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点我坐在餐厅加盖部分那一头算过来右边第三个小隔间里，背对着墙，任何人进来或出去我都看得见。那天天气晴朗，没有雾，连云都没有；游泳池从酒吧的玻璃墙外沿伸到餐厅另一头，太阳照得池面亮闪闪的。一位穿白色鲨鱼皮泳装的性感女郎正由扶梯爬上高台。我望着她褐色大腿和泳衣之间的一道白圈，心荡神驰。接着她突然消失，被深深悬垂的屋顶挡住了。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她转了一圈半跃下水，溅起高高的水花，映出阳光，形成一道彩虹，彩虹几乎跟少女一样漂亮。然后她爬上扶梯，解下白色泳帽，抖一抖白色的泳衣，屁股一扭一扭走到一张白色小桌前，坐在一位穿白色斜纹裤子、戴眼镜，肤色晒成均匀黑色的小伙子身边，那人一定是受雇在池畔服务的人。他伸手拍拍她的腿，她张开血盆大口笑起来。我对她的兴趣完全消失了。我听不见她笑，但只要看她露出牙齿在脸上咧出一个大洞就够了。

酒吧空空的。往下数，隔两个小间，有两位服装怪异的痞子正互相卖弄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电影片段。他们中间的台面上有一部电话，每隔三分钟他们就玩拼凑游戏，看谁能打电话给制片人扎努克（达里尔·F. 扎努克（Darryl Zanuck 1902—1979），好莱坞著名制片人，1933年与他人合作成立二十世纪电影公司，后与福克斯公司合并，自任总裁二十余年，他制作过《最长的一日》和《音乐之声》等百余部名片。）提供热门的点子。他们年轻、黝黑、热切、充满活力。虽只是打电话，肌肉的活动不亚于我把一个胖子扛上四五段楼梯。有一个伤心的家伙坐在吧台上跟酒保说话，酒保一面擦酒杯一面听他说，脸上挂着假笑，一副恨不得尖叫几声的表情。顾客已届中年，衣着美观，已喝醉了。他想说话，就算不是真心想说，也停不下来。他彬彬有礼又友善，我听他说话好像还算清楚，但你知道他放不下酒瓶，只有晚上睡觉才松手。他下半辈子都会这样的，就连他告诉你的话，也不是实情。充其量只是他所知事实的扭曲记忆而已。全世界每一个安静的酒吧都有这样的伤心男子。

我看看手表，我们这位大权在握的出版家已经迟到二十分钟。我再等半个钟头就走。全听顾客的划不来。他若能对你作威作福，就会以为别人可以任意摆布你，他雇你可不是为这个目的。现在我不怎么缺工作，绝不让一个东部来的笨瓜把我当牵马童——那种经理人才在木板装潢的八十五楼办公室上班，办公室有一排按钮和一个对讲机、一位穿哈蒂·卡内基（哈蒂·卡内基（Hattie Carnegie），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有影响的服装设计师。）职业妇女专属服装、美丽的大眼睛里充满许诺的秘书。他是那种你九点整到，而他自己两个钟头后喝了一杯双份的鸡尾酒才飘飘而来，如果你不挂着笑容静静坐着等他，他那受到冒犯的经理才华会突然发作，事后要在阿卡普尔科（阿卡普尔科（Acapulco）位于太平洋沿岸、距离墨西哥城约三百公里，是墨西哥格雷罗州重要的港口城市。）度假五周，才能复原。

老酒吧服务员由我身边走过，轻轻地瞄我的淡苏格兰威士忌加水，我摇摇头，他晃了晃白脑袋，这时候一位梦幻一样的女人走了进来。我觉得酒吧一下鸦雀无声，老千不再玩纸牌，高凳上的酒鬼不再滔滔不绝——指挥在音乐台上轻轻敲一声，举起手臂，叫大家安静时，气氛就是如此。

她又高又瘦，身穿裁缝特制的白麻纱衣，脖子上围着一条黑白圆点丝巾。头发是童话公主的那种浅金色。她戴了一顶小帽，帽子下的金丝像鸟巢中的小鸟服服帖帖的。眼珠子呈罕见的矢车菊蓝色，睫毛很长，色泽稍嫌浅了一点。她走到对面的餐台，脱下手套，老服务员特地为她拉出餐台，绝对没有一位服务员肯为我这么做。她坐下来，把手套塞进皮包带子下面，含笑谢谢他，笑得温柔而纯洁，他迷得差一点儿瘫痪。她用很低的嗓音跟他说了一句话。他低着头匆匆走开。这家伙的人生真像有了重大的使命呢。

我瞪着眼睛瞧。她瞥见我的目光，视线抬高半英寸，我已经不在她的视线中了。但无论她看不看得见我，我都屏息不敢出声。

世上有金发碧眼之人，但金发碧眼现在几乎已变成一个滑稽的词了。一切金发碧眼的人都各有特点，大概只有白得像漂白的祖鲁族（祖鲁族（Zulu），恩古尼人的北支，是南非第一大民族。）、脾气软得像人行道那种除外。有唧唧喳喳的金发小可爱，有用冰蓝目光拦截你的雕像型金发壮妇。有仰视你、体味清香、闪闪发亮、吊着你的膀子，你带她回家她却总是很累很累的金发美人。她做出无奈的手势，头疼得要命，害你恨不得揍她一顿，却又深深庆幸自己及早发现她头疼的事，还没有在她身上花费太多时间、金钱和希望。因为头疼会永远存在，成为永不磨损的利器，比暴徒的刀剑或古罗马烈妇卢克雷西亚（卢克雷西亚·博尔贾（Lucrezia Borgia，1480—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贵族女子，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女，因政治原因被其父婚配三次。她毕生热心赞助学术与艺术。她美貌非凡。据传她曾参与其家族下毒杀害对手的计划，并与父兄有乱伦关系。）的毒药瓶更厉害。

有那种温柔、嗜酒的金发美人，只要是貂皮，什么样的衣服她都肯穿，只要是星光屋顶，她什么地方都肯去；还有活泼孟浪的金发美人，像个小哥儿们，样样要自己付钱，充满阳光和常识，精通柔道，可以一边过肩摔倒一个卡车司机，一边看《星期六评论》（《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于1923年创刊，主要内容包括书评，以及各种关于文学、图书、作家及出版界的文章。），至多只看漏一个句子；还有那患了非致命性贫血绝症的苍白金发美人，萎靡不振，鬼魅一般，谈话轻声细语，你不能对她动一根指头，首先你根本不想这么做，其次她不是在读原文的《荒原》或原文的但丁，就是在读卡夫卡或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19世纪丹麦神秘主义哲学家，基督教思想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或者在研究普罗旺斯文。她热爱音乐，纽约爱乐乐团演奏辛德米特（保罗·辛德米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美籍德国作曲家、指挥家。）的作品时，她会告诉你六把低音提琴中哪一个慢了四分之一拍。听说托斯卡尼尼（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1867—1957），著名意大利指挥家、大提琴演奏家。）也听得出来。全世界就他们两个内行。

最后还有风华绝代的展示品型，死过三个大歹徒男友后，她们先后嫁给两位百万富翁，每位一百万，老来在昂蒂布海角（昂蒂布海角（Cap d'Antibes），著名法国海滨旅游胜地。）拥有一栋浅色玫瑰别墅，一辆两座的阿尔法·罗密欧（阿尔法·罗密欧（Alfa Romeo），意大利出品的顶级轿车厂牌。），一窝已经是老皮老脸的贵族朋友——她对他们全都很亲昵却心不在焉，像老公爵对管家道晚安一样。

对面的梦幻一样的女人不属于上述各类，甚至不属于那种世界。她难以归类，像山泉一般幽远和清纯，像水色一样难以捉摸。我还在盯着她瞧，旁边有个声音说：“我迟到得太久了。对不起。都是这个的错。我名叫霍华德·斯潘塞。你是马洛，当然。”

我转头看他。他是中年人，相当丰满，衣着漫不经心，但胡子刮得很干净，稀疏的头发光溜溜地往后梳，小心盖住两耳间宽宽的脑袋。他穿着俗气的双排扣马甲，在加州很少人穿，也许来做客的波士顿人偶尔会穿穿。他戴着无框眼镜，正在轻拍一个破旧的公事包，所谓“这个”显然就是指它。

“三部新的足本手稿。小说。我们还没机会退掉就先把它弄丢，那可就尴尬了。”老服务员正把一杯高高的绿色玩意儿放在美人面前，然后往后退了一步。斯潘塞示意他过来。“我特别喜欢金酒加柳橙汁。实在是很蠢的一种酒。你要不要也来一杯？”

我点点头，老服务员走开了。

我指指公事包说：“你怎么知道你会退掉？”

“如果真好，就不会由作家亲自送到酒店来啦。纽约的经纪人会先要去。”

“那又何必收下呢？”

“一方面是为了不伤感情，一方面是因为所有出版商都希望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发掘好作品。但大体是因为鸡尾酒会上被引介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有些小说已经写好了，你有点儿醉，对人慷慨多情起来，顺口说你想看看脚本。东西就以令人作呕的速度送到酒店来，你好歹总得看看吧。不过我想你对出版商和他们的问题不会感兴趣。”

服务员端来饮料。斯潘塞拿起他那杯，痛快牛饮。他没看对面的金发美女一眼，注意力完全放在我身上。他是很好的中间人。

“如果跟工作有关，”我说，“我偶尔也可以看看书。”

“我们有个重要的作家住在这一带。”他很随意地说，“也许你读过他的东西。是罗杰·韦德。”

“哟嗬。”

“我懂你的意思。”他苦笑道，“你不喜欢历史浪漫传奇。可是销路好极了。”

“我没别的意思，斯潘塞先生。我翻过他的书。我觉得是垃圾。这么说不对吗？”

他咧嘴一笑，说：“噢，不。很多人跟你有同感。问题是目前他的书随便怎么样都畅销。现在成本这么高，每个出版商手头都得有一两位这种作家。”

我看看对面的金发美人。她喝完了青柠汽水之类的，正在看一个显微镜似的手表。酒吧人多起来，但还太吵。两个赌徒还在挥手，吧台边凳子上的独酌客有了两个酒友。我回头看霍华德·斯潘塞。

“跟你的问题有关吗？”我问他，“我是说这位姓韦德的家伙。”

他点点头，又仔细地打量我一眼，说：“马洛先生，谈谈你自己吧。我是说，如果你不排斥这个请求的话。”

“谈哪一类的事？我是领执照的私人侦探，而且已经干了一阵子了。我是孤狼，没结婚，已届中年，不富有。我入狱不止一次，我不办离婚案件。我喜欢醇酒、女人、下棋等。警察不太喜欢我，可是我认识一两个合得来的。我是本地人，出生在圣塔罗沙，双亲都死了，没有兄弟姐妹，万一我以后在暗巷子被杀——这一行谁都可能出事，很多其他行业或者根本没做事的人也一样——我死了没有人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崩溃。”

“我明白了，”他说，“可是，你并没说出我想知道的事。”

他把金酒加柳橙汁喝完，我不喜欢。我对他咧咧嘴，说：“有一项我省略了，斯潘塞先生。我口袋里有一张‘麦迪逊肖像’。”

“麦迪逊总统的肖像？我恐怕不——”

“一张五千块钱的大钞，”我说，“随时带着。我的幸运符。”

“老天，”他压低了嗓门说，“那不是非常危险吗？”

“是谁说的来着，超过某一点后所有的危险都是相等的？”

“我想是沃尔特·巴格奥特（沃尔特·巴格奥特（Walter Bagehot，1826—1877），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说的。他谈的是修筑烟囱的人。”然后他笑一笑，“抱歉，但我是出版商。马洛，你没问题。我要在你身上冒个险，否则你会叫我滚蛋。对吧？”

我也向他笑笑。他召唤服务员，又点了两杯酒。

他小心翼翼地说：“嗯，我们在罗杰·韦德身上遇到了大麻烦，他没办法写完一本书。他失去了自制能力，背后有隐情。他好像快要崩溃了，酗酒乱发脾气。他每隔一阵子就会连着失踪几天。不久前他把妻子推下楼，害得她断了五根肋骨住进医院。他们之间没有一般所谓的问题，完全没有。那人只是酒醉发疯。”斯潘塞往后仰，郁郁地看着我，“我们必须让那本书完成，非常重要，事关我的饭碗。可是我们需要的不止这些。我们要挽救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他应该可以写出比以往更好的作品。有一件事很不对劲，这回他甚至不肯见我。听起来好像该找心理医生，我明白。韦德太太不同意，她相信他完全正常，只是有事情让他担心得半死，例如勒索之类的。韦德夫妇已经结婚五年。可能有什么过去的往事困扰着他，甚至可能——只是瞎猜——开车压死人逃逸之类的，有人发现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我们想知道，而且我们愿意付一大笔钱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证明是医疗问题，噢——那就算了。如果不是，非找出答案不可。同时韦德太太也该受到保护，下回他说不定会害死她。世事难料。”

第二轮酒开始了。我那杯原封不动，看他一口气吞下了半杯。我点了一根烟，只管瞪着他瞧。

“你要的不是侦探，”我说，“你要的是魔术师。我能干什么？如果我恰好在正确的时间到场，如果我觉得他不难应付，也许可以把他打昏，扶他上床。可是我必须在场啊。机会是百分之一。你知道吗？”

“他个子跟你差不多。”斯潘塞说，“但他的体能状况不如你。你可以随时在场。”

“不见得。醉鬼狡猾，他一定会挑我不在的时候发作。我又不是在男护士市场求职。”

“男护士一点儿用都没有。罗杰·韦德也不会接受男护士。他是很有才华的人，只是失去了自制力。他写垃圾给愚蠢的读者看，赚了太多的钱。可是作家唯一的救赎就是写作。他身上如果有任何优点，总会显露出来的。”

我不耐烦地说：“好吧，我相信他。他很棒，他也很危险。他有犯罪的秘密，想泡在酒精里把它忘掉。斯潘塞先生，我不善于处理这一类的问题。”

“我明白了。”他看看手表，愁得脸都皱了起来，面孔看来更老更瘦小了。“好吧，我总得试试嘛。”

他伸手拿他的公事包。我看看对面的金发美女，她准备要走了。白发服务员正跟她结账，她给了他一点儿钱，嫣然一笑，他高兴得像跟上帝握过手似的。她翘起嘴唇，戴上白手套，服务员把餐台拖开，让她大步跨出来。

我看看斯潘塞。他正望着桌边的杯子皱眉头，公事包放在膝上。

“听好。”我说，“如果你不反对，我会去见那个人，估量估量他。我要跟他妻子谈谈。不过我猜他会把我扔出屋外。”

斯潘塞没开口，另一个声音说：“不，马洛先生，我想他不会。相反地，我想他也许会喜欢你。”

我抬头望见一双紫蓝色的眼睛。她站在餐台的另一头。我站起来，笨手笨脚地斜插进小隔间后侧，一副无法开溜只得呆立的模样。

“请不要站起来。”她的声音柔得像夏日蓝天上的白云，“我知道我该向你道歉，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先观察观察你，再出面自我介绍，我是艾琳·韦德。”

斯潘塞阴沉沉地说：“艾琳，他不感兴趣。”

她微微一笑。“我不这么想。”

我打起精神，站都站不稳，张着嘴喘气。像甜甜的女毕业生，她实在美极了。近看简直叫人骨头都酥了。

“我没说我不感兴趣，韦德太太。我的意思是说我恐怕帮不上忙，不该乱试，不然可能反而有害。”

现在她非常严肃，笑容不见了。“你决定得太快了。你不能以人的行动来判断人。若要判断，该凭他们的本性。”

我茫茫然地点头。因为我对特里·伦诺克斯就有这种想法。从行为上看他绝非好货色，只在散兵坑有过瞬间的光荣——如果梅嫩德斯说的是真话——可是行动不足以反映一切。他是一个外人不可能讨厌的男子。你一辈子碰见的人，有几个能称得上这样的？

她轻轻加上一句：“而且你还得知道他们是这种人。再见，马洛先生。万一你改变主意……”她快速打开手提袋，给我一张名片。“谢谢你赏光。”

她向斯潘塞点点头就走开了。我目送她走出酒吧，沿着玻璃加盖部分走到餐厅。她的姿势美极了。我望着她转到通往大厅的拱门下，看见她转弯时白色麻纱裙最后一闪。然后我放轻松坐进小隔间，拿起金酒加柳橙汁。

斯潘塞正望着我。他眼中有一股凶焰。

“表现不错。”我说，“可是你应该偶尔看看她才对。那样的梦幻一样的女人只要坐在对面二十分钟，你不可能视若无睹。”

“我真蠢，对吧？”他勉强露出笑容，其实不想笑。他不喜欢我刚才看她的眼神。“大家对私人侦探的看法有点儿怪。想到家里安插了一个——”

“休想把我这个侦探摆进你家。”我说，“反正请先编出另一个故事再说。你不该要我相信竟然有人——不管酒醉或清醒——把那个绝代佳丽推下楼，让她跌断五根肋骨。”

他满面通红，双手抓紧公事包。“你以为我撒谎？”

“有什么差别？你已经演出过了。说不定你自己迷上了那位夫人。”

他突然站起来。“我不喜欢你的口气，”他说，“我不确定自己喜不喜欢你。帮个忙，把这件事给忘了。我想这够付你的钟点费了吧。”

他在桌上扔了二十块钱，外加给服务员的一点儿小费。他静静地站着俯视了我一会儿，眼睛很亮，脸色还红红的。“我已经结婚了，有四个孩子。”他唐突地说。

“恭喜。”

他喉咙里咕噜一声，转身离去，走得相当快。我只目送了他一会儿。我把剩下的酒喝光，拿出香烟，抽一根出来，塞进嘴里点上。老服务员走过来看看桌上的钱。

“先生，要我另外给你端点什么来吗？”

“不。钱都给你。”

他慢慢捡起来，说：“先生，这是一张二十块钱的钞票。那位先生搞错了。”

“他认得字。钱都给你。”我说。

“我非常非常感激。先生，如果你确定——”

“十分确定。”

他猛点着头走开了，看来很担心。酒吧的人渐渐多起来，有两个曲线玲珑的少女一面唱歌一面挥手走过去。她们认识附近那个小隔间的两个愣小子。空气中开始洒满“亲爱的”声和桃红的指甲。

我抽了半根烟，凭空怒目皱眉，然后起身离开。我转身拿烟盒时，背后有东西撞了我的脑袋瓜一下。正合我意。我转过身来，看到一位咧着大嘴哗众取宠的家伙穿着满是褶子的牛津法兰绒走过去的侧影。他像大众情人般伸开双臂，像一个拍卖从不亏损的家伙咧着二英寸高六英寸宽的笑容。

我抓住他伸出的手臂，把他转过来，说：“怎么啦，小子？走道不够宽，容不下你这号人物？”

他挣脱手臂，发起狠来。“老兄，别自以为了不起。我也许会打掉你的下巴。”

“哈哈，”我说，“你会替扬基队守中外野，用长面包击出一支全垒打。”

他握起多肉的拳头。

“宝贝，想想你修过的指甲。”我对他说。

他克制住情绪。“神经病，自作聪明的小子，”他不屑地说，“下回，等我脑子里没这么多事要想的时候。”

“还能比现在更少吗？”

“走啊，快滚。”他咆哮道，“再说句笑话，你就得换新牙床了。”

我向他咧嘴一笑：“打电话给我，小子。可是对白要换好一点儿的。”

他的表情一变，突然笑起来。“你的照片上过报，老兄？”

“只有钉在邮局的那种海报。”

“我在警方人像簿里见过你。”他说着就走开了，嘴还咧着。这种事真蠢，但可以摆脱内心的感受。我顺着加盖屋穿过旅馆大厅，来到正门口，在门里戴上太阳眼镜。直到上了自己的车，我才想起要看看艾琳·韦德给我的名片，跟正式名片不同，上面有住址和电话号码。罗杰·斯特恩斯·韦德太太，艾德瓦利路一二四七号，电话是艾德瓦利五一六三二四。

我对艾德瓦利知之甚详，也知道那儿跟当年入口设门房和私人警力、湖上开赌场、有五十块钱一夜的卖春女时已大不相同。赌场关掉以后，已经洗干净的钱接管了广大的地区。这些钱使它成为地块划分商的最爱。有一个俱乐部拥有湖泊和湖前的土地，如果他们不让你加入俱乐部，你就不能在水上玩。具有排他性，不只表示昂贵而已。我在艾德瓦利就像洋葱摆在香蕉船甜点上，格格不入。

那天下午霍华德·斯潘塞打电话给我。他气头过去了，想要说声抱歉，说他没处理好那个场面，说我也许肯再考虑。

“如果他请我，我会去看看他。否则不干。”

“我明白了。会有丰厚的大红包——”

“听好，斯潘塞先生，”我不耐烦地说，“你不能花钱雇命运。如果韦德太太怕那家伙，她可以搬出去，那是她的问题。没有人能每天二十四小时保护她，防范她的丈夫。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保护。可是你要的还不止这些，你想知道那家伙何时何地，以及为什么出轨，然后想办法让他不再犯——至少在他写完那本书之前不再犯。一切要看他自己。如果他想写那本混蛋书，他会暂时不喝酒，写完再说。你的要求太过分了。”

“事情都凑一起了，”他说，“它们是同一个问题。但我大致了解了。对你这一行来说太微妙了一些。好吧，再见。我今晚飞回纽约。”

“祝你一路顺风。”

他谢谢我，就挂了电话。我忘了说我把他的二十块钱送给服务员了。我想打电话回去告诉他，又觉得他已经够可怜了。

我关上办公室，往维克托酒吧的方向走，想照着特里信里的吩咐，去喝一杯螺丝起子。中途我改变主意。我的心情不够感伤。我到罗瑞酒吧喝了一杯马提尼，吃了一客牛肋眼肉排和约克夏布丁。

回到家，我打开电视看拳赛。不精彩，只是一群拳师跳来跳去的，他们真该为阿瑟·默里（阿瑟·默里（Arthur Murray），1895年出生于纽约，他17岁时开始在夜间教授舞蹈课程。现在世界各地都有阿瑟·默里舞蹈学校，传授拉丁舞等。）工作才对。他们只会出刺拳、蹦上蹦下、佯攻让彼此失去平衡。没有一位出拳重得能吵醒瞌睡中的老祖母。观众嘘声四起，裁判不断拍手叫他们进攻，他们却继续晃来晃去，慌慌张张，戳出左长拳。我转到另一个台，看一出犯罪剧。罪行发生在一个衣橱里，剧中的面孔疲惫又太熟悉，一点儿也不美。对话是填字游戏都不会用的怪字句。侦探用了一个黑人仆役来引进一点喜剧效果。根本用不着，他自己就够滑稽了。广告片很烂，连养在铁丝网和破酒瓶堆的山羊看了都会作呕。

我关了电视，抽一根卷得很紧的长杆凉烟。对喉咙不错，是好烟草做的，我忘了注意是什么牌子。我正准备睡觉，凶杀组的警探格林打电话给我。

“你大概有兴趣知道，你的朋友伦诺克斯两天前在他去世的墨西哥小镇下葬了。一位律师代表家属到那边参加了葬礼。这回你很幸运，马洛。下回你千万不要想帮朋友逃出国了。”

“他身上有几个弹孔？”

他吼道：“这算什么？”然后他沉默了一段时间，这才过度小心地说：“一个啊，我猜。打脑袋通常一个就够了。律师带回一套指纹和他口袋里杂七杂八的东西。你还想知道什么？”

“有啊，可是你不会告诉我。我想知道是谁杀了伦诺克斯的老婆。”

“咦，格伦茨不是跟你说过他留下一份完整的自白吗？反正报上是这么说的。你不再看报了吗？”

“多谢你打电话给我，警官。你真客气。”

“听着，马洛，”他粗声粗气地说，“如果你对这个案子瞎起什么怪念头，乱开腔会给你惹来很多大麻烦的。案子已经了结，封尘了。对你来说真是幸运。事后从犯在本州要判五年。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当警察这么多年，深知人坐牢不见得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法庭上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晚安。”

他对着我的耳朵挂了电话。我放下听筒，心想一个良心不安的正直警察随时会装狠。不正直的警察也一样，其实几乎人人如此。包括我在内。