勋退休两年后。

东京日野市的多摩文化大学举办了每年例行的“开放校园”活动，利用黄金周假期向社会人士和考生开展免费讲座，并进行学校介绍。

多摩文化大学是一所只有文科院系的小规模大学，但其法学系包含往届毕业生在内，每年都有十数人顺利通过司法考试，其教学质量颇有口碑。校园位于丘陵地带深处，周围绿意环绕，远离都市喧嚣，给人以清静的感觉。

这天，勋将要负责成为法学系教授后第一场“开放校园”讲座，主题是“日本审判制度的内在问题”。不过在这种类型的讲座中，演讲者不会使用过于晦涩的学术性话语，而是以分享自身经历为主。譬如介绍法官的日常。

“因为庭审是早上十点开始，所以基本上是九点半上班。法官没有规定具体的工作时间，而是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

“常有人问法官是怎么上班的，其实都不太一样，还要看当地的交通情况。有时候被称作技术员的职员还会开黑色轿车或小巴来接送法官。相对的，也有法官每天早上骑自行车通勤。

“还有很多人问法官住在什么地方。法官每三四年就要调动到别的地区，所以没有自己的房子，全都住在公家的宿舍里。通常在类似小区的公务员宿舍中，会有集中了法官家庭的楼栋。那些宿舍基本都是很旧的建筑，想动一下内部装潢都得申请批准，所以很不自由。而且宿舍还会规定值班拔草的人，法官们要在休息日戴着草帽，蹲在院子里满头大汗地拔草。”

可容纳二百人的大阶梯教室坐满了听讲的人，看来京王线的吊环广告效果很好。

来听讲的人基本都是休息日无事可做的老年男性。站在讲台上粗粗一看，他们明显跟平时的学生不同，散发着枯槁沉稳的气息。偌大的教室里只有勋被麦克风放大的声音。

“也有不少两夫妻都是法官的家庭。尤其是女法官，通常会跟法官结婚。他们在司法修习生时代可能就谈上了。而人事也会关照这样的家庭，让两夫妻调动到同一个地方。”

法官也是人，都生活在普通的家庭里，常常因为一个判决而烦恼不已。介绍完这些日常后，勋把剩下的时间留给了听讲者提问。

台下零零散散地有人举起了手，教务课的职员送上了麦克风。

一名貌似退休高管的老人接过麦克风，低头行了一礼。

“您分享的故事非常有意思。”他用低沉的声音赞许道，“刚才您说，法官通常会同时负责好几个案子，那他们不会感到混乱，或者混淆资料吗？我想听听您如何像超人那样完成如此繁杂的工作。”

勋带着游刃有余的笑容，朝他点了点头。

“正如您所说，刑事部的法官通常一个人负责一百余件案子，若是民事部更多达两三百件，光是了解每一件案子，就要煞费脑筋。很遗憾，法官并非超人，如果放着案子不管，脑子很快就混乱了。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做一份总结案件要点的笔记。审判的争议点、原告主张、被告主张，将这些要点简洁明了地记录下来。在法官之间进行的案件讨论会议上，都有人负责做记录，并根据记录推进。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拿出完整资料确认。这种做法虽然不出彩，但只要养成习惯，大家做事就会更有效率。不如您也试试吧？”

接下来接过麦克风的，是个二十岁左右、戴着眼镜的男性。他也许是本校学生，也可能是附近中央大学的学生。

“我觉得日本司法对犯罪者的量刑过轻了。一些很明显是故意杀人的案件，如果被害者只有一两个人，就不会判死刑。抢劫和强奸也是，非要反复作案，才能上升到无期或是死刑的程度。如果判了无期徒刑，十年后就能保释。说白了，这个国家给罪犯的待遇是最好的。如果真的想减少犯罪，我认为应该每年给一百个杀人犯判处死刑。请问您怎么想？”

“你的意见很激进啊。”

勋苦笑着说完，听众席也发出了笑声。连发言的青年自己也笑了。

“对于死刑能否抑制犯罪这个问题，专家的观点也存在着分歧。犯罪往往在犯罪者视野变得非常狭小的时刻发生。当一个人走投无路、进退维谷，或是怒火中烧、失去自我的时候，就容易发起暴行。在那个瞬间，一个国家的死刑执行数量能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这个非常难说。也许能有一定的作用。或者应该说，在某些案例上能起到作用。但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在某些案例上，它没有丝毫作用。

“我虽然不支持废死论，但也不认为应该增加执行数。对法官来说，死刑判决也是一个极为沉重的决断。另外，还存在冤案问题。这位提问者明天可能莫名其妙地遭到警察逮捕，并被告上法院，要求死刑量刑。这种人实际上是存在的。因为很遗憾，司法并非完美无瑕。

“另外，你刚才还提到了无期徒刑十年就能出狱。确实，在关押十年后，罪犯有机会申请保释，但从实际情况而言，无期徒刑的平均关押时间在二十年左右。因为它是比有期徒刑二十年更重的刑罚，一般不可能十年就放出来。

“作为现实问题，你所说的被害者在这个社会得不到救赎的现象，有许多值得赞同的地方，但这不只是司法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将它与刑罚的问题分开探讨。

“社会整体被视作一个巨大的生物，哪怕切除了不好的部分，它也不会变成强壮健康的生物。最重要的其实是生命力。所谓生命力，就是自净能力和再生能力。让罪犯悔过自新就是一种途径。若问是不是全部一刀切社会就能变好，当然不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反倒是不健全的行为。”

这样说他应该能理解。勋满意于自己的答案，拿起桌上的水杯润了润喉。

职员顺着听众席中央的座位向上走，寻找下一位提问者。

勋注意到一个举手的人。

他觉得那个人很眼熟。由于距离较远，又难以置信，他花了好一会儿才想到一个人名。

职员经过那个人，将麦克风递给了身穿白衬衫的中年男子。那中年男子面容很是严肃，语气却相对大大咧咧。

“我这不算什么大问题，只是出于好奇想知道。你是否在外面碰到过审判的当事人，并因其心怀怨恨而遇到过危险呢？”

勋忍不住看向了坐在提问者前排的那个人。那人迎上了他的目光，表情没有波动，像普通听众那样等待他的回答。

“这……”他踌躇了一会儿，但很快恢复了平静，“其实没什么称得上怨恨的遭遇，只是偶尔有人上门抗议，或是寄信到法院。老实说，我只有一次被相关人士揪住了衣服，当时的确有点害怕。在地方法院工作，难免会有走在街上偶然碰到当事人的情况。有时甚至在居酒屋碰到，对方倒是很无所谓，我反而觉得尴尬。”

他回答完，又有几个人举起了手。

“那么我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勋说完，职员把麦克风递给了坐在后面的年轻女性。

“请问，法官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呢？”

她提问的表情很严肃，也许是希望成为法官的学生。

“应该是喜欢人吧。毕竟这是一份跟人打交道的工作。”

勋简洁地回答完毕，职员最后做了几句总结，演讲顺利结束。听众同时起立，走向教室的四个出口。

唯独坐在中间那一列的男人，朝着讲台缓缓走了过来。

果然是他。

那人也许感觉到勋认出了他，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武内真伍。

勋在公审和媒体报道上早已看惯了他的脸，但今天是第一次见他露出笑容。没想到他也能露出如此柔和的表情。

他今天也穿着一看就很高档的亮色西装，里面应该是马球衫。干爽的头发三七分界，混着一些白发，反倒有种时髦的感觉。

“审判长……不，应该叫老师了。”他对勋打了声招呼，“好久不见，此前承蒙您关照了。我是武内。”

武内的圆脸上又露出笑容，继而缓缓行了一礼。

“哦……这可真是，你好。”

勋不知如何回应，只得含糊地应付过去。

“托您的福，我最近刚稳定下来。”

大约半年前，的场一家遇害案的二审出了结果。驳回上诉。检方无法提交更有力的新证据，高院便维持了勋给出的一审判决。若要将武内视作凶手，他背后的击打痕迹是无可回避的合理疑点。检方本应在其立场上解释那个疑点，但没能成功。

如此一来，检方就连续两次丢人现眼了，恐怕会气得咬牙切齿。最后，他们放弃了向最高法院申诉。武内的无罪判决正式确定下来，勋还在新闻上看到了他流泪召开记者会的样子。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直想对您道声谢。后来出于偶然，我在电车上看见了讲座的广告，那时才知道您已经不当审判长了。”

“这样啊。”

他的脸似乎比公审时圆润了不少，漆黑的眸子泛着润泽的光芒，使得眯起的眼睛炯炯有神。这个人有一天突然被剥夺了平凡而安稳的生活，不得不孤独奋战将其夺回。如今他已成功，并站在这里微笑。

想到这里，勋不禁感慨万千。

从结果来说，他为武内的孤军奋战提供了助力，帮助一名绅士回到了日常生活。虽然称不上恩人，但他也颇为得意。

“武内先生，您真的努力战斗过了呢。”

勋向他伸出手，武内一时哽咽，眼中泛起盈盈水光，继而变作大颗的泪水滑落下来。他的笑容与哭泣的容颜并没有太大不同。武内双手握住勋的手，反复向他低头道谢。

勋用另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听众已经全部散去，职员也收拾好了教室准备离开，于是勋决定不再久留。

武内拿着手帕，跟他一起走了出去。

“您现在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勋边走边问。

他记得，武内的住处离的场家和池本家只有步行五六分钟的距离。继续住在那里，完全有可能碰见池本亨。这两人已经结下了梁子，恐怕会很尴尬。

“我一直住在那里。”武内低着头回答道，“不过除了媒体，还有各种人不分昼夜地找上门来，有的在家门前守着，有的甚至会闯进院子里，所以我每天都关着木窗。现在跟邻居也不好打交道了，所以经常一个人闷在家里。”

“那真是辛苦您了。工作方面呢？”

“我实在提不起劲工作。”

案发之前，武内一直从事小商品进口的个体经营事业，但规模不大，更像是兴趣爱好。毕竟他资产丰厚，不需要靠工作为生，想必是为了有些成就感。

“身体怎么样？我看您的脸色比两年前好多了。”

“这方面是在慢慢好转，毕竟我每天的生活跟隐居疗养差不多。”

“嗯，这样啊。您别怪我多管闲事，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换个新的环境生活。总闷在家里还是不太好啊。”

“好……”武内面色阴沉地点了一下头，“我也想过干脆搬走算了，可又怕别人说我在逃避……”

“怎么会呢？”勋对武内的苦恼报以轻笑。“您不必如此在意别人的目光，应该选择让自己更舒服的生活。难道不是吗？”

“也对，您说的没错。”武内的语气稍微明朗了一些，“有老师您这样的人支持我，真的让我有了更大的勇气。这次能见到您，真是太好了。”

“过奖了，我也没做什么。”勋苦笑着摇了摇头。

“老师您退休后住在哪里呢？”武内反问道。

“我吗？我租了一段时间的房子，今年春天总算买了一座独栋小楼安顿下来。地方在多摩野的高地上。以前当法官总是搬来搬去，直到这个岁数，才有了自己的家。”

“是吗？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哪里哪里，就是一座成品小房子[成品房：地产商在地皮上直接修建好并出售的独栋房屋，相对自己购买地皮建房，在价格方面更低廉，缺点在于购买者无法自己设计房屋布局，以及容易出现楼间距较窄的现象。——译者注]。地产商拆了旧小区，在上面盖了几座新的独栋房。”

其实这只是他在谦虚。勋买了那片新住宅中最大的五房两厅小楼，已经把儿子夫妻喊过来住，加上家中老母，一点都不显大。

他儿子俊郎今年三十岁，大学毕业后一直干自由职业。可不知怎么的，他三四年前竟然有了挑战司考的心思，说将来想当律师。然而那只是他的借口，从那以后他连零工都不打了，一个劲管勋要钱，勋实在看不下去，就把他喊到了新家。不过老母亲身体一年比一年糟糕，有了儿媳雪见帮忙，倒也能轻松不少，并非都是坏事。

“话说回来——”勋打断了谈论自己的话题，“我指导的研讨班正好有几个学生在学习冤罪，而那也是我本人感兴趣的主题。如果武内先生不介意，能请您去讲讲自己的体验吗？当然，您不必勉强……”

这多少有点利用他人不幸的嫌疑，但勋提出这件事，主要是为了拉他走出沉闷的生活，倾吐郁积在心中的话语。他觉得这不是个坏主意。

武内眨了眨眼睛，用克制却难掩欣喜的语气回答道：“我不知道能讲些什么，但只要能帮上老师的忙，我就去。”

黄金周结束后的第一次研讨班上课，勋就邀请了武内。

他在二十几个学生面前娓娓讲述了自己的体验。学生们都向他投去了同情的目光。

“因为当时背上受的伤，我发起了高烧，在医院病床上呻吟了三四天。由于颈部也受了伤，我几乎一动都动不了。

“那时候，刑警天天都来讯问，等到第五天我退了烧，他们就开始变脸了。此前，他们还对我说‘请早点好起来’‘我们会积极搜寻凶手’，从那天起，他们就再也不说那样的话了。刑警的目光变得很犀利，给人很不高兴的感觉。他们对我说：‘武内先生，你能说实话吗？’此前我一直是发着烧回答他们的讯问，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胡话。想到这里，我就回答了‘好’。结果刑警竟然说：‘你说自己五点四十五分遭到凶手的袭击，这不太对吧？’接着又说：‘邻居家夫人五点半就听到了惨叫声。’因为他们说我打电话报警的时间是六点左右，我猜想案发时间应该是十几二十分钟之前，就估摸着回答了五点四十五分。因为当时没有看表，只能凭感觉回答。如果说是五点半，我也觉得可能是那个时间。也许是隔了三十分钟左右。于是我回答：‘可能是的。’在我改口之后，刑警们的语气突然变得很冲，还说我‘撒谎’，说‘你有谎言癖’‘不能骗人’……

“案发两个星期后，我总算出院了。回到家门口一看，那里竟挤满了媒体的人。到处都是摄影机，还有许多人随便拍照。他们只问我案发时的情况，还问我伤势如何，并没有明说什么，但我从那时就觉得自己可能被怀疑了。我猜警方是不是对媒体透露了什么消息，打算利用媒体的压力让我屈服。

“刚一出院，调布警署就每天都传唤我过去。那是自愿配合，我本可以不去，但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些，刑警又每天一早开车过来接，我就老老实实地去了。我担心拒绝了会加重自己的嫌疑，连一点不高兴的脸色都不敢有。加上我的确不是凶手，一开始就不怎么在意，认为总有一天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然而，一旦被带进警署，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审问状态。我一整天都被关在小屋子里，被警察反复审问同样的问题。他们给的压力特别大，几乎在训斥我。我也拼命解释了，可他们就是不听。警方已经完全把我认作凶手，我说什么都没用。我们之间压根不存在交流。审问的过程显得无比漫长，对我而言就是痛苦的煎熬。除了吃饭时间，真的是从早被审到晚。

“好不容易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我也睡不好觉。我明明是被害者之一，被卷入了凄惨的案件，精神创伤无人理会，还要遭受那种折磨，怎么可能睡得着。当时请律师已经算是晚了，再加上从早到晚被扣押在警署，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去找专门从事这方面辩护的律师。我又没有家庭，连个依靠的人都没有。

“就这样，我的精神渐渐衰弱下去了，这时，与我接触时间最长的刑警突然变得温柔起来，似乎要主动来理解我了。其实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战术。他透露了我的立场有多不妙，还透露了各种信息，比如‘邻居家的夫人听见你的吼声了’‘邻居家的大儿子说，的场夫妻一直很讨厌你去做客’。

“所谓听见吼声，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邻居家夫人只说听见了响动和疑似惨叫的声音，并没有听见我的吼声。警察竟然面不改色地说出了这种谎言。在庭审时，邻居家的大儿子确实做证说，的场夫妻并不喜欢我去做客，但谁也不知道的场夫妻是否真的说过这种话。而且事情刚发生时，邻居家的大儿子想都没想过我会是凶手。这也太奇怪了。只不过当刑警问起这件事时，我自以为跟的场家是好朋友，所以受了很大的打击。那让我感觉，自己真的成了孤身一人。

“刑警变温柔后对我说，只要把案子送上法院，再判明一切就好了。现在警方也走到了不能回头的境地。他以局外人的态度劝我暂时妥协，到了法庭上再奋起战斗。他还说，警方会强行起诉，如果我再死撑下去，到最后就真的谁也不会听我说话了。他向我暗示了死刑判决的可能性，说如果真的变成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的说法也可以理解为只要听警察的，我就不会被判死刑，但那跟现实问题毫无关系。他只是在威胁我、动摇我而已。

“可是听了那些话，我渐渐觉得自己只剩下这条路可走了。现在开始跟律师商定策略，至少能跳出目前这种四面楚歌的状况。那是我答应自愿接受调查的第五天。有人也许会说，你怎么才五天就投降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忍受了五十多个小时的痛苦，其程度不亚于拷问。而且如果我不屈服，那种折磨就会永远持续下去。刑警凭着练柔道练出来的无限体力，梗着脖子把我逼上绝路。有时甚至有精力充沛的帮手来助阵。而我呢，必须独自承受这一切。我已经撑不住了。我当时就处在这种状态，只要给我一条略微轻松的道路，我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它。

“刑警开始恳求我，让我承认罪行。终于，我忍不住点了头。就算心里已经放弃了，可我还是很不甘心要说这种谎话。我不由得流下了眼泪。不知道刑警如何理解我的眼泪，他只说‘是嘛’，然后搂住了我的肩膀。

“于是我就被逮捕了……然而战斗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刚刚开场。换言之，既然我已经承认了罪行，就不得不招供自己没做过的事情。我虽然身在现场，但对很多细节一无所知。我不得不配合警方的侦查结果，编造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

“我听说的场健太君是在楼梯上被勒死的，但没有听说是被什么勒死的。那是只有凶手才知道的答案。刑警想从我口中问出来，可我怎么知道呢？于是我就编故事，说健太君看见了我行凶的过程，我就追上去，从背后用手掐死了他。结果刑警大发雷霆，叫我‘不要撒谎’。接着，他叫我‘好好回忆’，还意味深长地摸了摸自己的领带。在那之前，他们让我看过好几次领带的照片，问我‘对这个有没有印象’。我不明白他们的用意，只回答说：‘这是我送给的场先生的礼物。’刑警当时还说了很过分的话：‘这领带够难看的，收礼物的人恐怕也头痛吧。’我想起了这场对话，顿时恍然大悟：啊，原来是那条领带……那就像可以得到提示的答题节目。一旦答错了，我就要遭到痛骂。如果答对了就没有痛骂，让我长出一口气。

“照着这个节奏，我也回答出了犯罪动机，那就是的场先生说他不喜欢那条领带，我顿时发了火。这动机听起来这么奇怪，就因为它是这样编造出来的。警方从精神鉴定的报告书上找到我有性格冲动的一面，就决定把它当成犯罪动机的依据，其实连我都觉得那样太牵强了。

“制作这份供述期间，我一直被关押在调布警署的拘留所里。每次审问都在拘留所门口的狭窄会客室进行。那里的饭都不够塞牙缝的，我时刻都被饥饿感折磨，浑身没有力气。本来我应该被转移到看守所，而且听说那里有最低限度的待遇保障，但仅仅因为方便警方审问，我就被留在了拘留所。那是一段没有任何自由的拘禁生活。然而并不都是坏事，因为同样被关押在拘留所的人向我介绍了好几位这方面比较出名的律师。

“警方好不容易完成供述报告，接下来就是资料送检，我也被转移到了看守所。后来，检察官又来听我供述，之后便是起诉。由于警察都是面目狰狞又蛮不讲理的人，我一开始还指望检察官会相信我是无辜的，后来发现，其实检察官也一样。故事虚构到了一定程度，就逼真得让人舍不得打破。检察官想都没想过将其打破，反倒试图加固一些薄弱环节。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检方报告上甚至写了我根本没说过的东西。检察官问我：‘为什么接连殴打了十几下？’我的回答是：‘不知道。’而报告上写的却是：‘我拿着球棒一个劲地打，到后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他们问我：‘你对的场一家有什么想法？’我回答：‘我觉得那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报告上写的却是：‘的场一家看起来那么幸福，我感到很不公平，就想破坏他们的幸福。’这完全是歪曲事实。检察官最后在我面前读了一遍检方报告，但是他读得很应付，语速非常快，我一点都没听明白。可他才不管这些，念完就问我‘没有错吧’，然后叫我签字。直到庭审开始，我才发现那份报告错漏百出。这跟强买强卖有什么不同？

“关律师告诉我，其实我从第一步开始就错了。这种情况千万不能自愿配合警方的讯问，就算真的被逮捕了，也一句话都不能说，必须始终保持沉默。如果各位将来不幸遭遇到这样的悲剧，一定不能说话。就算你反驳，他们也不会听，反而会被乘虚而入，所以最好连反驳都不要有。

“关律师坦言，这场审判可能会很艰巨。但是他又说，负责庭审的审判长……也就是梶间老师并非无脑偏袒检方的人，所以翻盘的可能性绝不是零。事实证明，我真的翻盘了。听说，如果换作普通的律师，即使来跟我碰面，也只会应付式地商谈几句，然后凭借以往的经验草草完成庭审。现实中的所谓辩护，就是律师一旦做出了情况对我不利的判断，就走争取减刑的道路，不做无谓的抵抗。然而，我是不惜投入全副身家也要赢的，所以就拜托关律师倾尽全力了。关律师理解我的意思，还帮我请了权威度高过检方人选的知名鉴定人。

“为审判花掉的钱何止一两百万！我为了证明自己只是被害者之一，什么都没做过，就不得不在精神和经济两方面都遭受重创。我没有不战而胜的道路。可是即使胜利了，也没有人补偿我。如果要求补偿，我又得发起一场漫长而令人饱受折磨的官司。真是太过分了。

“地方法院和高级法院都做出了无罪判决，我已经被证明了清白，然而警方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在审判中，他们一直都是‘话虽如此，可真假难辨’的态度。我究竟要承受那种目光到什么时候呢？媒体也一样。他们丝毫没有发现自己把我逼到了什么地步，毫不反省自己利用警方放出的不确切消息煽风点火，甚至好像失忆了一样，这回又来炒作我的悲剧。真希望他们收敛一点。

“回到家中，我已经成了必须靠安眠药才能入睡的人。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都为自己被彻底搅乱的人生感到愤愤不平。最难以原谅的是，警方想当然地认定我是凶手，所以至今仍未查到真凶。那个人正躲在角落里偷笑呢。我总是害怕，真凶哪天会找上门来，杀了我以绝后患。

“对于被害者的场一家……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我是在前往欧洲工作的航班上认识他们的，后来，他们就成了不时光顾我的有品位的客人。的场先生做书籍翻译的工作，是个开朗健康的人，的场夫人也漂亮时髦。他们很年轻，但都善解人意，待人处事落落大方，对我像对家人一样热情。健太君也是个好孩子，每次见面都会高高兴兴地跟我打招呼……没想到这么好的一家人，竟然被残忍杀害……每次想起他们，我都会忍不住流泪。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实在太对不起那一家了。而且就算我活下来了，也没能帮上忙。有时我会想，怎么就只有我一个人苟活在世上呢？这当然是没有答案的，可我就是忍不住想。别看我这样，其实在那件惨案发生之前，我也过着跟常人一样的生活……”

说到最后，武内的声音已经夹杂着哽咽，仿佛在忍耐什么。学生们既没有鼓掌，也没有举手提问。他们围坐在武内周围，个个神情肃穆，一动不动。几个女学生还发出了隐隐的啜泣声。

课程结束后，勋向武内道了谢。

“听了您毫无保留的分享，学生们都深受感动。通过您的讲述，他们相当于亲历了司法的现实，想必获益匪浅。”

“其实我没什么自信，不知道说这些能不能派上用场……”

武内低着头，谦虚地说道。

“哪里哪里，您分享的东西都很宝贵。不如我们在车站门口吃顿便饭吧？虽然称不上道谢，但请让我请客吧。”

勋只是随口一说，武内却用力摇了摇头。

“那怎么行，您别这么客气。我能帮到梶间老师已经很满足了。您送到这里就好。今后我也会默默支持老师的工作。好了，那我先告辞了。再见。”

武内连连低头行礼，离开研究室时脸上还露出了笑容。勋也并非一定要请客道谢，就没有挽留。

这人似乎很不愿意麻烦别人，总会超出必要地为他人着想。无论怎么看，他都没有丝毫罪犯的气息。这样一个人，却被突然卷进了一场悲剧。勋回想起他的话，再一次感到胸口发闷。

下课后，勋整理了两三份资料，自己也离开了大学。他把爱车公爵开出教职员停车场，未到傍晚就早早回家了。

勋刚搬进去的新住宅区建有十五栋住宅，都是外墙色彩明亮的西式风格，每栋住宅都配有可容纳两辆轿车的车库，庭院也比较宽敞，看起来很高档。这些住宅的主人都跟勋年龄相仿，最年轻的也有四十多将近五十岁了。高地住宅区的气氛平静安稳，令人心旷神怡，他很喜欢这个地方。

这片新住宅区还有两三座空房子。看来时势所致，有的人签约后又取消了。

勋家左边那座楼就空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