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掏出我的财物清单副本交上去，照原件开了收据，然后将所有的东西放回口袋。有一个人懒懒散散地站在登记台那一端，我转身走开的时候，他站直跟我说话。这人身高约六英尺四英寸，瘦得像竹竿。

“要搭便车回家吗？”

在惨白的灯光下，他显得少年老成、疲惫又愤世嫉俗，但不像骗子。“多少钱？”

“免费。我是《新闻报》的朗尼·摩根。我下班了。”

“噢，跑警察局口的。”

“只有这个礼拜。平常我固定跑市议会。”我们走出大楼，在停车场找到他的车。我抬头看天空。有星星，但灯光太强了。这是个凉爽愉快的夜。我深呼吸，然后上了他的车。他开车离开那个地方。

“我住在很远的月桂谷。”我说，“随便哪儿让我下车都行。”

“他们送你来，”他说，“却不管你怎么回家。这个案子引起我的关切，有点儿反感。”

“看起来没什么案子了。”我说，“特里·伦诺克斯今天下午自杀了。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是这么说的。”

“太方便了。”朗尼·摩根盯着挡风玻璃前面说。他的汽车静静地驶过安静的街道。“可以帮助他们筑墙。”

“筑什么墙？”

“马洛，有人要在伦诺克斯案四周筑起一堵高墙。你脑筋好，看得出来吧？不会有预计该有的大场面。地方检察官今天晚上出城到华盛顿不知开什么会去了。遇到多年难得的大宣传机会，他却弃之而去，为什么？”

“问我也没用。我在冷宫里待了一阵子。”

“因为有人给了他足够的甜头呀。我不是指一沓钞票之类的赤裸裸的东西。有人答应给他某种对他来说很重要的好处，跟案情有关的人只有一个办得到。就是女方的父亲。”

我把头仰靠在汽车一角。“不太可能，”我说，“新闻界呢？哈伦·波特拥有几家报纸，可是竞争对手呢？”

他好玩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专心开车。“当过新闻人员吗？”

“没有。”

“报纸是有钱人拥有和发行的。富人都是一个鼻孔里出气。不错，有竞争——为发行量、消息来源、独家报道竞争得很厉害。在不损害业主的声望、特权和地位的情况下竞争。如果会损及业主，盖子马上就罩下来了。朋友，伦诺克斯案就罩了一个盖子。朋友，伦诺克斯案如果好好宣扬可以促销不少份报哩。这案子里样样齐全。侦讯可以招来全国的特案报道记者。可是不会有侦讯了。因为伦诺克斯在侦讯前就死了。我说过嘛——对哈伦·波特和他的家人来说——太方便了。”

我坐直起来，狠狠盯着他。

“你是说这里大有文章？”

他讽刺地撇撇嘴巴。“可能只是有人帮伦诺克斯自杀、拒捕之类。墨西哥警察最爱扣扳机。要不打个小赌？我敢说没有人算过弹孔。”

“我想你猜错了。”我说，“我很了解特里·伦诺克斯。他早就心灰意冷了。如果他们活捉他回来，他会顺他们的意思。他会承认杀人罪并请求减刑。”

朗尼·摩根摇摇头。我知道他要说什么，而他果然这么说了：“不可能。假如他开枪打她或者敲她的脑袋，也许还能减刑。但作案手法太凶残。她的脸被打得稀烂。最轻也会判二级谋杀，连这样都会闹得满城风雨。”

我说：“你说得可能没错。”

他又看看我，说：“你说你了解那家伙。那么你接受这个简单的答案吗？”

“我累了。今天晚上没心情思考。”

我们静默良久。后来朗尼·摩根说：“如果我不是卖文为生的新闻人员，而是真正的聪明人，我会说人可能不是他杀的。”

“不失为值得参考的意见。”

他塞一根烟到嘴里，在仪表板上划了一根火柴点上。他一路默默抽烟，瘦瘦的脸上眉头深锁。到了月桂谷，我告诉他在什么地方拐离大道，什么地方弯进我那条街。他的汽车吃力地爬坡，停在我家的红木台阶底下。

我下了车，说：“多谢你送我，摩根。要不要喝一杯？”

“希望改天能来。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已经独处了好长时间。他妈的太长了。”

“你有个好朋友要诀别。”他说，“你既然肯为他坐牢，他一定是你的好朋友。”

“谁说我为他坐牢？”

他微微一笑。“我不能在报上发表，并不表示我不知道，朋友。再见啦，改天再见。”

我关上车门，他转弯开下山坡。等他的尾灯消失在转角，我步上台阶，捡起报纸，走进空空的房间。我把所有的灯都点亮，所有的窗户都打开。屋里闷闷的。

我煮了咖啡喝，从咖啡罐里拿出五张百元大钞——钞票是卷紧由侧面塞进咖啡罐内的。我手里端着咖啡杯走来走去，打开电视又关掉，坐下，站起，又坐下。我翻阅堆在台阶上的报纸。伦诺克斯案起先登得很大，第二天早晨就变成二版的新闻了。报上有西尔维娅的照片，但没有特里的。有一张我的快照。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照过这么一张。“洛杉矶私人侦探被拘留审问”。报上登了恩西诺镇伦诺克斯家的大照片。房子属于仿英国式，有一大片斜屋顶，洗窗户大概要花一百块钱。房屋坐落在两英亩地基上的一个小山头上，两英亩在洛杉矶地区算是相当大的庄园了。还有一张客宅的照片，是主建筑的缩小版，夹在树影中。两张照片显然都是远距离拍摄，然后放大裁剪而来的。所谓“死亡之室”则没有照片。

这些东西我在牢里都看过，但我阅读内容，用不同的眼光再看一遍。我没看出什么，只知道一个漂亮的富家女被杀，新闻界彻底被排除在外。原来他们家的影响力很早就发挥作用了。跑犯罪新闻的记者一定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有道理。假如妻子被杀的那天晚上特里在帕萨迪纳跟岳父谈过话，那警方接到通知前，屋里屋外早就有十几个守卫挡驾了。

可是有一件事不合情理——她被揍成那样子。谁也不能叫我相信特里干过这种事。

我把灯关掉，坐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边。外面的灌木丛中，一只知更鸟唧唧喳喳，顾影自怜，还不肯安歇。我的脖子痒，所以我刮了胡子，淋浴后上床，仰卧着静听，仿佛远处黑暗中有一个安详、耐心的嗓音娓娓澄清着这一段故事。可是我听不见，我知道以后也不会听见的。没有人会向我说明伦诺克斯案。用不着说明。凶手自白了，而且已经死了。连庭审都不会有。

《新闻报》的朗尼·摩根说得不错——太方便了。如果是特里·伦诺克斯杀了他妻子，那就好。用不着审问他，提起种种不愉快的细节。如果不是他杀的，那也不错。死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替罪羊。他永远不会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