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门之前，我稍微顺了口气。然而，做了两三次深呼吸之后，紧张感依然没有轻易消除。厚厚的门后传来一丝动静，我小心地推开了门。

“有什么事吗？”

坐在门旁桌边的女职员问我。房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宽敞。有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背朝窗户正对着门坐着，我猜他是这个房间的负责人。

“我来找检察官先生。”

“您是哪位？”

“我……叫金英真。昨天接到电话……”

“哦，请坐在那里等一下。”

坐在女职员旁边的男人说道。那个男人看起来像是检察官的书记员。或许只是我的主观感受，他的语气十分生硬，不过我当然没有空闲对此感到不快。我在他们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检察官正在打电话。他把椅子向后仰着，转来转去，嗓音很温和，像是在和一个亲密的朋友闲聊。法律程序、执行命令、保持上诉等术语中混杂着前后辈的纽带关系、什么酒馆、老板娘的服务怎么样等内容。不过，除检察官的说话声之外听不到任何声音，房间内的氛围总的来说十分安静，甚至令人感到肃穆。

“你是金学圭的儿子吗？”

检察官挂断电话，起身说道。

“是的，您好，我叫金英真。”

我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握住了检察官伸过来的手。我意识到他刚才并没有称呼父亲为“金学圭先生”，切实感受到了一阵恐慌。父亲名字的三个字已是不必加敬称的犯人的名字。

“听说你在乡下的学校工作，让你特意跑一趟，非常抱歉。”

“没……没关系。您愿意见我，反倒是我应该对您表示感谢。我这段时间无处打听消息，心里正十分着急。”

我谦逊地接过检察官递过来的名片，重新坐好。他头发梳得纹丝不乱，戴着一副眼镜，长相十分普通，没有什么特点。不过，这种平凡的长相并不能减少我的不安与紧张。

“斗士家庭啊！”

检察官翻看着眼前的文件夹，许久之后抬起头来说道。

“妹妹偶尔会联系你吗？”

“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妹妹晓善。听说她在工地上很出名啊。目前正在被通缉，看来没少让警察伤脑筋呢。”

“那个，我一直在乡下……已经一年多没见到她了。我真的不知道她会参与那种事。我们家的条件不好，她没上过几天学，不过那孩子心肠软，十分善良。”

检察官听着我磕磕巴巴的冗长陈述，嘴角泛起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笑意。

“反正晓善不会轻易露面，你怎么说都行。”

他低下头，重新开始查看文件。

“金先生，你有两个名字对吗？除了英真，还有另一个名字叫莫洙。”

“不是另一个名字，那是我的小名。后来我改名了。”

“为什么改名？”

“那个……莫洙这个名字不常见。小时候还因此被朋友们嘲笑。”

我辩解般拙劣地回答着，陷入一种无力感。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我再次意识到，莫洙这个旧称依然是我无法抹除的名字。尽管我极力撇清，最终还是因为父亲的问题，根本无法摆脱。

半个月前，姑妈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学校，我第一次听说了父亲的消息。

“金什么？没有这么个人。唔……又不是只有一两个金老师。什么？哦，金英真老师。您怎么不早说。请稍等。”

看来姑妈一开始是以莫洙这个名字找的我。接电话的教务主任反复问了好几遍，她才勉强想起我的名字。

“喂，请转一下金老师，金英真老师……”

我接过电话之后，电话线那头浓厚的庆尚道口音还在焦急地喊叫着。

“您好，我是金英真。”

“哎哟，英真……不，莫洙呀，你真的是莫洙吗？”

我这才听出来，这个操着一口熟悉的浓厚庆尚道口音的老女人是姑妈。

“姑妈，有什么事吗？您在哪儿？”

“什么在哪儿，当然在首尔。不过，莫洙呀，这事可怎么办才好呢？你爸……你爸被抓了。”

“什么，您说什么？怎么回事？”

“你爸被抓了。哎哟，这可怎么办呀？天呐……已经过去三十来年了……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呀。”

“请您说得详细一点。父亲……走了？去哪里了？”

考虑到教务室里的其他老师也会听到，我在慌乱之中依然没有说出“被抓”两个字。而且，教务主任从刚才开始一直眨巴着那双小眼睛隔着镜片盯着我。

“难说，不是警察，而是情报部或是安全企划部之类的部门。已经进去好几天了，我今天才听说。现在真要完蛋了！你说，这事怎么办才好呀？”

“等一下，姑妈。我现在不方便细说。等一下再打电话吧。明白了吗？下午放学之后，我打给您。”

我说完之后，挂断了电话。

“是金老师的亲戚吗？刚开始说找金老师，说了一个别的名字，金什么来的。听起来有点儿慌张，您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是的。不过没有什么大事。”

我向教导主任搪塞过去后，回到自己的座位，扑通一下瘫坐下去。我摸索着香烟，沾满粉笔灰的指尖不知不觉地颤抖着。小时候，我很讨厌莫洙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有些怪异，邻居家的孩子们都喜欢以此取乐，还给我起了外号叫“木工”“米酒”[这几个词与“莫洙”发音近似。]什么的。不过，等到我年龄稍大了一些，得知父亲为什么为我取这个名字之后，才真正对此心生厌恶。我无法忍受父亲把自己失败过往的恐怖外壳罩在我身上。大二那年参军之前，我自己通过各种努力，经过烦琐棘手的行政手续，改了名字。

检察官问道。

“过往……您是指哪种过往？”

“你父亲过去曾经加入南劳党[南劳党：南朝鲜劳动党的简称。]，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些应该了解吧？”

果然是这类话题。我极力保持高度警觉。

“知道得不多，只了解个大概。六二五战争[六二五战争：指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的“朝鲜战争”。]前后，父亲因此有过一段牢狱生活，出来之后也……”

我故意说了一些提问之外的内容。

“知道得不少呀。不过，金先生对父亲的这种过往或者思想有什么看法呢？”

检察官直视着我说道。我干咽下一口唾沫。

“停战之后，我在这边出生，是接受了彻底反共教育的一代。如果现在必须在南北两种体制中二选一的话，尽管不会发生这种事，不过我是说如果，我当然只会选南部。因为我的精神与思考方式、生活习惯……我人生的所有根基都是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实际上是一名对孩子们进行反共教育的教师。”

我感觉后背直淌冷汗。不知道检察官对我的回答是否满意。检察官依然面无表情。我感到一阵口干舌燥，抬头望着检察官。

“不过……我父亲到底因为什么嫌疑被抓捕呢？”

检察官翻看文件的手停了下来。

“你还不知道吗？”

“是的。昨天打电话的那位只说违反了保安法，具体情况让见面再谈。”

书记员正在写着什么，微微抬起头看着我。昨天往学校打电话的男人的语气相当生硬，威胁性十足，我猜正是这个书记员。检察官沉默着看了我一会儿，言简意赅地开口说道：

“间谍罪。”

我突然无言以对。检察官依然面无表情，视线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以防错过我对这句话的反应。

“那……那么……是说我父亲是间谍吗？”

“你父亲，因接受北部傀儡集团的对南操控指令，从事地下活动的固定间谍[在固定地区永久进行活动的间谍。]嫌疑被捕。”

检察官的语气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我却依然不由得怀疑自己的耳朵。第一次听姑妈说起父亲被捕的消息时，我凭直觉判断可能与父亲的过往有关。不过，我想不出父亲具体能有什么违法行为，只猜测可能是在某个小酒馆喝醉后胡乱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或者因为过去的事情重新接受调查罢了。说不定我也暗自认为，父亲总有一天会因为过去的不良思想与行动突然被捕或者接受为期几天的调查。可是，间谍罪？我和这片土地上出生并接受教育的其他人一样，从小在教室和路边的标语中以及报纸上见到过无数次这样的表达，却从未想过会和我有什么直接关联。直到此刻，我依然感觉不太真实。报纸的社会版面醒目地刊载着“间谍集团一网打尽”的标题，还刊有画着各种箭头的图表、随机数表与无线电等证物照片，以及父亲那张憔悴的脸，只是想想就觉得很恐怖。我艰难地开口回答道：

“那……那绝对……不可能。”

“你凭什么说为父亲绝对不会做那种事？”

检察官倚靠在旋转椅高高的靠背上，透过眼镜仔细观察着我。

“尽管……过去有过左翼思想，但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而且，父亲绝对不是能够做出那种事的人。”

“是吗？那么，金先生认为谁能做那种事呢？”

“这个嘛……性格不够毒辣凶狠，是做不出那种事的。父亲的意志不够坚定……生活上也几乎是个废人。认识父亲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想起去年寒假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时的样子。时隔几个月，我去了钟岩洞山坡上的单间出租屋，父亲当时正蜷缩着身子蹲在厨房门前的水龙头下搓洗内衣。我去年夏天在江原道的乡村中学找到工作，便立刻离开了首尔，留下妹妹晓善独自在兔子窝一般的单间出租屋里服侍着父亲。不过，从去年秋天开始，由于妹妹被警察通缉，不能回家，父亲身边连个帮忙做饭、洗衣服的人都没有了。我每个月给房东一笔钱，委托他们帮忙操持父亲的伙食与换洗衣物，但很难期待他们会好好照料父亲。家里没有了妹妹，简直成了一间乱糟糟的废屋。被子总是平铺着，衣服四处乱丢，墙角的空烧酒瓶滚来滚去。昏暗肮脏的房间里，父亲像是一头踩踏着自己的粪便生活的老牲口。房间里散发着一股恶臭，像是什么东西正在严重腐烂。我知道那是父亲的气味，正在腐烂的是父亲。

“金先生，你刚才说你的小名叫莫洙对吧？”

检察官说道。

“金学圭，也就是你父亲，在接受调查时主动交代，为了证明自己的理念很透彻，根据马克思[“莫洙”的韩文发音Maksud与“马克思”的英文发音Marx类似。]的名字为儿子取了名。”

“我也知道这一点……不过，那只是他年轻时的白日梦罢了。”

“梦？”

“算是对自己失败人生的一种补偿心理。这种即兴、浮夸的东西，反倒证明他不适合间谍这种可怕的工作吧？”

“金先生，”检察官嘴角泛起诡异的笑，“你对父亲的分析相当冷静啊！”

“说起来虽然很丢脸……我从小从未尊敬过父亲。父亲从未展现过一个家长的权威与能力，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副完全无能的糟糕模样。”

我的脸热辣辣的。我感到羞辱难堪，同时感受到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愤怒。我知道自己陷入了一种悲惨的境地，为了证明父亲不是间谍，我只能在检察官面前亲口说出父亲的全部缺陷。

“总之，不论事实与否，调查之后就知道了。不过，金先生先见父亲一面，怎么样？我给你特批一个探视机会。”

我呆呆地看着检察官。

“其实我特意请金先生来，也是为了让你跟父亲见面。你父亲已经移送关押，在拘留所里，不允许普通探视。不过，我可以为你和父亲安排一次特别会面。”

“谢……谢谢！可是……”

“可是，我为什么特意安排这种特殊会面？你似乎对此感到很意外。”

检察官开始简单介绍父亲这次的相关事件。最近，对共机构揪出了北部傀儡集团的对南间谍组织网，并将其一网打尽。这次的间谍集团是过去参加过南劳党与游击队的残余势力，大部分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为了赤化统一，把老弱病残也利用到间谍组织，这种不择手段的做法，再次证明了北部傀儡集团的恶毒性。他们从十几年前开始接受指令并收集重要情报，拘捕时的随机数表、活动经费、短波无线电等各种确凿的证物已被全部没收。

“可是……”

检察官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问题就出在金学圭这里。其他人都有犯罪事实成立的确切证据，这人却有点儿模棱两可。”

“模棱两可，具体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没有明确的证据。组织这次怀疑他还与过去南劳党的一些地方组织网保持来往，或者说他至今仍与一些负责人关系密切，只是没有物证。而且，其他参与者都表示与金学圭没有关系。”

“如此说来，父亲应该是无罪的啊！”

“可是，问题不在这里。金学圭本人极力主张自己也参与了。”

“怎……怎么可能？”

“在侦查机构刚抓捕你父亲时，我认为有一个重要信息值得参考。他本人刚开始似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虽然我无法为你详细说明搜查过程……总之，你父亲在接受搜查的过程中大概了解了事件全貌之后，突然开始主张自己也参与了。他坚决表示自己是间谍，让我们抓捕他。”

简直难以置信。按照检察官所说，父亲自称是间谍，这怎么可能呢？我头昏脑涨地望着检察官。

“我虽然不懂法律，不过假如唯一的证据只有父亲自称间谍，是无法定罪的吧？”

“对共关系上并非一定如此。‘我是共产主义者’，说出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罪。而且，不是间谍的人自称间谍，简直难以想象！除非说话的人疯了。总之，金先生，你明白我为什么特意安排你与父亲会面了吗？”

所以，检察官的意思是让我亲自听父亲讲。检察官似乎觉得，父亲为什么主张毫无证据的间谍行为，至少在儿子面前可能会吐露真相。

“谢……谢谢。很显然哪里搞错了。正如我刚才所说，父亲绝对不是会做出那种事的人。”

“这个嘛，要继续调查才会知道。没必要谢我。我只想了解真相。”

“什么时候可以探视？”

“明天上午。早上九点之前到这儿，和我一起去拘留所。”

我离开了检察官的房间，走出检察厅的大楼。可能是因为消除了令人窒息的紧张感，突然有种眩晕笼罩全身。时值二月下旬，外面下着迟来的雨夹雪。我站在原地，茫然地看着四处飞舞的雪花。

“莫洙呀，我在这里，这里。”

警卫室旁边有一个人挥着胳膊大喊。我这才想起自己曾经告诉姑妈在检察厅门前的茶房等我。不知道雪已经下了多久，姑妈的肩膀湿漉漉的，脸也冻得发紫。

“在茶房等多好，怎么出来了？”

“心里太着急，怎么坐得住呢？你受累了，先赶快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姑妈激动地说道。她像是正在被人追踪一样，不断地四下打量，紧紧拽着我的胳膊。我看到姑妈的这种激动与不安，心头莫名涌起一股怒火。

“怕什么？又不会被抓走。我们犯了什么罪吗？”

“为什么没有罪？赖活着就是吃苦受罪。”

我几乎没有什么近亲，只有一个姑妈。姑妈是一个顽强的女人，年轻时裹着不成样子的男装在集市谋生，几乎没有什么活是她没做过的，就这样辛苦拉扯大了没有父亲的三个孩子。现在，她只是一个藏不住衰老与疾病的憔悴老人罢了。我们去了路边的中餐馆二层。中餐馆大厅中央生着一个煤炉，却依然冷飕飕的。姑妈避开围坐在煤炉边的众人，把我拉到角落的座位。

“怎么办？检察官说啥了？你爸到底因为啥罪被抓呀？”

姑妈忙着落座，着急地问我。她极力压低声音，生怕有人听见，同时不断地打量着四周。我大概转述了检察官的话，刚说出“间谍”二字，姑妈立刻满脸煞白。

“怎么会有这种事？哎哟，真是令人心惊肉跳。你爸可能是鬼上身了！”

“还不至于绝望。在我看来，检察官也在尽力好好处理……总之，明天见到父亲，打听一下情况再说。”

“行。不管怎样，你好好哄着你爸。他但凡有点心，能做出那种毁掉子女前途的事情吗？莫洙，我只相信你。”

“姑妈，现在别叫我莫洙了。您也知道我改名了。”

“对呢。英……英真。每天叫惯了，不好改口。不过，你真有闲心。现在这种情况，还计较什么名字。”

姑妈紧紧攥着手帕，擦拭着眼眶。姑妈的眼睛里不知不觉已经布满血丝。

“你爸真是命苦，不幸啊！年轻时参加什么左翼，结果什么也没做成，还被关进了监狱。三十年来，背负这个罪名，受尽冷眼。本以为等到你们长大之后，他会有所悔悟……七十岁的老人了，孤苦伶仃，都没个人帮忙做饭。假如夜里来不及喊出声就被人抓走了，有谁知道呢？躺在那里断了气，又有谁知道呢？”

姑妈的话语中夹杂着平时对我的埋怨与不满。其实，对姑妈来说，我算是一个丢下父亲不管不顾的狠心侄子。半个月之前，她告诉我父亲的消息时，本以为我会立刻返回首尔，我却没有回来。

“做人怎么能心肠这么硬呢？”

姑妈之后又来了几次电话，叫我回首尔，我却总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推迟，姑妈于是直接表达了对我的不满。

“不管是好是坏，他都是你爸。就算是邻居家老头，也不能这样装作不知道吧？生养你的父亲被抓进去几天了，也不知是死是活，你却毫不关心。要是晓善，肯定不会这样，她比你心肠好，又孝顺。就算是个禽兽，也都认得自己的父母子女，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然而，事实并非姑妈所说的那样，我当然没有完全摆脱之前因父亲的问题所产生的不安与恐惧。其实，说不定反倒是我自己培养了那种恐惧。当我独自在出租屋里读书，聆听着黑夜里笼罩四周的寂静的时候，经常会突然陷入一种难以忍受的担忧与绝望。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我在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破落小村庄里过得安稳而平静。那里风大，沙尘飞扬，开垦山坡才勉强可以种点大蒜与辣椒。那里真的是沙尘肆虐。我的牙刷挂在出租屋的厨房里，总是落满尘土，每天早晨刷牙之前要冲洗好多次。上课时望向教室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从远处河沟随风席卷而来的沙尘暴。沙尘暴瞬间吞没了操场，我下课之后回到教务室，需要先用手掌抹掉书桌上覆盖的沙粒。教务室里有一个锯末炉，白铁皮圆筒从底部戳了很多小孔，锯末像沙漏一样一点一点松软地塌陷下去。我总是在那些窟窿里点烟，吸上一口之后，舌尖上必定会黏糊糊地萦绕着一股锯末味。我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没有什么特殊的使命感。对顽皮的乡村小孩们的功课，我只是一种半死心的状态，面色黝黑的农民居多的当地人也把我当成了周围单调风景的一部分。我喜欢的只是那里的单调与安宁——白色灰尘不知不觉间堆积，锯末在烟筒炉里像沙漏一样无声掉落。我别无所求，只希望没有人打搅我这一潭死水般的生活。我的出租屋有一个破得不能再破的旧式茅房，算是贫困农民家庭的常用样式。茅房的石棉屋顶几近坍塌，低得让人伸不直腰，我只能像个女人那样蹲着撒尿，每次都有种被阉割似的自虐快感。不过，这又算什么呢？那里与一切绝缘，远离了首尔的繁杂与喧哗，以及再也不愿回忆起的痛苦过往，最重要的是远离了父亲。

“总之，姑妈别太担心。不会有事，很快就会放出来的。请相信我，放心吧。”

“难说，要真是那样就好了。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这算什么报应呀？本来就一直放不下心，怕被翻旧账，果然遇上这种事……”

姑妈终于在餐馆一角低声哭了起来。

“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从中餐馆出来，与姑妈分别之后，她嘶哑的嗓音依然在耳边挥散不去。这句话里蕴含着姑妈历时三十多年都难以摆脱的恐惧与无法抹去的伤痕。姑妈坚信，父亲的这桩案件与三十多年前的过往密切相关。三十多年前，姑妈无奈与丈夫生离死别。六二五战争之后，当局下达了一网打尽检举令，姑父突然销声匿迹，至今生死未知。而在这片土地上与她相依为命的哥哥，三十多年来也一直背负着罪名生活。

过去那些我和家人每天生活得提心吊胆，艰难地维持着生计。催债、不断减少的粮食、房租、学费……明天永远都是绝望，但这种绝望又被侥幸地推迟到第二天。然而，父亲对这种生活的所有痛苦表现得漠不关心，包括父亲在内的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只能全部落到母亲的肩上。不过，母亲在父亲面前绝对不会提起钱的问题。如果哪次在父亲面前不经意地表示出对钱的担忧，父亲便会突然大发雷霆，发疯一般大喊：

“钱！钱！钱！别跟我提钱！钱算什么！我搞不懂。我不做金钱的奴隶！门儿都没有！我金学圭宁愿死，也绝对不会为钱而活！”

如果他不想成为金钱的奴隶，就会有人为了他被迫成为金钱的奴隶，他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真是令人费解。而那个人，就是不幸的母亲。父亲不负责任地带到这个世界的子女，也同样跌落至残酷的人生谷底，不得不成为金钱的奴隶。懂事之后，我才知道父亲以前信仰共产主义思想，参与过左翼运动，有过三年半的牢狱生活。不过，不论那种信念是什么，我都无法理解父亲那种人怎么能够曾经为之献身。同时，父亲极其鄙夷当今社会的制度与规则。我打算考大学时，父亲也暴怒地提出反对，令人难以理解。

“我想上大学学习文学。”

父亲问我上大学到底想干什么，我如此回答。父亲突然大喊起来。

“文学？你小子，文学一定要读大学才能学吗？去大学那种地方，书本里学的文学算什么文学？吃饱了撑的，才去胡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工厂里、工地上，在生活第一线流汗，才是真正的文学！连高尔基也是在餐馆里一边刷盘子一边写作。近来的什么作家、教授，连高尔基脚上的泥垢都不如，谈什么文学，谈什么艺术！你小子，—天连顿饱饭都吃不上，不想着谋生活，上什么大学呢？你那种腐朽的思考方式，能做成什么事？你这疯子，死了算了！”

我那时并不知道谁是高尔基，也对此不感兴趣。可是从父亲这种人嘴里说出“生活第一线”“谋生活”这样的话，我觉得十分可笑。我当然明白，以我们当时的家境上大学是一种奢侈。我无法轻言放弃，是因为母亲。从小时候起，母亲便如口头禅一般教导着我：

“洙啊，我希望你长大了可以当老师。不盼着你做生意赚大钱，也不指望你出人头地，就踏踏实实地当个老师吧！虽然不能赚大钱，也不能出人头地，老师却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一定记住我的话。”

母亲以为，不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个社会中误入歧途的最安全的一条路就是当老师。由于父亲在这个社会中被视为一个“禁治产者”[禁治产者：在家庭法院中被判定为失去自理能力的状态，因而不具备管理、处置自身财产的人。]我们因此承受痛苦、贫困与威胁，这是母亲按照自己的方式所领悟到的生存智慧与最后的希望。成为公务员可能是最忠诚地服从这个社会的方式，不过以母亲的经验，她或许以为，公务员非但不安全，反倒会很危险。我最终遵从母亲的意思，上了师范大学。文学之梦至今未能实现，其实也无所谓。我小时候喜欢写作，只是因为那是逃离痛苦现实的手段罢了。我至今在无名的乡村中学当老师，已经足以逃离现实。母亲如此渴望我当老师，却在我刚上大学的那年春天便离开了人世。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想起了自己离开的小山村，回忆起了早晨坐大巴离开小镇公路时的熟悉风景——生锈的铁皮屋顶磨坊建筑、石灰脱落的破旧办事处、木材加工厂院子里堆积的红色锯末堆——被萧瑟飞散的雨夹雪淹没逐渐冻住的样子。我待在那里的时候，曾感觉首尔不现实，如今那里则变成了渺茫的远方与回不去的非现实。我依然被封锁在过去的痛苦现实中。我想起了几个月以来不知身在何处、至今杳无音信的妹妹。使我难以入睡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对母亲的回忆。母亲被肠胃病折磨了十几年。每次复发，她就会扯着衣襟，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而，母亲从未去过医院，从来没有好好吃过一服药，每天数次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母亲只服用过小苏打。那烈性的小苏打不知道产生了什么化学反应，可以暂时缓解胃溃疡的疼痛，起到了临时镇痛的作用。疼痛发作时，母亲便打开铁罐的盖子，往嘴里送一勺小苏打。母亲紧闭双眼吞下味道苦涩的小苏打时皱起的脸与打开小苏打硬邦邦的铁盖时的声音，我至今记忆犹新。

母亲离开人世，也是因为肠胃病。在医院，医生看着X光照片，表示已经错过了治疗期。本来只是胃溃疡，拖延太久发展成胃癌，活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母亲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之后离世。母亲与恐怖的痛苦决一死战的最后两个月，父亲却每天醉酒。他像是一个根本没打算正常起来的人，哪怕只是一瞬间。烂醉如泥的父亲在狭窄的房间一角倒头大睡。我闻着父亲身上散发的酒气，听着母亲不断加快的呻吟，彻夜咬紧牙关，几千次告诉自己，绝对不会原谅父亲。

门开了，狱警和一个犯人一起走了进来。我差点没认出来那就是父亲。他穿着略微松垮的不合身的蓝色囚服，戴着手铐的两只手并在身前，这个憔悴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简直令人难以置信。32号，是父亲左胸口的犯人编号。他几乎是被狱警强推到了桌前，这才看到了我，吓了一激灵，僵住的面庞抽搐了半天。“你，你怎么来了？”检察官指示狱警为父亲解开手铐。手铐解开之后，父亲坐在了椅子上。

“身体还好吗？”

我勉强问了一句。

“嗯……还好。”

父亲简短地答道。我不知道如何将对话进行下去。父亲两颊深陷，未经打理的花白胡须让整张脸看起来更加憔悴而衰老。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父亲的态度。父亲显得沉着而且理直气壮，与那身丑陋的囚服很不相称。父亲以前总是弯着腰，驼着背，现在却像是故意似的挺胸抬头，坐得笔直。我莫名地感觉到父亲这种不同以往的姿态十分可怜，像极了拙劣的表演。

“金学圭先生，儿子很担心你。你年纪大了，现在也该为孩子考虑一下了。怎么能这样让孩子们担心呢？”

检察官打破了沉默。他嗓音柔和，像是责怪小孩子一般，语气中却也丝毫没有隐藏平常处理嫌犯时的威慑感。检察官说了一句“请狱警当作没看见吧”，然后递给父亲一支烟。他向狱警寻求通融，一方面是为了尊重他们的规则与职责，另一方面也像是有意对嫌犯表示出一定程度的亲切与善心。不过，父亲接过烟叼在嘴上，并未表示任何谢意。

“我特意把你儿子叫来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想说什么就直说吧！就算是对我们不能说的，对儿子应该可以说吧？”

然而，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沉重憋闷的沉默中吐着烟圈。

“父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先开口问道。父亲这才缓缓把视线转向我。

“就那样。”

仅此而已。我无言以对，同时感觉到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情绪涌上来。

“据说您有间谍嫌疑，我觉得应该是搞错了。如果您在接受调查时，因为某些迫不得已的原因才那样说，请如实告诉我。我认为父亲绝对不是那种人，这错得也太离谱了。”

“错什么错，一点错也没有。”

父亲以相同的语调说道。他的态度毫不动摇，甚至有点不知羞耻。

“那么您的意思是确定有过间谍行为？”

“有过。”

“检察官说没有证据。”

“怎么没有证据？一起被抓的人都是证据。”

“他们也已经证明了只有您没有参与。您为什么这么固执呢？”

“他们是故意的。我看起来有希望出去，能救一个是一个。”

我没话了。很显然，父亲变了。这种姿态很陌生，我从未见过父亲如此理直气壮且自信满满。父亲的语气与眼神，充满了自信，看起来像是一个准备承受所有痛苦的殉教者。然而，在我看来，这副模样十分愚蠢而可笑。我从座位上起身，走到父亲面前，握住父亲的双手。

“父亲，您到底为什么这么做？您现在也可以说自己是无罪的，检察官会妥善处理的。难道是因为对一起被捕的那些人的道义吗？或者您说说，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我紧握着父亲的手，几乎是在哀求，父亲却闭口不言。其他人，也就是检察官与书记员，还有狱警，像是冷静的看客一样望着我们。我们父子仿佛在他们的注视下扮演着一出惨不忍睹的喜剧，我难以忍受这种耻辱。

“你不懂。”

父亲终于开口了。

“不懂什么？”

“你不懂。”

我在那一瞬间突然站了起来，再也无法忍受苦苦压抑已久的内心涌起的冲动。

“我并不想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虽然不了解父亲怀有什么信念，不过那有什么了不起？至今让家人受苦受累已经够多了吧？我们现在又要受父亲牵连，承受痛苦吗？因为您那自以为是的思想与信念？母亲这一生是如何度过的，又是如何去世的，您该不会已经忘记了吧？那都是因为谁？晓善为什么要去工厂受罪，如今沦落到四处逃亡的境地？好，您现在打算让晓善再背负一个间谍女儿的罪名是吧？”

“对你们……我很对不起你们。”

“对不起？我不相信这句话。父亲从未考虑过家人。您才是真正的利己主义者。父亲所谓的信念，就像是飘浮在半空的海市蜃楼，与您的人生毫无关系。所以，您请便吧。服从那种信念与思想的安排吧！做个间谍也好，其他也罢！”

我的双腿颤抖不已，同时感到一阵晕眩，好像立刻就会晕倒。我更加难以忍受的是羞耻。真是出尽了洋相。穿着蓝色囚服的父亲坐在面前，我却只能表现出这副幼稚的样子，这种厌恶感使我恨不得立刻破门而逃。

“有个词叫作‘龙川白’。”

这时，父亲声音嘶哑地说道。

“可以指疯子，也可以用来称呼那些据说受到上天惩罚的麻风病人。总之，是那种与健全人或者普通人合不来，被世界抛弃的存在……”

父亲望向半空，自言自语般慢慢地继续说着。

“战争结束后，龙川白突然多了起来。龙川白在乡村、城市之间遭受着猪狗不如的待遇，于是经常结伙行动。我不明白为什么战争之后，龙川白突然变多了。不过，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其中也有自发成为龙川白的人。细算来，我也算其中一个……”

父亲稍微停顿了一下。父亲的视线依然望向虚空，有种不容侵犯的微妙感觉。越是这样，我越是有种莫名的焦躁。

“我们过去曾为革命抗争。”

父亲接着说道。

“后来战争爆发，党失败了，革命失败了，组织支离破碎。之后，人们都去哪儿了？做什么去了呢？参加游击队进行最后抗争的人都死光了？按照我们所信奉的理念，只要还没死，就要留在这里开始漫长的抗争，准备全新的革命。然而，我却未能那么做。在这里的体制下，也没能赚大钱，出人头地，连家庭的安乐也没能守护。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只能过着龙川白一般的生活。”

父亲停了下来，长叹了一口气。

“我现在还能活多久呢？虽然对不起你……我已经决定了，不要至死做一个龙川白。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父亲再也没有开口，房间内又陷入了沉重的静默。

“所以，所以……现在不想再当龙川白了吗？为了摆脱龙川白的生活，所以要触犯间谍罪吗？这是将您的过往人生一笔勾销的唯一方法吗？不过，这是什么意思呢？您这么做，过去的生活就会有所改变吗？这种做法很傻，是彻底的自我欺骗。在我看来，只是发疯罢了，又成了另一个龙川白。”

我精神恍惚地说完，突然双唇紧闭。难以置信的是，我居然看到父亲的脸颊湿润了。父亲依然望向半空，憔悴的脸上爬满了皱纹，无声地淌下泪水。我再也难以开口。不过，我知道自己嘶哑的嗓子眼里有一种难掩的哀伤。我仿佛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瘫坐在那里。

最终，直到我走出房间，父亲都没有再说一句话。检察官可能还有其他需要单独审讯的内容，让我先走。我只好独自走出拘留所。出门之前，我本可以再为父亲向检察官求一次情，却又打消了念头。我想，父亲就算承认了根本没有犯下的间谍罪，被判了刑，未必会比现在更加不幸。

我独自走向正门，突然转过身，久久望着一片暗灰色的高围墙、监视塔，以及后方簇拥着的仁王山的巨大岩石与散发着冰冷光芒的残雪等。我又走了几步，再次停下来。自言自语、牙齿缝发出的呻吟、喉咙里声嘶力竭的高喊，各种声音混杂着如怒吼的波涛般涌来。然而，那只是瞬间产生的一种幻听罢了。再回首时，那巨大的建筑物依然矗立在坟墓一般的寂静中。我缓缓走向远处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