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卡斯珀是一位医生，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治疗面临生命威胁的病人。然而，当他十几岁的儿子瑞恩被诊断出患有罕见的致命癫痫时，他却无所适从、毫无头绪。“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我惊悉儿子命运的改变，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根本没有治愈的希望，”乔写道，“那种感觉就好像我眼睁睁看着儿子被捆在铁轨上，火车正呼啸而来，除了无奈、惆怅、绝望，我什么都做不了。”

创伤体验往往如地震般动摇了我们对世界的信念，剥夺了我们对于人生可控、可预测，以及充满意义的认知。乔告诫自己不要陷入空虚与绝望。奥地利著名精神病专家、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发现：“当我们不能改变现状的时候，我们就面临着改变自我的挑战。”

在儿子被诊断出绝症后，乔想学习一切与创伤后复原力有关的知识。他搜索到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的两位教授理查德·泰德斯基和劳伦斯·卡尔霍恩的研究成果，这两位心理学家当时正在治疗因失去孩子悲伤过度的父母，他们承受着绝望与创伤后的压力。两位心理学家也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现象：这些痛苦的父母都想做些事情，比如祈求孩子回到身边，但许多人也承认失去孩子后，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一点似乎很难令人相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人摆脱了创伤后压力的困扰，实现了创伤后成长。

此外，两位心理学家还研究了经历过各种创伤的数百个案例，其中包括性侵和性虐待受害者、战争难民和战犯、事故和自然灾害幸存者、严重受伤者和重病患者等。这些人都经历了持续不断的焦虑和抑郁，然而，尽管受创者存在着消极情绪，但他们仍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之前，心理学家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创伤的两种可能的后果上——一些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包括抑郁、焦虑，或者身体功能障碍；一些人则表现出有复原的能力，他们最终会恢复到创伤之前的状态。但是，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遭受过痛苦的人有可能复原并成长。

戴夫去世4个月后，亚当给我讲了创伤后成长的概念。对我来说，这太不现实，怎么可能呢？这也就是说说吧。当然，的确有人能够从不幸中获得成长，但拿它当作希望之光去忽悠刚刚失去丈夫的寡妇，我是不大相信。

亚当理解我的怀疑，他也承认，之所以前几个月没有跟我提及这种可能性，是因为他知道我绝对不会相信。但是现在，他认为我准备好了。他告诉我，50%以上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都发生了至少一种积极的改变，只有不到15%的人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当时，他做了一件超级讨厌的事情——他引用我曾说过的话来对付我。“你总是说如果人们看不到某件事的存在，那么他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或是做不到。”亚当说，“例如，有些女孩不学计算机，是因为她们在计算机系没看到女生；有些女性不去争当领导者，是因为她们没看到有太多女性处于领导者地位。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看不到成长的可能性，你就不可能成长。”我同意尝试着去发现成长的存在，我也不得不承认，创伤后成长要比日日伤心、愤怒的生活好多了。

正是那时，我得知乔·卡斯珀的事情，不幸的是，他的儿子在确诊后第三年去世了。乔说：“儿子的去世引发了我情感上的海啸。如果生活中还有更痛苦的事情，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再经历。”乔立誓不会被海啸卷入漩涡，他决定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积极心理学，亚当那时在那里做教授。乔了解到创伤后的成长会以五种形式存在：发现个人的力量，学会感恩，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找到更多的人生意义，以及发现新生活的可能性。但是，乔不想只学习理论，他想亲身实践。

尼采有一句名言：“那些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泰德斯基和卡尔霍恩对此做了细微的改动：“我比自己以为的更脆弱，却比自己想象的更坚强。”面对生活射来的利箭，我们会受伤，伤痕会一直在那里，但是，我们可以在强大的内在力量的驱动下躲开这些利箭。

我无法想象。人们不断地对我说这句话，我也赞同。但我的心那么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熬过去。处于急性悲伤的深渊，我根本不认为自己还能变得更强大。然而，随着心碎的日子渐渐过去，我意识到自己可以更强大，因为我实实在在地生活着，而熬过去就是获得力量的途径之一。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必须坠落，就让我坠落，我会成为的那个人一定会接住我。”

慢慢地（极其缓慢地），一种全新的视角开始渗入我的日常生活。过去，孩子们面对挑战时，我会很焦虑，但戴夫会让我安心。现在，我要让自己安心了。从前，如果女儿因为没有和朋友一起入选某个社团而情绪低落，我会鼓励她多加练习，私下里却会担心。现在，我便会想：“很好啊，每个孩子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没什么大不了，落入正常问题区太令人欣慰了。”此时我还需提醒自己：“这么想就好了，千万不要大声说出来。”

我儿时的朋友布鲁克·帕洛为收养孩子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其间的绝望都在她抱着宝宝的那一刻烟消云散。在接下来幸福的日子里，布鲁克遇见了另一位新妈妈梅雷迪斯。梅雷迪斯为怀孕受了很多苦，两个女人因为得子不易变得亲密起来，对她们来说，能有宝宝已经是奇迹了。她们的孩子也成了好朋友，布鲁克称之为“婴儿闺密”。一天，34岁的梅雷迪斯发现自己腋窝下方有一个小肿块，检查结果显示，她已患有乳腺癌第四期。布鲁克不断鼓励着梅雷迪斯，而且她也打算去检查一下。预约时，布鲁克的妇科医生建议她再等半年，等到满40岁，医疗保险就能支付这笔费用了。但布鲁克坚持当时就做检查，结果显示她也处于乳腺癌第四期。

两个朋友又一起经历了化疗，布鲁克的治疗效果很好，但梅雷迪斯的肿瘤细胞已扩散到肝部。三年后，梅雷迪斯病逝。“我一直告诉她的父母、她的丈夫和女儿，她是我的天使，”布鲁克说，“我能活到现在，是因为肿瘤细胞在转移到其他重要器官之前就被清除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梅雷迪斯。”

布鲁克的乳腺癌得到了控制，7年过去了，她的身体很健康，精神状态也不错。“我经历了化疗的痛苦，朋友的离去。我已经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小事不会压垮我，我变得更强大、更专注、更明白事理。过去曾让我无所适从的事情，现在我却视作理所应当，我会笑着说：‘哦，没关系，我会处理的。’”

泰德斯基和卡尔霍恩所定义的创伤后成长的第二个方面是：学会感恩。戴夫去世后第一个月，我惊讶地接到凯文·克里姆打来的安慰电话。我和凯文只在葬礼上见过一面，不过我们有共同的好朋友，我知道他经历过难以想象的悲伤。2012年，凯文的妻子玛丽娜带3岁的女儿尼西上完游泳课后，返回纽约公寓，发现家中的保姆刺死了6岁的大女儿露露和2岁的儿子里奥。

凯文丧子几个月后我见到他时，我支支吾吾，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现在，他打电话来安慰我。我问凯文，他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告诉我，他当时致悼词时是这样说的：“我担心自己在面对毁灭性的黑暗时，也会痛恨这个世界，并因此竭力逃避现实。但……有句话我认为特别适合这个场合：‘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的人，能够承受任何一种生活。’玛丽娜、尼西，你们是我的‘为什么’。”凯文告诉我，他是多么感恩妻子玛丽娜和女儿尼西还活着，他和玛丽娜的关系也坚不可摧。之后，凯文夫妻决定再要个孩子，他们感恩自己还有这个能力。因为露露和里奥生前热爱艺术，于是凯文和玛丽娜创立了非营利组织“ChooseCreativity.Org”，为弱势儿童教授培养创造力的课程。他们通过为世界带来更多的爱和美，从而获得了创伤后成长……可见，创伤后成长本身就是爱和美的象征。

经历悲剧，并为之感恩，真是有些讽刺。自戴夫离我而去，我很清楚自己的内心积淀了多少悲伤，它如影随形、触手可及——它已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除了悲伤，我还对以往视之为理所应当的事情怀有深深的感恩：家人，朋友，甚至只是活着这件事本身也值得感恩。在这方面，我的母亲提供了一个极有帮助的案例。66年来，母亲一直喜欢散步，但随着年岁渐长，她髋关节状况不佳，散步就变成了一件痛苦的事。4年前她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术后她为自己可以毫无痛苦地迈出每一步而感恩。母亲体会到的是身体层面的感恩，我感受到的则是情感层面上的感恩——在感觉不错的日子里，我也感恩自己可以毫无痛苦地迈出每一步。

以前，我也时不时地有过感恩的时刻。大学毕业后，我为世界银行旨在根除麻风病的印度健康团队工作。我走访了几乎全印度的治疗中心和医院，遇到了数百位病患，其中许多人因病被赶出自己原来生活的村庄，他们极为贫困、孤独无助。我的第一次旅程差不多有一个月，每一天我都努力以极专业的形象示人，夜里却独自哭着入睡。这段经历让我学会了客观地进行判断。我记得自己当时决定不再抱怨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了，并且感恩自己出生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国家。可是多年以后，我的客观判断能力消失了，生活又回到了曾经的样子。

如今的我决心坚守感恩。我问布鲁克她是如何做到的，她说她会时常提醒自己人生无常。“看着梅雷迪斯的女儿一天天长大，我也尽己所能参与她的人生。每当我看着自己的小女儿，我都会想起梅雷迪斯不在了，她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成长，我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布鲁克做出了下意识的努力，以记住这对于她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每一年，我都会庆祝自己陪伴女儿又多活了一年。”她告诉我，“但7年前，我以为自己不能陪女儿过第二个生日了。”

失去亲人后，每逢生日、纪念日、节日，空虚感便让我难以面对。布鲁克鼓励我珍惜这些重要的日子。过去，我每5年过一次生日，我认为只有年龄以0或5结尾的生日才值得过。现在，我会庆祝每一个生日，因为我不再理所应当地认为下一个生日会如期到来。我过去常常说的那些关于不想变老的玩笑话早已烟消云散。（为比我小15岁的老板工作，怎么都得找些乐子不是？）戴夫离开后，我的朋友凯蒂·米蒂克开始在朋友们生日时给他们写信，并告诉他们，朋友对她来说意义重大。一些朋友也加入进来，这就是创伤前成长，他们获得的是生活经验，而我只能通过死亡学习。

去年秋天，马拉拉·尤素福·扎伊[马拉拉·尤素福·扎伊，1997年7月12日出生于巴基斯坦，以争取妇女接受教育的权利而闻名。2012年10月9日，马拉拉乘校车回家时遭到枪击，伤势严重。经过治疗，她于2013年1月4日出院。2011年2月，马拉拉被巴基斯坦政府授予“国家青年和平奖”。2014年，她与凯拉什·萨蒂亚尔希共同获得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编者注]和她的父亲齐亚丁来到我家，和我探讨马拉拉为女童争取教育权利的工作情况。之后，他们留下来和凯蒂、凯蒂的丈夫斯科特以及我的孩子们共进晚餐，我们围着餐桌分享了每个人在那一天最美妙、最糟糕和最感恩的时刻。斯科特说，他上一周都在担心孩子会被调配到一所新学校，但马拉拉的使命让他明白，应该为孩子们有书可读而感恩。接着，马拉拉分享了她的感恩故事。她被塔利班成员开枪击中后，她的母亲便开始给她送生日卡。马拉拉19岁时的生日卡片上写着：“4周岁生日快乐。”她的母亲是在提醒女儿——也提醒她自己，马拉拉还活着是多么幸运。

我们不必等到特别的场合才去感恩。在我特别喜欢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给向自己表达了善意的人写感谢卡，结果证明，收到卡片的人很开心，送出卡片的人的抑郁程度也显著降低，而且对于感恩的回味伴随着他们长达一个月。当亚当和我分享这项研究时，我认识到了它的原理：当我感谢朋友和家人时，悲伤自然被置之脑后了。

1999年，我的朋友斯蒂文·莱维特一岁大的儿子安德鲁死于脑膜炎，16年后，他告诉我：“每过一年，我对于‘拥有’的感恩就更多一些，对于‘失去’的憎恶就更少一些。”岁月如梭，我为我和戴夫共同走过的日子，以及现在我所拥有的一切而感激不尽。

距戴夫去世一周年还有11天的那天，我感到很脆弱，跟朋友大哭。我们坐在浴室地板上，我说：“11天。一年前，他只能活11天了，他对此却一无所知。”我们在朦胧泪眼中望着彼此，讨论着如果戴夫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11天，他会怎样过完这段日子；而且，如果了解每一天都是那么宝贵，我们又会怎样活下去。

悲剧并不能让我们永远感恩。创伤会让我们警惕他人，它产生的消极效应影响了我们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许多经历过性虐待和性侵的受害者都认为，他们关于“人性本善”的信念破碎了，很难再相信他人。失去孩子的人总会有一段时间很难和亲戚、邻居相处；而对于失去配偶的人来说，和朋友吵架也是十分常见的，他们有时会感到被朋友伤害了。

但是，悲剧也能激励我们建立全新的、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这就是创伤后成长的第三个方面。研究发现，战争中目睹战友惨死的士兵们在40年后，更容易获得军队同侪的友谊。经历过残酷的战争，他们更理解生命的意义，也更愿意和有同样感受的人相处。许多乳腺癌幸存者也觉得她们跟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比以往更亲密了。

当人们共同经历过某种悲剧，或是面对过类似的悲惨状况时，彼此之间的联结会更紧密。他们会互相信赖，互吐心声，互相依靠。就像那句谚语所说：“顺境时，朋友了解我们；逆境时，我们了解朋友。”

不幸会促使人们建立更强大的联结，斯蒂芬·汤姆森的故事是其中最激动人心的例子之一。斯蒂芬和4个弟弟妹妹在儿时的成长过程中经常无家可归，他们有时会在收容所和汽车里过夜。斯蒂芬的母亲有严重的吸毒和酗酒问题，所以斯蒂芬和弟弟妹妹常常挨饿，甚至会去杂货店偷食物。此外，小小的斯蒂芬不得不承担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他在学校缺了很多课，以致成绩远远落后。老师们认为他有学习障碍，便安排他去特殊教育班。有一次，斯蒂芬和外婆住在一起时，特警队来找他母亲，但她躲在门后。警察后来说，他母亲和男友在一次政治抗议行动中炸毁了一座桥。

斯蒂芬当时9岁，他的母亲把他和弟弟妹妹丢弃在一间旅馆的房间里。三天后，儿童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才找到他们。这就是斯蒂芬经历的最糟糕的时刻，从这天起他开始“触底反弹”。“我们过去的生活令人无法忍受，”他说，“母亲把我们丢在旅馆，就是她送给我们的‘礼物’，从此我们有了新的开始。”

斯蒂芬相信，他的复原力来自小小年纪就能把极端的苦难当作建立新关系的机会。他在一个收养孤儿的家庭里待了几个月，弟弟妹妹住在他附近，之后他被送到州立“儿童之家”生活。正常上学之后，他开始和同学建立稳固的友谊。

他的新朋友们邀请他去家里过感恩节、圣诞节，他有了和朋友、家人共度节日的机会。之后，他的一个朋友的母亲让他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一切就此改变。“这是我人生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让我了解到他人的善意。”斯蒂芬告诉我们，“我意识到，朋友可以变成家人。”自此，他和自己约法三章，永不抛弃朋友。“难过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真正尝试和人们打交道，去认识他们。”我是在谷歌工作时认识斯蒂芬的，他强大的联结能力成就了他的事业，现在他是一名优秀的招聘主管。

创伤后成长的第四种形式是发现人生中更大的意义——强烈的使命感，它源于“人的存在皆有意义”这一信念。维克多尔·弗兰克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痛苦在找到意义的时候就不再是痛苦。”

许多人在宗教中或在拥抱灵性时找到了意义，而创伤经历则会把人们带往更深层次的信仰，具有强烈宗教和灵性信仰的人拥有更大的复原力，他们能获得更好的创伤后成长。主持我和戴夫的婚礼的拉比杰·摩西告诉我：“上帝或是更高层次的神明会提醒我们，人类不是宇宙的中心。关于人类的存在仍有许多未了解之谜，无论我们是否理解，人类都有其秩序和目标。生活让我们知道，苦痛并非偶然，也绝非毫无意义。”

然而，苦难也考验着我们对于上帝的仁慈的信念。来自新泽西州蒙特克莱的教会执事拉维恩·威廉姆斯告诉我们，在她患有抑郁症时，她姐姐被诊断出癌症，于是她向上帝发出诘问。“我会生上帝的气——你怎么能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她说。但是，之后她想起：“我们向上帝祈祷并不是祈求得到帮助，他不是有求必应的魔法神，好事不会自己突然发生。”而且，她的信念帮助她摆脱了绝望的束缚：“即使身处最黑暗的时刻，我依然怀有希望，这就是信念的力量……它让你知道，黑暗总会过去。”

去年春天，我读到全美橄榄球联盟前运动员弗农·特纳写给年轻时自己的一封公开信，其中生动地描述了他的经历。弗农的母亲当年是一位18岁的田径明星，她不幸在街上遇袭，被人注射了海洛因，之后被轮奸。弗农11岁时，偶然发现母亲在浴室注射海洛因，母亲看到他，不但没有赶他出去，反而对他说：“我让你看我吸毒，是因为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做这件事。如果你做了，就和杀了我一样。”4年后，弗农的母亲去世了。之后，由继父照顾弗农和4个弟弟妹妹。弗农读大学一年级时，他的继父也去世了。此时，不满20岁的弗农，独自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弗农的经历让我十分感动，于是我联系了他。弗农告诉我，那时是他最低迷的时刻，已然“触底”。“我认为我是在接受命运的惩罚——先是上帝带走母亲，接着是继父，然后我又要失去整个家。当时，我双膝跪地，大声祈祷，请求上帝告诉我该怎样拯救我的家。”那时，弗农认为唯一能赚到足够的钱的方法就是在全美橄榄球联盟踢球。终于，他成为二级联赛大学队的明星球员，但总是有人告诉他，他不够高、不够壮，也没有成为职业球员的天赋。“我必须做到，如果做不到，弟弟妹妹就会被别人收养。我不要做遗传基因的奴隶，我要做自己行动的主宰！”他在信里如是说。

清晰的目标驱动着弗农，他把闹钟设在凌晨两点，每天准时起床训练。他在身上缠上绳子，拉轮胎上山，以此锻炼体能。“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生理上，我都把自己逼到极限。为了加入全美橄榄球联盟，我进行了魔鬼训练。我要靠自己的训练，而不是对最强劲的对手抱有幻想——我做好了死在橄榄球场的准备！”他做到了——他成为一名回攻手。“激发我内在复原力的是上帝赐予我的力量。”他说，“母亲去世前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住这个家。橄榄球挽救了我的家。校队的教练给我量身高的时候，应该再量一量我心脏的强度。”

家庭和宗教是许多人最强大的人生意义的源泉。然而，工作也是使命感的一个源泉。能够发掘人生最大意义的职业，往往是服务性行业。例如，牧师、护士、消防员、心理咨询师、幼儿园教师这些职业充满压力，收入却不高，但我们要依靠他们获得身体的健康、生命的安全、知识的增长。亚当发表了5项不同的研究成果，阐明了有意义的工作是如何帮助人们实现精神缓冲、摆脱倦怠的。他发现，在公司、非营利组织、政府部门和军队，人们越是相信自己的工作可以帮助到他人，他们在工作中的疲惫感就越少，抑郁的现象也越少。当人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对其他人能够产生有意义的影响时，他们在家里也会感到更有活力，并且更有能力应对面临的困难。

戴夫去世后，工作对我更有意义了。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去帮助人们分享信息，这也是脸书的使命。2009年，我朋友金·贾巴尔的弟弟在40岁生日那天自杀了，她的家人过于悲伤，无法处理追悼会的事宜。但是，“人们都想分享自己的故事，他们愿意支持我们，彼此支持”。当时金告诉我：“他们在脸书上举行了追悼会，爱和支持如潮水般涌过来——每一天，我都能读到更多的故事，看到更多的照片，我知道有许多人认识他、爱着他。”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之前并没能真正理解脸书的功能对于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是多么重要，直到我有了切身体会。我们的朋友赞德·卢里在给戴夫致悼词时，提到了戴夫慷慨的性格。说到这里，他停下来，做了一件我们在葬礼上从没看过的事——他说：“如果戴夫·高德伯格做过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事，比如他给了你明智的建议，他帮助你建立起有价值的人际关系，他在你沮丧时帮助了你，那么，请你举起手。”我看向身后，数百只手臂举向天空。那一天，我没有机会听到所有的故事，即使有机会，我当时也不在状态，没办法一一记下。但是现在，许多故事都保留在脸书上戴夫简介的那一栏，人们纷纷来留言，许多名字我甚至没听说过。他们分享了戴夫怎样帮助他们找工作，创办企业，热心地支持他们的事业。我们的朋友斯蒂夫·菲勒发布了戴夫在一场棒球比赛上欢呼的视频，他写道：“戴夫提醒我，欢呼的感觉有多棒……被欢呼的感觉同样很棒，他令我感受到了那一刻。在硅谷这样一个‘接下来’永远比‘现在’更重要的地方，像戴夫一样温暖地专注于当下的人太少了。”

对于那些有机会从事有意义的工作的人来说，工作本身就能够帮助他们从创伤中复原。我的朋友杰夫·休伯的妻子因结肠癌去世，我告诉杰夫，“不要在急性悲伤初期做任何重要决定”，这一点也是很多人曾经告诉我的。幸运的是，杰夫没听我的。他辞了职，去Grail公司[Grail公司，位于硅谷的生物科技公司。——译者注]做了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专注于在初期阶段检测出癌症。“那感觉就好像过海关，”杰夫告诉我，“如果不能回头，就只能做出改变，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同救不了儿子的乔·卡斯珀一样，杰夫知道他救不了爱妻的命，但是他希望在下一个10年，早期癌症检测能够拯救数百万条生命。他说，现在，每天早上他都更有活力，他会迅速起床，投入到工作中。

杰夫寻找到人生意义的方式正是创伤后成长的第五种类型——发现新的可能性。泰德斯基和卡尔霍恩发现，经历创伤后，有些人会选择之前从未考虑过的完全不同的职业方向。一些美国人受“9·11”恐怖袭击的影响，在事业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改变——有些人加入了消防部门，有些人参了军，有些人进入了医学行业。“为美国而教”项目收到的申请比以往多了3倍，许多怀有远大抱负的教师说，他们做教师的兴趣正是源于“9·11”恐怖袭击事件。寻求变化的人们想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奉献给更宏大的事业。对他们来说，恐怖袭击事件之前，工作只是工作，但事件发生之后，他们的内心便升腾起一种使命感。龙卷风等自然灾害、大规模枪击事件、飞机失事的幸存者，以及那些认为自己会死于突发事件的人，更有可能找到人生的意义。在得知突发事件的死亡率后，幸存者常常会重新审视人生中究竟哪些事更重要，从而促发创伤后成长。可见，与死神擦肩而过是有可能带来美好的新生活的。

当然，这可不是简单的改变生活重心的问题，创伤常常会使我们寻找新的可能性变得难上加难。关爱患病的爱人可能意味着你要减少工作量，甚至是所有家人都无法工作。目前，约有300万美国人在照料着患有癌症的家人，他们每周需要花费34小时。除了收入的减少，高额医疗费用也会破坏家庭预算。生病已经很可怕了，财务问题也随之而来。在美国，超过40%的破产案例都是由疾病导致的。有证据显示，癌症患者申请破产的可能性会增加2.5倍。即使是相对小额的预算外花费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例如，46%的美国人支付不起400美元的急诊账单。对于站在悬崖边上的边缘人群来说，带薪假期、高质量的医疗保险，以及包含精神健康的保险计划可以救他们一命，否则他们就会跌落悬崖。

悲剧不只剥夺了我们的今天，也会撕碎我们未来的希望。意外事故会粉碎人们自食其力、供养家庭的梦想，严重的疾病会阻止人们寻找工作或爱，离婚抹去了未来的纪念日（尽管我有个朋友每年都会庆祝分手纪念日）——上述与个体感受有关的深层次改变是悲剧产生的次生损失，也是抑郁的危险因素，我们那个可能的自我——我们希望成为的自己也会同时受伤。

尽管很难，但自我的消失给了我们想象和创建新自我的机会。悲剧发生后，我们有时会想念曾经拥有的机会，毕竟我们为过去的生活投入了全部情感。海伦·凯勒说：“当一扇幸福之门关闭时，另一扇门已然敞开；但我们却长久地盯着关闭的门，看不到敞开的另一扇门。”

当乔·卡斯珀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也是儿子遗产的一部分时，他茅塞顿开。他在攻读硕士课程时，创造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命运共同体”，这个方法鼓励失去孩子的父母从一个更大的角度回看孩子的人生，死亡不再是故事的结局。从悲剧中寻找使命感和人生意义的父母可以坚持多行善事，这也是他们的孩子对于这个世界的贡献。正如乔所阐释的：“我意识到，我的使命是以我儿子感到自豪的方式生活，通过多行善事为儿子的生命增添光彩是激励我走到今天的强大动力。”

许多悲剧幸存者致力于帮助他人克服自己曾经面对的困难，这很容易理解。“没有什么事比帮助他人摆脱绝望的沼泽更能让我感到满足了，”乔告诉我们，“我的热情来源于与我的创伤有关的个人成长，帮助他人进行创伤后成长也会照亮我儿子的生命。”一些人在经历悲剧后，能够获得新的认知，用以帮助有类似经历的人。这是独一无二的人生意义的源泉，这样做不只是给我们自己的人生以使命感，同时也为苦难赋予了使命感。如果你自己受了伤，却因此能帮助他人，那么你没有白白受伤。

悲伤时，我们很难透过痛苦看到新的可能性或更大的人生意义。那时，母亲陪了我一个月后准备回自己家时，我有点儿慌了。她抱着我道别，给我讲了她和家里的一个朋友斯科特·皮尔森的一场对话。“戴夫逝去的那个星期，斯科特说：‘这一章结束了，下一章即将开始。’那时我没告诉你，因为你才不会相信他呢。不过我一直很信任他……你也应该这样。”我不确定我是否应该在一个月前听到这句话，但那一天，希望降临。我在这里引用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的一句话：“每一个崭新的开始都伴随着另一个开始的结束。”

几年前，戴夫和我带孩子们去看音乐剧《魔法坏女巫》。离开剧场的路上，我们中有个人激动地大叫：“这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剧！”你也许认为这话是我们不到10岁的女儿说的，但并不是，是戴夫说的。他最喜欢的歌曲是其中的插曲《永远》——当两位主演互相道别，心里知道他们也许永不会再见时，他们一起唱着：

戴夫永远都在，就像歌里唱的：“一抹永恒的掌印，在我心上。”因为有他的存在，我被深深地改变了；因为他不在了，我被更深刻地改变着。

我心底有着最深切的渴望，渴望美好的事因戴夫可怕的死亡而发生。当有人说，他们从我分享的内容中找到了安慰和力量的时候，这就是对戴夫生命的奖励。他为帮助他人付出了那么多，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打动读者，成为戴夫遗产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