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六月，他来我们庄园做客，我们一向把他视同家人，因为他已故的父亲生前是我父亲的挚友和邻居。六月十五日，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1914年6月28日（俄历系6月15日），奥国皇储法兰西斯·斐迪南（1863—1914）至波斯尼亚检阅军事演习时，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死，此事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十六日一早，邮差送来了报纸。父亲拿着莫斯科晚报从书房来到餐厅，这时，他、妈妈和我还在餐厅里喝茶。父亲说：

“喂，我的朋友们，要打仗了！奥国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这就是战争！”

圣彼得节那天，我们家来了许多客人，祝贺我父亲过命名日。宴会后，向大家宣布了他是我的未婚夫。可是好事多磨，七月十九日[系俄历。]，德国向俄国宣战了……

九月，他来到我们家，总共只待了一昼夜，他要上前线去了，所以前来辞行（当时大家都认为，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因此我们只把婚礼推迟至来年春天）。天黑了，过了这个夜晚，我们就将劳燕分飞。晚饭后，端来了茶炊，很快窗户就蒙上了一层茶炊的水汽，父亲望了一眼窗户说：

“今年秋季来得出奇地早，也出奇地冷！”

那天夜晚，我们俩都平静地坐着，只是偶尔交谈一两句无关紧要的闲话，以掩饰各自的思绪和感情。父亲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谈着秋天。我走到通阳台的落地长窗跟前，用手绢擦去玻璃上的水汽，只见果园里，洁净、冷漠的繁星在漆黑的天空中刺眼地闪烁。父亲仰靠在圈椅背上，抽着烟，心不在焉地望着悬在桌子上的那盏橙黄色的吊灯；妈妈戴着副眼镜，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针又一针地缝一个小小的丝袋（我们俩都知道她在缝什么），这既使人感动，又叫人不寒而栗。父亲问：

“这么说你还是决定天一亮就走，不吃早饭啦？”

“是的，如果您允许的话，天一亮就走，”他回答说，“我实在是依依不舍，可是没有办法，家里的事还没有安排好。”

父亲轻声叹了口气：

“那就听便吧，我的亲爱的，既然你明天一早就走，我跟妈妈该去睡觉了，因为我们明天无论如何要送送你……”

母亲站起身来，给未来的女婿画十字祝福。他弯下身去吻了母亲的手，然后，又吻了父亲的手。餐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人，我俩在餐厅又待了一会儿，我用扑克牌通关，想卜卜吉凶，他默默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后来，他问：

“你想出去散散步吗？”

我心头越来越沉重，无可无不可地回答道：

“好吧……”

他在外室穿大衣时，仍在想着什么心事，并露出可爱的笑容，念了费特[即俄罗斯诗人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费特。]的两句诗。

“可我没大氅，”我说，“下面的诗句呢？”

“我记不清了。大概是这样：

“什么样的火焰？”

“当然是比喻月亮升起。这些诗句中洋溢着田园式的美丽的秋光。‘披上你的围巾和大氅吧……’那是我们祖父母的时代……噢，我的天，我的天啊！”

“你怎么啦？”

“没什么，亲爱的，我只是感到忧伤，同时又感到高兴。我非常非常爱你……”

着好外衣后，我们穿过餐厅和阳台，来到果园里。起初，周遭是那样地黑，我得抓住他的衣袖才能走路。后来，借着星星在夜空中发出的矿石般的亮光，可以影影绰绰地辨别出黑压压的枝丫。他站停下来，转过身去指着宅第说：

“瞧，那些窗户亮得多么奇特，只有秋天才会这样。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我将永远记住这个晚上……”

我默默地望了他一眼，他拥抱住裹在瑞士斗篷中的我。我把绒毛头巾从脸上拉开，微微昂起头，好让他吻我。他吻过我后，凝视着我的脸，说：

“多么晶莹的眼睛啊，”他说，“你觉得冷吗？完全是冬天的气候了。如果我战死沙场的话，你总不至于立刻就把我忘掉吧？”

我心里想：“要是他真的战死沙场了呢？难道我很快就会把他忘掉？要知道世上的任何事情到头来都会忘掉的。”我被自己的这种想法吓坏了，慌忙回答说：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你要是死了，我也活不下去啦！”

他沉吟了片刻，慢慢地说道：

“那何苦呢？如果我被打死了，我将在那个世界上耐心地等候你，你该活下去，享受人间的欢乐，然后再到我这里来。”

我伤心地哭了起来……

翌日清晨，他走了。妈妈把昨晚上缝好的那个护身袋戴在他的脖子上，护身袋里放着她父亲和祖父当年打仗时戴过的那尊小小的金铸的圣像。我们怀着一种突如其来的生离死别的心情替他画十字祝福。我们站在台阶上，嗒然若丧地目送他离去，只觉得我们周围的清晨，那欢快的阳光，那草尖上亮晶晶的雾凇，同我们的心境太不协调了。人们在送别亲人远行时是往往会产生这种感觉的。我们在台阶上又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人去楼空的屋里。我手抄在背后，在一间间屋子里踱来踱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放声痛哭还是引吭高唱……

一个月后，他在加里西亚[加里西亚，历史地区名，指喀尔巴阡山北支脉及其附近低地，14—18世纪时属波兰，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归奥匈帝国。]战死了——死，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字眼呀！自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个年头。三十年来，我历尽沧桑。每当我细细地回想起这些年来的事情，追忆那变幻无常的、无论我的心灵和理智都无法理解无法把握的往事时，我总是觉得这三十年的岁月实在是太漫长了。一九一八年春，那时我的父母都已不在人世，我流落到了莫斯科，住在斯摩棱斯克集市上一个女贩子的地下室里，她总是挖苦我：“喂，伯爵小姐，您日子过得怎么样？”我那时也在做买卖，就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摆个摊儿，把我仅剩下来的一些家什——一只戒指啦、一根十字架项链啦、一条蛀坏了的毛皮领子啦，兜售给戴毛皮高帽、穿军大衣、不扣纽子的士兵们。有一回我在阿尔巴特街和集市的拐角上摆摊儿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心肠好得少见的人，他是个上了年纪的退伍军人。没几天，我就嫁给了他。四月里便跟他一起去叶卡德琳诺达尔，和我们同去的还有他的侄子，一个十七岁的半大孩子。那孩子是去投奔志愿军[指由沙俄将领阿列克谢耶夫、科尔尼洛夫、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在顿河与库班一带所组建的白卫军，1920年11月被红军消灭。]的，在路上我们走了差不多两个礼拜，我扮作村妇，穿着树皮鞋，他穿一件破旧的哥萨克农夫的上衣，留着夹有白须的黑色络腮胡子，我们在顿河和库班住了两年多。两年后的冬天，我们跟其他许多难民一起，冒着飓风，由新俄罗斯克渡海去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在海上，我丈夫染上霍乱死了。于是在整个人世间，我就只剩下三个亲人。丈夫的侄子和他年轻的妻子，以及他俩的一个刚满七个月的小女孩。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侄子和他妻子又渡海回克里米亚，投奔弗兰格尔去了，把孩子留给我抚养。从此他们下落不明。我还在君士坦丁堡住了很久，拼死拼活地干粗活儿来养活自己和那小女孩。后来，我带着她，就像许多人那样，到处漂泊，我们什么地方没去过呀！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捷希亚、比利时、巴黎、尼斯……那小女孩早就长大了，住在巴黎，成了一个十足的法国女人，长得十分漂亮，可对我却毫无情义，她在马德兰街附近的一家巧克力商店里当营业员，用她那涂着银色指甲油的保养得很好的纤手，把一盒盒巧克力包在如缎子一般光滑的包装纸里，再用金色的带子把它们扎好。而我呢，一直住在尼斯，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早在一九一二年，我曾到尼斯观光旅游——在那幸福的日子里，我怎么会料到日后尼斯会这样对待我呢！

当年我曾轻率地说，他若死了，我就活不下去。可是他死了，我却照样活了下来。但是每当我回忆起此后所经历的一切时，我总是问自己：我一生中究竟有过什么东西呢？我回答自己：有过的，只有过一件东西，就是那个寒秋的夜晚。世上到底有过他这么个人吗？有过的。这就是我一生中所拥有的全部东西，而其余的不过是一场多余的梦。我相信，热忱地相信：他正在那个世界的什么地方等候着我——还像那个晚上那么年轻，还像那个晚上那样爱着我。“你该活下去，享受人间的欢乐，然后才到我这里来……”我算是活过了，也算是享受过了人间的欢乐，现在该快点儿到他那里去了。

---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