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学的第一周，当时我最好的朋友告诉我，她觉得和我一起玩没意思。这场伤人的分手后来被证明是一件幸事。在被“抛弃”后不久，又有三个女孩和我交了朋友，我们成了一生的挚友。上高中时，我们的圈子又增加了三个女孩，这6个女孩子分别是明迪、伊芙、雅米、伊丽丝、帕姆和贝丝，我们现在依然自称是“姑娘们”。多年来，“姑娘们”给我提供了各种建议，从毕业舞会穿什么到找什么工作，甚至包括宝宝凌晨3点又醒了该怎么办。

2015年的秋天，贝丝为女儿举行了犹太女孩成人仪式，但我不太想去。就在戴夫去世的几天前，我和他曾为儿子挑选了犹太男孩成人礼的日期。想到戴夫不能参加儿子的成人礼，这场仪式都变得索然无味了。那年夏天，在我的心情最灰暗的时期，姑娘们每天都来我家报到。她们轮流来加州看我，向我证明我并不孤单。未来，我想陪伴她们度过快乐的时光，就像她们曾经陪伴我度过悲伤的时光一样。

在成人礼上，我和姑娘们以及她们的家人坐在一起。成人礼的项目让人很舒服，我仿佛又回到了纯真的少年时代——那时候理个难看的发型就是天大的事了。仪式上，贝丝女儿朗读的《摩西五经》棒极了，我们都自豪得热泪盈眶。之后，仪式以背诵犹太教祷告文结束，那是献给逝者的祷告文。姑娘们的手立刻从前面、后面，越过长椅伸向我。她们紧紧拥住我，就像她们承诺过的——我们会一起挺过来。

在当天晚上的派对上，孩子们欢闹奔跑，玩得很开心。我看着我的孩子和朋友的孩子聊着天，他们就像表兄弟姐妹一样亲——可惜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表达这种喜悦。除了姑娘们，宾客中还有我们在迈阿密读中学时的其他同学，包括最聪明伶俐的男生布鲁克·罗斯（他的名字直译过来是“小溪·玫瑰”）。他的名字真美，学生时代我们都觉得他是男神一样的存在，没人敢想象能和他谈恋爱。大学毕业后，他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们他是同性恋。

DJ（调音师）开始播放地风火乐队的歌曲《九月》，布鲁克过来拉我的手。“来吧。”他说，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他把我领到舞池，就像高中时一样，我们纵情地唱着跳着，然后我哭了起来。

布鲁克赶快把我带到室外的钢琴旁，问我怎么了。一开始我以为自己是想念戴夫，但我知道这种感觉和想念戴夫不太一样。后来我明白了。伴着儿时欢快的歌曲跳舞，让我不再满怀孤独、满怀思念。我不只是感觉不错，实际上我感到了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却伴随着内疚——戴夫已经去世了，我怎么还能快乐起来呢？

第二天，我带着孩子们去费城看望亚当和他的家人。我告诉亚当在舞池里竟然感受到了快乐，他一点儿也不吃惊：“当然，这是你第一次感到快乐，你一直拒绝去做能带给你快乐的事情。”

亚当说得对。4个多月来，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孩子和工作上，一天天熬着。我不再娱乐，比如看电影、和朋友出去吃饭、看电视剧《权力的游戏》、玩桌游卡坦岛或拼字游戏。我尤其没有心情玩卡坦岛，因为那是在戴夫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经常玩的游戏。

我蛰居了起来，这样做的理由很多：我不想让保姆照看孩子，哪怕孩子们已经睡了，我担心万一他们醒来，会发现妈妈不在家。我也担心如果自己尽力走了出去，会忍不住当众哭起来，不仅自己尴尬，也破坏了其他人的兴致。那年初秋，我试着进行社交。我邀请了一些朋友来家里看电影。一开始，我们在厨房里吃冻酸奶，我不停地想：“假装一切正常，我能做到的。”之后，朋友推荐了一部轻松搞笑的电影，我们开始一起看。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电影演了几分钟后，主角的妻子死了，我立刻觉得冻酸奶从胃里往上涌——一切都不再正常了。

戴夫去世一个月时，我在脸书上写道：“我再也没有片刻真正的快乐了。”某位也失去丈夫的朋友向我保证，不会永远这样的，总有一天我会重新快乐起来。当时我很怀疑。但地风火乐队证明我错了——舞池中的快乐时光稍纵即逝，仅仅冒了一下头就被内疚打回洞穴了。

幸存者的罪恶感是窃取快乐的小偷，这是已故亲人造成的次级伤害。失去所爱的人不仅会令你痛不欲生，而且会让你不断自责：“为什么我是那个活下来的人？”即使在强烈的悲痛渐渐消退之后，内疚感也不会消失：“我应该多陪陪他。”死亡会引发幸存者罪恶感，公司裁员也是如此——那些保住工作的人常常深受幸存者罪恶感的折磨。他们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本来应该是我被裁掉”，接下来是感恩，“幸亏不是我”，羞愧感很快会淹没感恩，“我是个坏人，朋友丢了饭碗，我竟然还能高兴得起来”。

追求没有意义的快乐，人生会漫无目的；但只有意义没有快乐的人生也是令人沮丧的。直到在舞池里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一直不敢让自己快乐。虽然转瞬即逝的快乐被内疚感破坏了，但我以为再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这一点是错的。后来，戴夫的哥哥罗伯打电话给我，他的电话真是一份礼物。“自从戴夫遇到你，他想做的就是让你快乐，”他的声音哽咽了，“他希望你快乐，即使是现在。不要让他失望。”戴夫的妹妹告诉我，我的情绪会影响孩子们。我知道她在帮我振作起来，而且孩子们告诉她，他们感觉好多了，因为“妈妈不再一个劲儿地哭了”。

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人身上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平时很难发现的内在动力。2015年，美国陆军少校丽莎·佳斯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美国陆军游骑兵学校顺利毕业。她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服役，相信自己能够应付为期9周的艰苦训练。她通过了陆地导航、水中生存、阶段式攻击、伏击、登山，但最后一个项目成了她的障碍，并且耗费了她26周的时间。这个项目是携带35磅[1磅≈0.4536千克。——编者注]重的帆布背包、9夸脱[ 1夸脱=0.946升。——编者注]水和一支步枪行军20英里[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走到10英里时，丽莎感到恶心，双脚都起泡了，她认为自己绝不可能走到终点了。就在这时，一个画面闪现在她的脑海中——那是她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上面是她和她的孩子们。她的儿子穿着印有蝙蝠侠的T恤，女儿的T恤上是神奇女侠。丽莎在这张照片上写道：“我想成为他们的超级英雄。”丽莎跑着完成了最后2英里，比目标时间快了1.5分钟。她创造了历史，成了美国最早的三名陆军游骑女兵之一。见到丽莎时，我对她说，她不仅是孩子们的超级英雄，我也给我的孩子们讲过她的故事，所以她也成了我的孩子心目中的英雄。

罗伯和艾米的话在我耳边回响，于是我决定为了孩子们寻找快乐，和我的孩子们一起寻找快乐。戴夫喜欢和孩子们玩卡坦岛游戏，因为这能培养他们学会深谋远虑，预测对手的招数。一天下午，我从书架上取下这个游戏。我问孩子们想不想玩儿，他们说想玩儿。以前我一直用橙色棋子，女儿用蓝色棋子，儿子用红色棋子，戴夫用灰色棋子。我们坐下来玩时，女儿拿出了灰色棋子，儿子不乐意了，想夺走那些棋子：“那是爸爸的颜色！你不能用灰色！”我抓住他的手说：“她可以用灰色，我们让爸爸的东西回来吧。”

“我们让爸爸的东西回来吧”成了我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回避能让我们回忆起戴夫的所有东西，我们要接纳它们，使它们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恢复了为戴夫喜欢的球队——明尼苏达维京人和金州勇士队加油；我们恢复了打扑克——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戴夫就和他们玩扑克。孩子们笑着回忆起，一天戴夫下班回到家，看见5岁和7岁的他们在打扑克，戴夫说那是他人生中最骄傲的时刻。我们的朋友查马特·帕里哈皮蒂亚以前经常兴致盎然地和戴夫打扑克，现在他依然会来教孩子们打得州扑克。我曾试着教他们，但我想戴夫不会希望他们跟着一个“差劲的扑克手”（戴夫的原话）学习。

而我自己又开始追电视剧《权力的游戏》，当然这次完全不像和戴夫一起看那么有意思——他读过全套书，知道里面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不过，我尽量专心地看剧，为剧中的龙母和她的龙喝彩，就像戴夫和我在一起时会做的那样。我开始邀请朋友来家里看电影，小心地寻找没有丧偶情节的电影。最好的恢复方式是我在网上找到了玩拼字游戏的完美对手——戴夫和我曾经一起玩过，戴夫和罗伯也玩过，现在罗伯和我玩。我是个糟糕的替补，因为他们兄弟俩的水平旗鼓相当；而我和罗伯玩了将近100次，总共就赢过他一次。并且，现在我和罗伯每天都会通几分钟电话……这也算是和戴夫的交流。

我们都希望别人快乐，但是允许自己快乐——认识到克服内疚感，寻求快乐并没有什么错，就是战胜了绝望。让自己开心是一种对自己的慈悲，就像我们犯错时也应该善待自己一样。我们确实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儿，在能够享受生活的时候享受生活。就算不幸的事摧毁了你的大门，把你囚禁起来，逃出来仍需要付出精力和努力。在经历不幸之后寻找快乐，就像拿回我们被偷走的东西一样。正如U2乐队的主唱博诺所说：“快乐是终极挑战。”

戴夫去世后30天，我在脸书上发了个帖子，有一条评论深深打动了我，评论者是弗吉尼亚·辛姆普·南希。弗吉尼亚的婚姻很幸福，但她丈夫在53岁时，突然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6年半后，在女儿婚礼的前夜，她的儿子又死于过量摄入海洛因。当时，她坚持继续为女儿举行婚礼，并计划在婚礼第二天举行儿子的葬礼。不久之后，弗吉尼亚和当地学区合作，开展了预防毒品的活动，她和很多家长、顾问联合起来，创建了支持小组，倡导修改法律，与成瘾症做斗争。她还设法战胜自己的悲痛，并且开始看卡罗尔·伯内特演的老电视剧，还带着她巧克力色的拉布拉多犬进行公路旅行，横穿美国，去看望她的女儿和女婿。“丈夫和儿子的死被织进了我的人生，但它们不能定义我。”她说，“快乐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能靠女儿或其他任何人带给我快乐，我必须靠自己。是时候抛开那该死的C选项了。”

为了寻找快乐，我们时常会关注一些重大的时刻，比如毕业、孩子出生、找到工作、家人团聚等。但实际上，快乐与积极体验的频率有关，而非与其强度有关。澳大利亚一项对丧偶者进行的长达12年的研究发现，26%的人在丧偶后会像以前一样经常感到快乐，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会继续参与日常活动和人际交往。

作家安妮·迪拉德写道：“我们怎么过每一天”决定了“我们怎样过这一生”。我们与其坐等从小事情中获得快乐，不如去做那些能带给我们快乐的小事。我的一个朋友在离婚后列出了一张“开心清单”——听音乐，看望侄子侄女，欣赏画册，吃水果馅饼。她发誓每天下班后要去做清单上的一件事。就像网络博主蒂姆·乌尔班所写的，“幸福就是你在无数平凡日子里拥有的小快乐”。

2016年，我的新年计划就基于这个观点而制订——每天晚上我依然会写下三件我当天做得好的事情。随着自信心的恢复，这样做似乎越来越没必要了。于是，亚当提出了一个新想法：写下每天三个快乐的时刻。在我制订的所有新年计划中，这是我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个。现在，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在笔记本上草草写下三个快乐的时刻。这样做能让我关注到这些瞬间，从而心存感恩。我想我会写满这个笔记本吧，这是一个能让我一整天都保持愉快的好习惯。

多年前，我的一位良师拉里·布里连特让我懂得，快乐需要付出努力。在启动谷歌的慈善项目期间，我和拉里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当他24岁的儿子乔恩被诊断出肺癌时，我非常伤心。乔恩在斯坦福大学医院接受治疗，因为我家离医院比较近，所以他经常在我家过夜。他把珍爱的童年玩具乐高带来和我的孩子一起玩。直到今天，看到我的孩子玩乐高，我还会想起乔恩。

有几个月，乔恩看起来好像奇迹般地康复了，所以，当他一年半后离开人世时，他的家人非常心痛。拉里由于深厚的灵修做到了内心强大。拉里和妻子吉里贾曾在印度生活了10年，他们师从印度教上师，练习佛教冥想。失去儿子之后，他们的灵修重点集中在把痛苦转化为感恩上，感恩乔恩身体健康的那些岁月。在戴夫的葬礼上，我和拉里一起抽泣着，他说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快就为另一个亲人的逝去而伤怀。然后，他把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就好像要把我举起来一样，他说，他一定不会让痛苦把我淹没。“快乐的一天短暂得就像15分钟，痛苦的一天漫长得就像15年。生活的任务就是把快乐的15分钟变成15年，把痛苦的15年变成15分钟。当然，没人会假装这很容易做到。”

留意快乐的时光需要付出努力，因为我们天生便会更多地关注消极的坏事，坏事对我们的影响比好事大得多。在史前时期，这种倾向是有道理的——如果所爱的人吃掉有毒浆果的情景没有时时萦绕在你的脑海里，那么你可能也会咬上一口。但是，如今我们对寻常的挫败和日常的烦恼也非常关注，破损的雨刷或一块咖啡渍都能让我们心情不佳。我们时刻瞄准潜在的威胁，从而错失了轻松一笑的机会。

就像描述消极情绪有助于我们克服它们一样，描述积极情绪同样有效。把快乐的经历写下来，仅仅三天就可以改善心情，坚持三个月就可以减少人们去医院的次数。我们可以细细品味日常小事——如和煦的微风吹拂的感觉，炸薯条的美味（尤其是从别人的盘子里抢来的）。我母亲是我见过的最乐观的人之一，每晚上床睡觉时，她都会感慨枕头多么舒服，并心存感恩。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少用“兴奋”“刺激”来描述快乐，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平静”这样的字眼。可敬的维罗妮卡·高因兹这样总结道：“平静是休息时的快乐，快乐是行走时的平静。”和别人分享好事也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心情大好。用香农·塞奇威克·戴维斯的话说就是，人权倡导者的工作需要他们每天面对暴行，所以“快乐成了一种修炼”。

我的一个朋友刚刚过完70岁生日，就失去了相伴48年的妻子。他告诉我，为了战胜绝望，他需要改变自己的日常惯例。继续从事以前和妻子一起做的事情会让他怀念过去，所以他努力寻找新的活动。他建议我也这样做。除了恢复以前的生活习惯之外，我还要想办法继续走下去。于是，我从小事开始——我开始和孩子们玩红心大战，这是爷爷教我玩的一种纸牌游戏（也是我比较擅长的一种纸牌游戏）；我们开始在周末骑自行车（戴夫骑不了，因为骑车会让他后背疼）；我又开始弹钢琴，我有30年没碰过钢琴了（因为缺乏天赋，疏于练习，我弹得很糟糕）。不过，我现在能叮叮咚咚地弹完一首自己喜欢的曲子——我弹的是比利·乔尔的歌，我改了他的歌词，跑着调唱道：“暂时忘记生活，让我笑一笑。”

如果演奏音乐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么它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勉强可应对的困难”。做这类事情需要我们全神贯注，没有精力产生杂念。很多人都能回想起心流状态带来的极乐感受——心流状态就是全身心沉浸在所做的事情中的状态。比如，我们和朋友畅谈一番后，突然意识到已经聊了两个小时了；比如，开车在公路上旅行，路面上的虚线变成了一种节奏；比如，你专心致志地读《哈利·波特》，竟然忘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不是真实的——这完全是麻瓜的错误。但这其中有一个隐藏的难题，心流研究先驱者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发现，处于心流状态中的人并不感到快乐，他们过于投入，只是在事后会认为当时是快乐的。试图研究一个人的心流状态也会打断他的心流状态。“干得好，心理学家们。”

很多人开始通过锻炼来获得心流体验。喜剧演员帕顿·奥斯瓦尔特在失去妻子后，发现像蝙蝠侠这类漫画书描绘了人们对悲痛的奇怪反应。奥斯瓦尔特说，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布鲁斯·韦恩9岁时看到父母被杀害，他肯定不会变成强大的英雄。如果一个人的至亲死了，他是不是会感到愤怒、困惑，并且身体发胖呢？并没有，他们立即去了健身房”。事实上，去健身即使只是快走都有益健康。锻炼对身体健康的好处我们都知道，包括降低患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糖尿病和关节炎的风险。许多医生和治疗师还指出，锻炼是改善心理健康的最佳方法之一。身体锻炼对50多岁且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成年人来说，效果就像服用抗抑郁剂一样有效。心流体验听着像一种奢侈品，但在不幸发生后，它会变成必需品。4年前在叙利亚，瓦尔法（为了保护她的家人，此处略去她的姓氏）因丈夫被捕陷入了绝望。从此以后，她的丈夫杳无音信。就在事发的几个月前，她16岁的儿子在公寓外踢足球时被杀害。瓦尔法无法承受这样的痛苦，她想一死了之，但她当时正怀着她的第六个孩子，这让她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之后，她和她的兄弟带着她最小的两个孩子逃到了伊斯坦布尔，三个大一些的孩子依然留在叙利亚。不久之后，她接到了女儿的电话——她女儿的儿子在差一周两岁时被狙击手射杀了。这样的生活令人无法想象，就像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

瓦尔法的经历并不罕见。如今，全球的难民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任何时候都多，6 500多万人的生活被撕裂。如果说，我的选择B意味着应对丧偶事件，那么难民的选择B意味着应对一个接一个的不幸——失去所爱的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失去他们熟悉的一切。当读到瓦尔法的故事时，她惊人的复原力打动了我。我设法联系她，更多地了解她。于是，她坦诚地谈起了她内心的挣扎，通过翻译她告诉我们：“当儿子被杀害时，我真想一死了之，但我是一个母亲，我需要微笑着面对其他的孩子。”

瓦尔法来到土耳其后，她大部分时间都独自和孩子们在一起，当时她的兄弟正设法找工作。她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几乎什么人都不认识，她感到十分孤独。后来，她发现了一个叙利亚人的社区中心，认识了其他同样在苦苦挣扎的女性。瓦尔法逐渐找到了快乐，她说：“祈祷能让我快乐，祈祷让我和上帝的联系更加紧密，我更理解他了。我知道，他将继续赐予我力量。”

除了祈祷，她也从为家人和朋友烹饪中获得安慰和心流体验。“有些日子，时间过得很慢，我却想得太多。烹饪给了我可以期待的东西。烹饪就像在叙利亚呼吸，它为我提供了氧气。我不是画家，但我喜欢创造，比如食材的气味以及肉的口感。无论在哪里，我都会尽力重新创造一个家。烹饪给我安慰，帮助我专注。有时，我很喜欢烹饪时的自己。烹饪时，时间过得很快，我的内心也很平静。”当瓦尔法的邻居生病时，她会每天为邻居做饭，一做就是一周。“想到我可以用食物，而且是叙利亚的食物来帮助她，让我充满了快乐。我会对邻居说：‘这是我的家乡菜，我没有别的什么可以给你。’”照顾孩子和他人是瓦尔法的另一个快乐之源。就像她告诉我们的：“孩子们笑的时候，我也会感到快乐，这让我觉得我有了活下去的理由。通过疗愈他们，我也得到了疗愈。”

无论你把快乐看成一种修炼、一种挑战、一种奢侈，抑或是必需品，它都是每个人值得拥有的东西。有了快乐，我们可以继续生活，继续爱，继续为他人而存在。即使我们感到非常痛苦，在我们已有和创造的时光中依然可以发现快乐——跳舞、远足、祈祷、开车、跑着调地唱比利·乔尔的歌。所有这些都能帮助我们减轻痛苦，当这些时光累积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不仅能给予我们快乐，还能给予我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