凯瑟琳告诉我们，“在我居住的社区，离婚几乎等同于犯罪——大家常说‘上帝痛恨离异’。”她害怕谈起自己的现状，不过她知道，有些人肯定不会对她的生活评头品足——那就是饱受歧视的监狱创业项目的毕业学员。于是，她向他们求助。这些学生帮助她走出了痛苦，成为她最亲密的知己。在这个特殊的情感时期，凯瑟琳与学员的关系越了界，她和不止一位毕业学员发展了亲密关系。虽然这些人已经被释放，凯瑟琳也没有违犯法律，但得克萨斯司法部门却认为她的行为失当。于是，凯瑟琳被禁止进入得州监狱，如果她仍继续参与其中，那么她的项目将被关停。凯瑟琳辞职了，她的离开成为头条新闻，大大的标题醒目刺眼——“监狱性丑闻”。

凯瑟琳花了很多年的时间，通过让雇主和捐赠者敞开心扉，想象如果自己因为犯过的最大错误而被终身贴上标签，会是什么感受。突然间，她自己却被贴上这样的标签。“我破坏了自己的价值观，就好像被厚厚的耻辱之墙紧紧包围着。”她说，“我失去了作为领导者的身份，我一文不名。我不想再继续活下去，因为我感到有辱上帝赋予我的使命。”她企图自杀。

凯瑟琳曾全力投入，帮助犯人获得第二次机会，她曾不断激发他人对出狱者的同情之心。如今，她却要为自己寻求大家的同情。

自我同情（self-compassion）这个概念被谈论得不多，也许是因为人们常常把它和它那些难搞的“表亲”混淆，比如自怜（self-pity）、自我放纵（self-indulgence）。心理学家克里斯汀·聂夫认为，自我同情就是将给予朋友的那份善意给予自己，自我同情让我们带着关心和理解去处理自己的错误，而不是一味自责和羞愧。

每个人都会犯错，有些错误看似不起眼，却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例如，在游乐场，我们一秒钟没有留意孩子，他就摔倒了；开车时，变换车道时因为盲区的存在撞了车。我们也会犯大错误，比如判断失误、没能履行承诺、诚信缺失。已经发生的事情，没人能够改变。

自我同情来源于人类并非完美的认知，深刻理解这一点的人会从困境中更快地复原。一项关于婚姻失败的研究发现，人们的复原力并非与其自尊程度、乐观态度、离婚前的抑郁状态，或是感情不和持续的时间长短有关，帮助人们对抗不幸、大步向前的正是自我同情。在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返回美国的士兵中，具有自我同情特质的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症状有显著的缓解。此外，自我同情与更大的幸福感、更深的满足感、更少的情感障碍、更轻的焦虑症状相关。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从自我同情中获益，但是，女性群体一向对自己过于苛刻，因此她们获益更多。正如心理学家马克·莱瑞观察到的，自我同情是“我们对自己苛刻残酷的解药”。

自我同情常常与自责相伴相生。自我同情并不意味着对过去责任的逃避和解脱，自我同情要我们确信，我们不应把自己打击得那么狠，以致破坏了未来。自我同情让我们意识到，做了坏事并不一定代表自己就成了坏人。我们可以用“要是我没有”这样的想法代替“要是我不……该多好”。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的忏悔这样开头：“宽恕我，天父，我犯了错”，而不是“宽恕我，天父，我是个罪人”。

责怪自己的行为而非人格，会让我们感到内疚，而不是耻辱。幽默作家厄纳·邦贝克开玩笑说，内疚是“让我们不断为他人付出的礼物”。尽管内疚很难被甩掉，它却能让我们一直努力改进，让我们更有动力去修正过去的错误，在未来做出更好的选择。

但是，耻辱则会产生相反的效应——它让我们感到渺小、微不足道，让我们更容易恼怒，更有攻击性，或者变得越来越自卑自怜。有耻辱倾向的大学生，要比有内疚倾向的大学生更容易酗酒嗑药，而耻辱型的囚犯重复犯罪的可能性要比内疚型囚犯高30%。有耻辱倾向的小学生和中学生的敌对情绪更强，更有攻击性；而有内疚倾向的学生更愿意主动化解冲突。

“平等司法倡议”（Equal Justice Initiative）创始人、法律活动家布赖恩·史蒂文森坚持认为：“我们会因一些事情悲痛不已，但我们也会伤害他人。”他非常认同“每个人都要比自己做过的最坏的事情更有价值”。这就是凯瑟琳·豪克逐渐开始明白的道理。她求助的第一个人是牧师，牧师鼓励她先宽恕自己，再进行补救。“让我做到自我同情的方法就是，拥抱错误。”凯瑟琳说。她给监狱创业项目的7 500名志愿者和支持者写了一封坦诚的忏悔信，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结果，超过1 000份回信涌向她，人们感谢她的诚实，同时表示愿意相信她，许多人还询问她接下来准备做什么。尽管凯瑟琳看不到未来，但大家都对她很有信心。她说：“正是这些爱我的人让我有了力量重返正常的生活。”她感受到了自我同情的力量。

之后，给其他人写信（包括给她自己写信）变成了凯瑟琳提高复原力的关键。她会经常写日记。“写日记不只是疗愈的方式，”她说，“这样做还能让我平静下来，不断反思。我用语言表达感受，再将感受释放。”

写作是学习自我同情的强有力的工具。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要求受试者回忆他们感到极糟的失败经历或是被羞辱的遭遇，比如在大考中不及格、输掉体育比赛、在戏剧演出时忘了台词等。他们需要给自己写一封信，表达他们对有同样经历的朋友的理解。实验表明，与只是写下自己积极体验的控制组相比，自我同情的人的幸福程度要高出40%，其愤怒程度也低了24%。

把感受变成语言，能帮助我们度过并克服悲剧带来的负面影响。几十年前，健康心理学家杰米·彭尼贝克安排两组大学生分别记下每一天中15分钟的经历，只记4天。其中一组学生记录与情绪无关的话题，另一组学生则记录他们生活中最痛苦的经历，比如被强暴、企图自杀、童年时期被虐待等。第一天写作之后，第二组大学生的幸福程度较低，血压也比另一组学生高。出现这种情况十分合理，毕竟创伤会带给人痛苦。但是，当彭尼贝克6个月后再跟进时，他发现情况调转过来——写下创伤经历的那一组学生无论是情绪状态还是身体状态，都要比另一组学生好很多。

自那以后，有超过100项实验记录了写日记的疗愈效果。研究发现，写日记对医学院的学生、慢性疼痛患者、罪案受害者、身处戒备最森严的监狱的囚犯，以及产后妇女提供了很多帮助。写日记这一行为跨越了文化及国界，而且写下创伤事件可以有效减轻焦虑和愤怒，提升业绩，减少工作缺勤状况的发生，也能缓解因失业导致的情绪反应。此外，写日记还会带来更高的淋巴细胞数、更好的肝脏功能、更强的抗体反应。即使只是偶尔写上几分钟日记，也能让人产生变化。“你不必写上你的整个人生，”彭尼贝克告诉我们，“当你觉得需要写的时候就去写，不想写了就停止。”

给负面情绪贴上标签也能让我们更容易处理负面情绪，而且标签越具体，效果就越好。例如，“我觉得孤独”要比模糊的“我感觉很糟”的效果更好。通过把感受变成文字，我们给了自己更大的力量战胜那些负面情绪。在一项研究中，对蜘蛛有恐惧症的受试者将要和蜘蛛“打交道”，研究人员让他们分散注意力，想象蜘蛛一点儿威胁都没有，或者是把自己对蜘蛛的恐惧写出来。结果，当蜘蛛出现时，那些把恐惧写出来的受试者的生理反应更小，他们也更愿意接近蜘蛛。

当然，这种方式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在悲剧或危机发生后立刻写日记，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对于有些人来说事件刚刚发生，他们还来不及反应及处理。写作可以减少孤独感、改善情绪，但不一定能减轻悲伤或抑郁症状。而且，对许多人来说，组织故事结构会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顿悟；对于不喜欢写作的人来说，对着录音机讲述故事也一样有用。如果不通过语言，而通过绘画、音乐或是舞蹈表达创伤，那么作用就没那么大。

写日记帮助凯瑟琳分辨出那些一直拖她后腿的想法，比如“人们只有在我对他们有用时才会爱我”，“依靠他人会让我软弱可怜”。心理学家将这些想法称作“自限性观念”（self-limitting beliefs），凯瑟琳决定用自己称之为“自放性观念”（self-freeing beliefs）的想法取代“自限性观念”。她写道：“我的价值并没有和我的行为相连，我允许他人照顾我——我也需要照顾我自己。”

经历了一年的治疗，凯瑟琳做好了继续前行的准备，她仍想帮助他人克服困难，展开新的未来。于是，她在纽约创办了“挑战”组织（Defy Ventures）,旨在为正在狱中服刑的囚犯和已经刑满释放的囚犯提供创业指导和创业培训。在她创办的一个课程中，学生要学习如何精准地找出自己的自限性观念，并将其改写成自放性观念。2016年，我有机会和凯瑟琳一起前往一所监狱，亲眼见到她培训囚犯的过程——凯瑟琳称他们是“培训中的创业家”，这是用未来的目标来定义他们，而不是用过去的创伤及错误来定义。凯瑟琳说，6年来，“挑战”组织帮助了1 700多名毕业学员，孵化、资助了160家初创企业，其毕业生的雇用率高达95%，再犯罪率只有3%。

凯瑟琳不只在事业上重获自信，她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2013年，她嫁给了查尔斯·豪克，查尔斯也坚定地推崇“挑战”的使命。他们婚后一年，查尔斯辞去金融业的工作，加入进来。“我拥有了第二次做妻子的机会，我拥有了重生的机会，”凯瑟琳说，“我也拥有了第二次机会让其他人获得第二次机会。”

自信对获得幸福和成功至关重要。缺乏自信的人会沉溺于自己的缺点中，他无法拥抱挑战或学习新技能，甚至会拒绝冒险，无视冒险背后的机遇。缺乏自信的人不敢去申请新职位，从而阻碍他在事业上的发展；他们甚至没有勇气主动约会，于是真爱也擦肩而过。

同许多人一样，我也一直在和自我怀疑做斗争。读大学时，每一次参加考试，我都害怕会不及格。每一次我侥幸过关，甚至考得不错时，我都认为教授被我“骗”了。后来，我知道这种现象叫作“冒牌者症候群”（impostor syndrome）。尽管女性和男性都会有这样的症状，但女性的症状更明显一些。20多年后，看到许多职场女性都因为自我怀疑受阻时，我进行了TED演讲，鼓励女性“往桌前坐”。后来，我基于演讲内容写出了《向前一步》这本书。我抱着开放的心态，对自己如何与不安全感做斗争进行了探讨，从而找到了建立自信的方法。当我激励其他女性要相信自己，无所畏惧地行动时，我自己也收获良多。

之后，戴夫离开了我。深爱之人的去世，令我们悲伤、愤怒，这都是可以预料的。我们看不到的，或者没有看到的是——创伤可以导致我们在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自我怀疑。自信的缺失变得无处不在，我们在某个领域的挣扎，会突然导致我们在其他领域不再相信自己。元失败促发了次生失败。对我来说，这场不幸让我的自信一夜之间瓦解了，就好像看着邻居建了好多年的房子在几分钟内化为灰烬一样——轰的一声，被夷为平地。

戴夫去世后我回到办公室的第一天，马克·扎克伯格和我与脸书的广告团队一起开会。为了阐释我的观点，我对产品和工程部门主管博兹说：“从我们在谷歌共事起，你就应该记得这一点。”我们本来说的是一件好事……但博兹从未与我在谷歌共事过，他当时是在谷歌的竞争对手微软公司。

接下来的会议上，我想证明自己还有用，当有人向另一位同事提问时，我突然插话回答了问题……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多次。有一次，我发言到一半时，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长篇大论般地喋喋不休，但我好像停不下来，只能继续无休止地讲下去。那天晚些时候，我打电话给马克说，我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蛋。我说了两遍，我记得很清楚。“别担心，”马克说，“认为博兹在谷歌工作这种错误是你以前也会犯的。”这下我舒服多了。

事实上，我的确释怀了一些。然而，我过去犯过同一类型的错误，如今却成为我关注的焦点。之后马克还说，他认为我在当天会议上说的几个要点的确击中了问题的实质——我却一个都记不得了。他继续说，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人都不会指望我每时每刻都绝对正确。他这么说，帮我设立了更合理的自我期望，我不再对自己那么苛刻。马克的同情与理解为我开启了自我同情的学习之路，我为有这样一位鼎力支持的老板深深地感恩。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老板，许多职位甚至不允许雇员请悲伤假或是照顾家人。但是，工作中的同情不应该是奢侈品，制定合理的请假制度、给员工提供必要的支持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就不用再依靠老板的善意才能得到理解。

有了马克的鼓励和我父亲的支持，第二天我又出现在办公室，第三天也是如此，后面的日子也是。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悲伤仍让我无法清晰地思考。在会议中间，戴夫躺在健身中心地板上的场景时不时在我眼前闪动。这好似增强现实技术（AR）——我知道自己在脸书会议室里，但戴夫的身体似乎也在这里，甚至在没有回忆起戴夫时，我也会时不时哭泣。向前一步？我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写日记在我的复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是在戴夫去世后4天，举行葬礼的那个早晨开始写日记的。“今天戴夫就要下葬了”是我写下的第一个句子，“这真是难以置信。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下这些——就好像我会忘记每个细节似的。”

从童年起，我便有写日记的习惯。每隔几年，我就会开个头，几天后再放弃。但是，在戴夫葬礼后的5个月里，106 338个单词从我的笔下流出。我感到，除非记录下每一件事，否则我就无法呼吸——从每天早上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到无法言明的人生意义，事无巨细。即使只有几天没记日记，我的情绪也会聚满内心，直到感到心底的堤坝即将被冲塌。那时，我还无法理解为什么在毫无生气的电脑上写作如此重要——我不是应该和亲友谈话，以得到真正的回应吗？把自己和愤怒、悲伤隔离开不是更好吗？为什么本来每天能够独处的时间就有限，还要在有限的独处时间把那些情绪挖掘出来？

现在一切都清晰了，正是写作的冲动把我引领到正确的方向。写日记能够帮我处理那些排山倒海、势不可当的情绪，以及太多太多的懊悔。我一直认为，如果我早知道只能和戴夫共度11年的美好时光，我会抽出更多的时间和他在一起。我后悔，在我们的婚姻遭遇困境时，我们应该少一些争吵，更多地理解对方。我也后悔，如果我意识到那是我们最后一个纪念日，我就会待在家里，而不是和孩子坐飞机去参加成人礼。我更后悔，在墨西哥最后一个早晨徒步时，我应该走在戴夫身边，握着他的手，而不是和玛恩一起（当时戴夫和菲尔一起走）。当我记录下这些时刻的时候，我的愤怒和懊悔慢慢减轻了。

哲学家索伦·克尔凯戈尔说过，“要理解生活，你只能回头看；而要生活得更好，你只能大步向前”。写日记帮我理解过去，重建自信以享受现在和未来。之后亚当建议，我也应该写下每一天做得好的三件事。起初，我犹疑不定——我几乎活不下去了，还能找到成功时刻吗？（难道要写“今天打扮得挺漂亮。请鼓掌”？）然而，有证据表明，专注于心理学家称之为“微小成功”的事件，的确有效果。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将按要求每天写下当天做得最好的三件事以及理由，并坚持一个星期。6个月后，这一组受试者的幸福程度要比只记下早期回忆的受试者的幸福程度高。在近期一项研究中，受试者每天花5~10分钟写下当天发生的好事以及原因，三个星期后，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压力水平降低了，心理和身体上的不适也减少了。

那6个月，几乎每晚我都会在睡前列出自己的清单。既然连完成最基本的任务都很难，不妨就从这些小事开始——泡茶；处理所有邮件；开会时，尽量保持专注。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我枕边小小的笔记本却承载着重要的功能，它让我明白，过去每天睡觉前我都在回忆当天处理得不好的事情——怎么搞砸的，哪儿出了问题，而如今，我会在睡前提醒自己做得好的事情，这是一个暖心的转变。

列出感恩清单对我很有帮助，而且它还有另一个作用。亚当和他的同事简·达顿发现，细数祝福不能促发我们的信心和努力，细数贡献却能。亚当和简相信，这是因为感恩是被动的——感谢我们得到的；贡献却是主动的，它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做到”，从而建立自信。现在，我会鼓励我的朋友及同事写下他们做得好的事情，结果，试过的人全都给了我相同的反馈：“我真希望自己能早点儿尝试这个方法。”

慢慢地，我开始在工作中重获自信。我告诉自己：我的目标不是完美无缺，我不必时时刻刻都相信自己。我只需坚信，我可以做出一点儿小小的努力，之后再一步步做得更多。在我16岁第一次滑雪时，就经历过这样渐进的改变。说我不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似乎有些过于保守，当时，在我第四天滑雪时，母亲和我拐错了弯，结果滑向了比较难滑的滑道。我看着前方的深谷，害怕极了，跌坐进雪里。我知道，掉进深谷必死无疑。母亲告诉我不要向下看，并鼓励我连续滑10个弯。她让我站起来，然后大声地帮我数转了多少个弯。转了10个弯后，我又转了10个弯，接着又是10个。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下山的路。多年后，当我感到崩溃时，这段经历都会跳出来。如果克服了恐惧，你会做什么？我会转个弯，然后再转一个。

当同事看到我在工作中犯了错时，他们便试图帮我减轻压力。当我把事情搞砸或者没有成果时，他们就会摆摆手，说：“你经历了那么多，怎么可能永远一帆风顺？”过去我也对在工作中苦苦挣扎的同事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当别人对我这么说时，我发现，这样充满同情的表达其实削弱了我的自信。真正能帮到我的是：“当真？我认为你在会议上提的观点很棒，帮我们做出了更好的决策。”上帝保佑！同情是不赖，可是鼓励会更好。

自我怀疑有时甚至会悄然显现。亚当的朋友和同事、心理学家詹妮莎·夏皮罗最大的恐惧是死亡，第二大恐惧是失业。但是，她在30多岁时被诊断出患有转移性乳腺癌。詹妮莎当时在写论文，这让她产生了写作障碍，她立刻开始担心：“化疗和癌症会摧毁我的思考能力吗？”随着工作效率的下降，她又担心自己会被所在大学拒绝授予终身教职，继而惨遭失业。她也很在意其他人如何评价她，身为研究羞耻感的专家，她猜测癌症会导致人们质疑她的能力。詹妮莎组织了几位同事来验证这个假设，的确，癌症幸存者面试的成功率更低。当没有受邀演讲时，她会想：“他们知道我生病了，所以不想打扰我吧？或者，难道他们觉得我不能胜任了？”

詹妮莎的丈夫以更具自我同情的视角帮她进行了分析，提醒她：“没患癌症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在一天就写完一篇论文。”她的同事也给她提供了帮助。詹妮莎告诉我们：“总体来说，大家认为我仍有能力，还能做出贡献。当然，如果期待我像从前一样能做到每一件事，这对我也是有压力的。因此我想，对同事们来说，要在对我期望过多与过少之间找到平衡，并且恰好击中我的‘甜蜜点’，这也是很难的一件事。”詹妮莎和我自己的经历，改变了我对待经历了个人难关的同事的方式。我仍然给这些员工提供假期，但现在我明白，我们不仅要把他们当作团队的一员，不另眼相待，同时也要肯定他们的工作表现。

詹妮莎后来得到了终身教职，她为此感恩。然而，失业的恐惧是极为普遍的。2016年，中国约有1 000万人失业。每一个遭遇过解雇、减薪，或被迫离职的人都知道失业令人崩溃——收入的减少使他们置身于巨大的财务压力下，而且会带来抑郁、焦虑以及其他健康问题。失业好似给我们的自尊、自我价值感一记重拳，同时让我们的身份感缺失。失去收入会剥夺我们的控制感，从而降低了忍受身体疼痛的能力。此外，随之而来的压力也会破坏人际关系，导致家庭冲突和矛盾升级。

为了解决失业人员的心理问题，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曾在教堂、学校、图书馆和市政厅举办了多场长达一周的工作坊。每天上午4个小时，数百名失业者会参加专门为帮助他们重建自信的课程，学习有用的技能，了解工作机会。他们反复练习面试技巧，还列出了失业人员可能面对的各种障碍，以及保持激情的策略。在其中，他们发现了一些“小小的成功”。接下来的两个月，参与该项目的人找到新工作的机会增加了20%。接下来的两年，他们变得更自信，不被解雇的可能性也提高了。需要澄清的是，这并不是说自信一定会帮你找到工作，我们应提供教育机会及必要的支持，这样才能帮助失业人员找到工作，在失业时让他们也能享受适当的社会保障福利。不过，参与这样的项目确实可以带来改变。

职场中的自信十分重要，并且被广泛讨论，然而，家庭中的自信同样重要，却常常被人们忽视。单身妈妈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领域——与孩子有关的事务，一直都是由我和戴夫共同讨论决定的，即使是最微小的事情。在戴夫去世那个晚上，我甚至不知道该拿儿子刮破的运动鞋怎么办，对此我思考良久。忽然之间，我和戴夫持续了10年的育儿谈话戛然而止。

我在写作《向前一步》时，有些人认为我在单身女性面对的困难这方面没有多着笔墨。他们是对的，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写。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被家事压垮时还能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向前一步》中有一章的标题是“让你的另一半成为你真正的‘人生搭档’”，谈论的是关于夫妻以50∶50的比例各自分担家务和育儿事宜。现在我了解到，这样的内容对于单身妈妈来说是多么麻木不仁且没有价值，她们在生活中要独自承担100%的家务和育儿责任。如今，我对于家庭的理解与期望，越来越贴近现实。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单身妈妈的数量增长了几乎200%。在全世界范围内，15%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中，其中单身妈妈家庭又占约85%。在中国，4.5%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还有另外15%的儿童生活在被一位家长长期照顾的家庭里——因为另一位家长（大部分情况下是父亲）在另一个城市工作。

我永远都体会不到或不能完全理解许多单身妈妈面对的挑战。尽管困难重重，她们仍尽力做好每一件事、养大孩子，这多么不可思议。为了生存，许多人甚至要打好几份工——其中还不包括“母亲”这份辛苦的工作。而且，高质量的育儿成本往往极为昂贵。

尽管长期辛苦地工作，但大多数国家的单身妈妈的贫困率都要高过单身爸爸，其中包括中国和美国——几乎1/3的单身妈妈和孩子会遇到食物不安全的情况；黑人和拉美裔的单身妈妈甚至会面对更多的挑战，其贫困率高达40%。尽管我们需要呼吁相关政策出台以帮助这些家庭，但我们也要尽己所能，为她们提供更直接的帮助。令人震惊的是，在美国旧金山湾区，每三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需要食物援助。几年前，我开始在美国的食物银行“第二次丰收”（Second Harvest）做志愿者，之后协助开展了“为孩子挺身而出”（Stand Up for Kids）运动。目前，该运动每个月为约9万名孩子提供了餐食。该组织开始在当地特许学校发放食物之后，学生的纪律问题也相应减少了。“人们一直认为他们都是坏孩子，”一位校长告诉我们，“其实只有饥饿的孩子。”另一所学校报告说，该项目降低了学生的缺勤率，减少了患病率，学生们的学业表现也有所提高。

职场母亲（尤其是单身妈妈）从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在中国，女性产后享有14周带薪产假的权利。如果员工没有病假和丧假（丧亲者需要这样的假期以度过最痛苦的时刻），就会导致他们个人的困境更容易转变成工作中的困境。亚当的研究显示，大多数企业不重视病假和丧假这一点其实非常短视——在员工经历个人难关时，企业若提供支持则将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相关公共政策和公司制度，以确保员工在需要照顾自己和家庭的时候，能够得到相应的假期。

我们也需要摒弃过时的假设——所有的孩子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戴夫去世后，现实不断提醒我和孩子们，我们失去了什么——父女共舞、学校的“父母之夜”活动，还有无处不在的父子活动。我弟弟戴维说，他也是第一次意识到孩子们所在的休斯敦公立学校里有那么多需要父亲参与的活动，这些活动对于没有父亲的孩子来说，是多么艰难。

这些主观想法时隐时现，让我越来越无奈。如果戴夫还在，他会怎么做？日复一日，我希望自己知道，甚至希望戴夫亲自回答这个问题。正如在工作中一样，当我专注于微小的每一步时，事情便会容易一些。我发现，我根本不必帮助孩子应对他们遇到的每一种情况，我也不必在他们每次哭泣时都帮助他们化解悲伤，我只需要帮他们处理当下面临的挑战。我甚至不必转十个弯，我只需要帮他们一次转一个弯。于是，我做出了一些决定并对此提出质疑。而且，那些看上去会破坏戴夫重视的事，无论多么渺小，都令我恐惧。戴夫认为，睡眠对孩子们很重要，他生前坚决反对睡衣派对。但他去世后，我发现睡衣派对对安抚孩子、让他们摆脱悲伤确实有帮助。我知道这个改变本身无足轻重，但它却对我具有象征意义，它意味着没有戴夫的日子多么艰难，而我可以继续按照他的心愿做事，以示纪念。戴夫的妹妹艾米说，戴夫从没告诉过我，在面对令人绝望的不幸时，他会怎样去面对。我可以想象着他说话的样子：“是的，当然，如果睡衣派对让孩子们更开心，那就去吧。”尽管我从不知道戴夫对于某些小事的观点，比如孩子10岁前能否看电视剧《美少女的谎言》，或者是否能让孩子玩《口袋妖怪》游戏，但我知道，他希望孩子们得到的不仅是一夜好梦，还有正直、好奇心、善良和爱。

失去戴夫这个舵手，我发现自己又开始依赖朋友和家人。朋友们也让我知道，我能够有条不紊地处理家事，这一点对我很有帮助。当他们诚实地说我还能做得更好时，比如建议我制定家庭规则时更灵活，或者是对自己和孩子们更有耐心，我又有了信心。

随着时光流逝，我也渐渐适应了没有戴夫的新生活，我还发现日记写得少了——即使没有这个出口，我也不再有崩溃的感觉。在本该是戴夫48岁生日后的第二天，我决定走出哀伤阶段。我坐下来，写下了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