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芙和母亲拿到票，要去费城艺术博物馆看毕加索的画展，她们说看完画展后来火车站接我很方便，所以我就搭火车去了。我刚进站，就看到了她们。有两三只麻雀从敞开的门外面飞了进来，她们正在为鸟儿被困发愁。这是我第一次在姐姐看到我之前先看到她。她站得笔直，很结实的样子，手指朝上，指给母亲看鸟儿停在哪儿。自从她上次心脏病突发，到现在刚刚过去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她都挺健康的，这整整一年她们都在一起。

“你没在火车上搭讪谁，对吧？”我走到她们身边，梅芙问我。听到这个老梗，我就想起梅芙以前会抱起我，让我双脚离地，摇晃我。

“一路相安无事。”我亲吻了她们两个。

我们走到停车场，母亲告诉我，她来开车。梅芙身体全面恢复后，就启动了针对母亲的提升方案。过去六个月里，母亲的双眼都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摘除了三处基底细胞瘤（一处是左太阳穴，一处是左耳上方，还有一处是右鼻孔），接着是大量的牙科治疗。梅芙称之为“家用开支”，我支付了账单，梅芙一开始争着要付钱，但我告诉她，如果她想要我做得好一点，就得让我做得好一点。我没和塞莱斯特提过这些事。

“重见光明是什么样的感受，你们完全不知道的，”我们的母亲说道，“那个东西——”她指着一个电话线杆，“六个月之前，我会告诉你，那是一棵树。”

“它曾是一棵树。”梅芙说着话，坐到了旅行车的后座。

母亲戴上超大的Jackie O太阳镜[Jackie O太阳镜：因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妻子杰奎琳而命名的太阳镜。]——眼科医生送给她的礼物。“希维茨医生告诉我，我的白内障那么严重，原因就是我从不戴太阳镜，我在很多阳光充足的地方生活过。”

梅芙打开手提包，开始翻找她的太阳镜，母亲则启动车子，离开停车场，穿行在费城的迷宫中。坐母亲开的车，我并不是特别放心，但她融入车流后，开得很稳。她和梅芙还在说毕加索，谈论他画的诺曼底和巴黎，说他怎么懂得人、懂得光亮。她们就像在谈论她们两人都仰慕的一个朋友。

“我们应该去巴黎。”梅芙对母亲说道。梅芙，她是从未想过要到哪儿去的人。

我们的母亲表示同意。“现在是时候了。”她说道。

每次坐火车到费城，我都会想起化学，想起莫雷·埃布尔跟我说，没有牢固地掌握第一章，就不可能学会第二章。我们母亲回来的时候，梅芙做了这份功课，一直追到头，搞清楚了所有的过去。但对我而言，原则正好相反：我看着我们的母亲，只看她现在的样子，一个驾驶沃尔沃的老妇人，我觉得她还可以。她精力充沛，喜欢帮忙，笑起来挺好看。她似乎是别人的母亲，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屏蔽她是我的母亲这个事实。或者，换言之，我把她当成梅芙的母亲，这样我们三个人都可以相安无事。

她们在谈论印象派，我几乎没听，而是留心周围的车辆，根据我们的速度估算它们的速度，计算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已经开出城很远了，车距过近的情况一直没出现过。谢天谢地，我的孩子们对开车没有兴趣。住在纽约有很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大街上到处都是空载的计程车。“你车开得不错。”我终于对母亲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一直都在开车，”她戴着那副可笑的太阳镜，朝我这边看了一眼，“过去一两年，我都快看不见了，但我还在开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在纽约、在洛杉矶都开过。在孟买，我开车；在墨西哥城，我也开车。我觉得吧，墨西哥的交通最糟糕，”她很自然地打开转向灯，变换车道，“你知道吧？我开车，还是你父亲教的。”

“我们三个人终于有了共同之处。”梅芙说道。

我15岁那年，父亲在教堂的停车场教了我几次。星期天，为了推迟回家的时间，我们想了很多法子，学开车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布鲁克林教你开车的？”

“哦，我的天，不是的。那个时候，布鲁克林的人都没有车。我们搬到了乡下，我学会了开车。一天晚上，你父亲回到家，说：‘埃尔纳，我给你买了一辆车。来吧，我教你怎么开。’他让我在车道上来回开了几次，就让我开到街上。两天后，我拿到了驾照。那个时候，路上也不堵，不用怎么担心会撞上人。”

我发现了母亲的另一个特性：她喜欢说话。“但不管怎样，”我说道，“两天也够快了。”

“那就是你父亲做事的方式。”

“那就是他做事的方式。”梅芙说道。

“要说我最感激的东西，就是那辆车。我甚至都没在乎花了那么多钱。斯蒂贝克[斯蒂贝克：美国曾经的汽车品牌，定位为豪华汽车，于1963年停产。]的冠军，多好的老冠军呀。那时候，这儿全是农田。那儿——”她指着一个长长的街区，全是店面和公寓，“是养奶牛的地方。之前，我从未在乡下住过，乡下是那么安静，搞得我非常紧张。那时你已经上学了，”她对梅芙说道，“而我只能整天坐在那个巨大的房子里，等你回家。如果不是菲菲毛和桑迪，我可能会疯掉，但她们也有点逼得我发疯。别告诉她们我说了这话。”

“当然不会。”梅芙往前凑，她的脑袋差不多就在两个前排座位之间。

“我非常爱她们，但她们什么都不让我做。她们总是冲在我前面，洗东西，或是收拾东西。我雇了乔斯林，因为我害怕没有她妹妹，桑迪不肯留下来，乔斯林包下了做饭这件事。我擅长的就是做饭，可她们甚至不让我做晚餐。但有了车之后，情况真是好转了一段时间。早上，我开车送你去上学，之后就可以开车去费城，看看基地的朋友，或者到圣灵感孕教堂，做点有用的事情，等着你放学。就是那个时候，我和慈悲会的修女交上了朋友，她们很有意思。我们发起了募捐衣服的活动，我和修女们开着车到处转，把大家不要的衣服收集起来。然后，我把衣服拿回家，洗干净，补好，再开车送到教堂。我们刚搬进去的时候，房子里有好多衣服，都是范赫贝克家的东西。其中很多都没用，但有些还是可以用。我和桑迪把外套整理出来，有羊绒的，有皮毛的。你们都不会相信我们找到了什么。”

我想起了菲菲毛的钻石戒指。

“我一直不知道那些衣服最后怎么处理的。”梅芙说道。

“你们父亲说过，我简直就住在那辆车里，”母亲坚持了原来的话题，“他出去收租，还让我给他开车。你们知道的，他不喜欢开车。我把一罐罐的炖菜放在后座，那些租房子的人，很多都一无所有。有一天，我们遇到一家子带着五个很小的孩子住在两个房间，孩子的母亲正在哭。我对她说：‘你们根本没必要付房租给我们！你们该去看看我们住的房子。’我就这么说的。”我母亲大笑起来。“他气坏了，再也不带我去了。后来，每个星期他回来，就说人们问我哪儿去了。他说，那些人想要炖菜。”

在我的记忆中，我父亲很喜欢开车的，不过这并不重要。

母亲看到一个停车指示牌，左右瞅了瞅，看有没有来车。“看看这条街，现在全住满了人。以前这里只有三栋房子。”

两个街区之后，她左转，然后再次左转。我太关注她怎么开车了，没注意到她朝哪儿开了。我们到了埃斯蒂斯帕克，她朝范赫贝克街的方向驶去。

“自从你回家后，来过这儿吗？”我问道，但事实上我是在问梅芙：你带她来过这儿吗？我们回避荷兰屋已有些年头了，再次来到这个街区，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是到了某个不该来的地方。

我们的母亲摇了摇头：“这儿的人我都不认识了。你们还认识这里的邻居吗？”

梅芙望向窗外：“我以前认识，现在不认识了。以前我和丹尼时不时地过来，停在房子前，坐一会儿。”听起来像是坦白，但坦白的是什么呢？有时我们坐在车里，我们聊天。

“你们进房子里了吗？”

“我们到了这条街，”梅芙说道，“我们开车经过。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呢？”她在问我，而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了怀念过去？”

“你们去见过你们的继母吗？”我们的母亲问道。

我们去见安德烈娅？我们去串门？梅芙和母亲谈论安德烈娅的时候，我没有参与，我也不想参与。回忆过去，就打破了我保持体面的努力。我明白，我们的母亲完全没法预料到安德烈娅的到来，但扔下孩子，就意味着让他们听天由命。

“一次也没有。”梅芙心不在焉地说道。

“但是，你们来到这儿，你们想要看房子，为什么不进去呢？”母亲减速，然后靠边停车。但她停车的地方不对，距离以前布克斯鲍姆家住的房子还有一个街区。

“我们不——”我一下词穷了，但梅芙替我说完了这句话。

“不受欢迎。”

“作为成年人去呢？”我们的母亲摘下了她的太阳镜。她看着我，又看着我姐姐。她切除细胞瘤的地方红红的、皱巴巴的。

梅芙想了想，摇了摇头：“不受欢迎。”

那是晚春时分。一年当中，除了秋天，范赫贝克街最美的时候就是晚春。我摇下车窗，花瓣的芬芳、新叶和嫩草的气息灌了进来，搞得我们有些头昏脑涨。让我们头昏脑涨的是这个吗？不知道梅芙会不会还在手套箱里放着香烟？

“那我们应该去看看，”我母亲说道，“就晃一晃，打个招呼。”

“我们不应该去。”我说道。

“看看我们三个，被一幢房子打败了，这太疯狂了。我们到车道尽头，看看谁住在那里。也许是别人了呢。”

“不是别人。”

“这对我们会有好处的。”我们母亲一边说话，一边换挡。显然，她觉得这只是一种精神上的修炼。对她而言，毫不费劲。

“别这样。”梅芙说道。她的声音里没有紧张感，没有紧迫感，仿佛她明白除非是从行驶的车里跳出去，才能阻止事情的发展。我们往前开，往前开，往前开。

我们的母亲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呢？半夜三更？她提着行李走进了黑暗中？她跟我们父亲说再见了吗？她到我们房间看了熟睡中的我们吗？

她从欧椴树围墙的缺口开了进去。车道没有我记忆中那么长，但房子似乎还是一模一样的：洒满阳光，鲜花拥簇，闪闪发光。自从我去了乔特中学，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更大的房子，更宏伟，更荒唐，但没有哪幢房子像荷兰屋这么美。轮胎下是小砾石熟悉的扎扎声。母亲把车子停在石头台阶前，我可以想象当年我父亲的情绪是多么高昂，我姐姐多么想要冲进草地里，而我母亲一个人，瞪大眼睛，抬头看着这么多面玻璃，不知道为什么乡下会有这么梦幻的博物馆。

我母亲呼出一口气。她把搁在头顶上的太阳镜取了下来，放在座位之间的挡位上。“我们去看看。”

梅芙依然系着安全带。

我母亲转过身，看着她的女儿：“你不是一直都在说，过去就留在过去，我们需要放手吗？这对我们会有好处的。”

梅芙别过脸，不看房子。

“我在孤儿院工作的时候，长大的孤儿们总要回来看看。他们中有些人年纪跟我一样大。他们走进来，在过道里走一走，到房间里看一看，和孩子们说上几句话。他们说，这对他们有帮助。”

“这不是孤儿院，”梅芙说道，“我们也不是孤儿。”

我母亲摇了摇头，然后看着我：“你来吗？”

“啊，不。”我说道。

“去吧。”梅芙说道。

我转过头看着她，但她不肯看我。“我们没必要待在这里的。”我对我姐姐说。

“我是认真的，”她说道，“你跟她去，我在这儿等着。”

于是我就去了，原因有二，一是梅芙在测试我的忠诚，但其层面太复杂，没法理清楚；二是，我现在可以承认这一点，我当时好奇，就像那些老去的印度孤儿一样，我想看一看过去。我从车里钻出来，再次站在荷兰屋前面；我母亲走过来，站在我旁边。那一刻，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和埃尔纳。我从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幕。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不需要等待。等我们走到台阶下面的时候，安德烈娅出现在玻璃门的另一边。她涂了口红，穿着蓝色的花呢外套，外套上有金色的扣子，配的是一双低跟鞋，打扮得就像要去见古奇律师的样子。她看见我们，嘴巴张得圆圆的，发出一声号叫，然后抬起双手，开始拍打玻璃。深夜的时候，我在急诊室听到过那种声音：刀子拔了出来，孩子死了。

“那就是安德烈娅。”我对母亲说道，只是想强调母亲的念头有多荒唐。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是一个小个子女人，她现在的个子甚至比以前还要小，或者是比我记忆中的样子小，但她现在砸玻璃的样子，就像战士在擂鼓。除了尖叫声和拍打声，我还听得到她戒指的声音、金属撞在玻璃上的咔咔声，非常不一样。我们一动不动，我和母亲站在外面，梅芙坐在车里，等着房子的玻璃前门破碎成万把尖刀，她带着地狱般的愤怒朝我们冲过来。

一个身材魁梧的西班牙女人闪入画面中，她扎着一根长长的辫子，身穿色彩明快的儿科护士服，伸出胳膊抱住安德烈娅，把她往回拉。她看见我们两个人站在旅行车前面，我们都有着高高的个子，瘦瘦的，看起来很像。我的母亲，灰白短发齐刷刷的，脸上是深深的皱纹，凝望的眼神透露出超自然的平静，她点了点头，仿佛是说：别担心，我们不会往前走的。于是，那个女人打开了门。显然，她打算出来问我们是谁，但她还没有来得及张口，安德烈娅就像猫一样冲了出来。下一秒，她冲过平台，直接奔我而来，撞在我身上，仿佛要穿透我的胸膛。我感觉肺都被撞瘪了，喘不上气。她的脸埋在我的胸口，小胳膊锁住了我的腰。她在哀号，悲痛中，窄窄的后背都变了形。半秒钟的时间里，梅芙下了车，她抓住安德烈娅的肩膀，想要把她从我身上拽下来。

“我的天哪，”梅芙说道，“安德烈娅，你下来。”

但她不肯下来。她紧紧地抱住我，就像是示威游行的人紧紧抓住栅栏不放；我感受得到她的心跳，感受得到她断断续续的呼吸。安德烈娅第一次来这房子时，我跟她握过手，在那之后，要么就是在小厨房里与她擦肩而过，要么就是被迫挤在一起拍圣诞照片。除此之外，我们再无接触，她结婚的时候没有，父亲葬礼的时候更没有。我垂下眼帘，看着她的头顶，她金色的头发往后梳，用发夹固定在颈后。头发分开的地方，我看到了很细小的白发，我闻得到她身上香水的味道。

我母亲将一只手放到安德烈娅的背上。“康罗伊太太？”她说道。

梅芙紧靠在我身边：“这是干什么？”

那个西班牙女人显然是膝盖不好，一瘸一拐地走下楼梯，朝我们走来。“太太，”她对安德烈娅说道，“太太，你该进去了。”

“你能把她搞下来吗？”梅芙的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她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响亮。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那里。

“你，”安德烈娅说道，接着开始喘气，她哭得就像是世界末日一样，“你、你。”

“太太，”那个女人走到我们跟前，再次说道。她僵硬的膝盖让我想起了父亲，他下楼梯也是那个样子，“你为什么要哭呢？你的朋友们来看你了呢。”她看着我，想要证实我们朋友的身份，但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

“我是埃尔纳·康罗伊，”我母亲说话了，“这是我的两个孩子，丹尼和梅芙。康罗伊太太是他们的继母。”

听到这话，那个女人咧嘴笑了：“太太，看呀。是家里人！你的家人来看你了。”

安德烈娅的额头紧紧贴在我的胸骨下，仿佛是想钻进我肚里一般。

“太太，”那个女人拍着安德烈娅的头，说道，“跟你的家人一起进去吧。进去吧，坐下。”

要把安德烈娅弄进去，工程量可不小，她就像藤壶一样坚韧不拔。我拽着她往上走，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她分量不重，但她紧紧地缠在我身上，移动起来相当不便。她的鞋子从穿着长袜的脚上落下，我母亲弯下腰，捡了起来。

“我做过这样的梦。”梅芙对我说道，我大笑起来。

“我母亲想来看看。”我对那个女人说道，而安德烈娅的脑袋就搭在我的胸口上。那个女人是管家，护士，还是看护？我不知道。

那个女人在膝盖允许的范围内，拿出了冲刺的速度，在我们之前跑进房子。“医生！”她对着楼梯上面大喊一声。

“不要。”安德烈娅说道，她的脸还埋在我的衬衣里。我知道她想要说的是：不要喊，不要跑。

我带着她走上最后一个台阶。我必须抱着她，才能走上来。我天生可没这样的想象力，怎么都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样一幕。

“她以为是你父亲回来了，”我母亲说道，她抬起没拿鞋子的那只手挡在眼前，遮住玻璃门反射过来的西晒阳光，“她以为你是西里尔。”接着，母亲走进前厅，走过那个大理石桌面的圆桌子，走过那两把法式椅子，走过像是缠绕着金色章鱼腿的镜子，走过那个落地钟，那条船还在涂色的金属波浪里摇晃。

在我的梦中，这些年对荷兰屋并不友好。我觉得，自己不在的这些年，荷兰屋肯定变得破败，昔日的富丽堂皇就只剩下剥落的墙纸和破旧的陈设，但事实根本不是如此，房子跟我们三十年前走出去时一模一样。我走进会客厅，安德烈娅还是坚定不移地附在我身上，我的衬衣上满是睫毛膏和眼泪混在一起的污渍。也许有几件家具重新摆放过，换过衬垫，或是换了新的，谁记得住呢？还是丝绸的窗帘，还是黄色丝绸面料的椅子，还是那张书桌，玻璃门书柜快要高到天花板，里面依然摆放着永远没人读的荷兰书。银质的香烟盒擦得亮晶晶的，依然摆放在茶几上。范赫贝克一家人还活着的时候，它们就那儿了。我带着安德烈娅弯腿下蹲，我们好歹一起坐到了沙发上。她钻到我胳膊下面，小小的身躯安安稳稳地靠在我的胸腔上。她已经停止了哭泣，嘴里啪啪啪地发出轻快的声音，她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

梅芙和母亲悄无声息地走进房间，看着眼前从未想过要再次见到的东西：织锦脚凳、中国风格的灯、大窗帘上系着蓝绿色的厚重绞丝流苏绳子。如果我以前在这房间里见到过她们两位，那也是在记事之前了。我腾出手从兜里掏出手帕，递给安德烈娅。我想起来了，教我随身揣一张手帕的人不是梅芙，也不是桑迪，正是安德烈娅。她用手帕擦了脸，把耳朵凑到我胸前，听我心跳的声音。我的母亲和姐姐走到壁炉前，站在范赫贝克夫妇的画像下。

“我讨厌他们。”我母亲安静地说道，手里还拎着安德烈娅的鞋子。

梅芙点了点头，她的眼睛盯着范赫贝克夫妇的眼睛；整个青少年时代，我们都生活在他们注视的目光之下。“我喜欢他们。”

就在这时，诺尔玛从楼梯上跑下来，嘴里说着：“伊内兹！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在给医院打电话。发生什么事了？”她跑过前厅。诺尔玛总是跑来跑去，她母亲总是叫她不要跑。现在，她怎么停了下来？是看到我母亲和姐姐站在蓝色代尔夫特壁炉架的前面？还是看到我坐在沙发上，而她母亲像藤蔓一样绕在我身上？伊内兹满脸是笑，因为家里人来做客了。

如果在大街上碰到，也许我还真在大街上见到过她，我是认不出她的；但在这个房间里，没问题。诺尔玛比她母亲高很多，结实很多，她带着一副小小的金边眼镜，要么就是出于对约翰·列侬的喜爱，要么就是出于对泰迪·罗斯福的喜爱，这两位都是戴这种眼镜的。她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在脑后扎了一个毫无艺术感的马尾。我们离开了三十年，但我还认识她。很多个晚上，她把我从熟睡中叫醒，要告诉我她做了什么梦。“诺尔玛，这是我们的母亲，埃尔纳·康罗伊，”我说道，然后看着我的母亲，“诺尔玛是继母带来的妹妹。”

“我是你的继妹。”诺尔玛说道。她瞪大了眼睛，望着房间里的画面，但她的眼睛不断朝梅芙的方向扫。“我的上帝呀，”她说道，“我很抱歉。”

“我的房间归了诺尔玛。”梅芙对我们母亲说道。

诺尔玛眨巴着眼睛。她穿着黑色的宽松长裤、粉红色的衬衣，衣服上没有装饰，也没有褶边，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东西。看到这套衣服，你就知道她不是她母亲那种人。“我说的不是房间。”

“有窗座的那个房间？”我们的母亲问道。那是她女儿多年前睡觉的地方，那个画面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脑海里。

梅芙抬头看着天花板，看着那个被称作卵锚饰的顶冠饰条。“事实上，她得到了整幢房子。我的意思是说，她母亲得到了这整幢房子。”

这时，我看到诺尔玛又回到了8岁那一年，还因为那个卧室而不堪重负。“我非常抱歉。”她再次说道。

之后她一直睡在那里吗？她一直住在这个房子里、睡在梅芙的床上吗？

梅芙直截了当地看着她。“我开玩笑的。”她轻声说道。

诺尔玛摇了摇头：“你们离开后，我一直都很想你们。”

“在你母亲把我们扔出去之后吗？”梅芙没想过要对诺尔玛说这样的话，即便如此，她也忍不住。她等了太久太久。

“从那个时候开始，”诺尔玛说道，“一直到几分钟之前。”

“你母亲怎么了？”我们母亲问她，仿佛我们不知道一样。也许她想要转变话题。诺尔玛和梅芙之间暗潮涌动，这是我们母亲不可能理解的。当年，她不在场。

咖啡桌上摆着一盒面巾纸。如果安德烈娅神志清楚，会客厅里就不可能有什么面巾纸。诺尔玛走近一些，抽取了一张面巾纸。“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症，或者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具体是哪个，我不能肯定；但也无所谓，因为无论是哪一个，我们都无能为力。”至少在那一分钟，诺尔玛完全不关心她的母亲。

“你负责照顾她？”梅芙问道。我真的觉得她要朝地毯吐唾沫。

诺尔玛伸出手，示意是扎辫子的那个女人。“伊内兹担负了大部分，我几个月之前才搬回来的。”

伊内兹露出微笑。那不是她的母亲。

我母亲走过来，跪在地上，把安德烈娅的鞋子给她穿上，然后也坐在沙发上，我父亲留下的小个子寡妇夹在我和母亲之间。“你女儿回家了，多好呀。”她对我继母说道。

安德烈娅还在啵啵啵地发音，听到这话，第一次看着我母亲，接着指了指范赫贝克夫妇画像对面墙上的一幅画。“我的女儿。”她说道。

我们转头望去，在场的人都转头望去，那是我姐姐的画像，还挂在原来的地方。10岁的梅芙，身穿红色外套，又黑又亮的头发披在肩头，身后是瞭望室的墙纸，图案是燕子优雅的身影掠过粉色的玫瑰，梅芙的蓝色眼睛深邃明亮。任何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想，这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呢？她是个很有气势的孩子，整个世界星光闪耀，就摆在她的眼前。

梅芙绕过我们坐着的沙发，穿过房间，站在了曾经的她跟前。“我以为她早把画扔了。”她说道。

“她非常喜欢这幅画。”诺尔玛说道。

安德烈娅用力点头，指着那幅画，说：“我的女儿。”

“不是。”梅芙说道。

“我的女儿，”安德烈娅再次说道，接着转过头，看着范赫贝克夫妇的画像，“我的父母。”

梅芙站在那里，仿佛在努力适应一样。接着，她坚定地伸出手，握住画框的两边，要把它从墙上取下，我们就像着了魔一样，只是看着。画像的边框很宽，黑色涂漆，这肯定是为了与梅芙的头发匹配，画像本身只是10岁孩子腰部以上的大小。铁丝绕在钉子上，一时取不下来，诺尔玛走上去，手伸到画像后面，帮了个忙，把画像从墙上取了下来。

“很重。”诺尔玛说道，伸手去帮忙。

“我拿得动。”梅芙说道。墙纸上留下了一个矩形的图案，边缘处黑一些，勾勒出画像曾经摆放的位置。

“我要把这个给梅，”梅芙对我说道，“这就是梅的模样。”

安德烈娅把我的手帕放在她的膝盖上，抚平，然后就开始叠手帕，拎起一个个的角，放到中心位置。

梅芙停下来，看着诺尔玛。她双手拿着东西，身体前倾，吻了诺尔玛一下。“我应该回来找你们的，”她说道，“你和布莱特。”

接着，她走了出去。

我站起来，跟着姐姐走了出去。安德烈娅没有因我离开而恐慌，也没有因为梅芙拿走了画像而表现出任何暴力的不满，她沉浸在我的手帕带给她的快乐中。我站起来的时候，一时间，她失去了平衡，就像是一株需要捆绑一下的植物，身体一偏，靠在我母亲身上。我母亲用一只胳膊搂住了她，为什么不呢？梅芙已经走出了房间。

我在门口轻轻拥抱了诺尔玛。我从不知道梅芙还想过这两个女孩，但这也说得通。我们的童年就如同一场火灾，房子里有四个孩子，只有两个孩子走了出去。

“我再待一会儿。”母亲对我说道。看到两位康罗伊太太坐在一起的画面很搞笑，但其实不是搞笑——那个小个子的穿着打扮就像是个玩偶，那个高个子的还是让人联想到死亡。

“不用着急。”我说道，我是说真的，真的不用着急，待到地老天荒都可以，我和姐姐会在外面的车里等着。

我走出那道玻璃前门，走进夕照的阳光中，那是阳光明媚的一天。站在门口的有利地势上，望向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奇怪的感觉，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梅芙坐在驾驶座，那幅画放在后座。车窗开着，她在抽烟。等我走进车里，她把烟盒递给我。

“我向你发誓，我真的没再抽过烟。”她说道。

“我也是。”我拿起火柴。

“真的发生了？”

我指了指衬衣上的一大片污渍，口红和睫毛膏涂在了一起。

梅芙摇了摇头：“安德烈娅脑子糊涂了。这算是哪门子公正？”

“我感觉我们刚刚去了一趟月球。”

“还有诺尔玛！”梅芙看着我，“哦，我的上帝，可怜的诺尔玛。”

“至少你拿到了安德烈娅女儿的画像。你很镇定，我可不行。”

“我本以为她肯定会一把火把它烧了的。”

“她爱这个房子，房子里的一切她都爱。”

“除了……”

“嗯，她打发掉我们，房子就完美无缺了。”

“一切都完美无缺！”她说道，“你能相信吗？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看到什么，但我没有想过我们走之后，房子变得更好了。我总是觉得没了我们，房子就会死掉。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房子一定会起皱干瘪掉。房子会因为伤心而死吗？”

“只有体面的房子才会。”

梅芙笑了起来：“那这就是不体面的房子。我跟你说过那个画家的故事没？”

那个画家的故事，我知道一些，但不是全部。我想要知道全部。“给我讲讲吧。”

“他叫西蒙，”她说道，“住在芝加哥，但是从苏格兰来的。他很有名，或者我认为他很有名。我当时10岁。”

“挺好的一幅画。”

梅芙朝后座看了一眼：“是的，很美，这就是梅的样子，你不觉得吗？”

“这是你的样子，梅长得像你。”

她吸了一口烟，头往后仰，闭上眼睛。我看得出来，我们的感觉一模一样，就像是我们差点淹死，在最后一分钟时被捞了上来。我们没指望能活下来，却活了下来。“那些日子里，爸爸总是出其不意地做事。他从芝加哥雇来西蒙，要给妈妈画肖像画。西蒙要待两个星期，他本来是打算画一幅大肖像画，跟范赫贝克太太的一样大。计划的是之后西蒙再来一次，给爸爸也画一幅。等画好了，挂在壁炉之上的就是康罗伊夫妇的画像。”

“那范赫贝克夫妇的画像放哪儿呢？”

梅芙睁开一只眼睛，冲我微微一笑。“我爱你，”她说道，“我当初就是这么问的。范赫贝克夫妇的画像要放到楼上的舞厅去跳舞。”

“这些话是谁告诉你的？”

“西蒙。不必说，我和西蒙有很多时间交谈。”

“你是想要告诉我，我们的母亲不愿意花两周的时间，穿上长裙，让人画上一幅肖像画？”我们的母亲，她是穷人家的修女，她一把瘦骨头，只穿网球鞋。

“不愿意，也办不到。妈妈一拒绝，爸爸就说，那他也不画肖像画了。”

“因为他不愿意与范赫贝克太太的肖像画一起挂在壁炉上。”

“正是如此。可问题是画家已经来了，而且提前支付了一半的钱。你当时还太小，扭来扭去，不可能坐着让人画，于是最后关头，就把我拉了出来。西蒙在车库安装了一个新支架，画布也裁小了。”

“你坐了多长时间？”

“无论多久都不够久，我爱上了他。我觉得吧，一个人盯着你看两个星期，最后你肯定会爱上他。爸爸火冒三丈，觉得钱也花了，而且又没能讨得妈妈的欢心；妈妈或是火冒三丈，或是羞愧难当，或者什么别的感受吧，那些日子里她就那样。他们互相不说话，两人都不跟西蒙说话。西蒙一走进房间，他们就走出去，但西蒙并不在意。他觉得无所谓，只要是画画，画谁都是一样的，他在意的只有光线。那个夏天之前，我从未想过光线这件事。整日坐在光线里，是一种启示。一直到天黑，我们才吃晚餐，到了那个时候，吃晚餐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乔斯林把吃的给我们放在厨房里。有一天，西蒙对我说：‘你有红色的东西吗？’我告诉他，我冬天的大衣是红色的。他说‘去，把大衣拿来’，其实他是用苏格兰口音说的这话。我就打开松木衣橱，把大衣拖出来，穿上。他看着我，说道：‘丫头呀，你应该只穿红色。’他叫我‘丫头’。如果他肯带上我，我眼睛都不眨，就会跟他去芝加哥。”

“那我会很想你的。”

她转过身，又看了那幅画一眼。“那个表情，是我在看着西蒙，”她拿着烟吸了最后一口，把烟头扔到窗外，“他离开后，事事糟糕透顶，或者那两周就已经糟糕透了，但我坐在瞭望室里，太开心了，所以没有注意到。妈妈不可能留下来的。我真的相信，如果她非得住在豪宅里，非得让人给她画肖像画，她会疯掉的。”

“如今她在里面，似乎挺自在舒服的。”我望着房子，但没人透过窗户望着我们。我扔掉手里的香烟，咳嗽起来，接着我们各自又点了一根。

“现在房子里有了她可以怜悯的人。她住在里面的时候，她唯一可以怜悯的人就是她自己，”她深吸一口烟，然后把肺里的烟全部呼出来，“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梅芙当然是对的，但这样的洞见也安慰不到我们。后来，母亲终于从房子里走出来，钻进车子，坐在那幅画旁边。她变了，变得不一样了，她还没开口，就透出一种我之前没见过的决然气场。我知道，情况马上会大不一样，我们的母亲要回去工作了。

“都是好人，”她说道，“伊内兹真是个圣人。在她之前，诺尔玛请来的护工都没能坚持到一个月。诺尔玛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帕洛阿尔托[帕洛阿尔托：美国旧金山附近的城市。]工作。她一直在加州远程照顾这边，她说后来就行不通了，她必须回家来照顾她母亲。”

“我们大概也猜到了。”我们两人最后吸了一口烟，像扔飞镖一样，把烟头扔到草地上，梅芙一脚油门，从车道开到范赫贝克街上，我们没有回头看。

“诺尔玛一开始想要把她送出去照顾，但安德烈娅不肯离开那房子。”

“换作我，就可以让她离开。”梅芙说道。

“她离开了那房子就不自在，她也不喜欢别人在那房子里。清洁工、维修工，都让她焦躁不安，诺尔玛非常难办。”

“她是医生？”我问道。这家里应该有一个医生才对。

“她是小儿肿瘤科医生。她说，完全是因为你，她才成了医生。你上了医学院，她母亲显然是觉得绝对不能输给你。”

可怜的诺尔玛。我从来没有想到，还有其他人被迫参与这场竞赛。“她妹妹呢？布莱特呢？”

“她是瑜伽教练，住在班夫。”

“儿科肿瘤医生离开斯坦福来照顾母亲，而瑜伽教练还待在加拿大？”梅芙问道。

“是这么个情况，”我们的母亲说道，“我只知道那个小女儿是不回家的。”

“可以呀，布莱特。”梅芙说道。

“诺尔玛需要帮助，诺尔玛和伊内兹都需要。诺尔玛在费城儿童医院做医生，才开始不久。”

我说，我敢肯定这家里肯定还有很多钱。房子没变，安德烈娅哪儿也没去。

“说到钱，安德烈娅比J.D.洛克菲勒还精明，”梅芙说道，“相信我，钱还在她手里呢。”

“我觉得钱不是问题。她们需要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一个让安德烈娅感觉自在的人。”

梅芙狠命踩了一脚刹车，那猛劲儿，我还以为是要命的情况，以为是自己出现了盲点，没看到快要撞车了。我和梅芙系着安全带，但母亲和那幅画飞了出去，直直地撞到前排座位上。

“你听我说，”梅芙说道，她猛地转头，力道之大，头没有扭掉，多亏有了筋腱狠命拉住，“你不可以回去。你好奇，我们跟你一起去过了，这事就了了。”

我们的母亲晃了晃身体，想看看自己有没有受伤。她摸了摸鼻子，手上有血迹。“她们需要我。”她说道。

“我需要你！”梅芙高八度地说道，“我一直都需要你。你不可以回去。”

母亲从兜里掏出一张面巾纸，放在鼻子下面，腾出一只手把那幅画放回原位。她一只手系上了安全带。后面那辆丰田车一直在摁喇叭。“我们回家再谈这个。”她已经做了决定，但还得想办法让孩子们觉得可以接受。

第二天，梅芙本来打算送我到火车站，但路上没什么车，她又如此愤怒，就一路带着我回到了纽约。“说什么奉献、原谅和平静，全是胡扯。她在我和安德烈娅之间来来回回，我可不答应。”

“你这是要让她走人吗？”我提醒自己她是梅芙的母亲、是梅芙的快乐，尽量不要流露出渴望母亲走人的语气。

听到这话，梅芙吃了一惊。“那她就会搬过去，你知道她们正求之不得呢。她一直都在说，安德烈娅跟她在一起很自在，这就是她需要伸出援手的原因，仿佛我在意安德烈娅自在不自在。”

“让我跟她谈谈吧，”我说道，“我来告诉她，这对你的健康不利。”

“我已经跟她说过了。而且顺便说一句，这对我的健康真的不利。一想到她要回去，是为了那个人，而不是——”她打住了，没有让自己说出口。

因为情况突变，那幅画还留在车上，我们都给忘了。“送给梅吧。”梅芙在我房子前靠边停车，如此说道。

“不行，”我说道，“这是你的。等梅长大了，有了她自己的房子，你再送给她。你先留着吧，留上一段时间。挂在你的壁炉上面，回忆一下西蒙。”

梅芙摇了摇头：“那房子里的东西，我一样都不要。我告诉你吧，看到这幅画，我只有更生气的份儿。”

我看着画像里的那个女孩，他们应该让她一直做那个女孩的。“那你要答应我，以后你要拿回去。”

“好的。”她说道。

“我们找个地方停车，你进来，你自己把这幅画送给梅。”我们旁边已经停了一辆车。

梅芙摇了摇头：“拜托，你看看，这儿哪还有停车的位置？”

“好了，来吧，哪有这么荒唐的，你都到这儿了。”

她摇了摇头，看起来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我累了。”接着，她又说了一遍“拜托”。

于是我就不强求了。我转到车子后门，拖出那幅画和我的帆布背包。天又开始下雨，我就没站在街边目送她离开，我也没有挥手。我找到钥匙，赶紧把那幅画拿进屋里。

在那之后我们说了很多话，母亲每天都要报告安德烈娅、诺尔玛和那房子的情况，这真的要让梅芙崩溃了。梅芙告诉我奥特森公司的事情。我告诉她，我想买一栋楼，而要买下这栋楼，就得卖掉另一栋我不想卖掉的楼。我告诉她，拿到肖像画，梅喜欢得要命。“我们把它放在客厅里，壁炉上面。”

“我天天待在你家的客厅里？”

“很漂亮呢。”

“塞莱斯特不在意？”

“看起来就跟梅一个样子，塞莱斯特当然不在意。除了梅，所有人都认为那是梅。有人问她时，她就说：‘那是我和我姑妈的画像。’”

从荷兰屋回来之后，又过了两个星期，一天，天还没亮，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梅芙死了。

“她在吗？”我问道，我不相信我母亲。我想要梅芙来接电话，我要问她本人。

塞莱斯特从床上坐起来，看着我：“怎么了？”

“她在，”我母亲说道，“我和她在一起。”

“你叫救护车了？”

“我会叫的，我想先给你打电话。”

“不要浪费时间给我打电话！叫救护车！”我的声音都破了。

“哦，丹尼。”我母亲说道，接着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