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蒂华纳开车回来，觉得路太长，而且是全州少有的无聊路段。蒂华纳没什么，那边的人只要钱。小男孩儿羞答答地走到你的汽车边，用渴望的眼神看着你说：“老爷，一毛钱，拜托。”接下来就会向你推销他的姐姐或妹妹。蒂华纳州不等于墨西哥。没有一个边境城市只是边境城市而已，正如没有一处水滨只是水滨。圣地亚哥？世界少有的美丽港口，除了海军和几艘渔船什么都没有。晚上却是仙境。巨浪柔得像唱圣歌的老太太。可是马洛必须回家数汤匙。

北行的道路像水手歌一般单调。穿过城镇，下山坡，顺着海滩走，再穿过城镇，下山坡，顺着海滩走。

我回到家已是两点钟，他们坐在深色轿车里等我，车上没有警察标识，没有红灯，只有两条天线——天线不只警车有。我爬阶梯爬到一半，他们下车对我大吼，两个人照例穿着平常的制服，动作照例懒散，仿佛全世界都压低了嗓门静静等着他们吩咐。

“你叫马洛？我们要跟你谈谈。”

他向我亮了一下警徽。没看清是什么，若以为他是防疫人员也不为过。他是灰金发色的白人，看来很讨厌。另一位搭档个子高高的，俊美整洁，有一种考究的猥鄙相，像是受过教育的暴徒。他们的眼神充满守候、耐心和警觉、冷淡和不屑，警察才会有那种眼神。从警察学校毕业游行时就有了。

“我是格林警官，中央凶杀组的。这位是戴顿警探。”

我走上去，把门打开。你不会跟大都市的警察握手。那样太亲密了。

他们坐在客厅。我打开窗户。轻风徐来。说话的是格林。

“有个叫特里·伦诺克斯的人，你认识他吧，嗯？”

“我们偶尔会喝上一杯。他住在恩西诺，娶了有钱人。我没到过他住的地方。”

“偶尔？”格林说，“那是指多久一次？”

“那是含糊的说法。就是偶尔嘛。可能一星期一次，也可能两个月一次。”

“见过他妻子？”

“匆匆见过一次，在他们结婚以前。”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我由侧几上拿起一根烟斗，填上烟丝。格林身子向我这边倾。高个儿坐在后面，手拿圆珠笔和一本红边便条簿，等着记录。

“现在该我说‘到底出了什么事’，而你说‘由我们发问’了。”

“你只管回答。”

我点烟。烟草太湿。我花了一段时间才点燃，用掉三根火柴。

“我有时间，”格林说，“不过我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在附近等你。先生，赶快说。我们知道你是谁。你也知道我们不是闲着没事来培养食欲的。”

“我只是在思考，”我说，“我们以前常去维克托酒吧，不常到绿灯笼和野猫与熊，就是落日区尽头那家想装出英国客栈风味的——”

“别拖时间。”

“谁死了？”我问道。

戴顿警探开腔了，他的语气严厉、成熟，一副“别跟我耍花招”的派头。“马洛，只管回话。我们是在做例行调查。你不用知道太多。”

也许我又累又气吧。也许我有点儿愧疚。我甚至不认识这个人就可以讨厌他，只要隔着自助餐厅看他一眼，就恨不得踹他的大牙一脚。

“得了，小伙子。”我说，“把那一套留到少年署去用，连他们都会觉得可笑。”

格林咯咯笑了起来。戴顿脸上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变化，但他好像突然老了一倍，猥鄙了两倍，鼻孔吐出的气轻轻作响。

格林说：“他已通过律师考试。你不能跟戴顿胡扯。”

我慢慢站起来，走到书架前，取下加州刑法的装订本，递给戴顿。

“麻烦你找出我必须回答这些问题的条款给我看好吗？”

他静止不动。他想狠狠打我，我们俩都知道，但他在等时机。可见他不敢确定自己如果行为不检格林会不会支持他。

他说：“每个公民都必须跟警察合作。多方合作，甚至以实际的行动配合，尤其要回答警察认为有必要问的、不含歧视的问题。”他说这话的口气严厉、机警又流畅。

“会有那样的结果，”我说，“大部分是靠直接或间接的威吓达到的。法律上没有这种义务存在。谁也不必告诉警察任何事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

“噢，闭嘴。”格林不耐烦地说，“你在找退路，你自己也不知道。坐下。伦诺克斯的妻子被杀了。在恩西诺他们家的一栋客宅里。伦诺克斯逃了，反正是找不到人。所以说我们正在找凶杀案的嫌犯。你满意了吧？”

我把书扔进一张椅子，回到格林那张茶几对面的沙发上。“为什么来找我？”我问，“我从来没走进那栋房子。我告诉过你了。”

格林轻拍着大腿，手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他静静地对我咧着嘴笑。戴顿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眼神活像要吃掉我。

“因为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你的电话号码写在他房间的一本便条簿上。”格林说，“那是带日期的便条，昨天的已经撕掉，但今天那页看得出印痕。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的。我们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去、什么时候去的。可是我们必须要查，当然。”

“为什么在客宅里呢？”我问，没指望他回答，他竟答了。

他有点儿脸红，说：“她好像常常去那边。晚上。有客人。屋内有灯，用人隔着树影看得见。车子来了又走了，有时候很晚，非常非常晚。够了吧，嗯？不要骗自己。伦诺克斯是我们要抓的人。他在凌晨一点左右过去。总管刚好看见了。大约二十分钟后他一个人回来。然后什么事都没有，灯还亮着。今天早上遍寻不着伦诺克斯。总管走到客宅。小姐像美人鱼一样全身光溜溜躺在床上，告诉你，他认不出她的脸。她连脸都没有了。被人用一尊猴子雕像砸得血肉模糊。”

“特里·伦诺克斯不会干那种事。”我说，“没错，她背叛了他。都是陈年旧事了。他一向如此。他们离婚又再结合。我猜他不太愉快，但他怎么会到现在才为这种事发狂呢？”

“没有人知道答案。”格林耐心地说，“这种事随时都在发生。男人和女人都有。一个人忍耐忍耐忍耐，有一天忽然忍不下去了。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才突然发狂。反正他确实发狂了，而且有人翘了辫子。于是我们就有事做啦。于是我们来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别再胡扯了，否则我们把你抓进去。”

“他不会告诉你的，警官。”戴顿酸溜溜地说，“他读过那本法律书。念过法律书的人都差不多，以为法律就在书里面。”

“你做笔录，”格林说，“暂时别用脑筋。假如你真行，我们会让你在警察吸烟室唱《慈母颂》（《慈母颂》（Mother Machree）改编自爱尔兰同名诗歌，作者不详。顾名思义，这首歌曲歌颂了伟大的母爱。）。”

“去你的，警官，但愿我这句话没冒犯你的官阶。”

“你跟他打一架。”我对格林说，“他跌倒我会扶住他。”

戴顿小心翼翼地放下便条簿和圆珠笔。他双眼发亮站起身，走过来站在我前面。

“站起来，机灵小子。我上过大学，并不表示我会容忍你这种小虱子胡说八道。”

我站起身来，还没站稳，他就出手打我。他给我一记漂亮的左钩拳，没打中。铃声响了，可不是吃饭的铃声。我用力坐下，摇摇头。戴顿还在那儿。现在他笑眯眯的。

“我们再试一次。”他说，“刚才那回你还没准备好。不算真正就绪。”

我看看格林。他正俯视大拇指，好像在研究指甲上的肉刺。我不动也不说话，等他抬头。我若再站起来，戴顿会再打我。其实他不管怎么样都会再出手。但我若再站起身而他打了我，我会要他好看，刚才那一拳证明他是拳击手。他打在恰当的位置，但要打倒我需要好多好多拳。

格林似乎心不在焉地说：“老弟，干得好。你这么做，他求之不得。”

然后他抬头和和气气地说：“马洛，再问一次好做笔录。上回你见到特里·伦诺克斯在什么地方、怎么见的、谈了些什么，刚才你从什么地方来，说——还是不说？”

戴顿轻轻松松地站着，重心很稳。他眼中有柔和甜蜜的光辉。

“另外一个家伙呢？”我不理他，开口问道。

“什么另外一个家伙？”

“客房的床上。没穿衣服。你该不是说她到那边唱独角戏吧。”

“那个以后再说——等我们抓到她的丈夫以后。”

“好。等你有了替罪羊，抓他也不太麻烦的话。”

“你不说，我们会把你关进去的，马洛。”

“当做重要证人？”

“狗屁重要证人。当做嫌疑犯，有凶杀案从犯的嫌疑。帮助嫌犯逃走。我猜你把那家伙带到某一个地方去了。目前我只需要猜测。最近头儿很凶。他懂法律，但他有点心儿不在焉。这可能是你的不幸。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要你说出来。越难得到答案，我们越确定有必要。”

“对他来说全是废话。”戴顿说，“他懂法律。”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废话，”格林冷静地说，“可是挺管用。来吧，马洛，我正吹哨子叫你呢。”

“好吧，”我说，“吹呀。特里·伦诺克斯是我的朋友。我在他身上投入了相当的感情，不会因为警察吆喝几句就破坏掉。你有案子要告他，也许比你们说给我听的更明确。有动机、机会，加上他开溜的事实。动机是陈年旧事，早就淡化了，几乎是交易中的一部分。我不欣赏那种交易，但他就是那种人——有点儿软弱，非常温和。如果他知道她死了，自然知道你们一定会抓他，其他的毫无意义。如果举行审讯，他们要是传讯我，我会不得不回答这些问题。我用不着回答你们的问话。格林，我看得出你是好人。我也看得出你的搭档是一个他妈的有权力情绪、爱亮警徽的家伙。你如果希望我落入真正的困境，叫他再打我呀。我他妈的会把他那玩意儿打断。”

格林站起来，伤心地望着我。戴顿没有动，他是出一次手的凶汉。他必须休息一下，抚一抚背脊。

“我打个电话。”格林说，“但我知道答案是什么。你是只小病鸡，马洛。一只病得很重的小病鸡。滚开，别碍手碍脚。”最后一句话是对戴顿说的。戴顿转身走回去，拿起便条簿。

格林走到电话边，轻轻拿起来。为了这一趟冗长不讨好的苦差事，他的脸都起皱了。跟警察打交道的麻烦就在这里。你已打定主意要恨他们，却遇到一个对你讲人情味的，叫人不知怎么办才好。

组长吩咐把我逮进去，别跟我讲客气。

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没搜查我家，看来是他们疏忽了。也许他们觉得我经验老到，一定不会在家里留下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这一点他们错了。如果他们搜查，就会发现特里·伦诺克斯的汽车钥匙。等车子找到了——迟些会找到——他们把钥匙和汽车一核对，就知道他曾经跟我在一起。

结果证明这实在没有任何意义。警方永远找不到那辆车了。车子在半夜被偷走，可能被开到埃尔帕所，配上新钥匙和伪造的文件，最后在墨西哥城卖掉了。手续只是例行公事。钱大抵变成海洛因流回来。照流氓黑道的看法，这也是睦邻政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