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芙到巴纳德学院[巴纳德学院：位于纽约市，私立女子本科学院，创建于1889年。]上学才六周，就被叫回了埃斯蒂斯帕克参加婚礼。在会客厅里范赫贝克夫妇画像的注视下，我们的父亲娶了安德烈娅。布莱特在西班牙萨伏内里地毯上撒下一把把粉红色的玫瑰花瓣。诺尔玛靠着她的母亲，举着放了两枚结婚戒指的粉红色天鹅绒垫子。我、梅芙和大约三十位客人站在一起。到了婚礼上，我们才知道安德烈娅还有母亲、一个姐姐、一个卖保险的姐夫，外加数位朋友。蛋糕送上来的时候，这些朋友仰着脑袋，张着嘴，望着餐厅的天花板。（餐厅天花板是那种深沉而热情的蓝色，再覆盖上雕刻的叶子，图案错综复杂，颜色金黄，其实是镀了一层金。镀金的叶子繁密茂盛，组成团，外面加一圈还是镀金的叶子，然后再来一个方框，还是镀金的叶子。天花板看上去更像是凡尔赛风格，而非宾州东部风格。我小时候觉得天花板怪吓人的。我、梅芙和父亲用餐的时候，都刻意盯着盘子。）招待会上，桑迪和乔斯林端上香槟酒，她们身穿安德烈娅为婚礼买的黑色制服，制服有与之相配的白色衣领和袖口。“我们看上去就像是女子监狱的舍监。”乔斯林举着手腕说道。每次到了又要开香槟酒的时候，梅芙就去厨房。她之前勇敢地宣布，上大学后，她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香槟。对于桑迪和乔斯林而言，香槟无异于上了膛的枪。

婚礼是在秋天举行的，多么明媚的一天呀，发光的似乎不仅仅是太阳，还有草地和树叶。为了这场婚礼，父亲居然前所未有地打开了房子后面所有的三层落地窗，形成了十来道通往后平台的玻璃门，平台下面的池子里全是睡莲。谁又知道睡莲也是可以租的呢？大家都在说多漂亮呀，这房子、这花、这光线，甚至瞭望台上弹钢琴的女人，都是那么美。但我、梅芙、桑迪和乔斯林知道，这都是浪费。

父亲离过婚，安德烈娅也不是天主教徒，因此父亲不能在圣灵感孕教堂娶她，也不能请神父布鲁尔到家里主持婚礼，他们这就不像是结婚。主持婚礼的是谁都不认识的法官，父亲花钱请他到家里来，就像是花钱请电工一样。婚礼仪式后，安德烈娅频频举起酒杯对着光线，说香槟的颜色与她裙子的颜色一模一样。我真是第一次看到了她有多漂亮、多幸福、多年轻。我父亲第二次结婚，49岁，他的新妻子穿着香槟色的绸缎裙子，31岁。但我和梅芙还是搞不懂父亲为什么要娶她。回首过去，我不得不说，我们缺少想象力。

“你觉得有可能看清楚过去本来的面目吗？”我问姐姐。那是初夏的一天，大白天里，她把车停在荷兰屋前，我们坐在车内。欧椴树挡住了我们的视线，目光所及，除了欧椴树还是欧椴树。我小时候觉得这些树好高大，但它们还在长。也许有一天，它们会长到安德烈娅的梦里去。我们摇下车窗，各自伸了一只胳膊搭在车外，梅芙是左臂，我是右臂，两人都在吸烟。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第一学年已经结束。我们差不多就是在那个夏天戒了烟，但那天还只是在考虑戒烟的事情。

“我看过去，就是看的本来面目。”梅芙说道。她在看那些树。

“但我们会把现在叠加在过去之上。我们通过现在的透镜看待过去，我们不是原来的我们，而是现在的我们，这一来，过去就彻底变了样子。”

梅芙长长地吸了一口烟，露出了微笑。“我喜欢这个。你在医学院学的？”

“精神病学概论。”

“你一定要成为心理医生。那可真是太好了。”

“你想过去看心理医生吗？”那是1971年，精神病学非常时髦。

“我不需要看心理医生，我看过去看得非常清楚，但如果你需要拿人练手，那我就悉听尊便。我的心理就是你的心理。”

“你今天怎么没上班？”

梅芙一脸惊讶：“这问题蠢得可以。你刚刚回来，我当然不去上班。”

“请病假了？”

“我跟奥特森说你要回家。我什么时候在公司，他不在乎的。工作我都做好了。”她往窗外抖了抖烟灰。大学毕业后，梅芙一直都在奥特森公司做会计。他们做包装和运输冷冻蔬菜的生意。姐姐在巴纳德学院得了数学奖章。那一年哥伦比亚大学得数学奖章的人，绩点还不如我姐姐的高，这么好的消息是奥特森的妹妹告诉我姐姐的，她们是朋友。凭着梅芙的学识和能力，她不仅管账报税，还改善了送货系统，保证冷冻玉米能快速送到整个东北地区的杂货冷冻柜中。

“你要一直在那儿干？你应该回学校继续学习。”

“医生呀，我们在谈论过去，不是将来。你不要跑题。”

我弹了弹手里的香烟。安德烈娅是我想要谈论的过去，但布克斯鲍姆太太从她房子里走出来取邮件时，看到我们坐在车里，就径直走到我开着的车窗旁，靠了上来。“丹尼，你回家了！”她说道，“哥伦比亚大学怎么样？”

“跟以前一样，只是学的更难了。”我本科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嗯，我知道这位见到你可高兴了。”她冲着梅芙点了点头。

“嗨，布克斯鲍姆太太。”梅芙说道。

布克斯鲍姆太太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你得给你姐姐找个男朋友。医院里肯定有某个不错的医生，忙得没时间找老婆。高个子的医生。”

“我的标准可不只是身高。”梅芙说道。

“我说这话，请不要误会：每次看到她回来，我总是很高兴，但也很担心。”布克斯鲍姆太太只对着我说话，仿佛车里没有梅芙这个人。“她不应该一个人单独坐在这里。有些人会误解的。当然，我没有不欢迎她的意思。”

“我知道，”我说道，“我也担心，我会跟她谈谈的。”

“街对面的那个，”布克斯鲍姆太太的头冲着欧椴树稍微偏了偏，“没动静。她开车经过，也不挥手。她看到什么人，都当没看见。我觉得她肯定是个伤心人。”

“也许不是呢。”梅芙说道。

“有时我会看到那两个女孩。你们见过面吗？她们有礼貌一些。要我说呢，她们才让人同情。”

我摇了摇脑袋：“我们不见面。”

布克斯鲍姆太太捏了捏我的前臂，又向梅芙挥手道别：“有空到家里来坐坐。”她说道，我们表示感谢，然后她走开了。

“布克斯鲍姆太太证实了我对过去的记忆。”又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梅芙如此说道。

安德烈娅带着两个女儿住进了荷兰屋，梅芙回了学校，我和父亲的关系更近了些。照顾我一直都是姐姐的责任，现在她不在家，父亲对我的学业和篮球赛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兴趣。没人觉得安德烈娅可以替代梅芙在我生活中的角色。真正的问题是，11岁的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主地生活。桑迪和乔斯林还是照旧履行她们的职责，给我吃的，告诉我不论何时出去都必须戴上帽子。她们都能敏锐地察觉到我的孤独。我在自己房间里做功课时，桑迪来敲门：“下楼来学习吧。”她这样说完，也不给我回答的机会，转身就走。我拿着代数书下楼。到了厨房，乔斯林关上她的小收音机，给我拖出一把椅子。

“吃点东西，脑子更好使，人人都是这样。”她拿出烤好的面包，切下硬的一头，为我抹上黄油。我一直都喜欢硬硬的面包头。

“梅芙给我们寄来了明信片。”桑迪说道，指了指冰箱。冰箱贴下面有一张卡片，上面是白雪覆盖的巴纳德学院。明信片被明目张胆地贴出来，证明了安德烈娅从不进厨房的事实。“她说，我们要记得喂你东西吃。”

乔斯林点了点头：“她走之后，我们都觉得不用再喂你了，但梅芙这样说，我们就得这么办。”

梅芙给我写长信，跟我说纽约的事情、她上课的事情，还有她同学的事情。梅芙有个叫莱斯利的同学，每天在餐厅供应晚餐的时候打工，这是大学助学金的一部分，等她坐在床上想要学习的时候，穿着衣服就睡着了。信中，梅芙没有表现出半点学业艰难或是想家的意思，但她一直都说，她想念我。现在没有她在身边辅导我功课，我才第一次想到在她小时候，是谁辅导她功课呢？菲菲毛？我表示怀疑。我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打开课本。

桑迪站在我身后：“让我看看，我以前数学不错。”

“我自己能行。”我说道。

“你只想着摆脱你姐姐。”乔斯林一边说话，一边坚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免得我尴尬，“结果呢，她不在家，你就想她了。”

桑迪大笑起来，用洗碗巾打乔斯林。

她说对了一半。我从未想过要摆脱梅芙。“你有姐妹吗？”我问乔斯林。

桑迪和乔斯林都在笑，然后她们同时停下来。“你在开玩笑吗？”乔斯林说道。

“没有呀。”我说道，不知道她们在笑什么、怎么又不笑了，但还没等她们纠正我，我就看了出来——这两个女人长得很像，我一直都看在眼里，但没往心里去。

桑迪歪着脑袋：“丹尼，你认真的？你不知道我们是亲姐妹？”

那一刻，我本可以告诉她们，我知道她们有多相似，又有多不同，但说不说并不重要。我从未想过她们的亲人是谁，也没想过她们回家见的家人是谁。我只知道，她们负责照顾我们。我记得，桑迪的丈夫生病了，她有两个星期不在，接着她丈夫死了，她又有几天不在。“我不知道。”

“这是因为我漂亮得多。”乔斯林说道。她想搞笑一下，放我一马，但我也看不出谁比谁漂亮。她们比我父亲年轻，但比安德烈娅年长，再多的，我就区别不出来了。我知道不能问。乔斯林高一些，瘦一些，头发是不自然的金色。桑迪总是用两个发夹把厚厚的棕色头发别在后面，神情也许要和蔼些。她的脸颊是粉红色的，眉毛非常漂亮——如果还有“眉毛漂亮”这一说，我也不清楚。乔斯林已婚，桑迪丧偶。两人都有孩子，我知道这个，因为我们穿不下的衣服，梅芙都给了她们；因为遇上孩子病得厉害的时候，她们就不来上班。她们回来之后，我有没有问过是谁生病了？有没有好点？我没有。我非常喜欢她们两个人，桑迪和乔斯林，我都喜欢。让她们失望了，我感觉很不好。

桑迪摇了摇脑袋：“男孩子呀。”她说了这么一句话，免除了我所有的责任。

梅芙宿舍的前台有一部电话。我背了电话号码。我给她打电话，她们就派人到三楼去敲门，看她在不在，而她通常都不在，她喜欢在图书馆看书。从派人去看她在不在，到给她留个口信，整个过程耗时至少七分钟，而我父亲认为长途电话不宜超过三分钟。我绝望地想要跟姐姐说话，想要问她是否知道乔斯林和桑迪是姐妹。如果她真的知道，那我就要问她为什么这么大意，不告诉我——但我没打电话。我走进会客厅，站在她的画像前，在她10岁的亲切目光下，暗自咒骂。我决定等到星期六时问父亲。那个星期一天天地过去，桑迪和乔斯林的相似之处变得灼然醒目：每天早上，我出发去搭学校巴士，她们并排站在厨房里，两人真像呀；她们冲我挥手，就像两个花样游泳运动员一样，真像呀；当然了，她们的声音也是一样的。我才意识到，我在楼上的时候，从来分不清是她们中的哪一个在叫我。我全都没注意到，我到底是有什么毛病？

“有什么关系呢？”终于等到了星期六，我们出发去收租，我父亲如是说道。

“但你是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我雇了她们，或者说是你母亲雇了她们。你母亲总是在雇人。一开始是桑迪，没过两个星期，桑迪说她妹妹也需要一份工作，于是我们就把她们两个人都雇了。你对她们一直都非常好。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想要说，问题就是我对世界是麻木的。即便是在自己家里，我也不知道周围的情况。我母亲雇了她们，她知道她们是姐妹，也就是说她是好人。我甚至不知道她们是姐妹，也就是说我是个混账东西。但这也是我把现在叠加在过去之上了。当时，我甚至没去想我为什么会觉得堵得慌。有好几个星期，我都尽量回避桑迪和乔斯林，但那是不可能的。最后我决定相信我本来知道她们之间的关系，但后来却忘了。

桑迪和乔斯林在管理家务方面，有完全的自主权。也许我们偶尔会说，再来一顿炖牛肉配汤团多好呀，或者再做一次可口的苹果派吧，但这样的时候很少。她们知道我们喜欢什么，我们不用说，她们自己就做了。家里从来不会缺苹果或是咸味饼干，图书室桌子左手边的抽屉里总是有邮票，浴室里总是放着干净的毛巾。桑迪不仅熨烫我们的衣服，还有床单和枕套。只要梅芙在家，冰箱门的搁架上总是有一排闪闪发光的胰岛素瓶子，一打开冰箱，就看见瓶子在抖动。还没有一次性针管的时候，她们还会给针管消毒。我们从来不用嘱咐她们洗衣服或是擦地板，事情总是被处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根本就没机会注意到有事需要做。

安德烈娅来了之后，一切都变了。她制订每周的食谱，让乔斯林照着做，她每道菜都要进行点评：汤的盐味不够；乔斯林给她女儿盛的土豆泥太多。她们怎么可能吃得完那么多土豆泥？她已经明确说过要比目鱼，为什么乔斯林端上来的是鳕鱼？就不能劳神到另一个市场去看看有没有比目鱼吗？安德烈娅需要事事关心吗？她每天都在找额外的事情给桑迪做：给储藏室的架子掸灰，或者清洗薄窗帘。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桑迪和乔斯林在过道里说话的声音，再也没有听到过乔斯林早上来时气势磅礴的口哨声。她们不可以站在楼梯下面大声提问，得像文明人一样，走上来找我们。安德烈娅是这样说的。桑迪和乔斯林刻意少露面、讲礼节，哪儿看不到我们，她们就在哪儿干活。或许是我自己的缘故：梅芙离开后，我更多的时候都在自己卧室待着。

房子的二楼有六个卧室：我父亲的；我的；梅芙的；布莱特和诺尔玛的卧室阳光充足，有两张床；还有一间客房，但从未有客人住过；最后一个房间被改成了家庭办公室。楼梯平台上有一个休息区，但在诺尔玛和布莱特出现之前，从未有人在那儿坐过。她俩似乎很喜欢坐在楼梯顶部。

一天晚餐的时候，安德烈娅宣布要重新安排房间：“我要让诺尔玛搬进那个有窗座的房间。”她说道。

我和父亲只是看着她，桑迪正在往玻璃杯里加水，往后退了一步。

安德烈娅什么都没注意到。“现在家里最大的女孩是诺尔玛。那是给大女儿住的房间。”

诺尔玛的嘴巴微微张开了。我看得出来，她之前也不知道这事。如果之前她想到梅芙的房间里去，那是因为她想跟梅芙在一起。

“梅芙还要回家的，”父亲说道，“她只是去了纽约。”

“她回家探望的时候，可以住三楼，三楼的房间挺漂亮的。桑迪，你收拾一间出来吧，对吧，桑迪？”

但桑迪没有回答。她把水罐抱在胸前，仿佛如果不加克制，就会把罐子扔过去一样。

“我觉得没必要这样，”父亲说道，“这里又不缺睡觉的地方。诺尔玛想要自己的房间，可以睡在客房。”

“客房是给客人用的。诺尔玛就睡在那个有窗座的房间吧。整栋房子里，那个卧室最好，视线也最好。人不住这里，还像神龛一样给留着，太傻了吧。说真的，我还想过，也许我们应该用那个房间，但壁橱不够大。诺尔玛的裙子都那么小，那个壁橱你用正好，是不是？”

诺尔玛缓慢地点了点头，一方面是害怕她母亲，一方面是着迷于那个窗座。多好的窗帘呀，一拉上，就挡住了整个世界。

“我想要睡梅芙的房间。”布莱特说道。布莱特还没调整过来，不习惯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就像我之前一样，她紧紧抓住她姐姐不放。

“你们都要有自己的房间，诺尔玛会让你进去玩儿的，”她母亲说道，“每个人都会适应过来的。就像你们父亲说的那样，这房子够大，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房间。”

这话一出口，整件事情就画上了句号。我一个字都没说。我看着父亲，如今他显然也是诺尔玛和布莱特的父亲，我希望他能再试一试，但他就那样算了。安德烈娅长得非常漂亮。父亲可以当场遂了她的心愿，也可以等等，之后再遂她的愿，但不管怎样，她终归都会遂愿。

那时，我正好爱上了范赫贝克家的一个女儿，或者说爱上了她的画像，我称呼她为朱莉娅。朱莉娅有着窄窄的肩膀，黄色的头发用绿色的绸带绑在脑后。她的画像在荷兰屋三楼的一间卧室里，悬挂在无人睡过的床头。除了我，只有桑迪星期四会来这里，她要给房间吸尘，还要用抹布把东西擦一遍。我相信我和朱莉娅本是天生一对，只是错生在了不同的时空。我越想越是觉得不公，最后我犯下了错误，给在巴纳德学院的姐姐打去电话，问她是否想过三楼卧室画像里的那个女孩是谁，就是灰绿色眼睛的那个女孩，范赫贝克家的女儿。

“女儿？”梅芙说道。那天我运气好，她在寝室，接了电话，“他家没女儿。我觉得那是范赫贝克太太还是女孩时候的画像。你把画像拿到楼下，放在一起看。我觉得是同一个人。”

姐姐取笑我时毫不留情，可以说到我耳朵流血，但她常常也像对待同龄人一样和我说话，无论我提什么问题，她都诚实回答。听她说话的语气，我知道姐姐没开玩笑，甚至还特别留心地听我说话。我跑上旋转楼梯，到了三楼，站在没人用过的床上，从墙上取下我心爱女孩的镀金雕刻画框（她可能不愿意要这么华丽的画框，但这画框还不够华丽，还配不上她）。我的朱莉娅不是范赫贝克太太，但是，等到我把画拿到楼下，靠在壁炉架上，显而易见，梅芙是对的。这是同一个女人在生命两端的画像，范赫贝克老太太的黑丝绸扣子一直扣到脖子，年轻的朱莉娅则如沐春风。说真的，即便这不是同一个女人，如此相像的面容，总有一天女儿也会变成母亲的样子。这时，乔斯林从拐角处出来，看到我站在那里看两幅放在一起的画像。她摇了摇头。“岁月不饶人呀。”她说道。

桑迪和乔斯林把梅芙的东西搬到了三楼。至少这个房间跟她的老房间一样，也朝着后花园。至少望出去，景致多少是一样的，甚至还可以说更好一点：树枝少一些，树叶多一些。但当然了，窗户是老虎窗，也没有窗座。比起原来的房间，新房间只有巴掌大一块，顶上就是屋檐，天花板是倾斜的。梅芙那么高的个子，分分钟都会撞到头的。

把梅芙的房间变成诺尔玛的这件丧气事，谁都没有想到会花那么长的时间。梅芙的东西一被搬空，安德烈娅就想重新粉刷房间，等刷完之后，她又改变了心意，开始往家里搬回一本本的墙纸样本。她去购物，买新床罩，买新的小地毯。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所有人就只听到她说重新装修的事。但直到梅芙回家过感恩节，我才发现没人敢告诉姐姐，她被驱逐了。这事当然归我父亲，我们其他人当然也知道他是绝对不会干的。梅芙进了前厅，抱着我转圈，亲吻桑迪和乔斯林，亲吻两个小女孩。突然我们都意识到，她要上楼了，就要看到自己以前的床上满是布娃娃的样子。就在这时，有着大将风范的安德烈娅展示出了她处变不惊的本事。

“梅芙，自从你走了后，我们另做了安排。你的房间在三楼。是个非常不错的房间。”

“阁楼？”梅芙问道。

“三楼。”安德烈娅重复道。

父亲拎上梅芙的行李。他无话可说，但至少愿意和梅芙一起上楼。他膝盖不好，上楼不方便，从来不上三楼。梅芙还穿着她的红色外套，戴着手套。她笑了起来。“这就像是《小公主》！”她说道，“小女孩的钱没了，他们就让她住在阁楼，还让她打扫壁炉。”她转身对着诺尔玛：“小姐，别打什么主意。我才不会帮你打扫壁炉呢。”

“那还是我的差事。”桑迪说道。几个月了，我都没听到桑迪说笑，可梅芙搬到三楼这件事还真没什么可笑的。

“嗯，那我们上去吧，”梅芙对我们父亲说道，“路途漫漫。我们得早点出发，否则没法准时赶回来用晚餐。好香的味道。”她看着布莱特：“是你这么好闻吗？”

布莱特笑了，但诺尔玛眼泪汪汪地跑出房间，拿走梅芙的房间可能对梅芙意味着什么，她突然明白了。梅芙看着她跑开，我从梅芙的脸上看得出来，她不知道该安慰谁：诺尔玛？桑迪？还是我？父亲拿着她的包，往楼上走。她犹豫了片刻，跟了上去。他们真的去了好久好久，但没人上三楼催他们，没人去告诉他们餐桌已摆好，我们在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