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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林荫幽径 作者:伊凡·蒲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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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像只乌鸦。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这么觉得了。有一回,我翻阅《涅瓦》杂志,看到一幅图,画的是拿破仑站在一座峭壁上,腆出雪白肥大的肚子,下身穿一条驼鹿皮裤子,脚上蹬着一双黑色短筒靴。我看着看着,突然乐得哈哈大笑,因为我想起了鲍格达诺夫《漫游极地》中那些插图——我觉得拿破仑活像一只企鹅,像极了——可是笑过之后,我不由得忧郁地产生了一个联想:我爸爸却像只乌鸦…… 我父亲是我们省会的一名极其显赫的官员,正是由于身居高位,他变得越加可恶了;我想,即使在他所厕身的那个官场中,也绝不会有人比他更难以相处、更阴沉、更寡言、更冷酷的了,他那慢条斯理的言谈举止透露了他为人的阴险毒辣。他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略略有点儿驼背,一头黑发既粗且硬,脸又长又黑,胡子刮得精光,鼻子大得出奇,他这副长相活脱像只乌鸦,特别是当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燕尾服出席我们的省长夫人举行的慈善募捐晚会时,更是像得无可再像了。在这种晚会上,他总是拱起背,寸步不离地站在按照俄国农舍式样搭起来的某个售货亭旁,转动着他那个乌鸦般的大脑袋,忽闪着他那双乌鸦般的发亮的眼珠子,乜斜着眼,瞟着婆娑起舞的人、跑到售货亭来买酒的人,以及那位唇边挂着媚人的微笑、举起戴满钻戒的大手、出售一杯杯斟在高脚扁酒杯里的黄澄澄的廉价香槟酒的贵妇人。这位贵妇人身材高大,穿一袭花缎长袍,戴一顶盾形头饰,鼻子由于擦了厚厚一层粉,红不红白不白的,简直像是假的。我父亲是个鳏夫,已丧妻多年,他总共只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年幼的妹妹莉莉娅,因此我们那套官邸尽管位于专供达官贵人居住的一座公寓的二层楼上,正对大教堂与大马路之间杨树成荫的街心花园,尽管拥有不少宽敞的大房间,而且无不清洁得如镜子般闪闪发光,却显得凄冷落寞。幸好我一年之中有大半年的时间住在莫斯科,就读于卡特科夫斯基高等政法学校,只有在圣诞节和暑假才回家来小住一些日子。可是那一年,我却在家里遇到了一件完全没有料到的事情。 那年春上,我从政法学校毕业了,由莫斯科回到家里,一踏进家门,就不由得愣住了:过去我们那套死气沉沉的公寓里,仿佛突然之间升起了一轮旭日——使我们家满室生辉的是一个步履轻盈的少女。她到我们家还没几天,是来接替原先照顾八岁的莉莉娅的老保姆的,那个老婆子又高又瘦,枯燥乏味,活像中世纪木雕的圣徒像。少女出身寒微,是我父亲属下一名小公务员的女儿,她那时觉得自己真是少有的幸运儿,竟能在中学毕业之后,立刻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好差事,而且由于我的归来,家中又有了一个同样青春年少的人。然而每当她坐下来吃我们家那顿规矩很大的午餐的时候,由于父亲在座,她总是胆战心惊,几乎每一分钟都提心吊胆地忙着去照料黑眼珠的、同样也是闷声不响的莉莉娅。莉莉娅不仅每个动作,甚至连她的沉默也都显得刁钻凶狠,仿佛时时刻刻都在找茬子,而且不知为什么,还不时挑衅地转动着她那满头黑发的小脑袋!可是父亲如今在餐桌旁却变得跟过去判若两人了:他不再严厉地朝那个戴着编结的手套给他上菜的老人古里伊瞪眼睛,而是时不时地找些话来谈谈——虽然仍是那副慢条斯理的架势,但毕竟开口了。当然,他只是同她谈话,而且彬彬有礼地用名字和父名称呼她为“可爱的叶列娜·尼古拉耶芙娜”,甚至还讲几句笑话,打打哈哈。而她却窘得不知怎样才好,只得报以可怜巴巴的微笑,秀丽娇嫩的脸蛋上涨满了绯红的斑点。她是一个苗条的金发女郎,上身穿一件雪白的薄短衫,短衫的腋窝被青春炽烈的汗水渍黄了,短衫里边胸部隐约隆起。每次用餐时,她自始至终不敢抬起头来看我一眼,因为对她来说,我在饭桌旁比父亲更可怕。但是她越是竭力克制着不朝我看,父亲就越是冷冷地睥睨着我,因为不但父亲,连我也懂得,也感觉得出,她之所以痛苦地克制自己不朝我看,而去听父亲讲话,去照料虽然一声不吱却坐立不安、刁钻凶狠的莉莉娅,是出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恐惧——这是一种对于我俩只要能待在一起就不约而同地感到幸福这种心情的羼杂着喜悦的恐惧。过去,每天晚上,父亲都是独自一人一边处理公文一边喝茶,因此家人总是首先把他那个金边大茶杯端到他书房的写字台上去;可现在,他却一反常态,到餐厅里来同我们一起喝茶了,茶炊是由她来照顾的,因为这时莉莉娅已经睡觉了。他穿着又长又大的红衬里的制服上装,从书房里走出来,坐到他那张安乐椅上,把他那个茶杯递给她;而她则按照他的爱好,将茶斟得满满的,一直齐到茶杯边沿,用发颤的手把茶杯递还给他,然后给我和给她自己斟茶,斟好茶后,就垂下眼睫做针线活儿。而他则不慌不忙地打开话匣子,可是讲的内容却玄乎得出奇。 “可爱的叶列娜·尼古拉耶芙娜,金发女子适宜穿黑颜色的或者大红颜色的……您的脸蛋配上玛丽·斯图亚特[玛丽·斯图亚特,系苏格兰女王,在位年代为1542—1567年,后被英女王伊丽莎白处死。]穿的那种齿状硬领子的黑缎长裙,裙上缀满小钻石,一定非常好看……要不,穿中世纪式的略微袒胸的大红天鹅绒裙子,颈项上再挂一个红宝石的十字架也一定非常好看……您如果穿藏青色的里昂天鹅绒大衣,再戴一顶威尼斯无檐帽,那是再配也不过的了……当然啰,这一切不过是梦想而已,”他说到这里,咯咯笑了起来,“令尊从我们那儿领到的月薪总共只有七十五个卢布,可他除了您,还有五个孩子,而且一个比一个小——因此您多半要受一世的穷。不过话又要讲回来:梦想又有什么害处呢?梦想可以使人振作,给人以力量和希望。再说,梦想突然如愿以偿的事,也不见得没有吧?……当然,这种事是很少的,非常之少,但也是有的……譬如最近库尔斯克车站上就有个厨师买彩票中了奖,拿到了二十万卢布——一个厨师,等而下之的人!” 她装出一副样子,好像把这番话当作是善意的玩笑,并且强迫自己堆满笑容地看着他;而我呢,装作什么也没听见,管自摊开一张张纸牌,按“拿破仑”式的通关法占卜通关。有一回,他的话益发离谱了——他突然朝我这边点了点头,说: “瞧,这个年轻人十之八九也在那里梦想:有朝一日,爷老子一伸腿,咽了气,他就可以富得连他家的鸡都不屑去啄黄金了!鸡的确不会去啄,因为没有黄金可啄。他的老子,当然啰,多少也有点儿家财,譬如说,在萨马拉省有一个小小的庄园,有一千俄亩的黑土——只是这个庄园未必见得会传给儿子,因为儿子并不怎么爱他的老子,而且,据我观察,他日后一定是个顶尖的纨绔子弟……” 这番话是在彼得节前夕谈的——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早晨父亲上教堂去做礼拜,做好礼拜就直接去省长家赴早宴,因为省长正好过命名日。但即使不是节日,他也从不在家吃早饭,因此那天跟往常一样,只有我们三个在家吃。都快吃好的时候,莉莉娅由于上的一道甜菜不是她所喜欢的薄麻花而是樱桃羹,便用两只小拳头捶着桌子,尖着嗓门儿破口大骂古里伊,把碟子摔到地上,摇晃着脑袋,上气不接下气地号啕大哭。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拖回到她屋里——她又是踢,又是咬我们的手——我们好说歹说,求她别再哭闹,答应一定狠狠惩办厨师,她这才安静下来,终于睡着了。即使在两人一起把莉莉娅拖回屋去这么件事上,也充满了叫我们俩心荡神移的温情,因为我们的手时不时地碰在一起!户外豪雨滂沱,在黑下来的屋里间或射进一道闪电,窗玻璃被雷击震得嘎嘎作响。 “是这场雷雨使得她乖下来的,”当我俩走到走廊里时,她高兴地悄声对我说,突然,她惊呼了起来,“哎哟,哪儿失火了!” 我俩奔进餐厅,打开了窗户——消防队的救火车顺着街心花园打我们面前辚辚疾驶而过。迅猛的豪雨倾泻在杨树上——雷电已经过去,大概是叫这场豪雨驱走了吧——一辆接着一辆站满戴着铜盔的消防队员的大车,载着水龙带和救火梯,沿着鹅卵石的马路辚辚驶了过去,在一匹匹乌黑的比丘格马的马鬃上方,系在轭下的小铃铛叮当作响,飞奔着的马蹄发出嘚嘚的蹄声,号手们如恶魔般戏谑地吹着报警的号角……后来,拉瓦赫街的伊凡·沃英钟楼也久久地、久久地敲起了警钟……我俩肩并肩地站在窗口,一阵阵清新的水汽和城市潮湿的尘埃的气息扑鼻而来,两人都装得好像是在全神贯注地激动地望着和听着街上的动静。后来,最后几辆大板车,载着巨大的红漆水桶,也驶了过去。我的心跳动得愈加厉害了,连前额都抽搐了——我握住她那只无力地垂在大腿旁的纤手,用一种央求的眼色望着她的面颊,她顿时脸色苍白,微微启开双唇,叹了口气,胸部随之而鼓了起来,也同样以一种似乎是央求的神情把噙满泪花的明眸转过来对着我,于是我抱住她的肩膀,平生头一次销魂在少女冰凉的双唇之中……从此,我们没有一天不是时不时地寻机在会客室里,或者大厅里,或者走廊里,甚至在父亲的书房里(他要到傍晚前才回家),装得好像是偶然碰见似的做短暂的相会,不顾一切地、毫不知足地,而且已经由于无法再进一步而心烦意乱地长吻着。父亲好像嗅出了点儿味道,于是又不再到餐厅里来喝晚茶了,又终日铁青着脸,默默寡言了。可是我俩已不再把他摆在心上,她在用午饭时比以前沉着,不再那么手足无措了。 七月初头上,莉莉娅由于吃了过多的马林果病倒了,康复得很慢,终日躺在自己的房间里,将一大张一大张纸用揿钉揿牢在木板上,再用彩色铅笔在纸上画着童话世界里的城市。而她呢,只好坐在莉莉娅的病榻旁,一面陪着莉莉娅,一面为自己缝一件小俄罗斯式的衬衣。她不能离开一步,因为莉莉娅一刻不停地要这要那。而我呢,在这空荡荡的寂寞的屋子里,无时无刻不牵肠挂肚地渴望看到她,吻她,把她搂在怀里,以致失魂落魄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只得坐在父亲的书房里,随手从书架上抽出本书来翻阅。那天,我也是这么坐在书房里,天都快擦黑了,突然,我听到了她的轻盈迅速的脚步声。我扔掉书,跳了起来: “怎么,睡着了?” 她挥了挥手: “唉,没有!你知道吗,她可以接连两天两夜不睡觉,仍然精神抖擞,就像所有的疯子一样!她这会儿硬要我上你父亲这儿来拿几支黄颜色和橙黄颜色的铅笔……” 话没讲完,她就抽泣着,扑到我怀里,说: “我的上帝呀,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了结!你去告诉他,你爱我,世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俩拆散了!” 于是她抬起了被泪水沾湿了的脸,猛地抱住我狂吻。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往沙发走去,此时此刻,我难道还能冷静思考,还能不忘乎所以吗?可就在这时,我听到书房门口有轻轻的咳嗽声。我抬起头来,越过她的肩膀,看到父亲正站在那里望着我俩。后来,他转过身去,伛偻着腰,走了。 我们三人都没有去吃午饭。晚上,古里伊来敲我的卧室门,关照我说:“老爷请您到他那儿去。”我走进了书房。他坐在写字台前的安乐椅上,连头也没转过来,就说: “你明天立即给我动身到我的萨马拉乡下去度夏。秋天你到莫斯科或者彼得堡去给自己谋个差事。如果你胆敢违逆我,那你就永远休想继承我的财产。不仅如此,我明天就会去请省长立即派人把你押解到乡下去。现在你去吧,从此再也不许在我跟前露面。路费和零用钱,明天早上我会派人拿给你。交秋前,你给我乡里的账房写个条子,领一笔钱,作为你到京城之后最初一个阶段的生活费。你休想在动身之前再看到她了。一切到此为止,我的亲爱的。走吧。” 我当天夜里就动身到雅罗斯拉夫尔省我在政法学校的一个同学的庄园去了,在那里一直住到夏尽秋来。秋天,靠了他父亲的情面,我进了彼得堡外交部,于是,我给我的父亲写了封信去,告诉他我不但永远拒绝继承他的财产,而且拒绝接受他的任何帮助。冬天,我听人说,他已辞去官职,携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也到彼得堡来了。有一天晚上,在马里英斯基剧院开幕前几分钟,我步入池座时,猛一抬头,看到了他和她。他俩坐在舞台旁的包厢里,紧靠着栏杆,栏杆上搁着一个小巧精致的珠母色望远镜。他穿着燕尾服,像只乌鸦似的躬着背,眯细着一只眼睛,聚精会神地在看戏单。而她呢,轻松自若,雍容华贵,淡黄头发绾成了高髻,正兴致勃勃地顾盼着四周——望着灯火通明、热气腾腾、发出嗡嗡喧声、坐满了人的池座,望着络绎不绝地走进包厢的观众穿的晚礼服、燕尾服和军装。她颈项上挂着的红宝石十字架闪烁出暗淡的光芒,她那纤巧的然而已经丰腴起来的双臂完全赤裸着,身上穿一袭大红天鹅绒坎肩,左肩上则别着一枚红宝石的纽钩…… ---194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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