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又刮了一次胡子，穿上衣服，跟平常一样开车进城，在老地方停车，如果说停车场服务员凑巧知道我是重要的公众人物，那他掩饰得很好，完全没显露出来。我上楼顺着长廊走，拿出钥匙开办公室的门。一个黝黑斯文的男人盯着我瞧。

“马洛先生吗？”

“怎么？”

“别走远，”他说，“有人要见你。”他本来贴墙站，现在离开墙边，有气无力地走开了。

我走进办公室，拿起邮件。桌上邮件更多，是夜间清洁女工放的。我先开窗，然后撕开信封，把不要的丢掉——结果全扔了。我打开另一道门的蜂声电铃，把烟丝填进烟斗点燃，就坐在那儿静候人家来喊救命。

我超然地思索特里·伦诺克斯的一切。他已经退入远处，白发、疤面、软弱的吸引力以及古怪的自尊都已远了。我不评判或分析他怎么受的伤、怎么会恰好娶了西尔维娅这种妻子。他就像你在船上认识的人，彼此很熟，其实一点儿都不了解。他走得也像那种人，在码头道别：“老朋友，我们要常联络啊。”明知道你不会他也不会主动联络。你可能永远不会跟这家伙重逢了。就算再见，他也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人，又一个特等车厢里的扶轮社（扶轮社现名国际扶轮（Rotary International），为国际性民间社团，创建于1905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社团组织。）社员。生意好吧？噢，不太坏。你气色不错嘛。你不也一样？我体重增加太多了。我们不都一样吗？记不记得“弗兰科尼亚”号（或其他别的）之旅？噢，当然，那次旅行太棒了，不是吗？

去他的太棒。你烦得要命。你跟那家伙讲话，只因为附近没有你感兴趣的人。也许特里·伦诺克斯和我也是这样。不，不见得。我拥有他的一部分。我曾在他身上投入时间和金钱，在牢里关了三天，更别提下巴挨了一掌，每次吞东西还会痛。现在他死了，我甚至不能把五百块钱还给他。这叫我很不愉快。令人不悦的永远是小事。

门铃和电话铃同时响起。我先接电话，因为门铃只是代表有人走进我的袖珍会客室。

“马洛先生吗？恩迪科特先生打来的。请等一下。”

他来到线上说：“我是休厄尔·恩迪科特。”仿佛他不知道他的混蛋秘书已经跟我报过他的名字。

“早安，恩迪科特。”

“很高兴他们放你出来。你不做任何抵抗也许是正确的办法。”

“不是什么办法，只是倔犟罢了。”

“我想你可能不会再听到这个案子了。万一听到而且需要人帮忙，给我个信儿。”

“怎么会？那个人死了。他们要费尽心机证明他曾接近我。还得证明我知情。然后他们得证明他犯了罪或者是逃犯。”

他干咳一两声，小心翼翼地说：“也许你没听说他留下一份完整的自白。”

“我听说了，恩迪科特先生。我是在跟律师讲话呢。如果我说那份自白的真实性和精确性还有待证明，算不算离谱？”

“我恐怕没时间讨论法律问题。”他高声说，“我要飞往墨西哥去执行一项相当不愉快的任务。你大概猜得出是什么吧？”

“嗬。要看你代表什么人了。记住，你没告诉我。”

“我记得很清楚。好啦，再见，马洛。我说要帮你，原意未变。但我也给你一点儿小建议。别太自信你是清白的。你干的是很容易受攻击的行业。”

他挂断了。我小心地把电话放回去，手搁在电话上瞪眼坐了一会儿。然后我扫掉脸上的不豫之色，走过去打开会客室的门。

有一个人坐在窗口翻杂志。他穿一套蓝灰色的西装，上面有几乎看不见的浅蓝格子；双脚交叉，穿一双黑色软鹿皮系带鞋，这种鞋子有两个气孔，几乎像休闲鞋一样舒服，不会一走路就弄坏袜子。他的白手帕叠得方方正正，后面露出一截太阳镜。他的头发浓黑，像波浪一样卷卷的，肤色晒成深棕色。他抬起一双小鸟般明亮的眼睛，络腮胡下露出笑容。领带呈深栗色，在雪白的衬衫上结成尖尖的蝴蝶结。

他把杂志推开说：“这些烂刊物专登这些垃圾。我正在看一篇有关卡斯特罗的报道。得了，他们对卡斯特罗不会比我对古代特洛伊城的海伦更了解。”

“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

他不慌不忙地打量我，说：“骑红色大踏板车的泰山（这句话意指马洛是走错了时空的英雄。）。”

“什么？”

“你呀，马洛。骑红色大踏板车的泰山。他们对你动粗了？”

“零零星星的。关你什么事？”

“奥尔布莱特跟格里戈里厄斯谈过以后还打你？”

“没有。在那之后没有。”

他点点头。“你居然大胆到要奥尔布莱特对那傻蛋开火。”

“我问你关你什么事。对了，我不认识奥尔布莱特局长，没要求他做什么。他为什么要替我出头？”

他气冲冲地瞪着我，慢慢站起身，像美洲豹一般优雅。他走到房间另一头，探头看我的办公室，回头看我一眼，就走进去了。他是那种走到哪儿都以主人自居的家伙。我跟进去，关上门。他站在桌边四处张望，很好玩似的。

“你真业余，”他说，“太业余了。”

我走到书桌后面等着。

“你一个月赚多少，马洛？”

我没答理他，点着我的烟斗。

“最多不超过七百五十块钱。”他说。

我把烧过的火柴扔进烟灰缸，吐出烟雾。

“你是胆小鬼，马洛。你是个花生仁儿大的骗子。你小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见。”

我根本没说话。

“你的感情太廉价了。你从头到脚都廉价。你跟一个家伙交友，一起喝几杯酒，插科打诨了几句，他身无分文的时候你塞了一点儿钱给他，你就死心塌地信了他了。就像小学生读《弗兰克·梅里维尔》（《弗兰克·梅里维尔》（Frank Merriwell），自1896年起出版。主人公弗兰克·梅里维尔是一位虚构的文武双全的街头英雄。）一样。你没有胆子，没有脑筋，没有人脉，没有见解，于是你摆出一种冒充的姿态，指望人家会为你哭。骑红色大踏板车的泰山。”他露出不耐烦的笑容，“在我的账册里，你一分不值。”

他从书桌对面探身用手背拍我的脸，漫不经心，充满轻蔑，但无意伤害我。他脸上一直挂着笑容。看我一动也不动，他慢慢坐下来，一只手肘支在桌上，用褐色的手掌托着下巴。小鸟一样亮的眼睛盯着我瞧，除了发亮，里面什么都没有。

“知道我是谁了吧，便宜货？”

“你叫梅嫩德斯。小伙子们叫你曼迪。你在日落大道那一带活动。”

“是吗？我怎么飞黄腾达的？”

“我不知道。你大概是在墨西哥妓院拉皮条起家的。”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金烟盒，用金质打火机点了一根棕色的香烟，吐出辛辣的烟圈，点点头，把金烟盒子放在桌上，用指尖抚摸盒身。

“马洛，我是大坏蛋。我赚了很多钱。我必须多赚点儿来压榨我必须压榨的人，以便赚更多钱来压榨我必须压榨的人。我在贝尔城有一间价值九万美元的住宅，整修花的钱已经超过这个数字。我在东部有个浅金头发的迷人老婆和两个上私立学校的孩子。我老婆收藏的宝石价值十五万块钱，皮草和衣服值七万五千块钱。我有一个总管、两个女佣、一个厨师、一个司机，跟在我后面的猴崽子还不算。我走到哪儿都是社交宠儿。什么都是用最好的，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最好的旅馆套房。我在佛罗里达有一栋住宅和一艘五名船员的海上游艇。我有一辆宾利、两辆凯迪拉克、一辆克莱斯勒旅行车，还给我儿子买了一辆MG（MG是创建于1924年的英国老牌汽车品牌。）。再过两年我女儿会有一辆。你有什么？”

我说：“不多。今年我有一栋房子住——我一个人独享。”

“没有女人？”

“就我一个。此外还有你现在看到的设备，银行有一千两百块钱存款，还有几千块钱债券。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答了吗？”

“你接一个案子最多赚过多少？”

“八百五十块。”

“老天，人力多便宜呀！”

“别再表演了，说说你的来意。”

他按熄抽了一半的香烟，立刻再点上一根，人在椅子上往后仰，嘴唇向我抿了抿。

他说：“我们三个人在同一个散兵坑里吃喝过。天冷得像地狱，到处是雪。我们吃罐头食品。冷食。附近有炮轰，迫击炮的炮火更猛。我们全身发青；我是说真的发青——兰迪·斯塔尔、我和特里·伦诺克斯。一颗迫击炮弹扑通一声落在我们中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炸开。那些德国佬花招很多。他们有一种古怪的幽默感。有时候你以为不会爆炸的哑弹，三秒钟后就爆了。特里抓着它，兰迪和我甚至还没拔脚，他已飞快冲出散兵坑。老兄，我是说真的，飞快飞快，像一个很好的控球员。他朝下扑倒在地，把炮弹甩开，结果炮弹在空中炸了。大部分在他头顶上空爆了，但有一块击中他的脸颊。这时候德国佬发动攻击，等我们恢复知觉，我们已经不在那儿了。”

梅嫩德斯停下来，黑眼珠亮晶晶地盯着我。

“谢谢你告诉我。”我说。

“马洛，你经得住戏弄。你还不错。兰迪和我讨论过，我们确定特里·伦诺克斯的遭遇会把任何人的脑筋搞昏掉。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以为他死了，但他没死。德国佬俘虏了他。他们严刑逼供一年半左右，颇有成效，却把他伤得太厉害了。我们花了不少钱调查真相，花了不少钱找他。可是战后我们在黑市赚了很多钱，我们出得起。特里救了我们一命，结果换得半张新脸、满头白发和严重的神经过敏。他在东部染上酒瘾，到处被搜捕，可以说完蛋了。他有心事，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后来他竟娶了这个富家女，一步登天。他跟她离婚，再酗酒，再度娶她，现在她竟死了。我和兰迪没能为他出半点儿力。除了拉斯维加斯那份短暂的工作，他不让我们帮忙。然后他死了，没跟我们道别，没给我们机会报答他。我本来可以很快把他弄出国，比老千出千还快。他却来向你哭诉。我心里很不痛快。一个便宜货，一个让警察作威作福的家伙。”

“警察可以对任何人作威作福，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歇手呀。”梅嫩德斯简短地说。

“歇什么手？”

“不要想靠伦诺克斯案赚钱或出名啊。已经结案了，完了。特里已死，我们不希望别人再来打扰他。他吃了太多苦头。”

“多愁善感的流氓。”我说，“笑死我了。”

“留点儿口德，便宜货。留点儿口德。曼迪·梅嫩德斯不跟人家争辩，只下命令。另外找一条路赚钱。懂了没？”

他站起来。访问结束了。他拿起手套——是雪白的猪皮制品，看起来好像没戴过。梅嫩德斯先生，服装考究，但是骨子里很粗暴。

“我没打算出名，”我说，“也没有人说过要给我什么钱。他们为什么给我，目的何在？”

“别骗我，马洛。你坐三天牢，不会只因为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你收了钱。我不知道谁付的，但我心里有数。我想到的那个人很有钱。伦诺克斯案结束了，不会再重新调查，即或——”他猛然打住，用手套拍打桌缘。

“即或特里没有杀她。”我说。

他略显惊讶，但只是像周末露水姻缘的婚戒，很轻。“我真想同意你这个看法，便宜货。可是说不通。如果说得通——特里希望是这样的——那就维持现状吧。”

我没开腔。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咧嘴一笑。“骑红色大踏板车的泰山。”他拖长了嗓门说，“硬汉。让我进来踹他几脚。一个花几文钱就可以雇到、任何人都可以作威作福的人。没有钱，没有家庭，没有前途，什么都没有。改天再见，便宜货。”

我绷紧下巴静坐着，眼睛凝视着他放在桌角的闪亮金烟盒，感觉很累。我慢慢站起来，伸手去拿烟盒。

“你忘了这个。”我绕过书桌说。

“我有五六个。”他讥诮道。

我走到他近旁，递上烟盒。他漫不经心地伸手来接。“来五六记这个怎么样？”我一面问，一面用力打他的肚子。

他哀号着弯下腰，烟盒掉在地板上。他退后顶着墙壁，双手前后抽搐，用力把空气吸进肺里，全身冷汗直流。慢慢地他努力站直，我们又四目相对了。我伸手用一根指头抚摸他的下巴。他静静忍受。最后他的褐色脸上勉强挤出笑容。

“我没想到你有这个种。”他说。

“下回带枪来——否则别叫我便宜货。”

“我有个手下带了枪。”

“带他同行。你会用得着他。”

“马洛，你发起火来真狠。”

我用脚把金烟盒拨到一边，弯身捡起来交给他。他接过放进口袋。

“我不懂，”我说，“你为什么舍得花时间到这儿来嘲笑我。而且这么单调。所有硬汉都单调。就像玩纸牌，整沓都是A，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你只是坐在那儿看着自己。难怪特里不向你求援。那种感觉会跟向妓女借钱差不多。”

他轻轻用两根手指头按着胃部，说：“你说这话我很遗憾，便宜货。你俏皮话说得太多了。”

他走到门口，打开门。门外的保镖从对面的墙角边直起身子，转过来。梅嫩德斯扭扭头，保镖走进办公室，站在那儿面无表情地打量我。

梅嫩德斯说：“奇克，好好看看他，确定有必要时认得出来他。你跟他有一天也许有事要谈。”

“我已经见过他了，老大。”肤色黝黑、稳重不多话的家伙用他们最爱用的嘴唇不动的方式说，“他不敢惹我。”

“别让他打你的肚子，”梅嫩德斯苦笑说，“他的右钩拳不是吃素的。”

保镖只是朝我冷笑道：“他近不了我的身。”

“好吧，再见，便宜货。”梅嫩德斯说着向外走。

“改天见，”保镖漠然地说，“我名叫奇克·阿戈斯廷。我猜你有一天会认识我。”

“像一张脏报纸，”我说，“提醒我不要踩你的脸。”

他下巴的肌肉鼓鼓的，然后突然转身，跟在老板后面走出去。

气压绞链门慢慢关上。我仔细听，但没听见脚步声横过大厅。他们走路轻得像猫。为了确定恶客走了没有，一分钟后我再开门向外望，大厅空空如也。

我回到书桌前坐下，花了一点儿时间思索梅嫩德斯这种流氓为什么舍得花时间亲自来我办公室，警告我少管闲事，几分钟前我接到休厄尔·恩迪科特的警告，表达方式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的。

我没想通，觉得不妨查查看。我拿起听筒，打叫人电话（叫人电话（Person-to-person call）是指定对方本人接听的电话，对方未接电话则不计电话费。）到拉斯维加斯的泥龟俱乐部，菲利普·马洛找兰迪·斯塔尔先生。没结果。斯塔尔先生出城去了，我要不要跟别人说话？不要。

之后三天没发生什么事。没人揍我、对我放枪，或者来电话警告我少管闲事。没有人雇我去找流浪的女儿、出轨的妻子、遗失的珍珠项链或者失踪的遗嘱。我只是坐在那儿对墙壁发呆。伦诺克斯案突然发生，又突然消失了。有一个简短的庭审，我没被传唤。庭审定在一个古怪的时间，事先没宣告，也没有陪审团。法医自行裁决：西尔维娅·波特·韦斯特海·迪·乔治·伦诺克斯的死亡是由于她丈夫泰伦斯·威廉·伦诺克斯（特里是泰伦斯的昵称。）蓄意谋杀，她丈夫已在法医办公室的辖区外死亡。他们肯定会宣读一份自白列为记录，其效力也肯定已足够让法医满意了。

尸体发回安葬，用飞机北运，埋在家庭墓穴中。新闻界没有受邀。没有人接受访问，哈伦·波特更不会，他从来不接受访问。他差不多像西藏的喇嘛一样很少露面。财产上亿的人在仆佣、保镖、律师和驯良的经理人才的保护下过着奇特的生活。他们应该也吃饭、睡觉、理发、穿衣服。可是你永远没法确定。你读到或听到的相关消息已经被一群公关人才加工过了，他们拿高薪，替主子创造并维持一种单纯、干净、讲究如消毒针头那样好用的形象。不一定要是真的。只要跟大众已知的事实一致就行了，而大众已知的事实屈指可数。

第三天下午近晚时分，电话铃响了，来电的人自称霍华德·斯潘塞，是一家纽约出版社派来加州办事的代表，他有问题要跟我讨论，约我次日十一点在丽兹贝弗利大酒店的酒吧碰面。

我问他是哪一类的问题。

“很微妙的，”他说，“可是完全合乎道德。如果我们没谈拢，我会付你钟点费，自然。”

“谢谢你，斯潘塞先生。那倒不必。是我认识的人向你推荐我的吗？”

“马洛先生，一个知道你——包括你最近跟法律有小冲突的人。可以说我是因此才对你感兴趣的。不过，我的事跟那件悲剧无关。就这样吧——我们边喝边讨论，别在电话里谈。”

“你确定你想跟坐过牢的人打交道吗？”

他笑了。他的笑声和说话声都十分悦耳。纽约人还没学会说弗拉特布什（弗拉特布什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口音以前就习惯这样子说话。

“马洛先生，依我看来，这就是推荐了。我要说明一下，不是指你坐牢这件事，而是指，呃，你似乎完全保持缄默，甚至受到压力也没开口。”

他说话充满标点，像一本厚小说。反正在电话中是如此。

“好吧，斯潘塞先生，我明天早上到那儿。”

他道谢后就把电话挂了。我想不通谁会替我做广告。我以为是休厄尔·恩迪科特，就打电话过去查。但他已经出城一个礼拜了，还没回来。其实不重要。就连我这一行偶尔也会有满意的客户啊。我需要工作，因为我缺钱——不如说我自以为缺钱。到了那天晚上回家，发现一封信里裹夹了一张“麦迪逊肖像”（五千美元面值的美元上是詹姆斯·麦迪逊的肖像，麦迪逊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曾就任美国第四任总统。），我才改变了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