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一批美国人在胜利日后乘船抵达法国时，他们很惊讶。布兰琪和克劳德也是。

“布兰琪！你还活着！”福克西·桑德海姆尖叫着，把毛皮手筒一扔，扑向布兰琪。

“可不是嘛，自己都不敢相信。”布兰琪回答。她被搞得莫名其妙，冲着克劳德挑了挑眉毛；福克西已经开始抹眼泪。

“但是温切尔——沃尔特·温切尔，大约一年前在他的专栏里说，你被纳粹枪杀了！我们都以为你死了，全纽约的人都以为你死了！我们甚至还在丽兹给你守灵！”

“真的吗？”布兰琪脸上笑开了花；她领着福克西走进酒吧。克劳德给她们拿了瓶香槟。福克西是一个身材高挑的纽约时装设计师，战前是丽兹的忠实客户；她是美国国务院最近派遣过来的代表团成员。当然，克劳德也急于提醒这些回来的客人，丽兹还在正常营业。

“温切尔的专栏写我？你听见了吗，噗仔？”

布兰琪是真的觉得这事好笑；她让福克西一遍遍地重复，讲给每个没听到的人听。然后，她跟福克西说起自己在为孤儿做的事——“我可以给你记一笔，多少？五百美元？必须得是美钞——法郎不行，你这个小气鬼！”福克西笑了。她俩聊天叙旧，克劳德没有杵在旁边，走了。

但是后来，福克西又过来找他，表示对布兰琪样貌的变化十分震惊。“她怎么了，克劳德？战争期间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高兴您能回来，桑德海姆夫人，”克劳德回答说，“您的房间怎么样？但愿还跟以前一样？我们没事，不用担心布兰琪。她是打不垮的。”

“的确。”福克西把她的狗绳递给他，他带着无奈的微笑接了过去，“就像埃菲尔铁塔一样！”

是的，她是的，克劳德骄傲地想。布兰琪是胜利者，是珍宝，是勇士。她不就是活生生的巴黎吗？或者说，不就是巴黎该有的样子吗？——美毫不褪色，没被严酷的岁月染指；灵魂依旧昂扬，没被压垮，击碎。没错，是发生了很不好的事；但巴黎和布兰琪会挺过去的。音乐会再度响起；满载市民而不是士兵的游船会在塞纳河上来来往往；破窗会换成新的，更亮的；被铁蹄践踏过的花园会重新种植花草。

但是会很复杂。

克劳德意识到这一点，是在火车抵达的那一刻。那一刻，拥出来的乘客不是人，而是一具具骷髅。从1945年初秋开始，他们从德国，从波兰，从奥地利，从叫作贝尔根-贝尔森、奥斯维辛、达豪的那些地方回来。这些骷髅几乎无法行走，小臂上文着数字。克劳德看见他们在巴黎踉踉跄跄地走来走去，眨着眼睛，一脸震惊——竟然还活着，竟然能再次看到埃菲尔铁塔、杜伊勒里宫、凯旋门。他们眼中噙着泪水——到家了。克劳德明白，他们这些熬过敌占期幸存下来的人不见得有多高尚；他所做的不见得有多勇敢，多伟大；就连布兰琪所忍受的，跟这些人看到的、听到的和经历的比起来，也不算什么。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在遇到他们时，不得不移开视线——他们坐在咖啡馆里，不管温度多高都穿得里三层外三层；他们坐在花园里的长椅上，脸朝着太阳，紧闭双眼，贪婪地大口大口吸着新鲜空气，生命的气息，试图用这种空气、这种生命填满他们的身体。

与这些人所忍受的暴行相比，生活在敌占区又算得了什么？一想到当初纳粹在丽兹时，他那么恼火地做那些违心的事（伺候他们，对他们点头哈腰），他就羞愧难当，发誓再也不提这事，也不提他和马丁做了些什么。这样一来，他也跟其他所有法国公民一样，就好像他们聚到巴黎歌剧院里，举行了一场群众大会，巴黎人共同决定给那些年罩上一层盖布。克劳德意识到，跟之前那场大战结束时的情形不同，这次大家不会聚集在一起分享战争故事。这个特权留给那些战斗过、解放过的盟军。

留给法国人的，太庞大，太复杂，一大团各种颜色、各种重量的线纠缠在一起，让人不知从何下手去拆解。有铮铮铁骨，也有通敌的软骨头。有反抗，也有默许。一些人遭受了苦难，但大多数人没有。

那么，巴黎还能做些什么？只能继续活下去吧？只能往前看吧？只能把自豪感寄托在遥远、英勇的过去，为不太依赖民族自豪感的未来多做打算吧？等到民间法庭处决了一大批法奸，形容枯槁的人们面色又活泛起来后，巴黎人的向心力可以说就来自这种心态，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战争年代不堪回首，也不宜细究，万众一心向前看才是正道。

就像布兰琪为孤儿所做的；她卖掉自己不能再穿的衣服，她的名牌服装，来筹集资金。几位有影响力的犹太人成立了委员会来调查这些战争孤儿院，天主教社区和犹太社区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冲突。但话又说回来，巴黎人之间若没有冲突，那就不是巴黎了，不是吗？所以布兰琪筹集资金，跟修女和神父争论，忙忙碌碌，乐在其中。

这样她就不会老是去想莉莉。

这些回来的客人有不少是去报道纽伦堡审判的。审判结果是十人被处决，一人自杀（他们的老朋友赫尔曼·戈林）。得知这个消息，克劳德悲恸地摇摇头。

“我们刚刚失去了十一位稳定的顾客。”他说。这个小玩笑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听得他颇为得意。

在丽兹，指挥着自己的员工，克劳德不觉得自己老。在丽兹，沐浴着有美颜效果的红粉色灯光，布兰琪看起来也没有实际年龄的两倍。

在丽兹，一切都会和从前一样。因为这就是丽兹的魔力；它使你一踏进这富丽堂皇的空间就忘记刚刚在门外看到的，即使你刚刚看到的是人性最坏的一面。丽兹能让你放松，转移你的注意力，有最好的香槟来冲刷胆汁，有最柔软的毛巾来吸收绝望。

平衡——以前，克劳德一直认为自己能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合理分配价值。工作，宗教，休闲，朋友，家庭，教育，锻炼，爱，奉献。在他的脑海里，有一个天平，一边是丽兹，另一边是布兰琪，两边分量一样，是对称的；天平从来不动，一头挂得重了，另一头也不会翘起来。

但是在布兰琪被抓走后，他才意识到他终究没有合理分配她的价值。天平失衡了；他一直把拇指压在丽兹的那一边。

他再也不会犯那样的错误了。他会履行自己的职责，好好尽责。他会继续秉承恺撒·里兹的价值观，务必把里兹先生传下来的推进下去，发扬光大。他会去做弥撒。他会在夜里去街上走走。他会继续欣赏他最爱的风景，看看凯旋门，看看他最喜欢的花园和最喜欢的咖啡馆。他会在听到《马赛曲》时不加掩饰地啜泣。

但他的心只会属于布兰琪一个人。

布兰琪死了。

很久很久以前的那天，在弗雷斯纳监狱，布兰琪喊了我的名字，我很高兴，很高兴交了一个不能抛弃我的朋友，即使这意味着我的命运就此封印。

“小母牛”是不会叫我的，洛伦佐也不会看我一眼，没有人会为我哀悼。但是布兰琪，她会；布兰琪向我冲过来；布兰琪大声呼喊“莉莉！”。当他们把我带走的时候，我不觉得孤独，也不觉得被人遗忘。我从没想过我会在痛苦和绝望中找到希望；我从没想过我会在战争中找到仁慈。

但因为布兰琪，我找到了。

我从一开始她和其他人离开弗雷斯纳时就一直在关注她，我关注她，克劳德，还有丽兹。我看着她勇敢地奋力求生。

很长一段时间，她成功了。

布兰琪和克劳德·奥泽洛老了，仿佛在转眼之间就老了。布兰琪胖了，不再染头发了。克劳德萎缩了，头发白了，稀疏了。

这对吵吵闹闹的冤家，一开始就被强烈的激情冲昏了头脑，以至于多年来，一直看不清真相；可突然间，他们像老夫老妻一样，对待彼此有温柔的时候，也有恼火的时候，但总是不乏爱意；这种爱，经过时间的打磨，已经看不到粗糙的棱角，只泛着平滑的光泽。

布兰琪担心克劳德工作太忙，烟抽得太凶，没完没了地操心她。她很苦恼，看到他受到排挤，拘泥于老路子，跟不上丽兹的发展，无法适应一个新的、更现代的丽兹。他担心她酗酒，担心她头疼，担心她突然崩溃。随着岁月的流逝，在记忆和痛苦的折磨下，她发作得越来越频繁——她会用德语大声叫喊；她会说脏话；她会在大楼梯上朝栏杆外吐口水；她会一连几天躺在床上吃不下东西，见不得光。

克劳德会很绝望。他无力摧毁她的心魔，无力保护她，这让他饱受煎熬。“我得帮助她。”他说得很轻很轻，这样就只有我和罗伯特能听见——但得说一句，也只有我们俩在听。“我得让她平平安安的，我得保护她。”

哦，克劳德。

看到自己爱的人受苦，这种痛是撕心裂肺的；这比你自己的痛苦更难忍受。爱是绝望，爱是快乐。爱是恐惧，爱是希望。爱是仁慈。

爱是愤怒。

当克劳德不情愿地正式退休时，奥泽洛夫妇收到一个银盘子，上面刻着他在这里的供职年份。他们挥手告别，克劳德倚着妻子走出了丽兹。他们离开时承诺会很快回来，喝杯酒或茶，或者吃顿午餐；但这承诺他们是不会兑现的。

因为现在，就在几天后，布兰琪死了。

克劳德也死了。

这肯定是意外，大家都这么说。这是一场悲剧，因为认识克劳德·奥泽洛的人都无法想象他会伤害自己的妻子——看看她在战争中都经历了什么。他一定是在擦枪时意外走火。他肯定是因为失去她，绝望至极，才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大家都这么说。他们听到这个消息，落泪，祈祷，为缅怀丽兹的奥泽洛夫妇举杯；然后，该干啥干啥，继续做他们自己的事，活人的事。

很快，克劳德和布兰琪·奥泽洛就会只存在记忆中。没有人愿意再去回想战争中的这几年，除了海明威的那个故事，他如何大言不惭地见人就说他解放了丽兹。没有人愿意再去讲这位法国总经理和他的美籍犹太妻子的故事，不愿意去讲这两个真的救了丽兹的人是怎么保住旺多姆广场上的丽兹的。

但是，我想讲。我喜欢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好故事，尽管我还在琢磨这个结局，还是没搞明白。

那天晚上，克劳德把他饱受折磨的妻子扶到床上躺下后，他在想什么？

他看着她入睡，看到她睡得出奇地安详，还没有宣泄压不住的恐惧，在那一刻，他是否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见到她的情形？

当他伸手去拿枪，从战争年代起一直带着的那把枪时，他只是想解除她的痛苦吗？当他把枕头捂在她头上，扣动扳机时，是疲惫（他自己的，还有她的）稳住了他的手吗？是自私吗，这样他就不必再照顾她，不必看着她陷入他无法跟随的境地？

还是爱？

因为我想布兰琪在那天夜里上床之前已经有点怀疑。我想她知道丈夫要做什么，她那绝望的丈夫，被剥夺了他的生活，他的丽兹，他的尊严。于是，她给了他解脱。因为毕竟，布兰琪那么善于拯救。

那天晚上，谁的爱更强烈？克劳德的，还是布兰琪的？还是他俩的爱，融合在一起，由战争和痛苦铸成的连接彼此的钢管，稳住了他的手，使她静静地躺着，那么安详？

我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了。

你来判断。

1969年5月29日清晨，蒙田大道上奥泽洛夫妇的一个邻居听到了砰的一声，他以为是轮胎爆了。三个小时后，他又听到了一声，同样的响声。不久，女佣来准备早餐。

当她去叫醒他们时，发现布兰琪躺在床上，死于枪伤，克劳德手里拿着枪，头部一处致命伤，躺在她身边的地板上。

此时，离德国人刚到丽兹那会儿，过了二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