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张丙万，难免会想起那年六月的那场巨大动荡与抗争浪潮，俗称“六月抗争”[六月抗争：1987年6月10至29日，韩国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民主运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或者“民主化大斗争”。因为正是在那年六月的某一天，在名为“鸡笼车”的警用押运大巴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张丙万。

所谓那年六月的某一天，说得再详细点，就是彼时著名的“6·10大集会”前夕，街头氛围相当混乱。我与张丙万初识于警用押运大巴，凑巧又都遭遇了便服警察不问青红皂白的拳打脚踢，算得上患难之交。总之，我和他初遇的情况有点特殊，有必要简单说明一下前因后果。

那天下午，我在明洞购物街入口处的波斯菊商场附近被警察当作示威者强行带走了。事件的起因是我偶然有事路过那里，刚好目击了大学生突然发起示威活动。我走出商场门口的地下通道，感觉气氛有些异常，停下了脚步。周末拥挤的明洞大街与平常并无两样，却莫名笼罩着一股非同寻常的紧张感。

我先是看到不少行人停步望向马路对面的商场。商场门前挤满了享受周末的人群，乍一看去，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再仔细一瞧，即可发现商场大楼旁边列着一队战斗警察。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在街上看到战警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近一个中队的警察在商场门口把守着，路人齐齐驻足观望，显然有什么不寻常之事。

“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身边站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身穿白色衬衫、打着领带，像是一位销售人员。听到我的问话，他警觉地打量了我一番，只回答了一句“说不准”。恰在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急切的呼喊。

“广大市民，学生们决定七点整在乐天百货门口举行推翻独裁统治的街头抗争。各位爱国市民，大家一起参与进来吧！让我们一起挺身而出，协力打倒肆意严刑逼供、压制人民的军队法西斯！”

我回头一看，那个声音来自一个稚气未脱的大学生。他的呼吁十分老练，极具煽动性，与长相完全不符。他快速说完，扒开人群，匆忙隐身其中。我看了看表，刚好快到七点了。

不过在我看来，大学生们的示威计划相当于已经败北。警察提前打探到紧急示威的情报，已经事先占领了原定场地，架起了铜墙铁壁。就算当今时代的大学生再怎么勇敢无畏，也只会是徒劳无功罢了。我却又无法立刻离去。因为我很好奇学生们最终是否会如约出现，而且现场聚集了不少市民，于是我又茫然地期待着会出现某种令人感动的戏剧化场景，比如市民们说不定会一呼百应，积极参与示威。虽然这只不过是一种茫然而虚无的期待而已，我却想紧抓不放。或许，现场的大部分围观群众都与我持同样心态。

过了几分钟，人群突然开始躁动起来。有人大喊：

“看呐，来了！”

学生们位于前方乙支路入口处的十字路口。他们远远地冲进机动车道正中央，挥起拳头向这边喊着口号。虽然只有区区四五个学生，却足以吸引满大街的目光。潮水般疾驰的车流突然陷入一片混乱。我在那一刻看了看表，刚好七点整。尽管有恐怖的警察把守现场，他们依然准时出现了。

乐天百货门前的便服警察队伍向那边冲了过去。这时，路边聚集的市民群体中爆发出嘘声，紧接着混在人群中的大学生开始大喊：“废除护宪，打倒独裁！”

几位市民也开始跟着口号大喊，响应迅速扩散开来。此情此景，确实前所未见。善良沉默的大多数终于开始发声。个人融入集体，多少会变得勇敢。他们互为彼此的挡箭牌，欢呼着为警察喝倒彩。如果警察靠近，再重新混进善良沉默的大多数当中就可以了。我也是其中之一。群众的响应变得格外热烈，马路对面的警察向我们走来。这些便服警察戴着钢盔与防毒面具。他们走近了，学生们立刻隐匿踪迹，普通市民也悄悄后退，或者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闭上了嘴。我也假装是一个沉默善良的市民，期待着他们快点走过去。

正在这时，一个便服警察经过我面前时突然转向我，如雷鸣般大喊着：“我抓住他了！”他紧紧抓着我的领口。他们肯定是在马路对面早已注意到我为大学生鼓掌助威，提前盯上了我。

“干什么？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要抓我？”

我当然做出了反抗，但是他们毫不理会，径直把我拖向停在路边的警用押运大巴那边。

“放开我！凭什么强行抓捕善良的市民？”

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呼喊着。我环顾着周围的市民，想要控诉这种委屈愤慨的遭遇，却被几个身材魁梧的便服警察层层包围，隔断了视线。

“广大市民，怎么可以这样呢？堂堂法治国家，警察就这样抓捕一个无辜的市民……”

我尽管一直在呼喊，在那一刻却也清楚地感觉到，这种反抗是毫无意义的。什么“法治国家”，什么“无辜市民”，这些话在我自己听来都十分幼稚可笑。我继续反抗着，一个“钢盔”突然从几步远的地方朝我飞奔过来，毫不留情地用皮靴踢向我的胯部。要害处遭到暴击，我瞬间痛苦万分地倒在了地上。后来听一位大学生，“白骨团”[1985年8月1日，以首尔政府名义组建的便衣逮捕组，大多数有武术底子或特种兵出身，镇压示威者时戴白色头盔，穿便服，与普通警察进行区分，因而有了“白骨团”的外号。]的主要任务就是抓捕示威者，踢要害是他们镇压示威的老套路了。抓捕示威现场的学生时，为了防止对方反抗或者逃跑，常像这样攻击其全身最敏感、最脆弱的部位。正如他所言，我算是毫无余地地中招了。我不仅不能再做出任何反抗，而且由于难以忍受的痛苦，我只能半瘫软在地上，来回扭动着身体。紧接着，他们开始残忍地对我拳打脚踢。他们整齐划一地戴着黑色防毒面罩，遮住了整张脸。两个玻璃眼和鼻子底下凸起的毒气滤盒什么的，看起来就像是谢肉节上戴的那种怪异丑陋的面具。果不其然，眼下这一切亦像极了容许所有残忍、暴力与施虐的谢肉节。

我被打到再也不能反抗，像一块湿抹布般完全瘫倒在地之后，才被拖拽到了大巴上。车上已经抓了不少人，放眼望去，多数是大学生。

“头顶地！谁敢抬头就弄死谁！”

大家刚一上车，就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指示把脑袋塞到座椅底下。即便如此，殴打仍在毫不手软地继续，四处传来骨头与骨头撞击的钝响与痛苦的惨叫声。我认为想要躲过眼前的殴打，不挑战他们的脾气才是上策，于是遵从指示把脑袋深深埋在了座椅底下。这时，一个男人的脸进入了我的视线。我透过身旁警察双腿之间的缝隙，与过道那边和我一样十指相扣抱住后脑勺的男人目光相接……

男人看起来三十五岁左右，和我对视后不好意思地露齿一笑。我也极力想要向他笑一下，没笑出来。他就是张丙万。当然了，我是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当时只觉得他面相和善，我们都十分倒霉地被抓了。

“喂，数数人头。”

车子在不知不觉中发动了，前方的一个便服警察喊道。

“二十二个。”

“抓够二十五个再去交差。”

为了凑足剩下的三个，“鸡笼车”又在附近转悠起来。我们只能继续压低脑袋，忍受着他们的拳脚相加。

“喂，小崽子们！当过兵了吗？还没吧？所以才会上街示威，一群贱货！像你们这种人就该全部拉到停战线吃点苦头，哎哟这群混账东西！”

如此一来，我们只能等待着剩下的三个人赶快乘上这艘共同的命运之舟。

终于凑够了他们的预定数字，我们被移交到市区的某警察署。在警察署的院子里下车之后，有一个简单的身份调查，二十五个人当中只有我和刚才那个男人不是大学生。我认为获释机会只有现在了。

“我……有话要说。”

大学生们头顶地跪在警察署的水泥地上，我在最后一排举起了手。一位上了年纪的警官皱了皱眉头。他身穿制服，看起来像是负责人。

“什么？”

“我是无辜的。我没有做错什么，却被拉到了这里。”

我的表情与嗓音里充满委屈。我说我不是大学生，没有参与示威，是无辜的，没有任何理由被抓到这里。我边说边能感觉到自己的话自相矛盾。我隐瞒了自己参与示威的事实，同时又相当于认可了另一个事实：如果参与了示威，理所当然会被抓到这里。我强调自己不是大学生，也是因为觉得大学生可以随便被押运到警察署。

“那你怎么来的？”

他反问道。

“怎么来的？被抓来的啊。”

“你是干什么的？”

他又问了一句。我稍微犹豫了一下。

“写文章的。”

“文章？写什么文章？”

“写小说。”

我故意理直气壮地回答，同时非常担心他会问起我的名字。如果我说出自己的名字，恐怕他会回答说：“原来是个无名小说家。”很庆幸，他并没有问我的名字。他可能觉得不管我叫什么，小说家都是很难缠的。他不耐烦地皱起眉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

“那你走吧。”

“嗯？”

“回家去吧！”

想到被捕的过程与刚才所遭受的无数殴打与威胁，这个结局有点索然无味，令人哭笑不得。不过，我没再说话。在他改变心意之前，我背向那群仍然双手抱头顶地、跪在院子里的大学生，走出了警察署。胯部疼得厉害，我只能像只鸭子那般微微张开双腿，慢吞吞地挪着步子。这种感觉至今难忘。

“那位先生……”

我走出警察署正门，刚准备过马路，听到身后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正是在大巴座椅底下看到的那个男人。看来，他也因为不是大学生而被轻易释放了。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肮脏皱巴的衬衣，软塌塌的裤子，粗糙的皮肤，他看上去像是那种长期在尘土中日晒劳作，赚一天吃一天的散工。

“谁都能看出来您不是学生，怎么会被抓呢？”

“其实，我瞧见他们在街上像打狗一样毒打学生，忍不住吼了几声：‘不许打人！’结果，‘你小子算什么东西’，他们呼啦一下围了上来。”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本来就有点性急，喜欢出风头是老毛病了。”

“我肚子饿了，想找个地方喝碗牛骨炖汤。如果，你还没吃饭！就一起去吧。”我这么说，并非简单的客套。他主动和我搭话，我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了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况且，如果直接回家，心里也堵得慌。

我们在附近一家牛骨炖汤店找了张桌子面对面坐下，我这才和他简单握了握手。他的履历和我猜测的差不多。他叫张丙万，39岁，辗转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是没做过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底层人。听说我以写作为生，他弯腰向我行了个大礼，令我十分尴尬。

“刚才听说，您是一位作家？非常荣幸。”

“什么啊，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写字的罢了。”

“即便如此，作家也是社会上受人尊敬的职业，和我们这种笨蛋不同。”

“职业不同，所学知识多寡，不会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这不就是民主主义嘛！为了构建一个这样的世界，刚才那群青年大学生没少受罪。”

“这很好呀，不过……”

他依然卑怯地笑着，小心翼翼地说道。

“虽然搞过几次民主化还是什么的，不过就算世道发生了改变，说实话像我这种没出息的老百姓的生活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对我们来说只有世界安宁了，不搞示威了，才能偶尔捡点残渣充饥。”

“不能这样理解民主化。总统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并非民主化的全部。像张兄这样的人，拼死拼活地劳动受累，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改变这神现实也是民主化。”

“可是先生，那种社会真的会到来吗？”

他看着我的脸，反问道。

“一起努力吧！”

我的这个回答，似乎对他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刚好牛骨炖汤上桌了，他抓起勺子开始吃饭。民主主义怎么样且不说，眼下这碗可以填饱肚子的牛骨炖汤看来更加令人欢喜。

在此，我较为详细地描述那天与张丙万的对话，甚至包括他细微的肢体动作与表情，并无其他理由，只因为不久后我便得知，张丙万自那天起产生了相当大的改变。为了更加准确地展现他的这种改变，我认为应该尽可能详细地刻画一下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

几天之后，6月10日，我再次见到了他。那天正是众所周知的“6·10大集会”，正式名称为“声讨掩盖朴钟哲[朴钟哲：1987年1月被警察拷打致死的大学生。]被拷打致死真相与争取民主宪法的全国人民大集会”的日子。那天晚上8点左右，我再次与他偶遇。当时，明洞教堂内聚集了近千名的学生与市民。示威是下午6点开始的，他们在市区各个地方躲避着警察进行了零散的示威，后来默契地聚集在此。人们如汇聚的海水般兴奋地相互拥抱。

大家的身体彼此紧贴，挤来挤去，却依然渴望人数的增加，因此不断地齐声歌唱“爱国市民一起来吧，Hula Hula”。人们加入队伍之中，一边呼喊，一边互相拍打着肩膀，这时身边的人到底是谁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强烈地感觉到搭起肩膀的陌生人之间流淌着一种踏实的归属感与心灵共鸣，令人心潮澎湃。这种心灵的共鸣如波浪般彼此传递。

在这一刻，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大家身体挤着身体，密集到不留一丝缝隙，就这样近距离地感受着身边的人，同时感觉到一种无以言表的安心。平时在路上与他人肩膀相触都会感到不快，现在反倒畏惧着与他人之间的空隙，努力靠近，哪怕只是减少一寸的距离。

众人不断唱歌、喊口号。一首歌唱完，总有人开始新的歌曲与新的口号，大家也会毫不犹豫地跟着唱。示威活动以这种形式顺利无阻地进行着，不过中途发生了一个略微脱节的小事故。一曲《我们必胜》结束之后，有人开始领唱一首新歌。

“生为男子汉，所能何其多……”

这句歌词人人都很耳熟，因为太过耳熟，大家差点儿下意识地跟唱起来。人们很快意识到，这首歌正是韩国男人基本都能随口哼唱的军歌《真正的男子汉》。因此，这首歌不适合这种场合。在反抗军事独裁的示威现场，还有比唱军歌更搞笑的吗？难堪的是，只有领唱这首歌的当事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和我，以保家卫国为荣……”

他的嗓音非常激昂而洪亮，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唱得严肃而真挚，却设法再继续唱下去，周围响起的“闭嘴吧”的奚落声与笑声将他的声音逐渐淹没。

“推翻杀人拷问肆行的军事独裁！”

有人响亮地喊了一句，打破了尴尬的气氛，随即众人的呼声如波涛般起伏起来。

“推翻，推翻，推翻……”

就在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预感。我抬起头找到了唱《真正的男子汉》的主人公，被讥笑后依然脸红未消的男人果真是张丙万。

“怎么，认识那个人吗？”

我身旁的后辈问道。那天下午，这位朋友一直与我同行。他是学生运动圈出身，80年代初期坐过牢，现在效力于某家在野党组织。我向他简单介绍了一下张丙万，他双眼放光，很有兴趣。

“是个有意思的人，一起见见吧。”

队伍不断推挤，我们钻过人群之间的空隙向张丙万走去。张丙万认出了我，却并无开心之意，反倒面露尴尬，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被戳穿。

“今天特意出来的吗？”

“这个嘛，只是想凑个热闹……”

他深鞠一躬，接过我递过去的香烟，如此辩解道。在我看来，置身在这种场合他显然有一种自卑感。果不其然，周围大多是大学生与系着领带的中产市民，相比之下他的打扮十分寒碜，略微有些显眼。而且，他刚才鼓起勇气领唱了一支歌，却又意外地丢了丑。他挠挠后脑勺说：

“越是这种时候，像我这种什么也不懂的老百姓，越是应好好待在家里。”

“您可别这样说。就应该像先生您这样的人出面才是。您可比十个大学生还有价值。”

后辈很懂得察言观色，在旁赶快说道。

“哎哟，别叫我先生……”

他诚惶诚恐地摆摆手，却又确实从那句话中得到了鼓励。

“说真的，催泪弹那家伙真是厉害得吓人。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催泪弹这么狠。”

他稍微有了劲头，开始向我们讲述自己从下午6点降旗仪式警报声响起之时到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没想到，后辈居然对他的故事出奇地感兴趣，听得特别认真。趁张丙万暂时离开，我才听他谈起其中缘由。

他近期正在某出版社筹备一本新杂志。这本杂志持坚定的民众立场，为民众发声。他打算在杂志上刊登张丙万的故事可虽然是以人物介绍为形式，却意在刻画作为促进历史变革主力军的民众形象，并邀我为此撰文。后辈有种近乎盲目的热情，加之他的坚持，我很难拒绝这个请求。不过，他看待张丙万的视角是不是太随意了呢？张丙万真的能够成为历史主力军抗议民众的典型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后辈却认为，张丙万这样的人反倒是最佳人选。这主要是因为，他自卑意识根深蒂固，至今为止没有特别关注过政治或社会矛盾，也就是说，他和所有人一样，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个天生穷命的普通人。只有张丙万这样的人，才能展示出历史主力军抗议民众的面貌——他们与整个社会的民主化热潮一起慢慢觉醒，开始认清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与苦难的生活，对自己的力量有了全新的认识。

“哎哟，我怎么能出现在那种地方呢？我这种蠢人，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如果上了杂志，恐怕只会遭人笑话。”

我们表明此意，他赶紧摆摆手。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好出风头之人”，所以我们没怎么费力便说服了他。

他的老家在全罗北道完州郡的一个小乡村，初中毕业之后他开始务农，种着1200坪[坪：土地或房屋面积单位，1坪约合3.3平方米。]左右的水田与400坪左右的旱田，不过只是一名佃农，那些都不是他自己的地。他意识到务农太辛苦，是一个毫无希望的营生，累死累活到头来也只能背负一身债务。因此，七年前，他三十一岁时，拖家带口毅然决然地来到首都。

“只提着一个铺盖卷儿，坐着夜车就来了，当时只想着出人头地，渴望在首尔找到新的人生。”

他在首尔和其他离农农民一样，被划入了城市贫民阶层。他辗转于无数职业，粗活自不必多说，还做过销售，在地铁、公交车车厢里卖过去污剂或者钱包什么的，做过东奔西走的药贩子，听说做好了能赚大钱又跑去做房产中介。他一再失败，却一直怀有初来首尔时的那个梦想，相信自己总有一天可以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例如摆脱令人厌烦的贫困与苦难，迎来挺胸抬头的激动人心的那一天。他从未放弃过希望，全新的人生却迟迟不来，不论怎么挣扎，总是原地踏步。

“没办法呀！这个梦想从刚开始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后辈对他说：

“资本主义体制已经大范围扩张，变得坚不可摧，自然不会容许张先生这个卑微的梦想了。如果张先生不主动与妨碍梦想实现的势力进行抗争的话，这个梦想或许永远不会有实现的那一天。”

他眨着眼睛，似乎听不明白。后辈恨不得从现在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一个觉醒的民众形象。

不过，从结果来说，我们想要唤醒他、开导他的这种努力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即使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也通过自身的力量发生了改变，而且速度出乎意料地快，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那天聚集在明洞教堂的那些人，决定就地彻夜静坐示威。当时还不曾有人想过，这次事件后来会成为促成“六月抗争”火种一直持续到底的一个重要契机，成为全国性的关注焦点。夜深了，一部分人离开静坐现场回家，我与后辈也离开了现场。与此同时，我们与张丙万分别了。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通过听筒听到他的嗓音时，我立刻可以感受到他与之前有了一些变化。

“李兄，可以请我喝杯酒吗？”

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叫我“李先生”，而是“李兄”。不过，这并不是我感觉他有所改变的原因。从电话里听到的他的声音中，可以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力量与气魄。

“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吧？去哪儿了，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你问我去哪儿了？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明洞教堂。”

他说得非常理直气壮。果不其然，他就在明洞教堂静坐现场，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消息。

“真是辛苦了。是一段不错的经历吧！”

“这有什么辛苦的？在外面抗争的学生们比我辛苦多了。”

我们在市区再次相见时，他不苟言笑地如此回答道。他的着装比上次更加寒碜，脸色看起来也变得更加憔悴，可是眼神却变得闪闪发亮，像换了一个人。

总之，对他而言，在静坐现场度过的那几天算是名副其实的民主主义训练。他身上已经找不到初遇时那种畏缩卑怯的样子了。

他的嗓音中依然难掩兴奋，给我讲述静坐现场的见闻，像是市民们的反应、明洞附近工作的女职工们送来的捐款与面包之类的。他似乎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体会到了莫大的自豪感。我想，或许在他的一生中，从未像现在这般自豪吧。

“可是最后一天有一个投票，决定是继续静坐还是解散，支持解散的一方票数更多。投票之前，大家还说着应该斗争到底，人心真是个未知数啊！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十分失落。”

是为了忘却这种失落感吗？此后，他开始一次不落地参与到后续的示威现场。他已经变身为比任何人都热衷于抗争的斗士。我为了撰写后辈委托的那篇文章，偶尔会与他见面。每次见面，我都感觉他发生了难以置信的改变。尤其是“6·29宣言”几天之后，他的那副样子令我难以忘记。

我在塞弗伦斯医院的灵堂门口见到了他。他臂戴袖章，手握方木，守卫在灵堂前。他属于安保组，守护着李韩烈[李韩烈：韩国学生运动家。1987年“朴钟哲拷问事件”之后，李韩烈呼吁查明真相，在6月9日举行的集会中被催泪弹击中，于一个月后去世。]烈士的遗骨以防被抢。

“我？我作为民主市民代表而来。现在像我这样的人也和大学生一起做事，一起斗争。这不就是民主主义吗？”

他可能是喝了酒，原本面如土色，现在却泛起红光。当然，我现在已经对他滔滔不绝地使用“斗争”“民主主义”等术语不再感到意外。只不过，初遇的愚昧、淳朴与此刻的威风凛凛、攻击性十足，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呢？

“真是如鱼得水。”

和他分开，走在回去的路上，后辈如此说道。我从后辈的话中，莫名感觉到一种讥讽。奇怪的是，张丙万的样子越是以这种形式发生改变，后辈的态度越是冷嘲热讽。他已经不再督促我写那篇报道的事了。

那天之后，我再没有机会见到张丙万。他变得十分忙碌，尤其是总统选举期间似乎更加忙得不可开交。他为了自己支持的在野党候选人而疯狂奔走。

总统选举投票结束后的傍晚时分，我再次接到了张丙万的电话。他的嗓音顺着话筒传来，非常急促而且兴奋。

“李兄，你听说了吗？今天白天在九老区厅发现了非法投票箱[1987年12月16日，首尔市九老区的几个选举管理委员在投票截止之前就把选举投票箱搬上了卡车。他们用面包、水果等物品遮挡着箱子，却被一位女性市民识破。附近居民闻讯赶来，围住卡车。当天下午，愤怒的居民们又闯入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发现了另外一个投票箱和毛笔、印章若干，非法选举证据确凿。]，市民守着不放，警察想要抢夺，现在乱作一团。他们必定会败选，所以才会这样垂死挣扎。我们的人现在正和警察僵持不下，市民们闻讯赶来，聚集了几万人。我得赶快过去瞧瞧。”

那是他打来的最后一通电话。几天之后，我听后辈说他被捕了。意外的是，不是因为九老区厅事件，而是因为殴打了某派出所的巡警。选举结束几天之后，他在酒馆喝酒时与前座客人因选举结果发生口角，被抓到了派出所。他在那里摘下并打碎了挂在墙上的总统肖像，还殴打了上前制止的警官。他因触犯妨碍公务、暴力行为等相关法律条例的嫌疑而被拘捕。

听说他被捕的消息，我想去一趟他家。可是仅凭一个地址，找到他家并非易事。最重要的是，由于他住在上溪洞最贫寒的山坡贫民区，那里的胡同像迷宫一般蜿蜒曲折，同一个门牌号混住着几十户人家。我转悠了差不多三十分钟，终于找到了他的出租屋。刚好有一个看起来上小学五六年级的小女孩站在大门前，那张脸简直就是她父亲的翻版。

“你爸爸是张丙万，对吧？”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话，目光中充满警惕，突然跑回了家。孩子跑进了角落一间背靠院墙的黑漆漆的屋子里，依然警惕地看了看我，然后爬向墙角摇晃着鼓起的被子，“妈，有人来了”。我这才意识到被子里有人。过了许久，女人掀开厚厚的被角探出脑袋。一个头发乱蓬蓬、脸色很差的女人，蒙着被子看着我，像是一头藏在洞穴里往外看的野兽。她的脸如泡在水里的豆腐那般肿胀，似乎用手一戳就会凹陷进去。而且黄疸很严重，双眼病态尽显。

“您找谁？”

女人有气无力地问道。

“这里是张丙万家吗？”

“有什么事？”

女人上下打量着我，眼神和身旁的女孩一样。

“您是警察署来的吗？”

他们这样想也是不无道理的。我赶紧说道：

“不是。我只是张丙万的熟人。”

“他现在不在家。”

“我知道他不在家。只是担心你们过得怎么样，所以过来看看。很辛苦吧？”

不过，女人和孩子的眼神似乎没有那么容易解除警惕。

“您和孩子爸是什么关系？”

“那个……就是熟人。”

女人盯着我看了好一阵子，突然问我：

“是不是那位写小说的先生？”

“原来您听说过我呀。”

女人随意拢了拢乱蓬蓬的头发，长叹了一口气。

“不知道这话该不该说，我们觉得他不是活在地上，而是活在云上。”

“活在云上？”

“因为他的想法总是很荒唐。”

女人叹息着自己的命运，开始抱怨起来。

“早知道他会这样，当初要离开老家时我根本不会走。他说得好像到了首尔就会改变命运一样……来了首尔，只要踏踏实实做一件事，也不会受这种苦。‘做这个生意会赚大钱’，‘做那个好’，他每次都吹牛说‘只要这次做成了就能翻身’，却从来没有成功过。我已经被骗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努力生活，却不顺利，所以才会那样。”

“他一直是这种追求虚幻梦想的人。这次不知道突然抽了什么风……说要搞什么政治，东奔西走的，结果落得这般下场。说什么改变世界？唉，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怎么改变世界呢？”

我无言以对。孩子直勾勾地看着我，我在这样的视线中莫名感觉到一种羞耻。

“本来不打算说这些……可是心里话不说出来不痛快。”

我起身离开时，女人说了最后一句话。

“他变成这样，可能先生您这样的人也有责任。我不是怪您，别往心里去。”

我听不懂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是说我这样的人煽动张丙万去搞政治吗？我无以作答，只能退出家门。我沿着贫民区崎岖的山路向下走，路过小卖部时为他家买了一箱方便面和两斗米。这当然不是因为我认为能够用这些来补偿她所说的“责任”。

张丙万被捕三个月之后，因缓刑被释放。几天之后，我又去了一次他家。我故意在深夜前往，房间里却只有张丙万和孩子躺在被窝里，他的妻子不见了踪影。他们盖着的，正是他妻子上次蒙着的那床被子。

“夫人去哪儿了？”

“哼，婆娘去哪了我怎么知道？”

他突然发怒，我也不便追问。我猜他的妻子可能已经调理好身体，出去做保姆了吧。

张丙万提议去附近小店喝一杯烧酒，于是慢吞吞地披上了衣服。他走在凉飕飕的夜风中，一言不发。他像块岩石一样蜷缩着身子，默默地走着，那副样子给我一种莫名的压迫感。在胡同里的破旧小酒馆，他接连几杯酒下肚之后，终于开口。

据他所说，那是一次事先周密计划过的非法选举，尤其是投票、开票的过程自始至终都由电脑完美操作，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当今军事独裁政权与美国佬的合谋。当然了，我并非第一次听他讲起这些，所以丝毫不觉得惊讶。

“那么，张兄现在打算怎么做呢？”

“什么怎么做？什么意思？要斗争啊！”

他回答得毫不犹豫，十分坚决。

“不能相信现在那伙搞政治的。像我这种真正的民众就应该站出来作斗争。您瞧好吧，我会用双手改变世界。”

“斗争固然好，关键是自己单打独斗怎么行。又没有什么组织。”

“组织？您真是说对了，组织很重要。光州抗争中，只有像我这种一无所有、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底层人死得冤枉。不过，兄的意思是让我成立个组织呢，还是其他什么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张兄没有那么强大的改变现实的力量。所以，像张兄这样的人，再怎么单打独斗，又能改变什么呢？”

“简单来说，像我这种无知的老百姓有什么了不起，逞什么能？别跟老鼠一样吱吱叫，老老实实看个热闹，心怀感激地捡点儿别人丢过来的残渣吃吃就行了是吧？”

他提高了嗓门。

“我是说，张兄这段时间也斗争得差不多了，现在是时候静下来看看周围了，也审视一下自我。”

“审视自我？我怎么了？”

他突然喊叫起来。我看到他瞪着我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寻常的锋芒。后来回想，那是他对我的最后警告。因此，如果我当时大致整理一下自己的措辞，或许可以避免接下来的不幸。然而，可能我当时怀有一种荒唐的优越感，认为就算他再怎么不爱听，或者不论他那段时间接受过多少政治洗礼，我也能给他几句人性化的忠告。这是我的失误。

“因为在我看来，张兄的情况很凄惨。现挣现吃都很辛苦，怎么能这样置家庭生计于不顾，在外奔波呢？民主主义也好，运动也好，可是家人眼下连口吃的都没有，到了饿肚子的境地，张兄应该先顾好自己比较好。正如张兄所言，您一无所有，只是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苦力，像您这样的人即便因为呐喊民主主义而坐了牢，谁又会理解你呢？别说理解了，别人可能都会骂你是个疯子吧？”

这番话说得太重了，我在说完之前已经感觉到了。真不该说这最后一句。不出所料，他踢翻桌子，腾地站起来大喊：

“真让人忍无可忍，操蛋玩意儿！”

下一瞬间，我挨了一巴掌，向后仰倒。他抽了我的脸，我来不及叫出声，就已经倒在了酒馆的地上，冰冷的液体哗哗浇到脸上。

“现在看来，你完全是全斗焕的走狗吧！喂，你小子，知道我上次坐牢时的那个检察官怎么说吗？和你刚才说的一模一样！我从一开始就看出来了，你和他们都是一路货色。让我喝口凉水清醒一下，是吧？别胡扯了！该清醒的不是我，而是满肚子墨水的你！你前段时间向我们家丢了几包方便面，谁稀罕呢？在你眼里，我张丙万会接受你的同情，对你说一句‘先生，谢谢您了！’？我看起来像是这样的人吗？别搞笑了！你小子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小说家？哼，小说家这等货色早去江南[江南区为首尔的富人区，夜生活比较丰富。]那片的包间里，听那些卖春陪酒女的故事了，吃错什么药了，来我们这种地方晃悠呢？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要找小说素材，去别的地方打听吧！明白了吗？”

我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别说回答了，我甚至都没来得及擦一下脸上流淌着的湿漉漉的酒水，只能自始至终地听他说个没完。虽然遭遇这一切很无奈，奇怪的是，我却丝毫没有生气。我反倒有种微妙的感觉，似乎早已预料到会是这种结局。说来可能难以置信，我当时被泼了一脸啤酒，听着劈头盖脸的侮辱性话语，甚至有种难以言表的快感。他最后说道：

“什么别人怎么看？你小子，你们才该四处看人脸色，吃个痛快，好好生活！你这独裁政权的走狗，美国佬的奴才！”

他哗啦一下拉开酒馆的门，走了出去。破旧的玻璃门打开的噪声像是为他的话尾画上了一个感叹号。冷风从敞开的门外无情地灌进来。我看着他头也不回地沿着酒馆前肮脏的胡同离去的背影，他有点摇晃，却以整个身体顶着陡坡上贫民区冰冷的夜风，勇往直前。突然，他开始唱歌，响亮的歌声回荡在胡同里。

“五月！如果那天重来，我们的胸口会涌出鲜血……”

他接着举起双手握紧拳头，大声呼喊：

“鲜血！血！血！”

“哎哟，这可怎么是好？怎么喝好了就不停地挥拳头？”

酒馆大婶这才大呼小叫地跑了过来。

“我看先生您很文雅，宽宏大量多多担待吧。有学识的人忍让一下吧，能怎么办呢？他最近可能不太正常。听说老婆跑了……”

“夫人跑了？”

“您不知道吗？已经有十来天了。丈夫被关押的那段时间已经等得够辛苦了，放出来之后也看不到什么改变，反倒比之前更加狂妄，可能忍不下去了吧。虽然轮不到我说三道四，可是女人能忍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了。养家糊口都困难，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又搞政治又搞什么的，结果被关进监狱，哪个女人会喜欢呢？”

听了老板娘的话，我无言以对。

“他现在真是每天做白日梦！”

我只是突然想起了他妻子上次面带绝望说出的那番话，同时想起他所说的“用我的双手建立一个新世界”。总之，那是我那年最后一次见到张丙万。

几天前，也就是两年之后，我又一次见到了张丙万。巧合的是，正是在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明洞大街。

现在依然如此，我每次踏上明洞大街，怎么说呢，那种感觉就像是重返萦绕着旧日恋情的回忆的场所。我下意识地寻觅那些回忆的痕迹，距离那年6月已过去了足足两年的时间，明洞大街上的热情退去，光彩不再。不过就在几天之前，我又看到了大街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交通瘫痪的情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路边停着加了铁丝网的丑陋的警用押运大巴，戴着头盔的战斗警察们列队而立。我拨开人群，从缝隙中挤进去之后才知道明洞中心区域发生了什么事。战警们正在把举行“反对拆摊”示威的摊主们强行拖上大巴。他们被战警拖着，依然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口号。“保卫生存权！”“贫民也是人，凭什么杀人拆摊？”等标语胡乱散在地上。人群中有一个男性摊主的样子令人十分惊讶。他用铁链紧紧捆绑着自己的身体，然后与自己的小推车绑在了一起。他的小推车上虽然只是稀稀拉拉地摆着几个苹果、橘子什么的，不过假如不切掉他的四肢，很难把他与小推车分开。看到他的脸的瞬间，我十分意外。那人正是张丙万。

“天呐，真恐怖。这个人怎么这副样子？”

一个年轻女人咋舌叹息道。那真不是一个人该有的样子。他被拖倒在地上的样子，不禁令人联想到在地上爬行的拉车牲口。奇怪的是，与其他摊主不同，他闭着嘴一言不发，只是瞪大双眼，像是承受着巨大痛苦的修道者一般，没有丝毫反抗，任由拉扯。我感到全身一阵战栗。他现在不是被拉，反倒是自己主动在拉。他全身伏地，以自己的力量拉拽着全世界的重量。我不知道他将去向何方。

现在，这篇无聊的文章该收尾了。虽然迟了些，我也算是遵守了为他写篇文章的约定。当然，张丙万如果读到这篇文章，绝对不会满意。不过，我只能以这种方式书写。正如他所言，我这个满肚子墨水的破烂小说家能力有限，但事实又是如此，能怎么办呢？最后一件事——虽然只不过是画蛇添足罢了，我还是决定说一说——当初打算在杂志上刊载张丙万的故事的那位后辈，如今已经入职某知名女性杂志社，是一位相当活跃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