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梅芙又回家过圣诞节，但她没待几天。有个家在新罕布什尔的朋友邀请她去滑雪；另外还有个巴纳德的女孩，也是她的朋友，家在费城，开车送她过去。她的朋友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女儿，又聪明，又受欢迎，知道如何从斜坡滑雪而下，还有志于阅读法文原版的《红与黑》。后来，她得知复活节宿舍不关闭，就决定待在学校。她有很多朋友住在纽约，总有人邀请她去赴宴。而且，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她可以去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参加复活节弥撒，然后跟着其他女孩子一起走在第五大道上，她们每年都是那样的。没人会责怪她，但我会责怪她。没有姐姐，我要怎么过复活节？

“坐火车到纽约来，”她在电话里说，“我来接你。等爸爸上班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安排这事。你一个人坐火车没问题的。”

在学校，我觉得自己比朋友们老成，他们有父母，房子大小也正常。我看起来也老成。现在，我是班上个子最高的。“如果家里姐妹个子高，那男孩个子也会高。”梅芙说过的，她说得对。但我还是不太确定父亲会让我单独去纽约。即便我个子高、成绩好，即便平时我大多是自己照顾自己，我还是只有12岁。

但父亲给了我一个惊喜，说要开车送我去纽约，返程时再让我自己坐火车回家。开车到巴纳德学院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父亲说，我们去接上梅芙，我们仨一起吃午餐，然后我留下，他一个人开车回埃斯蒂斯帕克。他说我们仨的时候，有种很怀旧的感觉，仿佛我们曾是一个整体，而非只是在描述现状。

安德烈娅风闻这一计划，晚餐时宣布她要一起坐车去。她需要很多东西，要到纽约去采购。她想了想，又说两个女儿也应该一起去，还说先把我送到梅芙那儿，然后父亲就带她们去观光。“女儿们还没去过纽约，而你是从纽约来的！”安德烈娅说道，仿佛是父亲故意不让她们去纽约。“我们坐船去看自由女神像，是不是很棒？”她问两个女儿。

我也没去过纽约，但我不准备提，免得别人觉得我是厚脸皮想跟着玩儿。等桑迪端上甜点的时候，安德烈娅已经在说要订酒店房间和看演出了。她问我父亲有没有认识的人，可不可以帮忙搞到《音乐之声》的票。

“你为什么总是最后一刻才做安排呢？”她问父亲，然后又说干脆安排几场同肖像画家的会面。“我们还得给女儿们画肖像呢。”

我端详着盘子里最后一点炸大黄脆。没关系的。我只不过是没了一顿午餐，还有关于“我们仨”的荒唐念头。我还是可以坐车去看梅芙，我真正想要的也就是这个。车里还有谁，没关系的。有期待才会有失望，那些日子里，我没有期待，我知道安德烈娅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就不会罢休。

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正在吃麦片，父亲推开厨房的双开弹簧门，两个指头放在我的碗前，轻轻敲了敲。“该走了，”他说道，“马上。”安德烈娅显然是不在。两个女孩在梅芙的房间里睡觉（布莱特如愿以偿，她们一起睡），桑迪和乔斯林还没有来。我没问他怎么回事，没有提醒他，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女儿们也要一起去。我没有去拿计划要在火车上读的书，也没有告诉他预定出发的时间是两个小时之后。我扔下碗里吃了一半的脆谷乐，明目张胆地留给桑迪清理，跟着父亲走出了门。我们要甩掉安德烈娅。那一年，复活节来得有一些晚，清晨的空气中满是风信子疯狂的甜蜜气息。父亲走得很快，他的腿好长，即便是膝盖不方便，我也得跑着才跟得上。我们穿过长长的花架，花架上是含苞待放的紫藤，一路朝车库走去，我一直都在想，逃跑，逃跑，逃跑。我们走在沙砾路上，每一步踏上去，都是逃跑的声音。

我无法想象要有什么样的勇气才能对安德烈娅说“不可以一起来”这种话，她肯定会回敬父亲不可理喻的争辩。对父亲而言，重点是赶紧出发，免得等安德烈娅下了楼又要阐明她的立场。既然这是必要条件，我们就得逃跑。我们提前两个小时坐到了车里。

如果我在父亲沉默时提问，他会说他在和自己对话，我不应该打断他。现在我看得出来，他正在和自己对话，所以我就看着窗外明媚的清晨，想着曼哈顿，想着姐姐，想着我们将会度过的美好时光。梅芙晕船，我不会让她带我去看自由女神像，但我琢磨着是不是可以让她带我去帝国大厦。

“你知道，我以前住在纽约。”我们刚进入宾州收费站时，父亲说道。

我说，我大概知道吧。我没有说，昨天晚餐时，安德烈娅才刚提过。

接着，他打开转弯信号灯，朝着出口驶去。“时间还早，我带你去看看。”

大多数时候，我对父亲的了解就是我所能看到的东西：他高高瘦瘦，有着饱经风霜的皮肤、铁红色的头发，和我的头发一个颜色。我们三人都是蓝色的眼睛。他的左膝弯曲不便，冬天和下雨的时候更甚。他从来不提膝盖的事情，但当他膝盖疼的时候，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他抽波迈[波迈：也称为长红，香烟品牌之一。]香烟，在咖啡里加牛奶，看报纸头版前要先做填字游戏。他喜欢建筑，喜欢的程度就像男孩子喜欢狗。在我8岁那年，一天晚餐时，我问父亲，他会投票给谁，是艾森豪威尔还是史蒂文森。艾森豪威尔谋求连任，学校的男孩子们都要投票给他。我父亲用餐刀尖点着盘子，告诉我说，永远不要提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对他，对任何人都不要。“男孩子们预测一下，还是可以的，因为男孩子们不能投票，”他说道，“但是，问成年人这样的问题，就是在侵犯别人的隐私。”回想起来，我觉得父亲是惊骇于我认为他可能会投票给史蒂文森，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如果炉子烫手，就不要摸第二次。在我小时候，给父亲说过的事情有：棒球——他喜欢费城人队；树木——他知道所有的树木名字，但同一种树，我如果问第二次，就要挨训；鸟类——情况同上，他在后院放了喂鸟器，轻易就能认出前来啄食的鸟儿；建筑——无论是结构稳定性，还是建筑学上的细节、房产价值、不动产税，只要你说得出来的，父亲都知道，父亲喜欢谈论建筑。如果要细数我没有问过父亲的事情，就好比数天上的星星，所以我就仅列举一例：我从不问他关于女人的事情。女人作为一个整体，不谈；女人的用途，不谈；更不会谈具体的某个女人，比如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安德烈娅。

为什么这一天会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但肯定与他和安德烈娅的争吵有关。也许是这个缘故吧，再加上他要去纽约，他和我母亲就是在纽约长大的，还有这是他第一次去学校见梅芙，让他有了一波怀旧的情绪。也许只是他说的：时间还早。

“全都不一样了。”父亲说道。我们开车行驶在布鲁克林，驶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但布鲁克林与我认识的费城街区没什么不一样，我们星期六去收租的地方差不多也这样。费城有的，布鲁克林都有，只是更多，密度更大。他龟速前进，指点周围：“看到那些楼没？我住这儿的时候，那些楼还是木头盖的。他们拆了老楼，或者是发生过火灾。整个街区都变了。那个咖啡店还在——”他指了指“鲍勃咖啡”那家店。窗口柜台上的人在吃早午餐，有些人在读报纸，其他人则盯着街面。“这家店自己做的油炸甜甜圈，别家都做不出那个味道，星期天从教堂出来，排的队足有一个街区那么长。看到那家鞋店没？老实人修鞋铺。那家店也一直都在。”他又指了指，那家店的橱窗就跟店门差不多大小。“店主的儿子和我在一个学校。我打赌，我们要是走进那家店，他肯定在换鞋掌。这也是一种生活。”

“应该是吧。”我说道。听起来我就像个白痴，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番话。

他拐了一个弯，到了红绿灯处又拐了一个弯，我们就到了第十四大道。“就在那儿。”他说道，指了指一座楼的三层，那座楼与之前经过的楼没什么两样，“我住在那儿，你母亲住那个方向，往后一个街区。”他的拇指朝肩膀后面戳了戳。

“哪儿？”

“就在我们后面。”

我跪在座位上，从后窗望出去，心提到了嗓子眼。我母亲？“我想看看。”我说道。

“跟别的楼一个样。”

“时间还早呢。”这是濯足节[濯足节是基督教节日，根据耶稣在受难前夕最后的晚餐上为十二门徒洗脚的典故而定。]的星期四，做弥撒的人要么一早就去，要么下班后再去。外面只有出来买东西的女人。我们的车停在另一辆车的旁边，父亲正要拒绝的时候，前面那辆车开走了，就像是发出了邀请一般。

“嗯，既然这样，我还能说什么呢？”父亲把车子开进了空位。

离开宾州后，天色阴沉起来，但没有下雨，我们往前走了一个街区的距离。天气寒冷，父亲微微有点跛脚。“就在这里，一楼。”

那栋楼跟其他的楼没什么两样，但一想到我母亲曾住在这里，我感觉就像登上了月球，是那么的不可思议。窗户上有栅栏，我抬起手来摸了摸。

“防蠢货的，”我父亲说道，“你外祖父就是这么说的。那是他加的栅栏。”

我看着他。“我外祖父？”

“你母亲的父亲。他是消防员。很多个晚上，他都在消防站过夜，所以就给窗户加上了栅栏。但应该也没必要吧，当时的治安还好。”

我的手指握在一根栏杆上：“他还住在这里？”

“谁？”

“我的外祖父。”我嘴里还从来没有冒出过这几个字。

“哦，天，没有。”我父亲想起往事，摇了摇脑袋，“老杰克已经死了。他的肺出了毛病。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概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火灾吧。”

“我的外祖母呢？”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看着他的表情，我知道他没想过会发生这一出。他只是想开车经过布鲁克林，给我指一指他知道的地方、他住过的楼。“死于肺炎，杰克死后不久，她也走了。”

我问他，还有没有别人。

“你不知道吗？”

我摇了摇脑袋。他一边说话，一边把我的手指从栏杆上掰开，态度并没有不友好，然后让我转身朝车子走去。“巴迪和汤姆死于流感。洛雷塔死于生产。多琳嫁了人，搬去了加拿大。还有詹姆斯，詹姆斯是我的朋友，死在了战场上。你母亲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比所有人都活得长，多琳可能是个例外，她应该还在加拿大。”

我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某种若有似无的东西，与我姐姐类似的那部分。“她为什么要走？”

“她嫁的那个家伙要走，”父亲没明白我的意思，“他从加拿大来的，或者是在加拿大找了份工作。具体是哪一个，我记不清楚了。”

我停下脚步。我甚至没有费神去摇头，直接又问了一遍。这是我人生的核心问题，我还从未问过。“我母亲为什么要走？”

我父亲叹了一口气，双手插进衣服口袋里，抬起双眼，看了看云层的位置，对我说，她疯了。就只有这么一句话。

“怎么疯了？”

“就像是脱了自己的外套递给大街上的人，但别人并没问她要外套。还要把你的外套也脱下来送给别人。就是这种疯。”

“我们不应该如此吗？”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但这不是目标吗？

我父亲摇了摇头：“不，不应该如此。听着，琢磨你母亲的事情，没意义。人人心里都有包袱，这就是你的包袱。她已经走了。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等回到车上，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我们就像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一路开到了曼哈顿。我们到了巴纳德学院，准时接到了梅芙。她在宿舍前等我们，穿着红色的冬衣，黑色的头发扎成一根粗粗的辫子，搭在肩头。桑迪总是对梅芙说，把头发编起来更好看，但在家里，她从来不这样扎头发。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和姐姐单独谈一谈，但又无能为力。如果我能说了算，当场就会和父亲道别，打发他回家，但计划是我们三人要一起吃午餐。我们去了一家梅芙知道的意大利餐厅，就在学校附近，我吃的是一大碗浇了肉酱的意大利面，乔斯林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东西能当午餐的。父亲询问梅芙的课程，梅芙很少受到这样的关注，感觉非常受用，全盘托出。她选修了微积分Ⅱ、经济学、欧洲历史，还有一门关于日本小说的课。听到小说这部分，父亲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但没有加以批评。也许是他见到梅芙很高兴，也许是不用站在布鲁克林的街头拐角跟我说话，让他心情愉快；不管怎样，终于有一次，他的女儿得到了他的全部关注。梅芙现在已经是第二学期了，父亲对梅芙的课程一无所知，但我什么都知道：因为读完了《源氏物语》，她奖励自己读《细雪》[《细雪》创作于谷崎润一郎翻译完《源氏物语》之后，《源氏物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创作。——编者注]；她们的经济学教材是她们经济学教授的著作；她觉得微积分Ⅱ比微积分Ⅰ简单。我往嘴里塞满了意大利面，免得张口说话会转移话题。

父亲一待在餐馆里就会感到不耐烦，午餐很快就结束了。之后，我们陪着他走到停车的地方。我不知道应该当晚回家，还是第二天再回家。我们还没说过这件事，我什么东西也没带，但也没人提我该在什么时候回去的事。我又归梅芙管了，就是这么一回事。父亲匆匆拥抱了梅芙，在她外套口袋里塞了一些钱，接着我和梅芙站在一起，和父亲挥手道别，看着他开车离开。午餐时，冷雨就飘了下来，但还不大，梅芙说我们应该坐地铁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看埃及的展出，这样就不会淋雨。本来除了帝国大厦，我最想看的就是地铁，但现在走下台阶，我却心不在焉。

刚走到旋转栅门前，梅芙就停下脚步，盯着我看。她可能觉得我快要吐了，其实也差不多。“你吃得太多了？”

我摇了摇头：“我们去了布鲁克林。”肯定还有更好的方式开头，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个上午。

“今天？”

我们面前有一道黑色的金属门，另一边是地铁的站台。地铁到站了，一道道的车门打开，人们上车下车，但我和梅芙站着没动。其他人匆匆走过，赶着通过旋转栅门。“我们出发得太早了。我觉得他和安德烈娅肯定是吵了一架，因为安德烈娅想跟我们一起来，她和那两个女孩，结果爸爸却一个人下了楼，催我立刻出发。”还没有什么可哭的，我就已经哭开了。我早就过了哭鼻子的年龄。梅芙带我坐到木头长凳上，我们坐在一起，她从手提包里掏出面巾纸，递给我，一只手放在我的膝盖上。

我把整个经过都讲完了，发现也没多少东西可讲，可就是止不住地去想，想那些曾住在那间公寓里的人，除了在加拿大的姨妈和我们的母亲，其他人都死了，而母亲和姨妈很有可能也已经死了。

梅芙挨得非常近。在餐厅里，她从门口的碗里拿了一个薄荷糖吃。我们俩都吃了。她眼睛的蓝色和我不一样。她的颜色更深，几乎是深蓝色。“你还能找到那条街吗？”

“在第十四大道，但我没法告诉你怎么过去。”

“但你记得咖啡店和修鞋店，那就能找得到。”梅芙走到出售地铁币的亭子，要了一张地图，又走回来。她找到第十四大道，想好怎么坐地铁，送回地图，然后给了我一枚地铁币。

布鲁克林很大，比曼哈顿大，一个12岁的男孩只是路过，只是在一栋公寓楼前待了五分钟，没人相信他能找到回去的路，但我有梅芙。我们下了地铁，她就问“鲍勃咖啡”怎么走；到了咖啡店，我就知道该怎么走了：在拐角处转弯，到了红绿灯再转弯。我指给她看——那是我们外祖父安装的窗户栅栏，防蠢货用的。我们背靠墙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她问我舅舅和姨妈们叫什么名字。我记得洛雷塔、巴迪和詹姆斯，但忘了另外两个叫什么。她让我不必把这个放在心上。雨下大了，我们走回“鲍勃咖啡”，点了一份油炸甜甜圈，女服务生笑了起来，她说油炸甜甜圈每天早上八点就卖光了。其实也没什么，反正我们也不饿。梅芙点了咖啡，我点了热巧克力。我们一直待在那儿，直到暖和起来，衣服也半干了。

“我真是不敢相信，他竟然带你看了母亲住过的地方，”梅芙说道，“这么些年，我一直问母亲的事情、母亲家人的事情，问母亲去了哪儿，但他一个字都不肯告诉我。”

“因为他害怕那会要了你的命。”我不喜欢在姐姐面前维护父亲，但这是真话。梅芙曾因为母亲离家而生了病。

“荒唐。哪有这种死法？他只是不愿意跟我说话。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对他说，我要去印度找母亲，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我摇了摇脑袋，想到梅芙会去印度，她和母亲两个人都走了，太可怕，我惊呆了。

“他告诉我，我应该当母亲死了，而且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

虽然这样说很可怕，但我还是理解的。“他不想让你去。”

“他说：‘印度差不多有4.5亿人。祝你好运。’”

女服务生走过来，拎着咖啡壶要给梅芙续杯，梅芙婉拒了。

我想着公寓窗户上的栅栏，想起这世界上所有的蠢货。“你知道她为什么离开吗？”

梅芙喝掉了杯里剩下的咖啡：“我只知道房子是她的眼中钉。”

“荷兰屋？”

“她受不了这房子。”

“她没有说过吧？”

“哦，她说过的。每天都在说。她只在厨房里坐着。每次菲菲毛有事情要问她，她都说：‘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这是你的房子。’她总是说房子是菲菲毛的。爸爸因此感到心烦意乱，我记得这个。有一次她对我说，如果她能做主，就把这地方送给修女，让她们把这地方改成孤儿院或是养老院。她接着说，修女、孤儿和老人可能都觉得尴尬，不肯住。”

我费劲想了一下。讨厌餐厅的天花板是理所应当的。但讨厌整幢房子？再也没有比荷兰屋更好的房子了。“也许你误解了她的意思。”

“她不止说了一次。”

“那她就是疯了。”我说道，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梅芙摇了摇头：“她没有疯。”

回到曼哈顿后，梅芙带我到男士服装店，给我买了内裤、一件新衬衣、一套睡衣，又在隔壁药店给我买了牙刷。那天晚上，我们去巴黎剧院看了《我的舅舅》。梅芙说她爱上了雅克·塔蒂[雅克·塔蒂：法国演员、导演、编剧、制作人。前文《我的舅舅》即是他的作品。]。看到是配字幕的电影，我还挺紧张的，但这片子里的人也没怎么说话。看完电影出来，我们顺道吃了冰激凌，然后回到巴纳德。学院明文规定，凡是男生，到了宿舍大厅，一律止步，但梅芙只是给前台的女孩解释了一下，那女孩也是她朋友，她就带我上楼了。她的室友莱斯利回家过复活节，我就睡在这位室友的床上。房间真的好小，如果伸出手，轻轻松松就能摸到对方的手指。之前我都忘记了，小时候睡在梅芙的房间里，半夜醒来就听到她均匀的呼吸声，那是多好的感觉呀。

最后，星期五整天和星期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纽约度过的。就算其间梅芙曾给家里打过电话，告知我们的安排，我也没有亲眼看到。她说本来打算要好好做带我观光的计划，可学习太忙，就没下太多功夫，所以我们去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中央公园的动物园。虽然下雨了，我们还是去了帝国大厦，大厦的顶楼笼罩在湿漉漉的厚重云层中，我们站在下面只能得见云层。梅芙带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走了一圈，告诉我应该到这里来上大学。我们去圣母教堂做耶稣受难节[耶稣受难节：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弥撒，仪式冗长，而建筑很美，将近一半的时间，我的注意力都被这美丽的建筑吸引了。后来，梅芙中途不得不离开，到教堂一侧的门廊注射一剂胰岛素。之后她告诉我，别人很有可能认为她是个穿针织套衫的瘾君子。等到了圣周六，她送我到纽约宾州车站。她说，爸爸想要我回家过感恩节，而且星期一，我们都得回学校上课。她给我买了车票，保证一定会给家里打电话，叫桑迪准时来接我；也让我保证一到家就马上给她打电话。梅芙给了乘车员小费，请他把我安排在整列火车长相最安全的乘客旁边。那是圣周六的傍晚，火车上没几个人，我一个人占了一排的位置。在布伦塔诺书店，我求梅芙给我买了那本关于尤利乌斯·凯撒的书，我把书摊开放在膝盖上，却一直望着窗外。火车经过了纽瓦克市，我才想起来，我忘了把父亲住过的公寓指给她，而她也忘了问。

从出发后，我压根儿就没想起过安德烈娅，但此刻我突然想了起来，她和父亲有没有大干一架呢？接着，我想起父亲告诉我的话：无能为力的事情，最好不要放在心上。我试了试，做起来要比我想象得容易。我看着外面的世界从窗边飞驰而过：小镇，房子，树木，牛群；接着顺序反过来，树木，房子，小镇，如此循环反复。正如梅芙保证的那样，桑迪开车来到火车站接我。我坐在车里，原原本本地把这趟旅行讲给她听。桑迪想要知道梅芙怎么样、宿舍怎么样，我告诉她，房间非常小。她问我，梅芙吃不吃得饱：“圣诞节的时候，她看起来瘦得皮包骨头。”

“是吗？”我问道。我没觉得梅芙有什么不一样。

等我们回到家，他们在用晚餐。我父亲说：“嗨，看谁回来了。”

我平日坐的位置上摆着一套餐具。

“等到复活节，我就有兔子了。”布莱特对我说道。

“不，你不会有的。”诺尔玛说道。

“等明天，你们就知道了，”安德烈娅并不看我，“吃你们的晚餐。”

乔斯林也在，她给我端来盘子，冲我眨了眨眼睛。桑迪要去车站接我，她就过来帮忙了。

“纽约有兔子吗？”布莱特问道。两个女孩挺好玩的，她们像对待大人那样对我。在她们眼里，我的年纪和地位与父亲和安德烈娅相仿。

“很多。”我说道。

“你看到了？”

其实，我只是在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的复活节橱窗里看到了兔子。我对她们说，假人模特身着时装站着时，兔子们就在它们脚下跳来跳去。我、梅芙，还有其他好多人一起站在街道边上看兔子，足足有十分钟呢。

“你们看剧了吗？”诺尔玛问道，这时安德烈娅抬起了头。我看得出来，如果我和梅芙做了她想做的事情，她肯定会很崩溃。

我点了点头：“唱歌的部分很多，但比我想象得要好。”

“你们究竟是怎么搞到票的？”我父亲问道。

“是梅芙在学校的朋友，对方的父亲在剧院工作。”当年我并没有多少撒谎的经历，但做起来浑然天成。他们不可能去核实我说的话，即便要这么干，梅芙也会毫不犹豫地挺我。

之后他们就没什么问题了，所以在中央公园动物园看到的企鹅、在历史博物馆看到的恐龙化石、电影《我的舅舅》、梅芙的寝室，还有其他的一切，我都闭口不谈。我打算星期一到学校之后，把一切都告诉我的朋友马修。马修想去曼哈顿都快想疯了。安德烈娅开始说明天感恩节的午餐，说她会很忙；而在回来的车上，桑迪已经告诉过我，吃的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一直想要与父亲对视一眼，想要他给我一点小小的信号，表明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他没有。他根本没问我和梅芙在一起过得怎么样，也没问我撒谎的那部剧。我们再也没提起过布鲁克林。

“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从未见到过她？”我问梅芙。那时我已经二十好几了。我觉得应该见到过一两次才对。

“我们为什么会见到过她？”

“嗯，我们就在她的房子前停车。应该碰得到的。”有一次，我们看到诺尔玛和布莱特穿着泳衣从院子里走过，仅此而已，而且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又不是盯梢。我们又不是一直都在这儿。隔一两个月，才顺便来这儿坐上十五分钟。”

“不止十五分钟。”我说道，而且我们来得好像更为频繁了。

“随便啦。那就是我们运气好。”

“你会有想到她的时候吗？”我并不会常常想起安德烈娅，但当我们把车停在荷兰屋前时，会感觉仿佛她就坐在后座一样。

“有时我会想，她是不是要死了，”梅芙说道，“我想她什么时候会死呢。就这样。”

我笑了，虽然我非常肯定梅芙不是在开玩笑。“我不太一样，我想她是否幸福，我想她是否遇见过合适的人。”

“不，我不想那些。”

“她年纪不大。她可能另找了男人。”

“她绝不会让任何人进那房子的。”

“你听我说，”我说道，“最后她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十分不堪，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有时我也在想，是不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做事？或许是因为她太年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因为悲伤，或者是因为她本人生活中的遭遇，那就与我们无关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对安德烈娅了解多少呢？事实上，我还记得她很多挺体面的事情。我只是选择揪着她不体面的事情不放。”

“为什么非要说两句她的好话，有必要吗？”梅芙问道，“意义何在？”

“意义就是，事实就是如此呀。我也有不恨她的时候，有一些客气，甚至是亲切的回忆，为什么要全部抠掉，只留下怨恨某人的回忆呢？”我想说，意义就是我们不应该再开车来这里，我们这样抓住仇恨不放，一辈子都要耗在这里了。

“你爱过她？”

我发出了一个只能解读为恼怒的声音。“不，我不爱她。就只有这两个选择吗？要么爱她，要么恨她？”

“嗯，”我姐姐说道，“是你在说，你不恨她，我就想问一问界限是什么。要我说，这样的谈话本身就很荒唐。这样说吧，你隔壁住了一个小孩，你和这小孩的关系不好不坏，但有一天，他走进你家里，拿着棒球棍，杀了你姐姐。”

“梅芙，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她举起一只手：“听我说完。现在发生的事实抹得掉过去吗？如果你爱这个孩子，也许就抹不掉。如果你爱这个孩子，你会想探个究竟，寻找背后的原因，从他的角度来审视这件事，你会想，是不是他父母对他做了什么？是不是他内分泌失调了？你甚至会想，这样的结果，你姐姐是否也是因素之一，她有没有折磨过这个男孩？有没有对他残忍过？但只有爱过他，你才会那样想。如果只是喜欢那个小孩，如果他对你而言只是还过得去的邻居，你搜肠刮肚地寻找你们之间的美好回忆又有什么意义？他进了监狱。你再也不会见到那个杂种。”

当时，我在布朗克斯[布朗克斯：纽约市最北的一个区。]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内科做实习医生，每两三周搭火车回费城一次。时间有限，当天就得返回，不能过夜，但每个月我一定要回去一次。梅芙总是说，等我在医学院的学习结束了，就能有更多的时间见到我了，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日子里，我真是没多余的时间，就那么一点时间，真不想坐在那栋倒霉的房子前。但我们最后还是坐在那儿了：像燕子，像鲑鱼，我们无助地受制于我们的迁徙模式。我们装模作样，好像失去的是房子，而不是我们的母亲和父亲；我们装模作样，仿佛我们失去的是被仍然住在房子里的那个人夺走的。总有那么几个寒冷的夜晚，欧椴树的叶子开始泛黄。

“好吧，”我说道，“我认输。”

梅芙转过头，看着那些树。“谢谢。”

所以我试着一个人回忆她的好：安德烈娅和诺尔玛、布莱特在一起时，她们哈哈大笑；我拔了智齿的那天半夜，她来查看我的情况，站在门口问我“还好吗”；有那么几次，我看到她让父亲很放松；有那么一瞬间，父亲把手放在她单薄的背上。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想起来也令人疲惫，所以我让自己的思绪又回到医院，核对晚上要照看的病人，想好要和他们说什么。七点，我回到医院，开始值夜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